“你有金盏花吗？”助产士问，“我还需要半边莲和金缕梅。”

她坐在厨房流理台前，看着母亲在我们的桦木橱柜里翻找。她们之间的台面上放着一台电子秤，母亲偶尔会用它给干树叶称重。那是春天，尽管阳光明媚，早晨还是有一丝寒意。

“我上周做了一批新鲜的金盏花酊剂，”母亲说，“塔拉，快去拿来。”

我取回酊剂，母亲把它和干药草一起装在一个塑料食品袋里。“还需要别的吗？”母亲大笑着说，音调很高，很紧张。助产士让她感到害怕，每当害怕时，母亲就会变得轻飘飘的，而每当助产士做出一个缓慢而坚定的动作，她都晃来晃去。

助产士浏览了一下清单。“够了。”

她又矮又胖，四十多岁，有十一个孩子，下巴上长着一个黄褐色的疣。她的头发和田鼠一个颜色，是我见过的最长的。当她把绷紧的发髻解开时，头发如瀑布般垂落至膝处。她面容阴沉，嗓音粗重而威严。她没有执照，也没有证书。助产士完全是她自我认证的，但这就足够了。

母亲将做她的助手。记得第一天我看着她们，暗自比较。母亲有着玫瑰花瓣般的皮肤，头发卷成柔软的波浪，在肩膀周围跳来跳去，眼皮闪闪发亮。母亲每天早上都化妆，如果来不及化妆，她一整天都会为此道歉，就好像不化妆给所有人都带来了不便。

助产士看上去仿佛已经有十年没在意过外表了，而她的举止让你感觉注意到这点很愚蠢。

助产士怀里抱着母亲的草药，点头道别。

助产士下次来我家时，带着她的女儿玛丽亚。玛丽亚站在她母亲旁边，模仿她的动作，一个婴儿背在她九岁的精瘦的身体上。我满怀期待地盯着她。我没见过多少像我一样不上学的女孩。我慢慢靠近她，试图吸引她的注意，但她全神贯注地听她母亲说话，她母亲正在解释如何用痉挛树皮和益母草调治产后子宫收缩。玛丽亚点头表示赞同，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母亲的脸。

我独自拖着沉重的脚步穿过走廊，来到自己房间，但当我转身要关门，发现她站在那里，仍然背着婴儿。小宝宝肉嘟嘟的，她不得不使劲弯着腰才背得住他。

“你要去吗？”她说。

我不明白她在问什么。

“我总会去，”她说，“你见过生孩子吗？”

“没有。”

“我见过很多次了。你知道婴儿‘臀位’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我回答，感觉像是在道歉。

母亲第一次去协助生产，在外面待了两天。然后她从后门飘了进来，脸色苍白，近乎透明，飘移到沙发上，浑身直打哆嗦。“太可怕了，”她低声说，“连朱迪也说自己被吓到了。”母亲闭上了眼睛，“可她看上去并不害怕。”

母亲休息了几分钟，直到恢复了一些颜色，才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分娩过程漫长又折磨人，当婴儿终于降生时，产妇已经严重撕裂。到处都是血。大出血不止。就在这时，母亲才意识到脐带一度缠住了婴儿的喉咙。婴儿全身发紫，一动不动，母亲还以为他死了。母亲讲述这些细节时，面无血色，像鸡蛋一样苍白，最后她坐下来，用双臂环抱住自己。

奥黛丽泡了甘菊茶，之后我们让母亲上床睡觉。那天晚上爸爸回家时，母亲又把这件事给他讲了一遍。“我做不到，”她说，“朱迪可以，但我不行。”爸爸把胳膊搭在她肩上。“这是上帝的召唤，”他说，“有时候上帝要求我们做的事充满艰难。”

母亲不想当助产士。这自始至终都是爸爸的主意，是他自力更生计划的一部分。没有什么比我们依赖政府更令他厌恶的了。爸爸说总有一天我们会完全自给自足。待他一筹到钱，他就计划修建一条从山上取水的管道，然后在农场各处安装太阳能电池板。这样，在世界末日，当其他人都生活在黑暗中，喝水坑里的水，我们还有水和电。母亲是草药师，所以她能照料我们的健康；如果她学会助产，就能在孙子孙女出生时接生了。

第一次接生过后几天，助产士来看望母亲。她带着玛丽亚，玛丽亚又跟着我来到我的房间。“你母亲第一次接生就不顺利，真是太糟糕了。”她笑着说，“下一次就容易多了。”

几周后，这个预言应验了。那是午夜时分。因为我们没有电话，助产士打给了山下奶奶。奶奶爬上山来到我家，又累又气，大喊着让母亲去“扮医生”。她只待了几分钟就把全家人都吵醒了。“为什么你们这些人不能和别人一样去医院，我真不明白。”她大叫着，砰的一声关上门走了。

母亲拿上她的小手提袋和装满酊剂黑瓶的工具箱，缓缓走出家门。我很担心，一晚上没睡好。但第二天早晨母亲回到家时，头发乱作一团，眼睛下面有黑眼圈，咧着嘴露出灿烂的笑容。“是个女孩。”她说。然后她上床睡了一整天。

就这样过了几个月，母亲随时都会离开家，再哆哆嗦嗦地回到家，为终于了了一桩事而松了一口气。当树叶开始凋落时，她已经帮忙接生了十几个孩子。到冬天过完，已有几十个孩子。春天，她告诉父亲，她干够了，如果世界末日来临，如果她迫不得已，她会接生孩子的，但现在她不想干了。

听到她说这话，爸爸脸色一沉。他提醒她这是上帝的旨意，这会保佑我们的家人。“你需要成为一名助产士，”他说，“你需要独自一人接生孩子。”

母亲摇了摇头。“我不行，”她说，“再说了，人家都去找朱迪，谁会雇我呢？”

挑战上帝的意志，给她自己带来了厄运。不久，玛丽亚告诉我，她父亲在怀俄明州找到了一份新工作。“我妈妈说接生的活该由你母亲接管。”玛丽亚说。一个激动人心的形象在我想象中成形，我扮演玛丽亚的角色，成了助产士的女儿，自信、博学。但当我转过身来看着站在我身旁的母亲时，那个形象瞬间蒸发了。

助产在爱达荷州并不违法，但尚未得到批准。如果分娩出了问题，助产士可能会面临无证行医的指控；如果出了大事故，助产士可能会面临过失杀人的刑事指控，甚至要坐牢。鲜有哪个女人甘愿冒此风险，所以助产士很稀缺：朱迪离开去怀俄明州的那天，母亲成了方圆百英里内唯一的助产士。

挺着大肚子的女人开始陆陆续续来到我家，请求母亲为她们接生孩子。母亲一想到这个就皱眉。一个女人坐在我们家褪色的黄沙发边缘，眼睛低垂，解释说，她的丈夫失业了，家里没钱去医院。母亲静静地坐着，眼神专注，双唇紧闭，整个表情瞬间凝固。接着她的表情缓和了，小声说：“我不是助产士，只是个助手。”

那个女人又来了好几次，一次次坐在我们家沙发上，讲述她以前生孩子的顺利过程。每当爸爸从废料场看到那个女人的车，他总是借口要喝水，从后门悄悄溜进屋，然后站在厨房里，一边不紧不慢、一声不吭地小口啜饮，一边向起居室方向竖起耳朵偷听。每次那个女人离开后，爸爸都难以抑制他的兴奋。最后，也许是因为那个女人的绝望，也许是因为爸爸的喜悦，也许是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母亲让步了。

生产过程很是顺利。接着这个女人有个朋友也怀孕了，也叫母亲去接生。然后那个女人也有个朋友要生孩子。母亲雇了一个助手。没过多久，她便要接生那么多的孩子，我和奥黛丽整天都陪她开车在山谷里转悠，看着她做产前检查，开草药药方。某种程度上她成了我们的老师，因为我们很少在家上课，她以前也从未教过我们。她给我们解释所有的疗法和缓和剂用法。如果某人的血压过高，应该服用山楂以稳定胶原蛋白，扩张冠状动脉血管；如果哪个产妇过早宫缩，需要用姜泡澡，增加子宫内氧气的供应。

助产士的工作改变了我母亲。作为一名有七个孩子的成年女性，有生以来她第一次毋庸置疑地成为掌控局面的那个人。在成功为一个婴儿接生后的几天里，有时候，从她某次有力的扭头，或者画得浓重专横的眉毛上，我能察觉到她有了朱迪那样强大的气场。她不再化妆，也不再为没化妆而道歉。

母亲接生一次收费五百美元左右，这也是助产工作让她发生变化的另一种方式：突然间她有钱了。爸爸认为女人不应该工作，但我想他觉得母亲做助产士收费没有错，因为这损害了政府的利益，况且我们需要钱。虽然爸爸干起活来那股劲头无人能比，但是拆解废品、盖谷仓和干草棚并没有带来多少收入。而母亲掏腰包，用装在信封里的小额钞票买点儿食品杂货，还是帮了大忙的。有时候，如果我们一整天都在山谷里忙活，送草药、做产检，母亲就会用赚来的钱带我和奥黛丽出去吃饭。城里外婆以前送给我一本粉色日记本，封面上画着一只焦糖色的泰迪熊，里面记录着母亲第一次带我们去餐厅吃饭的情景。我是这样描述的：“真正的梦幻之地，有菜单和一切。”根据那则日记，我的那顿饭花了三美元三十美分。

母亲也用这些钱来提高自己的助产技能。她购置了一个氧气罐，以防新生儿呼吸困难。她还去上缝合课，这样就能给下体撕裂的产妇进行缝合了。以前朱迪总是把这些产妇送到医院去缝针，但母亲下决心学习此技术。我能想象她脑子里想的是什么：自力更生。

母亲用剩下的钱安装了一部电话。一天，来了一辆白色面包车，一群身穿深色工装裤的人从车上下来，爬上公路旁的电线杆。爸爸从后门冲进来，质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还以为你想安部电话呢，”母亲说，无辜的眼神里满是惊讶，“你不是说过，万一有人要生孩子，而奶奶不在家没法接电话，可就麻烦了。我心想，他说得对，我们需要安一部电话！我可真蠢！难道是我理解错了？”她继续说着，语速很快。

爸爸张着嘴站在那儿愣了几秒钟。当助产士当然需要电话，他说。接着他又返回废料场干活，没再说什么。记忆中我们还从没有过电话。但第二天电话就安好了，青柠绿的底座，表面闪着光泽，与旁边灰蒙蒙的升麻和美黄芩罐子极不相称。

卢克十五岁时让母亲给他开一份出生证明。他想报名参加驾驶培训，因为我们的大哥托尼靠开卡车拉石头赚了很多钱。卢克要是有驾照，也能干这个活。老二肖恩和老三泰勒都有出生证，只有最小的四个孩子——卢克、奥黛丽、理查德和我——没有。

母亲着手准备书面申请。我不知道她是否先和爸爸商量过。如果她商量了，我无法解释是什么原因让他改变了主意——十年来他一直拒绝到政府部门注册，为什么突然放弃了抗争——但我觉得也许是因为那部电话。父亲似乎接受了这个事实：如果真要和政府开战，必须承担一定风险。母亲做助产士是对医疗机构的颠覆，但作为助产士，她需要一部电话。也许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卢克：卢克要想赚钱供养一个家庭，购买补给，为世界末日做准备，就需要一份出生证明。还有一种可能是母亲根本没跟爸爸商量。也许是她自己做主，而他接受了她的决定。也许就连威风凛凛的父亲一时也被她的力量所震慑。

开始为卢克准备材料后，母亲决定给我们大家都办出生证明。事情比她想象中困难得多。她把房子翻了个底朝天，寻找一切可以证明我们是她的孩子的文件。什么也没找到。就我而言，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的确切生日。母亲记得是这一天，爸爸记得是那一天，山下奶奶去城里做宣誓书陈述，证明我是她的孙女，给的日期又是另外一天。

母亲打电话给盐湖城的教会总部。那里的一名办事员找到一份我婴儿时受洗的证书，还有一份我八岁时受洗的证书。所有摩门教的孩子在八岁时都要受洗。母亲请求对方提供复印件，几天后复印件寄到了。“老天呀！”母亲打开信封时说。每份文件上的出生日期都不同，而且与奶奶在宣誓书上说的日期也不符。

那个星期，母亲每天都要打好几个小时的电话。她把听筒夹在肩上，电话线伸到厨房那头，不管是煮饭、打扫，还是制作白毛茛和赐福蓟草酊剂时，都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样的话。

“当然了，她出生时就该给她注册，但当时没办，所以现在才办。”

电话那头的人小声嘟哝了几句。

“我已经对你说过了，这一星期我对你、你的下属、你下属的下属，还有其他不下五十个人都说过了，她没有上学记录或医疗记录。她没有这些！不是记录丢了！我没法去要复印件。记录压根儿就不存在！”

“她的生日？就算二十七号吧。”

“不，我不确定。”

“不，我没有文件。”

“好的，我等着。”

母亲每次坦白说不知道我的生日，对方总是让她稍等一下，把她的电话转给上级领导，仿佛不知道我哪天出生使得“我拥有身份”这整个概念都不成立了。他们似乎在说，人怎么可能没有生日？我不明白为什么不可以。在母亲决定给我办出生证明之前，我从不觉得不知道生日是件怪事。我知道我是在九月底出生的，每年我都会挑一个不是星期天的日子过生日，因为在教堂过生日很没趣。有时我希望母亲把电话递给我，这样我就可以自己解释。“和你一样，我也有生日，”我想告诉这些人，“只不过它不固定。难道你不希望能变换一下你的生日吗？”

最终，母亲说服山下奶奶重新去做宣誓书陈述，说我是二十七号出生的，尽管奶奶仍然相信二十九号才是我的生日。爱达荷州颁发了一份延期出生证明。我还记得信件寄来的那天。当我拿到第一份证明我是个人的法律证据时，我的感觉怪怪的，就好像权利被人剥夺了：在此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这还需要证明。

最后，我比卢克提前拿到了出生证明。母亲在电话里告诉那些人，说她觉得我是在九月最后一周的某一天出生时，他们默不作声。但当她告诉他们，说她不确定卢克是生在五月还是六月时，他们喋喋不休炸开了锅。

那年秋天我九岁了，陪同母亲一起去接生。几个月以来，我一直要求同去，提醒她玛丽亚在我这个年纪已经见过十几个孩子出生了。“我又不是哺乳期母亲，”她说，“没理由带你同去。再说，你也不会喜欢的。”

终于，一个有好几个小孩的女人雇母亲去接生，我便被安排在分娩期间照看孩子。

电话是半夜打来的。刺耳的电话铃声响彻门厅，我屏住呼吸，希望不是谁打错了。一分钟后，母亲来到我床边。“该走了。”说完，我们一起向车子跑去。

十英里的车程中，母亲一路叮嘱我，万一最糟糕的情况发生，联邦政府的人也来了，我该说些什么。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告诉他们母亲是一名助产士。若是他们问起我们为何在那里，我什么都不要说。母亲称之为“闭嘴艺术”。“你就一口咬定，说你睡着了，什么也没看见，什么都不知道，也不记得我们为什么来这里。”她说，“别给他们任何把我绳之以法的理由。”

母亲陷入沉默。她开车的时候，我仔细打量着她。仪表盘上的灯光照亮了她的脸，在一片漆黑的乡间道路上，她的脸色苍白得有如鬼魂。恐惧蚀刻进她的面容，在她紧锁的眉头和紧闭的双唇里。单独和我在一起，她放下了人前的伪装。她又是那副老样子，脆弱，呼吸急促。

我听见轻声低语，意识到是她发出的。她在假设突发状况。如果出了问题怎么办？如果他们对她隐瞒病史，出现并发症怎么办？或者，如果只是并不十分危急的常见状况，但她惊慌失措吓呆了，没能及时止住出血怎么办？再过几分钟我们就要到了，她颤抖的双手将掌握两条生命。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她所冒的风险。“医院里也死人，”她低语道，紧握方向盘，像幽灵一般，“有时上帝召唤他们回家，任何人都无能为力。但是如果助产士碰上这种事——”她转过身来正对着我说，“只要发生一个失误，你就只能到监狱去看我了。”

我们一到那儿，母亲立刻像变了个人似的，给那户人家的男人、女人和我接连下达了一串命令。我无法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几乎把她交代我做的事全忘了。现在我才意识到，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感觉到，她身上有股神奇的力量。

她大声下达命令，我们一言不发地执行。婴儿顺利出生，没有并发症。能亲眼见证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既神奇又浪漫，但母亲说得没错，我并不喜欢。这一过程漫长而艰辛，还弥漫着一股腹股沟难闻的汗味。

下次接生我就不再要求同去了。那次母亲回来时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她用颤抖的声音告诉我和姐姐事情的经过：胎儿的心率如何下降，只剩震颤，十分危险；她如何打电话叫了一辆救护车，然后决定不能再等下去了，马上开自己的车送产妇去了医院。她开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到达医院时，后面还跟了一名护送的警察。在急诊室里，她尽力向医生提供他们所需的信息，同时又不能表现出懂得太多，不能让他们怀疑她是一名无执照的助产士。

医院紧急实施了剖腹产手术。产妇和婴儿在医院住了好几天，等到他们出院时母亲才不再战战兢兢。事实上，她似乎很是兴奋，开始以不同方式讲述这个故事。她很喜欢回忆被警察拦下的那一刻。警察惊奇地发现车后座上有一个不停呻吟的女人，显然正在分娩。“我就切换到脑残女人的模式，”她用越来越洪亮的声音告诉我和奥黛丽，“男人就愿意这么想，是他们拯救了陷入困境的傻女人。我只需靠边站，任他扮演英雄就好了！”

对母亲来说，最危险的时刻还是在医院。就在那个女人被推走几分钟后，一位医生拦住了母亲，问她为什么会在生产现场。回忆起这个，母亲微笑着说：“我就问了他我能想到的最愚蠢的问题。”她换上一副妩媚的假嗓，和她本来的声音大不一样，高声说道：“哦！那是婴儿的头吗？难道不是该脚先出来吗？”医生信了，她怎么可能是助产士呢。

在怀俄明州没有像母亲一样好的草药师，所以医院事件几个月后，朱迪又回到巴克峰进货。两个女人在厨房里聊天，朱迪坐在凳子上，母亲倚着流理台，头懒洋洋地靠在手上。我拿着草药清单去储藏室。玛丽亚牵着一个孩子跟在后面。我一边从架子上取下干草叶和浑浊的药水，一边滔滔不绝地说着母亲的事迹，最后讲到了医院里的那场危机。玛丽亚自己也有不少逃避联邦政府人员的故事，但她刚开始讲，我就打断了她。

“朱迪是个不错的助产士，”我挺起胸膛说，“但是谁也不如我母亲厉害，能在医生和警察面前装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