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宗赵煦，并不是个颟顸的人主，吃亏的只是年纪太轻。因为年轻，意气用事。多年来，心里抱怨宣仁太皇太后没有看重他皇帝这个地位，更痛恨元祐一朝所有宣仁起用的宰执大臣，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一旦亲政，反元祐的绍述政策，就是从这个“意气用事”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

年纪太轻的第二个毛病是经验不足，见虑未定，缺乏成熟的理知能力来识别忠奸邪正，辨释治道之宜，只好听凭感情驱使，被小人所煽惑愚弄而不自知。吕大防、范纯仁等之贬窜岭外，出于左司谏张商英的一份肆无忌惮的奏言，奏文中竟说：“愿陛下无忘元祐时，章惇无忘汝州时，安焘无忘许昌时，李清臣、曾布无忘河阳时。”以皇帝与先朝放臣等量齐观，一例仇恨，以邦国大事为报仇复恨之具，真是成何体统！但是，年轻的皇帝竟然被他这番话激怒起来，发生一连串的远谪重惩。

哲宗在私德上，不是完全没有缺点，缺点在于好色。当他还只十四岁时，外间谣传，宫中在物色乳媪。禁中能够生子的男人，除他之外，没有别人，所以范祖禹上疏皇帝，力劝修身进德，一面又疏请太后，注意保护上躬。刘安世疏言，更为强硬：“尚未纳后，浸近女宠，此声流播，实损圣德。”当时，宣仁太皇太后当朝虽说“并无其事”，而事后知是皇帝宠幸的刘婕妤所为。

宋太祖定下的制度，大权集于君主，所以小人一定要挟持得住皇帝，才能潜移政权，为所欲为。章惇等先要煽动青年皇帝的怒火，然后才能将元祐群臣一网打尽。挟持皇帝这项工作，必须宫内宫外勾结进行，所以章惇、邢恕、董敦逸等人先与宦官郝随及刘友端勾结，由太监郝、刘牵线，与帝所宠爱的刘婕妤搭上关系，内外一体，将这少不更事的皇帝紧紧抓在手里。第一步放逐工作，做成功了，现在只差“斩草除根”，犹待努力。

不但如此，史言章惇竟还导帝出宫微行。所谓微行者，引导皇帝出游，尝试民间的声色游乐。果然如此，则眷恋京师名伎李师师的其弟徽宗，也不过步武乃兄后尘。所异者，李师师艳名较盛而已。

刘婕妤之勾结章惇，是为了想当皇后，但顾忌朝议沮格；而章惇则需要禁中这个有力的帮手，包围皇帝。而且，凡是小人，心计必深，皇后孟氏是宣仁太后选择调教的人，万一将来她有预政之时，则元祐未必不复。譬如刈草，宫中隐伏着这株元祐的根，也必须同时拔除。

哲宗婚前，先已嬖幸刘婕妤。婚后，专宠如故。

宣仁太皇太后在时，有一次，刘婕妤随着孟后往朝景灵宫，礼毕就坐。嫔御皆应立侍，刘氏恃宠而骄，自以为与众不同，独自背立帘下。后阁中的陈迎儿呵责她，她亦不顾。宫人皆属中宫管辖，后宫中人对她非常不满。

这年冬至节，朝太后于隆祐宫，后用朱髹金饰的座椅，刘婕妤也要。侍从人员察知其意，就搬了一张相同的座椅给她。后宫中人心怀不平，有人假作传呼：“皇太后出！”皇后起立，婕妤亦起，她们便偷偷从后面将她的座椅搬开。等了一会儿，不见太后，刘婕妤回坐下去，便摔倒地上了。她向皇帝哭诉，并说以后再也不参加朝参了。内侍郝随安慰她道：“不必为此戚戚于心，愿为大家早生一子，这个座位就该当婕妤有了。”

刘婕妤处心积虑，必欲扳倒孟后。机会终于来了。

孟后之女福庆公主患病，后姊懂得医道，从前皇后有病，她尝出入宫掖，亲理汤药，但是这次，公主服药无效，她就带了道家治病符水进了宫。皇后大惊道：“姊莫非不知宫中禁严，与外间不同吗？”即令左右赶快收藏。等皇帝来时，照实禀明。哲宗说：“这也是人之常情。”

有了皇帝这句话，孟后才敢当着皇帝面前，烧这道符。

然而，宫中就沸沸扬扬传开来，说是历史上宫闱魇魅之乱开端了。

不久，皇后的养母、听宣夫人燕氏，尼姑法端，为后祷祠。有人检举其事，诏令内押班梁从政等就皇城司侦讯。侦讯中，逮捕宦官宫妾三十人，用各式各样的刑逼供，不但肢体毁折，甚至有舌头被割掉的。在这个样子的情形下，无求不得，这案子当然成立了。

但是，内臣鞫狱，恐怕遭人批评，所以又命御史董敦逸覆按。罪人过庭下，皆已气息奄奄，没有一人还能开口说话。敦逸把了笔，实在写不下去，郝随等就在旁以言语胁迫他。敦逸畏祸，照他们的意思上了奏牍。

于是，诏废皇后为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出居瑶华宫，时在绍圣三年（1096）九月。

章惇、蔡卞趁这个机会，向皇帝建言：宣仁太后曾有“废立之议”。指是范祖禹、刘安世为禁中觅乳媪事争言而起。皇帝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便告诉章惇说：

元祐初，朕每晚只在宣仁寝处前阁中寝，宫嫔在左右者凡二十人，皆年长者。一日，觉十人非寻常所用者。移时，又十人至。十人还，复易十人去。其去而还者，皆色惨沮，若尝泣涕者。朕甚骇，不敢问。……后乃知因刘安世章疏，宣仁诘之。

章惇辈的报复手段，固然毒辣，而根源还是在于哲宗之引虎狼为腹心。

废后前一个月（绍圣三年八月），清算谏觅乳媪那节旧事，范祖禹、刘安世二人遂坐“构造诬谤罪”，范被责授昭州别驾、贺州安置，刘被英州安置。章惇的用意一在报复，一在杀鸡儆猴，钳制天下之口，使废后大事可以顺利成功。

废后一年后，封刘婕妤为贤妃。

自从这件大事成功之后，章惇有专宠的刘妃为内应，他的政治地位已经巩固，报复的凶焰也就狂燎天下了。

四五个月后，三省同奏：“司马光等倡为奸谋，诋毁先帝，变更法度，罪恶至深。当时凶党，虽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惩责。”于是，司马光和吕公著追贬节度副使，再追贬为朱崖军司户、昌化军司户；夺赵瞻、傅尧俞赠谥；追还韩维、孙固、范伯禄、胡宗愈等遗表恩。

吕大防的哥哥自泾原入朝，帝问大防安否，嘱他代为致意，并说：“二三年可复见也。”不料这位老兄，竟将如此重要的密论泄露给章惇听了。章惇大惊，就非将这班元祐重臣逼往岭外不可，否则，夜长梦多，后患不堪设想。

于是，侍御史来之邵说：“司马光典刑未正，幸有刘挚尚存，是老天留给陛下来杀的。”三省同奏：“吕大防等为臣不忠，罪与司马光等不异。顷朝廷虽尝惩责，而罚不称愆，生死异罪，无以垂示万世。”因此，就有绍圣四年（1097）二月的一批谪命：贬吕大防为舒州团练使、循州安置；刘挚，鼎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苏辙，化州别驾、雷州安置；梁焘，雷州别驾、化州安置；范纯仁，安武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

此外刘奉世、韩维以次，三十七人，均遭谴谪。秦观亦在案内，以谒告及写佛书为罪，从监处州酒税官，削秩，徙郴州，后又编管横州。

吕大防年迈，本已有病，扶疾上路，行至虔州的信丰，不支而死。事闻于帝，皇帝问：“大防何事赴虔？”可见像如此流窜前任首相的大事，章惇也竟敢只手遮天，矫诏擅行，则其他还有什么不能做的。

范纯仁此时，已经两目失明，闻命，怡然就道。每次听到他家子弟抱怨章惇时，一定怒言制止。途中，舟覆于江，纯仁衣履尽湿。他回头对诸子说道：“此岂章惇所为！”其人之气度如此。

四年三月间，在惠州的苏轼已经听到苏辙被贬过岭的消息，不过传闻的谪地是西容州；又听说这次同遭严谴的，还有许多人。苏轼不知其详，恐怕自己若又不得安居惠州，如何得了。当即派人驰函广州太守王古，托再确实查看文报。书云：

……又见自五羊（广州）来者，录得近报，舍弟复贬西容州，诸公皆有命。本州亦报近贬黜者，料皆是实也。闻之忧恐不已，必得其详，敢乞尽以示下，不知某犹得久安此乎否？可密录示，得作打叠擘划也。

忧患之来，想皆前定，犹欲早知，少免狼狈。非公风义，岂敢控告，不罪，不罪！人回，乞数字。

苏轼的忧恐，并非无因，盖元祐大臣中，章惇最忌三人：苏轼的声望和与皇帝近密的关系，范祖禹的学问气节，刘安世的刚强敢言。非置之死地，总觉夜不安枕。这次再度掀起斩草除根的大浪潮，怎么会轻易放过他们呢？

四年闰二月甲辰，章惇重提旧说，以为苏轼、范祖禹、刘安世虽谪岭南，责尚未足，于是有再贬之命：范祖禹徙宾州，刘安世徙高州，苏轼则被摈海外，责授琼州别驾，移昌化军安置。

劾疏初经皇帝批交执政议贬，当论及刘安世时，传有这么一个故事：

绍圣初，逐元祐党人，禁中疏出，当责人姓名及广南州郡，以水土美恶系罪之轻重而贬窜焉。执政聚议，至刘安世器之时，蒋之奇颖叔云：“刘某平昔人推命极好。”章惇子厚以笔于昭州上点之云：“刘某命好，且去昭州，试命一回。”

苏轼之再贬儋耳，据传祸起于他《纵笔》一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传至京师，被章惇看到，惊曰：“苏某尚尔快活耶！”

其实，章惇要将这三个眼中钉拔去，蓄意在胸，有没有这《纵笔》一诗，有没有蒋之奇这一句话都是一样。这两个故事，同样形容章惇对前任大臣性命攸关的处置，却出以这样的态度，虽不能尽信，却十足表现他的轻佻、跋扈，和以国事为儿戏的荒唐而已。

四月十七日，诰命颁到惠州。惠守方子容以非常沉重的心情，亲将诰命送交苏轼，并且说出一个故事来。

“吾妻沈氏，向来礼拜普光王菩萨（僧伽）。有一夜，梦见僧伽来告别，沈氏问菩萨将到何处去，答云：要伴苏轼同行，后七十二日有命。算到现在恰巧是七十二日，岂非凡事都已前定，不必忧恨。”

苏轼坦然答道：

“世事，哪一样不是早有定命的，不必待梦而知。然而我是何等人，竟劳和尚辱与同行，莫非前世与有宿缘吗？”

僧伽，唐朝的高僧，葱岭以北的何国人。龙朔初年，来西凉府，次历江淮，后在泗州建刹，屡着神异，尝现十一面观音形，人益信重，唐中宗褒其寺曰“普光王”。苏轼从前每进淮泗，必致敬于普照王塔，诗文偈说，备载集中。现在危难中，是否真是这位屡显神异的菩萨，要呵护他渡海呢？

苏轼目前的燃眉之急，是身上的钱不够用，一路上要盘缠，到得海南要食住开销。急切之间，如何筹措？谪官有点折支薄俸，已经三年，屡经申请，分文领不到手，迫不得已，只好再函广守王古帮忙。书曰：

某忧患不周，向者竭囊起一小宅子，今者起揭，并无一物，狼狈前去，惟待折支变卖得二百余千，不知已请得未？告公一言，傅同年必蒙相哀也。如已请得，即告令许节推或监仓郑殿直，皆可为干卖，缘某过治下，亦不敢久留也。

猥末干冒，恃仁者恕其途穷尔。死罪，死罪！

苏轼久请不得的三年折支（实物配给券），市场变卖估计只得二百余千，这还是“省钱”，十足计算，止有百五十余千，然而他被逼得要说“必蒙相哀”“恕其途穷”的话，此与陶潜乞食，感激之下，居然说要“冥报相贻”，其情类同。非亲至其境，不能像王维那样妄加菲薄。

奉告命后越一日，即四月十九日，苏轼留家属在惠州，带了苏过动身走了。到博罗县，县令林抃来送，此时他才知道王古被劾“妄赈饥民”，降调袁州，叹惋不已。

到了广州，与王古作别，一谢便走，不敢久留，恐怕于他不利。王古邀约与半道中再见一面，苏轼认为不必。

长子迈带着三个孙子箪、符、籥，都送到广州的江边。海南是怎么一个地方，苏轼在惠州已经住了将近三年，不会不知道，认为此行再无生还的机会，先一天，已将后事详细交代了苏迈，心想一到海南，要先买好一口棺木，殊不知海南并无棺木一物，人死，舁榇行葬。所以有人说，苏轼过海舟中，带有空棺一具。

苏轼与迈等在广州诀别，子孙齐集江边痛哭。他留下一封给王古的信，以代面别，此时能说的话，皆已尽于此函了：

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庶几延陵季子赢博之义，父既可施之子，子独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家，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

所云途中邂逅，意谓不如其已，所欲言者，岂有过此者乎！故覙缕此纸，以代面别。

自此，发新会，过新州。五月，溯江而上，到得梧州。听说苏辙去雷，目下还在藤州，相距不过二百五十里，苏轼立即以诗代柬，派急足送去，要他在藤州稍待，自己赶路前往。

苏辙得讯，即从藤州折向梧州的路上，迎候乃兄。兄弟执手相见，诚如《栾城诗》说：“今年各南迁，百事付诸子。谁言瘴雾中，乃有相逢喜！”

这两兄弟自元祐八年九月东府一别，距今又将四年未见，哥哥看弟弟白须红颊，确如梧州江边最近见过苏辙的人先时所告，身体健朗，气色很好，心里更是高兴。

时当应该进餐的时候，道旁恰有一处卖汤饼的摊贩，兄弟买饼共食。这种摊子上做的饼，粗恶得简直不能进口，苏辙置箸而叹，苏轼却已把他那一份大口吃完了，慢慢地问弟弟道：

“九三郎，你还要咀嚼吗？”大笑而起。

这是苏轼吃粗粝食物的法门。弟弟看哥哥胃口还是那么好，心里也安慰不少。不错，苏轼虽已花甲之年，胃纳一直很好，对于粗劣的食物，能够不辨滋味，囫囵吞下肚子。苏轼从前用这不辨滋味的方法来对付黄州的劣酒。所以，秦观后来听人传说这个故事，便说：“此先生饮酒但饮湿法也。”

自五月十一日到藤州，兄弟同行，同卧起于水程山驿间者二十余日。自藤州到苏辙谪地，本不需要走那么许多日子，但因雷州是大郡，耳目众多，苏轼不便久留，兄弟俩恋恋不舍，只得尽量拖延路上的程期。

苏辙一家人中，只有史夫人和幼子苏远一房相随，远妻乃黄师是（寔）之女，章惇还是她的舅公。其余长、次（迟、适）两房，因他家有点田产在颍川，所以就住在那里，因田为食，与苏轼次子（苏迨）住在宜兴，情形一样。轼留长子苏迈及长、三两房媳妇带着六个孙子住在白鹤峰新居，随同过海的只有苏过一人。所以，《和陶止酒诗》说：“萧然两别驾，各携一稚子。子室有孟光，我室惟法喜。相逢山谷间，一月同卧起。”

六月初五，兄弟同至雷州。雷守张逢、海康令陈谔带同本州官吏衙前迎接，招待他们在监司行衙暂住，次日又设筵款待。

这次旅途劳顿，苏轼的痔疾又发作了，但是朝命所迫，不敢逗留，在雷州只住了四天，初八就又启程。自雷至琼，途程四百里，苏辙亲自送别于海滨，张逢也派了专差相送。

自徐闻至递角场，候风待渡，南望连山，杳杳一发。海上波涛汹涌，“舣舟将济，眩慄丧魄”，祷于伏波祠。

苏轼此时，心地空明，只有一念未安，即是故乡的祖宗坟墓。兄弟俩于熙宁元年出蜀时，将祖坟和些许田宅，托由堂兄子安和邻居杨济甫代为经纪照管，至今四十年，还不能回乡。子安已经死了。是夜，挥涕作书，告别济甫：

某兄弟不善处世，皆遭远窜。坟墓单外，念之感涕。惟济甫以久要之契，始终留意。死生不忘厚德。

今日到海岸，地名递角场，明日风顺即过矣。回望乡国，真在天末。留书为别。

这一夜，苏轼在床上病痔呻吟，苏辙也彻夜不寐，就在床上背诵渊明《止酒》诗，劝老兄务须戒酒。苏轼年来，为痔所苦，也决心接受，作《和陶止酒》，以当赠别。

绍圣四年（1097）六月十一日，与弟海滨诀别，凄然渡海。不料自此一别，这一对历史上著名友爱的兄弟，就再无机会见面，真成永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