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颍州·扬州·定州 三 广陵生活
将近半个世纪以前,欧阳文忠是从知扬州移守颍州的,所以他作颍州西湖诗说:“都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顷秋。”苏轼则是先知颍州,后移扬州,序次虽有不同,而两地皆为欧阳旧治则一。
欧阳修在扬州筑平山堂,壮丽为淮南第一,高踞蜀冈,下临江南数百里,真、润、金陵三州,几乎隐约可见。环堂左右,老木参天,堂后有竹千余竿,粗大如椽,绿荫匝地,不复见有日色。这年初夏,苏轼身体仍然不太好,谢毛正仲惠茶诗题说:“到官病倦,未尝会客。”诗言:“尔来又衰病,过午食辄噎。”则他不但容易倦怠,而且食欲不振。加以扬州的公使库钱与颍州一样少,扬州是东南一大都会,八路舟车,无不由此,使客杂沓,招待、馈赠、迎送的费用都很大,每年只有五千贯钱,实在不够用,很伤脑筋。
苏轼在扬州,也着意整顿寺院,将持戒不律的几个讲僧赶出庙去。石塔寺的戒长老为之不安,一日派遣侍者前来投牒,请求“解宅”,苏轼问来人:“长老将欲何往?”对曰:“欲归西湖旧庐。”苏轼命他先回去,另候指挥。
略作准备,亲自带了僚佐同往石塔寺。至则先命击鼓,大众聚观。苏轼看看人已到得差不多了,便从袖中摸出一纸预先拟好的疏文,叫晁补之高声朗诵。这篇疏文,虽然有点近乎游戏之作,但却是上乘的禅喜文字。苏轼的意思很明白,劣僧要逐,高僧要留:
大士未曾说法,谁作金毛之声?众生各自开堂,何关石塔之事?去无作相,住亦随缘。长老戒公,开不二门,施无尽藏,念西湖之久别,本是偶然,为东坡而少留,无不可者。一时作礼,重听白槌。渡口船回,依旧云山之色;秋来雨过,一新钟鼓之音。谨疏。
这段时期里,汴京城中,宫门内外,大伙儿都在大忙特忙,热闹非凡。
哲宗皇帝十岁登基以来,至今已是十八岁的青年。上年十月举行过初幸太学的大典,今年是应该大婚的适龄了。
太皇太后为皇帝选后,非常慎重,初选世家女百余人入宫,仔细观察拣择,太皇太后和皇太后都中意孟家那个女孩。孟女,雒州人,眉州防御使孟元的孙女,太皇太后亲自督教,令习女仪和宫中事务。到了本年(元祐七年,1092),面谕宰执:
“孟氏子能执妇礼,宜正位中宫。”
即命学士草制,又特别议定册后六礼。皇帝于四月十六日御文德殿,册封孟氏为后。太皇太后对皇帝郑重叮咛:
“得贤内助,非细事也。”
皇帝大婚,自有一套繁文缛节,吕大防、苏颂、苏辙等大臣都被派为六礼之使,依照仪注,一一进行。等到忙完了大婚典礼,六月,政府改组,左相吕大防和知枢密院事韩忠彦不动,余则以苏颂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辙为门下侍郎,范百禄为中书侍郎,梁焘和郑雍分别为尚书左右丞;只有王岩叟罢了官。
门下侍郎即是元丰改定官制前的参知政事,其官自秦汉以来,给事禁中,故称黄门,后改门下省。苏辙至此,已经官拜副相了。
皇帝既已大婚,继须筹办今年冬季亲行郊祀之礼,迈向亲政前的程序,一步一步做去。
八月中,诏下扬州,召苏轼还京为兵部尚书,兼差充南郊卤簿使。并且因有郊祀的差遣,所以屡诏催促,不得迁延。
苏轼匆匆办了交代,九月初离去扬州。
扈从青年皇帝第一次亲行郊祀大礼的差遣,是不能辞免的;然而苏轼对于还朝,心理上结成一团阴霾,有杯弓蛇影的恐惧。所以即在途中,就已上了《乞过郊礼仍除一郡状》。
这时候,使他有真正兴趣的是山间种树,使他感慨无穷的是触目河山,尽是劳生的行迹,不免回念平生的忧乐出处——苏轼到底已经是五十七岁的人了,心理上已渐步入老境。
最显著的不同,是他已经倦于行旅,对于奔走四方的游宦生涯,常常产生自怜的感伤。如赴扬州任,作《淮上早发》曰:
澹月倾云晓角哀,小风吹水碧鳞开。
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数淮中十往来。
又如《送芝上人游庐山》诗,开头即说:“二年阅三州,我老不自惜。团团如磨牛,步步踏陈迹。……”皆是苏轼垂老的心情。赴京途中,于宿州、泗州间,邂逅徐州道士云龙山人张天骥,对于自己已似白头倦鸟,但却不得归休,不知道将来还要几渡淮河,发生无穷的忧戚。诗言:“二年三蹑过淮舟,款段还逢马少游。……孤松早偃元非病,倦鸟虽还岂是休。更欲河边几来往,只今霜雪已蒙头。”
只有路过都梁山,遇见杜舆秀才,杜秀才向他请教种植松树的方法时,苏轼这才精神陡旺,说道:
“我少年时,就很懂得种松之法,曾手植数万株,现在都已是梁柱之材了。”
不但教了杜秀才植松之法,而且还戏赠二诗,大言:“如今尺五城南杜,欲问东坡学种松。”
九月初九重阳,苏轼行抵南都,径登乐全堂,上距张方平的逝世已经八个多月了,他才有这躬亲奠祭灵帏的机会。
好友王巩,是张方平的女婿,自被安鼎从知宿州事的任上攻罢以来,一直就在南都闲住,意兴阑珊。这两个同经政治迫害的患难朋友,执手相见,未免百感交集。苏轼想起十五年前,即元丰元年的重阳节,在徐州与王巩为黄楼之会的旧事以及这十五年来的人事沧桑,感喟无穷,写了一首怀旧诗,题曰:
在彭城日,与定国为九日黄楼之会。今复以是日相遇于宋,凡十五年,忧乐出处,有不可胜言者。而定国学道有得,百念灰冷,而颜益壮。顾余衰病,心形俱瘁,感之作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