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赵顼在位十八年（治平四年至元丰八年），既薨，太子赵煦嗣位，是为哲宗。哲宗嗣位时，年只十岁，不能亲政，于是遵照宋室传统，尊神宗母后高氏为太皇太后，是为宣仁，权同听政。

宋朝自太祖、太宗、真宗三朝而后，因故不得不由母后暂行摄政者，非自宣仁始。第一次是仁宗即位时，年只十三岁，真宗后章献明肃刘氏垂帘临朝者十一年，至景祐元年方自亲政。

仁宗无嗣，以濮安懿王赵允让第十三子赵曙嗣位，是为英宗。英宗多病，仁宗后慈圣光献曹氏暂摄，方才归政。

神宗接位的时候，年纪虽轻，但已二十一岁，朝气蓬勃，果敢有为，确是一个英主，不料得年却只三十八岁，西征失败，赍恨而殁。哲宗冲龄践祚，就又不得不由祖母英宗后、宣仁圣烈高氏垂帘摄政。真宗朝后六十年间，这已是第三度母后临朝了。

历史上母后当政时代，常见朝纲不振，大权旁落的现象，或则奢逸享乐，有政失修明之弊，唯有宋朝摄政的这三位母后，却都知人善任，精勤政事，以厚德深仁，著誉后世。

宣仁太后且有“女中尧舜”之称，这也是宋史上的一大特色。

宣仁太后尊重祖宗成法，厌闻革新，是个稳健保守的老太太。她虽深处宫闱，但历经她的丈夫英宗、儿子神宗的两朝政事，又非常向往公公仁宗嘉祐时代的太平安乐，嘉祐时代那种宽厚雍睦的政风，所以定年号为“元祐”。她认为神宗皇帝用王安石、吕惠卿变成法，行新政，显然已经失败了，对于边臣无端挑起征西夏的军事，招来败战的损伤，使神宗惊悸悔咎，夺走了他正在英年的生命，更是痛苦难忘。所以，一旦临朝摄政，这位老太太早已成竹在胸，她要立即召用熙（宁）、（元）丰时代的旧臣，恢复熙丰以前的旧政。她的国策是一切遵循祖宗成法，她的目标是要重拾大宋帝国如嘉祐时代一样的和平与安乐。

宣仁太后的恢复工作，最重要的是如何着手废止不合传统的新法，要做这件大事，唯有熙丰时代的元老旧臣，才能帮她去新复旧，实现她的理想。

旧臣中最初被考虑到的，是仁宗朝名相吕夷简的儿子，现以资政殿大学士知扬州的吕公著，诏兼侍读，命即“乘传赴阙”，来京陛见。公著，字晦叔，东莱人，初以进士通判颍州，与当时的郡守欧阳修，交谊很好。神宗朝，做过翰林学士、开封府尹、御史中丞。因为反对新法，才被出知外郡。

次为退居洛阳，在独乐园中努力著述的司马光，朝廷依照例定的起复程序，第一步诏知陈州。

太后追念神宗皇帝的遗意，先已复官苏轼为朝奉郎，随又诏知登州。

太后部署人事，非常稳重，一面按照程序，起复旧臣；一面因王珪病卒，乘机将现任大臣，互作调动，稳住原来的朝局。五月间，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调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知枢密院事韩缜，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门下侍郎章惇知枢密院事；同时召司马光过阙入见。

司马光于熙宁三年（1070），因与王安石议新政不合，坚辞枢密副使的诏命，出为西京留台。他在洛阳私宅中，网罗了一代史学好手，专心编撰不朽巨著《资治通鉴》，甫于上年（元丰七年），脱稿进呈。三月间，自洛入京，专程吊唁大行皇帝之丧。为避免政治嫌疑，既吊即归，不敢在京逗留。太后来不及召见，他已匆匆离去，只得特遣内侍梁惟简和劳光二人，一路追踪前往，口传谕旨就询：“目前为政何所当先？”

司马光复奏：“请广开言路，不论有官无官，均许将朝政缺失及民间疾苦，封状进闻。”太后接受此一建议，诏求直言。短短时间内，收到封事数千件，而内容几乎全部都是指摘前朝实行新法的不当，诉陈新政下的民生疾苦。

这是一个被鼓励起来的“不满现实，人心求变”的舆论浪潮，也可以看作是国策将变的一个政治讯号，以这样开明的态度，揭开“元祐更化”的序幕。

接着，太皇太后毅然先以中旨遣散修造京城的役夫，停止制造军器，放宽民间保马户原先苛刻的规定，罢京城逻卒，免行钱等，作为接纳舆论、与民休息之始，为停罢新政，开其先河。

六月，吕公著应召至京，诏授尚书左丞。

入见后，立即上疏荐举人才，实即网罗熙丰以来，因与新政不合而散在四方的旧臣。他举：

孙觉方正有学识，可充谏议大夫；范纯仁刚劲有风力，可充谏议大夫或户部右曹侍郎；李常清直有守，可备御史中丞；刘挚资性端厚，可充侍御史；苏轼、王岩叟并有才气，可充谏官或言事御史。……

太后深知人才是政治的根本，同时为尊重司马光起见，特将上述札子密封，专差送往洛阳，要司马光详再审核，将所陈更张利害，直书以闻。

司马光复奏，特别保荐者六人：刘挚、赵彦若、傅尧俞、范纯仁、唐淑问、范祖禹，认为可处台谏，或侍讲读，必有裨益。其中刘挚、范纯仁二人，与吕公著推荐者同。

另外则作一般的推荐，其人选为吕大防、王存、李常、孙觉、胡宗愈、韩宗道、梁焘、赵君锡、王岩叟、晏知止、范纯礼、苏轼、苏辙、朱光庭等，请求太后记其名姓，各随器能，随时任使。

最后他说：文彦博、吕公著、冯京、孙固、韩维，都是国家的元老，应该命令他们各举所知，以便参考异同，无所遗逸。

从这两份奏状所列的名单来看，绝大部分是仁宗、英宗两朝的老臣，为反对新政致被排斥或消极退让，于熙丰年间陆续退出中枢政治的保守分子。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有极好的家世背景，而个人立身处世，品德谨严，学问渊博，都是以尊重传统为重要立场，视疏减民生疾苦为自己本分的君子。所以历史家笼统地称誉他们为“元祐贤者”，称元祐为“贤人政治”。

不过这班元祐朝士，不是没有缺点，缺点在于过分持重，守成有余，进取不足，诚如当时论者所说：“元祐执政，类丰于忠信而廉于才智。”不足以符时代的要求。因为宋室到了元祐朝时，经历多年边患，被契丹和西夏交相剥削和侵略，大宋帝国实在已经只剩了一个掏空的壳子，军备不足，国库空虚，民生穷困，士气低落，早已失去了从前那样的国力，所以消极的保守，既不足以振奋宋室的贫弱，也不足以匡救天下的凋敝。

司马光受命知陈州，过阙入见，当即被太皇太后留为门下侍郎。

司马光名满天下，他来京师，轰动社会，老百姓跟着他的行踪，叠足聚观，壅塞道路，竟使马不能行。在他们质朴的心地里，认为司马光应该是真正的宰相。

司马依礼往谒现任宰相时，老百姓爬上相邸对面人家的屋顶，骑在屋脊上，爬到树上看他，相府的卫士们阻挡不了，老百姓说：“我们并不要看你家相公，我们只要瞻仰司马相公的风采。”那些附近人家的屋瓦都被践碎，树枝都被踏断。

苏轼于十月下旬自登州还京，途中也遇着上千老百姓，拦住他的马头，向他呼吁：“请您转告司马相公，不要离开朝廷，好自珍重，才可以活我百姓。”老百姓都相信苏轼会替他们讲话。苏轼旧有《咏独乐园》诗：“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确是实言。

司马光一入中枢，便被朝廷倚为柱石，太皇太后对他言听计从，一切大政赖他擘划。眼前即将更新的政治，将为怎样一个局面？全国都在注视着司马相公的举止，仰望他的创造。

政治革新，自以人事调整为先。以后数月间，朝廷便陆续起复旧臣，如八月以苏辙为校书郎，九月以秘书少监刘挚为侍御史，十月二十日告下，以朝奉郎知登州苏轼为礼部郎中等。这使得苏轼到登州任只有五天，就又匆匆进京，投身到这个热烘烘的政治洪炉中来了。

十月，以中旨诏范纯仁为谏议大夫，唐淑问、苏辙为司谏，朱光庭、范祖禹为正言。“除目”（授官文书）已经由宫里发出来了，太皇太后问宰执道：“这五个人怎么样？”大家都说：“甚洽众望。”

当时，继续留任中枢的新政派章惇，认为这个样子的除官方法，违背祖制，破坏相权，挺身反诘道：

“故事：谏官皆由侍从推荐，然后由宰执禀奏。现在除目既然用中旨发出，不知陛下从何得知此五人可用。莫非左右所荐？此门不可开。”

“实皆大臣所言，无关左右内侍。”太皇太后说。

“如主意出于大臣，应该公开奏举，为何密荐？”章惇反问。

至此，吕公著因为范祖禹是他的女婿，司马光、韩缜因与范纯仁各有亲戚关系，立刻起来自动声明。

章惇说：“台谏之设，是朝廷用来纠绳执政之不法的，所以按照制度，执政初除时，凡是他的亲戚或他从前所保举过而现任台谏者，都该转徙其他官职。现在，天子冲幼，太皇太后同听万几，一切都该按照制度行事，不可违背祖宗成法。”

司马光忍受不住，接着奏道：“纯仁、祖禹做谏官，甚合众望，不可因臣之故，妨碍贤路，臣宁愿避位。”

“韩缜、司马光、吕公著必不至于徇私，但如他日有怀奸当国者据此为例，引用亲党做台谏，恐非国家之福！”章惇理直气壮地奏说。

这场争论的结果，改范纯仁为天章阁侍制，范祖禹为著作佐郎，其他三人顺利通过。苏辙于他老哥奉旨起复时，先已移知歙州的绩溪县，不久又以校书郎自绩溪被召入京，至此则已跻登谏垣了。苏辙初得校书郎时兴奋非凡，作《初闻得校书郎示同官》诗：“读书犹记少年狂，万卷纵横晒腹囊。奔走半生头欲白，今年始得校书郎。……”这也难怪，苏辙十九岁成进士，廿三岁登制科，淹滞于九品小官者达二十余年，到此才稍扬眉吐气。

章惇所争的，是政府重要人事的任命，不经过宰相的审核进拟，径由“宫廷”除目，显属侵害了相权，并非没有道理，无奈说话的态度有欠庄敬，台谏们就抓住这一弱点，对他开始攻击起来。

后来王岩叟有奏：“风闻章惇于帘前问陛下御批除谏官事，语涉轻侮。又问陛下从何而知，是不欲威权在人主也，乞行显黜。”

刘挚和朱光庭则攻击蔡确于神宗皇帝灵驾发引时，既不遵礼入宿幕次，复先驰数十里之远以自便，“为臣不恭，莫大于此”。

虽然，太皇太后对此弹章“留中不报”，然而朝中的御史官和台谏们认为国家安危，系于大臣。而现在执政大臣中，奸邪过半，如蔡确为左仆射，韩缜为右仆射，张璪为中书侍郎，李清臣为尚书左丞，章惇为知枢密院事，实际政权完全在他们手上。旧派的一二元老何以得行其志？这是当时热衷更化的朝士们一致的认同，他们在积极酝酿，只侍时机成熟，非要伐倒这几棵“敌派”的大树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