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御史台狱，被关在“知杂南庑”一个独居的囚房里。这囚房，非常狭窄而且阴暗，据他自己记述（《晓至巴河口迎子由》诗），住在里面，一举手，一投足，就会碰上阴湿粗硬的墙壁，仰起头来，屋顶上开的一个天窗，还不到一片席子大，整个囚房，就像一口百尺深井。这个名满天下的诗人，就蜷缩在这个不见天日的井底，死生莫卜，“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等待别人宰割。

要人坐罪，需有证据，要兴大狱，需先掌握丰富的资料，所以御史台人，在这方面，做了甚多努力。何正臣随状缴进了坊间出售的木版印本，舒亶所缴进的是“印行四册”，另又检会送到题名“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全册”，这三种都是市上的通行刊本。其余，散落在有关人士手上，尚未刊印的，一定还有很多，不能遗漏，所以御史台复行文州郡，收取境内苏轼所遗诗文，如诗集自注说：“仆顷以诗得罪，有司移（文）杭取境内所留诗，杭州供数百首，谓之诗帐。”即是一例。

如此大力搜索，然后一条一条取来勘问，堂下的罪人，自然有避讳的，也有遗忘的，就三番四覆地寻根究底，逼得你非承认他们的曲解，否则就没个完结。

苏轼八月十八入狱，二十日开始问案，苏轼初供：“除《山村五绝》外，其余文字，并无干涉时事。”

勘状指责他“虚称别无讥讽嘲咏诗赋”。于是御史台就移文有关地方的政府机构，向各关系人问证。在如此严厉的情况下，还有何人敢于隐讳，即使片言只纸，也都一一缴纳。兹就勘状中所说的，举二事为例。

关于王诜部分，据说苏轼曾将“开运盐河诗”寄与王诜，起初隐讳不答，于是他们就委任其他人员向王诜问证，王诜不敢隐瞒，就将此诗缴出，为此一诗，苏轼于九月二十三至二十七日间，被足足问了五天，“方具实招”。

如寄黄庭坚诗、书信及祭文同文，问官根据目录查询，认为苏轼口供，“其间有隐讳未尽”，就行文北京留守司向黄庭坚取问、根验，弄到苏轼手书原件，当堂叫苏轼自认，然后轼方“尽行供认”。诗中苏轼自比为道旁苦李，以无用自全。祭文中“道之难行，哀我无徒。岂无友朋，逝莫告予”。都被勘证是谤讪朝政的证据。

苏轼在杭州时，八月十五观钱塘潮，在安济亭上题有一诗：“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他们取到了，苏轼在台供称是说盐法为害，而他们则判认为讥讽皇上好兴水利，而事不可成。唯有指他“谤讪君上”，才能将他陷入“大逆不道”的死罪中去。状称“逐次隐讳不说情实”，足足问了两天，“再勘方招”。

勘查“司马光独乐园”诗，指苏轼前供，“不合虚称无有讥讽，再勘方招”。而御史老爷认定：四海苍生希望司马执政、陶冶天下，即是讥讽现在执政者，不得其人；又说司马光反对新法，与苏轼意思相合，所以他说新法不便，朝廷终当起用司马，希望不要如此喑哑不言，要如以前一样起来攻击。这段解释，煞费苦心，充满强烈的挑拨性，不但要使苏轼坐罪，且欲激怒皇上和宰辅，把司马光也拉扯出来。

如“送范镇往西京”诗“小人真暗事，闲退岂公难”，说苏轼意在讽刺今时小人，以小才而享大位，暗于事理，以进为荣，以退为辱。又说“言深听者寒”是赞扬范镇昔日反对新法的激烈言论，使听者恐惧，蓄意鼓励反动，这也是想把范镇一起拉出来的一个伏笔。

像这样一条一条的勘问笔录，都辑录在南宋人编印的《乌台诗案》一书中，其第一部分举名条录者，有王诜、王巩、李清臣、章传、周邠、苏辙六人，共六项，其余杂举三十余条，多不胜举，详见《施注苏诗》每诗的注中。

以苏轼写作的丰富，像这样一字一句、追根究底地勘问，为日不足，继以夜审，只差当时还没有的探照灯外，简直就是“疲劳审问”，任你铜筋铁骨，到头来只有一概招认，苏轼能不精神崩溃，还幸是天赋独厚！

而且，这批忠贞无比的台官们，技不止此，你若不认，他们还要大声辱骂，甚至扑打，用来逼供。这是苏颂传说下来的。其时，苏子容为开封府尹，治陈世儒狱，言官们诬为宽纵，是年秋，亦自濠州逮赴台狱，尝自赋诗十四篇，诗前有序曰：

子瞻先已被系，予昼居三院东阁，而子瞻在知杂南庑，才隔一垣。

所以声息尽闻，整夜听到隔墙拷问逼供的吵闹，诗曰：“遥怜北户吴兴（湖州）守，诟辱通宵不忍闻。”

硬的不肯就范，还有软的“诱供”，同时人的孙升传说：

子瞻得罪时，有朝士卖一诗策，内有使墨君事者，遂下狱。李定、何正臣劾其事，以指斥论，谓苏曰：“学士素有名节，何不与他招了。”轼曰：“轼为人臣，不敢萌此心，却未知何人造此意。”

在此酷虐的勘问阶段，李定是奉诏的主审之一，以为像苏轼这样的人物，今也落入我手，不禁气焰万丈，飞扬跋扈起来，盈廷朝士，都不敢问及此案，也没有人敢和他说话。李奉世告诉王巩道：有一天，李定在崇政殿的殿门外，大伙儿一起等候早朝，李定忽然跟同列的官员道：“苏轼确是奇才！”

别人不知其意何在，不敢搭腔，他自言自语道：“一二十年前所作诗文，引经援史，随问随答，无一字差错，此非奇才而何？”

语毕，他独自叹息久之，空气非常凝重，众皆默不作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