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生命中，天赋一腔迈往之气，一副热烈心肠，再经后天儒学者的严格训练，两者统合起来，成就为一个抱负非凡、才气纵横的知识分子。他那胸襟浩荡而正气凛然的人格，随时随地发出灼灼的光芒，照耀在人们的眼前。

人世从无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所以需要正直而勇敢的批评，带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

作为一个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必有勇气为天下先，担起这份艰危的职责。他们必须特立独行，不为世俗所蔽，不与现实妥协，勇于挞伐社会中现存的成见、迷信和一切腐旧的功利思想；更须奋不顾身，向已经建立起来的权威挑战。

所以，如无这种使命感，而且乐与世俗同化，追求物质或感官享受，心有畏惧的人，不能算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真正的知识分子，必具强烈的正义感和是非心，不向任何权势低头，只对自己的思想见解负责。要说的话，就痛痛快快说出来；要哭要笑，就大声哭笑。他们是观念的行动人物，所以从来不屑瞻顾，更不稍自掩饰锋芒。

然而，总是披着虚伪外衣的现实社会，怎能容忍如此认真的异端存在？尤其是最现实的政治社会，更不能听任一个异端的言论散布四方，动摇权势的架构。

苏轼一生，几与祸患相终始，其故即在于此。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文化大帝国，苏轼生在这个知识广被推重、文化达到巅峰的时代，故能以生长于西南偏鄙之地的一个草野青年，一入京朝，立即崭露头角；但是宋代的文化虽然灿烂，而士大夫所操持的现实政治却并不理想，使一个原想出山“求为世用”的“凤凰”，成了被人人厌恶的“乌鸦”。

苏轼从政以来，与实际政治的当权人物，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发生过冲突。王安石、吕惠卿当权时，他是反对新法的尖兵；司马光做相，本是互相尊重的同道，但只为了差免役问题发生争论，几乎要遭排斥。不过王荆公和司马温公，都还是各有政治原则的伟大人物。及至刘挚为相时代，大家只为权势利禄自谋，他之发动台谏，围剿苏轼，只是怕他夺位而已。苏轼对此只有一片“破琴之梦”中的悲悯而已。

苏轼的伟大，在于他有与权力社会对立的勇气与决心，一则得之于知识力量的支持，二则出于“虽千万人，吾往矣！”那份天赋的豪气。这两种气质合起来，造成他“薄富贵，藐生死”的大丈夫气概。这气概，虽然使他拥有至高无上的精神财产，然而，自古以来，幸福和伟大，常不两得，自由与安全，亦无法两全，苏轼之必须成为悲剧人物，几乎是必然的命运，但他也和苏格拉底一样：“果是天意如此，我很乐意接受。”

苏轼在政治上的表现，是以“气”使“志”；而文学上的成就，也得力于善用其气，千年来的文学批评家，几乎公认此是苏轼的特质。苏轼自论作文，有曰：“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明白说是胸中自有一股蓬勃之气，能够役使笔力，尽情发泄，由此得到快意。又曰：“作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映生。”云之行，水之流，皆是气势之动，动止皆由于气。

苏轼逝后将七十年，宋孝宗赵眘好其文而追慕其人，赠太师，敕曰：“苏轼养其气以刚大。”御制《苏文忠公集》序并赞，解释“气”和“节”的关联，则曰：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节。立天下之大节，非其气之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盖存之于身谓之气，见之于事谓之节。节也，气也，合而言之，道也。

《宋史·苏轼传》承其意，“论”曰：

……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

又王称《东都事略》总论曰：

受之于天，超出乎万物之表，而充塞乎天地之间者，气也。施之于事业，足以消沮金石；形之于文章，足以羽翼元化。惟轼为不可及矣。故置之朝廷之上而不为之喜，斥之岭海之外而不为之愠，迈往之气，折而不屈，此人中龙也。

凡此之论，皆言气之为用，而苏轼自论气之本体，认是形象之外，非力而致，超乎生死的一种永恒的力量。他说：

是气也，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韩文公庙碑》）

苏轼因为自信“生有自来，逝有所为”。所以面临天人生死之际，能说：“生无恶，死不坠。”又深信躯体虽亡，但“不待生而存”的这腔浩然之气永远不死，所以他在给维琳长老的信上说：“死生亦细故尔。”气不恃力而行，所以维琳劝他临终莫忘西方，钱世雄劝他“至此更须着力”，他便回答道：“着力即差。”

苏轼生平虽好佛学，但不过用以疏解一时的心理痛苦而已，临命却不苛求“外力”。钱世雄问他：“端明平生学佛，此日如何？”苏轼斩钉截铁地回答他道：“此语亦不受。”

维琳和钱世雄都不足以知苏轼。其实，他于病危中答维琳偈中，已笑鸠摩罗什妄想以西域神咒的法力来挽救生命之举为“浪出”，焉肯自于弥留之际，妄起“往生西方”之念，抛却儒学家的本分——刚大之气，至死不衰。

苏轼一生与谤毁、诬陷和迫害相纠结，在被侮辱与被压迫的苦难中，自寻种种纾解的方法，像搜寻治病的药方一样勤勉。庄子的齐物哲学给他的影响很大；佛学，特别是禅门的了悟，自喻为得常啖食的猪肉，对他也很受用；不论如何困苦，他都热爱生命，所以对于服食求神仙的玄说，也常寄以幻想；最后发现自己总是一个生于大地上的凡人，所以于歌咏爱情、友谊、佳肴、美酒，欣赏书画艺术之余，更以最大的热忱，尚友陶潜，要以回归自然，做他最后的归宿。

“人间何处不巉岩”，人生本就充满痛苦。苏轼文字中，充满种种超脱的譬喻，都是他纾解心理压迫的良药，因此使他成为烦恼时代里勇气和乐观的代表，使不幸的人学习他的豁达，度过心灵的黑暗时期；使幸福的人，对在苦难中奋斗的人，生出同情与敬佩。

苏轼是一个力求精神自由，富有性情的人，所以喜欢和朋友作毫无遮拦的谐谑，恣意说笑，但却绝对容忍不了庸俗，特别厌憎虚伪的做作。他是一个求痛快的人，假使不能怒骂，他就用“嘲讽”来发泄这种情绪。充满机智的嘲讽使旁人称快，却也使受者刻骨仇恨。然而，一千年来，同情他的多数人，从那些讽喻中，领略他的热情，欣赏他的正直。

每个时代，每一个人，都能从他这面大镜子里，发现自己怀有与他同样的感情，同样的理解，同样的诗情画意，只是我们说不出那些天生的好言语来。所以，他的若干诗句，文章中许多词组，流传在千年众口中，成了妇孺皆知、人人引用的俗谚或成语。

苏轼说话，喜欢用譬喻，甚至一篇文章开头，接连用七八个譬喻来帮助说明一个事实，使物我之间，物物之间，发生无穷的联系，产生无穷的想象。苏轼的文字，自言“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所以能随物赋形，从心所欲，说一件事，理直气壮，描写一个物，维妙维肖，用最简单最少的字眼，表达人间万象。

苏轼笔下，元气淋漓，不但波澜壮阔，而且瞬息万变，令人目不暇接，时而把人带到永恒的边缘，蓦地又回到平凡的人世。所以千年来的读者，惊呼：“东坡，其仙乎！”

古来诗人，被称为仙者，只有李白和苏轼二人。自贺知章称太白为“谪仙”后，“诗仙”几乎成了他的专衔，妇孺皆知。第二个被称仙的诗人，只有苏轼，曰“坡仙”，因他曾梦仇池，又曰“仇仙”。

现代学人叶嘉莹分析这两大诗仙的不同，以为李白是“仙而人者”，以其恣纵不羁的天才，生此庸懦鄙俗的人间，不为世容，原是命定的悲剧；东坡则是“人而仙者”，所以他和我们一样有做人的烦恼和痛苦，不过他有几分飘忽的仙气，得从超越凡俗的旷观中，获得解脱。

所以我们总觉得李白天马行空，如在天上；而东坡永远和我们一起生活在这大地上，同其悲欢，同其好恶，像个亲密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