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仁太皇太后驾崩寿康殿，十八岁的哲宗皇帝忽然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君权，而且怀抱着激烈的报复心理，急欲彻底变革元祐的故常，显示他的独立精神，但是不知如何措手。

吕大防为山陵使，主持宣仁太皇太后的陵寝工程。甫出国门，一向依附他的礼部侍郎杨畏便首揭叛旗，公开创言“绍述”，具万言书密奏：

神宗更定法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

皇帝立即召见，垂询熙丰旧臣中，谁可召用？并且坦白表示：“朕皆不能尽知。”杨畏开上一张名单，上列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润甫、王安中、李清臣等人的行谊，各加品题。并且在皇帝面前，竭力褒扬王安石学术之美，乞召章惇为相。见虑不足的皇帝全盘接受了。

杨畏这人，出身寒微，幼孤好学，且有孝亲的美名，但在官场上的表现，却是小人之尤。最初，受知于王安石和吕惠卿，力赞新法；司马光在洛阳，见将起复，他又奔走于这位元老之门，面进谄言；光薨，他就打死老虎，说他坏话；元祐期间，归附吕大防攻击刘挚，后又背叛大防；始附苏辙攻击范纯仁，后又背弃苏辙，反复成性。所以他有个绰号，叫“杨三变”。

政局发生变动，是一切失意政客的重要机会，无不万头攒动，力求表现。邓润甫首先向皇上开陈：“武王能广文王之声，成王能嗣文武之道”，皆是子承父志，所以能成伟大的帝业。皇帝默喻于心。至元祐九年（1094）二月，右相范纯仁乞辞执政，皇帝即以中旨除户部尚书李清臣为中书侍郎；兵部尚书邓润甫为尚书右丞。

李清臣，字邦直，魏人。博学有盛名，韩忠献公（琦）很赏识他，以其兄之女妻之；欧阳修称赏他的文章，比之苏轼，声望藉甚。曾从韩绛使陕，还朝为国史编修官，同修起居注，知制诰，追随元丰年间当权的王玨、蔡确，得拜吏部尚书，擢尚书左丞。元祐初，就因他染有王、蔡的政治色彩，被外放出守三郡。

苏轼知密州时，清臣以京东提刑行部至密，他们饮酒唱和，相叙为乐。苏作《答李邦直》诗，有“放怀语不择，抚掌笑脱颐”的交情。不料今日，第一个向苏轼开刀的，就是此公。

吕大防、刘挚主张调停政策时，三省奏除李清臣为吏部尚书，被范祖禹、姚勔反对掉了，直到太皇太后已经病在床上，清臣才补上了户部尚书，还京途中，又除中书侍郎。他与邓润甫二人，久不得志，际此变局，又蒙皇上亲擢高位，所以甘为戎首，创言“绍述”，显然是逢迎皇上的意思，而且说话带着非常强烈的煽动性，目的在于激怒皇帝。果然，青年皇帝上了圈套，他们的胆子也就愈来愈大了。

三月，策试进士于集英殿，李清臣发策题，曰：

今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说杂，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夫可则因，否则革，惟当之为贵，圣人亦何有心焉。

这道策题，简直把元祐朝重要的国策，全面否定了。考试结果，录取了九百七十五人及第出身。当时的考官，一时改不过观念来，所取进士，仍然以拥护现行政策者为多；但至杨畏覆试，却全部翻了案，以主熙丰新法者置前列。当时，社会缺乏大众传播媒介，但无人不注意科场的动向。经此御试策题的宣扬，以及录取标准的实际表现，大家知道未来国家政策的趋势，“绍述”之论，不胫而走。

杨畏和侍御史来之邵合力攻罢吕大防，空出了这个最动人的相位，使李清臣的欲望像火上加油一样，烈焰熊熊地燃烧了起来。

但从中书侍郎要跳上宰相的位置，中间却还碍着一个门下侍郎的苏辙。所以，有一天，李清臣在殿上公开攻击：

“苏辙兄弟改变先帝法度。”

其时，苏辙同在朝列中，不得不反诘：

“陛下即位，兄轼方起自谪籍，臣亦被召。清臣时为左丞，今日反谓臣兄弟变先帝之法，是欺也。”

清臣语塞。

李清臣肆无忌惮，竟以诋毁国策的话做御试进士的策题，荒谬达于极点；不过小人之敢于如此，自然有其背景。苏辙明知皇帝心病很深，已经很容易地中了小人的蛊惑，朝局的翻覆在旦夕之间。只为仰体太皇太后的苦心孤诣，缔造元祐之治的前辈们的心血流注，在这九年间，他以一个秘书省校书郎洊升到副相的地位，因此不能不以最大的道德勇气，宁冒杀身的凶险，奋起上奏：

伏以御试策题，历诋近岁行事，有欲复熙宁、元丰故事之意。臣料陛下必无此心，必有人妄意陛下牵于父子之恩，不复深究是非，远虑安危，故劝陛下复行此事。此小人之爱君，取快于一时，非忠臣之爱君，以安社稷为悦者也。

这篇奏文，劈头说破政治变革的症结在于小人的媒孽。接着阐述神宗在位近二十年中有利无害的“睿算”，元祐以来，上下奉行，未尝改变的事实。续言熙丰间也有措置失当的地方，这是任何一个朝代都有的事情，“父作之于前，子救之于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他举汉武帝讨伐四夷，大兴宫室，使财政破产，赋税繁重，民不堪命，幸赖昭帝委任霍光整理财税，汉室乃定；光武显宗察察为明，迷信谶语，天下恐惧，章帝接位，代以宽仁之政，后世称焉，这是历史上以子改父的事实。继言本朝的故事：真宗迷信天书，章献后藏书梓宫，以泯其迹，仁宗嗣位，绝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继大位，为了本生父濮王尊称的问题，盈廷议论，纷纭不休，闹了几年，神宗即位，再也不谈此事。苏辙遂下结论说：

……夫以汉昭章之贤，与吾仁宗、神宗之圣，岂其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盖有不可不以庙社为重故也。是以子孙既获孝敬之实，而父祖不失圣明之称。臣愿陛下反复臣言，慎勿轻事改易，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岁不用之人，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词，则大事去矣。

奏入，皇帝看了，怒道：“安得以汉武比先帝！”李清臣和邓润甫又从中挑拨，皇帝心里更是不悦。

苏辙等得没有消息，再上札子，请求面论。札言：

圣意谓先帝旧政，有不合更改，固当宣谕臣等，令商议措置。今自宰臣以下，未尝略闻此言，而忽因策问宣露密旨。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为，子弟皆不与知，而与行路谋之，可乎？

皇帝看了这份札子，更加愤怒。次日殿上面论，即先降谕诘责曰：“人臣言事，并无所害。但卿昨日以札子奏谓机事，不可宣于外，请秘而不出，今日乃对众陈之。且引汉武帝以上比先帝，引喻甚失当。”

哲宗亲政后，临朝的态度威重严肃，睥睨朝士，说话非常激烈，使群臣不敢仰视，无不凛惧。苏辙不知道这个引喻会有问题，所以坦然答奏：

“汉武帝，明主也。”

“卿所奏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立盐铁、榷酤、均输之法，实则止谓武帝穷兵黩武，末年下哀痛之诏，岂是明主！”

皇帝说这段话时，声色俱厉，苏辙被皇上严厉责斥得只好下殿待罪，众莫敢救。

右仆射范纯仁从容向帝解释道：

“武帝雄才大略，史无贬辞；辙以比先帝，非谤也。陛下亲政之初，进退大臣当以礼，不可如呵斥奴仆。”

邓润甫越次进曰：“先帝法度，为司马光、苏辙坏尽。”

纯仁说：“不然，法本无弊，弊则当改。”

帝曰：“人谓秦皇汉武。”

纯仁对曰：“辙所论，事与时也，非人也。”

皇帝的火气被范纯仁这番话略略化解，天颜稍霁。

苏辙平日与范纯仁不合，至此，乃大为感服。纯仁退下殿来，苏辙举笏长揖，谢曰：“公，佛地位人也。”

归家，亟亟具奏，乞赐屏退。

诏以苏辙为端明殿学士，知汝州。中书舍人吴安诗草制，中有“文学风节，天下所闻”“原诚终是爱君，薄责尚期改过”的话，皇帝看了，非常生气，手批道：

苏辙引用汉武帝故事，比拟先帝，事体失当。所进入词语，不着事实。朕进退大臣，非率易也，盖义不得已，可止以本官知汝州。仍别撰词进入。

吴安诗便因这篇诰词，被侍御史虞策、殿中御史来之邵、监察御史郭知章等指摘为“重轻止徇于私情，褒贬不归于公议”，罢起居郎。

三月，以曾布为翰林学士承旨。他是因为反对司马光修改役法而出知太原府的，现在迁官江宁府，过京，留拜承旨。四月，以张商英为右正言。他于元祐初为开封推官，首先反对变废新法，后来曾写信与苏轼，要为他往乌寺做“呵佛骂祖”的打手者，即是此人。这次还朝，夙愿得偿，他便奏请朝廷“检索元祐一朝前后章牍，付臣等看详签揭以上”，蓄意要将元祐九年来的当政人物一网打尽。

四月十二日诏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1094），于是天下晓然，明白新皇帝决然要绍述神宗时代的新政了。

以人治为骨干的政治体制里，国家政策变更，必须从调整人事、汰旧换新入手，以司马光开创“元祐更化”之治，也是一样。不过，绍圣朝的政变，于人事更迭之外，另又挟着报复仇恨心理，皇帝要报复被太皇太后压制，被大臣漠视的仇恨；卷土重来的新政派官僚们，则要报复这多年来被排挤在外，投闲置散的怨愤。

仇恨与政治权力一旦相结合，则其将发展为种种非理性的恐怖行为，几乎可以认定为未来的必然。苏轼对于京朝近事洞若观火，新冒出头来的李清臣、邓润甫、杨畏、虞策、张商英以至传闻将登相位的章惇，都是他多年来的旧识，岂有不明白他们将要施展的手段？苏辙既罢，他将是第二个枪靶，也同样是无可逋逃的命运。

因为是无可逋逃的命运，所以他很沉着镇静，不愿把有限的时日，虚靡于无用的忧虑，他更日以继夜地与定州几个交好的同僚饮酒、作诗、听歌、言笑，欣赏蜜渍荔枝的美味和中山松醪的香醇。

形势比人强，势有所至，事乃必然。

诏告天下，改元“绍圣”不久，四月下旬，御史虞策就上言弹劾苏轼，说他从前所作诰诏文字，语涉讥讪，望朝廷给他一个清算。殿中侍御史来之邵疏曰：“轼凡所作文字，讥斥先朝，援古况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怨愤之私。”他举述行“吕惠卿制词”中的“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有蠧国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行“吕大防麻制”中的“民亦劳止，愿闻休息之期”；撰“司马光神道碑”中的“其退居于洛，如屈原之在陂泽”等为例，综结起来说：“凡此之类，播在人口者非一，当原其所犯，明正典刑。”

这种攻讦毫不新鲜，经历熙宁、元丰、元祐三朝，十余年间，沈括、何正臣、舒亶、李定、李宜之、朱光庭、傅尧俞、王岩叟、杨康国、赵挺之、王觌、贾易、赵君锡、安鼎、董敦逸、黄庆基那么多人，寻瑕摘疵的结果，都只能在文字里断章取义，曲解诬解，一脉相承地指为“讪谤君上”“讥议先朝”而已。虞策、来之邵更是低能，他两人所劾责的，竟是董敦逸、黄庆基、贾易曾经说过，且经朝议断为诬妄的旧说，现再重新搬弄，诚如上年（元祐八年）五月苏轼自辩札中所说：

臣自少年从仕以来，以刚褊疾恶，尽言孤立为累朝人主所知。然以此见疾群小，其来久矣。自熙宁、元丰间为李定、舒亶辈所谗，及元祐以来，朱光庭、赵挺之、贾易之流，皆以诽谤诬臣。前后相传，专用此术。……

所谓“专用此术”，从另一方面足以证见苏轼虽在语言文字上受尽挑剔，吃足苦头，但其立身行事，光明正大，实在无懈可击，否则那么众多的耳目，寻瑕摘疵，何以都只能在咬文嚼字上做工夫？实在苦于没有材料也。

苏轼在中书舍人和翰林学士任上多年，撰作内外制，当年日以继夜，忙迫异常，档案中的存稿很多。在这么庞大的存稿中，要找影响附会的数据，应该甚易，但是虞、来等人却还只得拣别人说过的来说。可见黄州以后的苏轼，到底与少壮时期不同，语言文字上谨慎多了。

然而，政治这东西，讲求的是现实作用，有时候是并不讲理的。

当时的右相范纯仁，因皇帝每以中旨发表大臣的任命，侍从台谏的任用，也不经过宰相进拟，显已侵害了相权，违背典制。早于二月间任命李清臣、邓润甫时，他即向哲宗谏言道：

“陛下亲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观，天下治乱，实本于此。舜举皋陶，汤举伊尹，不仁者远。纵未能如古人，亦须极天下之选。”

帝不纳。纯仁辞相，帝又不许。

攻击苏轼，自虞策、来之邵发难后，张商英也插了一手，訾议苏轼论合祭天地为非是。继则全台御史由赵挺之领头，会劾苏轼草麻有“民亦劳止”语，以为诽谤先帝。

挺之曾被苏轼骂过“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因这一层私怨，这回甫从秘阁校理升任御史，他就约同全体台谏官会劾苏轼。于是，议谪苏轼知英州。只有范纯仁谏曰：

“熙宁法度，皆吕惠卿附会王安石建议，不副先帝爱民求治之意。至垂帘之际，始用言者。持行贬窜，今已八年矣。言者多当时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纳忠。今日乃有是奏，岂非观望耶？”

纯仁的诘斥非常尖锐，直揭小人因势利乘的丑态。奈何皇帝不听。

来之邵又说，高士敦任官成都时，有不法之事。又论苏辙谪放太近。范纯仁诘问道：

“高士敦如有犯法的事，来之邵当时为成都路监司，应该立即按发。苏辙与政多年，之邵已做御史，何不早加纠正？到现在才有此二奏，其情可知。”

皇帝心中，怀有强烈的成见，凡是不合他的成见的话，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范纯仁奋不顾身的谏诤，和小人对抗，亦丝毫无补于事。

至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初三日，朝廷告下定州，苏轼坐前掌制命，语涉讥讪，落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仍然降到黄州起复时的原官——以左朝奉郎责知英州军州事。

苏轼作《进上谢表》，语极感怆，如曰：

……臣草芥贱儒，岷峨冷族，袭先人之素业，借一第以窃名。幼岁勤劳，实学圣人之大道；终身穷薄，常为天下之罪人。……恩深报蔑，每忧天地之难欺；福眇祸多，是亦古今之罕有。

说到诏诰文字，他只笼统地申明一个原则，别无一字自辩：

……凡一时黜陟进退之众，皆两宫威祸赏福之公。既在代言，敢思逃责。……固当昭陈功罚，直喻正邪。岂臣愚敢有私心？盖王言不可匿旨。

对于被谪英州，他的话，于非常恳切中透着十分洒脱，真是绝少得见的文字。如言：

罪虽骇于听闻，怒终归于宽宥。不独再生于东市，犹令尸禄于南州。累岁宠荣，固已太过。此时窜责，诚所宜然。

瘴海炎陬，去若清凉之地；苍颜素发，谁怜衰暮之年。……

一个人，面临身家性命倾危的祸患，甚少有人能不失态。即如韩文公贬潮州，谢表曰“怀痛穷天，死不闭目。伏维天地父母，哀而怜之”；白乐天谪江州，与元稹诗又是何等凄酸。苏轼都不那样，他只坦然道：“瘴海炎陬，去若清凉之地。”也不再辩白一言，把一切罪过揽在自己肩上，一担挑回，这种临难不苟免的精神，竟与宗教上的殉道者一样伟大。

时势如此，没有人能挡得了这一股滔天的逆流。苏轼已将一片用世的热肠，勇决放下，而今而后，天悠地阔，何处不可去得。他已看透人生，不再希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