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就东方故土还是从世界大势来说，1949年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这一年的9月19日，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率部起义，华北全部解放；25日、26日，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率新疆省军政人员先后通电起义，大西北全部解放；9月21日至30日，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的代表662名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军事上的空前成功强有力的推动着中华大地上共产党时代的必然到来！正如在开幕词中毛泽东所讲的：共产党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一点没有丝毫的夸张，共产党已经在创造着历史，他们差不多已经彻底打败了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这是一次顽强的东方意志同先进的西方科技之间的较量，相当程度上确是一个令部分人士费解的奇迹；而且当下的形势明白无误地显示，中国历史未来的样子也已抛不开共产党的如椽巨笔。当时的刘少奇说得没错：“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人民民主时代。”朱德也有发言，他相信：“我们既然能够团结一致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一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繁荣昌盛的境地。”想来，现代中国史上人们念兹在兹的民主，毕竟是个泊来的东西，中国社会的发展从来不曾有超越传统的迅速便捷的乌托邦出现，即使确有民主，毫无疑问，那也应该是一个结合了自己的传统的东西。共和国以后的发展以及陈寅恪自己的遭际对这些作了很好的史实性说明。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由毛泽东主持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同日，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就目前的资料来看，如上选出的高层人物如毛泽东、林伯渠、周恩来、朱德等都曾不同程度地在陈寅恪的晚年的生命中观见，从中我们既可以窥知陈寅恪的品格、情性和价值，也可以看到新中国高层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态度。

当日还举行了大规模阅兵，苏联作家西蒙诺夫曾写道：“北京故宫的前面是一个巨大的广场。这支中国人民的军队，从头到脚装备着从国民党分子那里缴获的美国武器……他们连续不断地通过广场，历经两个半小时。”朱德宣读了总部命令，要求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一切残余武装，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其后，11月上旬至12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将白崇禧集团余部约17万人歼灭于容县、博白、廉江、钦州地区。11月22日桂林解放，12月4日南宁解放。11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在重庆南部的南川地区歼灭了国民党宋希濂5个师和罗广文兵团。30日蒋介石匆忙逃离重庆，当天重庆解放。到本年底，除西藏外，全国大陆已全部解放。正如1948年后许多人所预料到的，在同国民党的博弈中共产党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然而，战争终究不是什么好东西。统计数字显示1949年底全年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66亿元，主要产品产量普遍低于解放前的最高水平，钢只有15.8万吨（解放前最高年产90多万吨），粮食只有2162亿斤（解放前最高年产2774亿斤），棉花只有559万担（解放前最高年产1698万担）；财政赤字庞大，通货膨胀，物价不稳，新国家建设的道路艰难险阻、困境重重。对于一路打仗的共产党来说，这绝对是个严峻的考验。

我们知道，在稍后的岁月里，共产党一直努力工作，力图向对其饱含希望的老百姓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由此，嗣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片片段段都和共产党的语默静止息息相关紧紧相连。

自然，这其中也包括陈寅恪。

不妨从陈毅说起。1923年入党、一路战功卓著的陈毅建国以后先后担任过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56年10月16日下午，陈毅携夫人张茜，在广东省长陶铸等人的陪同下到改名为中山大学的原岭大陈寅恪家中拜访。“有志艺文，但苦于行役和外务，业余捧场而已”的陈毅丝毫未谈及政治，而是很认真、很专业地同陈寅恪谈起了《世说新语》及魏晋清谈的话题。三年前陈寅恪还曾完成过一篇《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必条后》文字，所以这在陈寅恪很感舒适。讨论之余，陈寅恪对陈毅副总理讲他“对党和政府几年来给他的各方面的关怀与照顾，表示衷心的感谢”。

凭心而论，建国后相当一段时期内，陈寅恪的生活较诸解放以前好了许多，生活情况和工作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而这些都直接地与来自共产党高层的关心相关甚密。种种资料显示，陈毅之外，关心垂顾及陈寅恪的上层领导人还有周恩来、朱德、林伯渠甚至于毛泽东本人。竺可桢的日记就清楚记录了一次周恩来亲自过问陈寅恪的记录，应该是在1954年1月28日科学院在政务院作报告的一次会议上，总理在总结中强调“要团结一切爱国分子，如陈寅恪，要考虑科学家待遇”云云。就在同一个月，当年日本弘文馆同窗，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林伯渠在广州中大登陈宅看望了陈寅恪。20年代初曾留学德国的朱德元帅1958年到中大时也曾向接待者关切地询问陈寅恪的情况。另据陆键东所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大约在建国初几年还有这样的有关陈寅恪的“神话”流传：其一，50年代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苏联访问，闲谈时斯大林向毛泽东打听陈寅恪这个人，并说读过此人的历史著作。毛泽东答应回国后查找，后来查知陈寅恪在中大，便嘱咐广东省政府注意优待。其二，周恩来有一次在正式场合说过，光是凭陈寅恪不乘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去台湾这一点，陈寅恪的所有问题都不是问题。毫无疑问，上引竺可桢的纪录完全可以为第二个神话提供一点相似性的支撑说明。关于第一条，我们在蒋廷枢所整理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54年条下所引陈流求转录1969年8月30日的吴宓日记有关李四光欲迎陈寅恪北上讲学事中找到了一点蛛丝马迹。文称：

寅恪兄精神极好，撮要谈述十二年来近况，始知李一平君有接洽龙云投依人民政府、和平收复云南之功，政府询其所欲得，以二事告：（甲）请迁移吴梅（瞿安）师之柩归葬苏州。立即照办。（乙）请迎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居庐山自由研究、讲学。政府亦允行。政府派李一平来迎，寅恪说明宁居中山大学，康乐便适（生活、图书），政府于是特致尊礼。毫不系于苏联学者之询问也。

由此来看，尽管不见得确是斯大林问过毛泽东，不过当时苏联方面在中苏外交往来中询问过寅恪的情况应该是确有其事的。

上面如此，下面的组织也是。中山大学和广东省对陈寅恪的工作和生活都相当地照顾。共产党人陶铸从心底里对知识分子陈寅恪的生活极是关切，甚至在他后来调北京行将被打倒的日子里还不忘打电话给有关方面要求保护陈寅恪。这份关怀相当地真诚。同样真诚的自然还包括中山大学的领导们。

用吴定宇的话来说，“校方对他是优渥照顾的”。据吴氏大作整理的资料来看，在沿袭着战争年代工薪分数制和供给制的20世纪50年代，陈寅恪的工薪分数是1000分，在整个康乐园中最高，约合人民币旧币270万元。而且由于陈寅恪家生活实行供给，所以这1000分属于净得，而且至少从1954年唐筼所填的《中山大学教师登记表》中备考栏来看，当时学校每月还另行给陈寅恪家补助60万元（折合新币60元），在那个年代这相当于三个学徒工人和一个半大学生的月薪。20世纪50年代中期实行工资制评定等级时，学校核心小组对陈寅恪的初评意见是“特级”。1956年在小汽车仅有三四部的情况下学校还做出决定，陈寅恪、姜立夫、岑仲勉三位教授可随时乘坐，享受校长级待遇。同一时期中大学报也作出规定陈寅恪的文章享受20元的特级稿酬，较之一般水准高出四分之三。

岭南的生活相当温馨。对比来广州以前的北平（新中国成立后已改名为北京）生活要好出了很多。从季羡林的回忆我们知道，“在解放前夕，政府经济实已完全崩溃。从法币改为银圆券，又从银圆券改为金圆券，越改越乱，到了后来，到粮店买几斤粮食，携带的这币那券的重量有时要超过粮食本身。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也不能例外。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后来季羡林把情况告诉已经回国的北大校长胡适，后者乃决定给陈寅恪“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素来不愿无故受惠的陈寅恪最后以一车价值远高于所得的珍贵藏书作为交换从胡适处收取了两千美金。后来学界友朋要陈寅恪北返讲学，陈寅恪在回信内有“北地苦寒，煤炭火炉设备等等，耗费极巨，值此时艰，北地此项御寒工具，恐亦更难与昔比，弟性畏寒，兄等所夙知者也”。可知陈寅恪怕冷应是实情。自然到了广州的陈寅恪再也不会有冬日苦寒的担忧，不过从我们见到的从上到下人们对他的礼遇来说，大约就算广州突然降温几十度来一个标准的北国冬季，抑或是陈寅恪再回京城重有寒冬难避的生活际遇，想来应该也再不会有买不起煤取暖的忧虑了。

事实上，就解放前的岁月来说，陈寅恪已经算是幸运的了，还能得到胡适的眷顾，其他的学人可能还没他好运气。但这显然没法同解放以后的生活相比。说起来这实在是清平世事给陈寅恪的恩赐。可能有人会说解放前是战争所致，都是没有办法的事。事情确是如此，包括陈寅恪在内的广大学人在解放前的种种苦痛的经历确是拜战争所赐，但是我们讲人们还应该进一步地考虑到如下一些事实：一者，内战确是“当局”所挑起，责任不在共产党一边；二者，当时的经济政策，那些导致包括广大学人在内的全体人民大众生活极度不便极度艰苦的种种政策措施，都是“当局”的意旨，人民生活水平的降低和残破首先是“当局”政策的“恶意”过失！进一步再来审视解放后陈寅恪的待遇，一方面我们说社会太平了人们生活水平在勤恳工作的基础上有所提高和改善那也是自然的事，不过似乎我们也不应该忽略这样的一些真实：一者，新中国的到来是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浴血奋战的结果，随着种种战略措施的推行共产党很快就掌握了主动，从而为故国的新生提供了起码的统一规划统一安排的基础；二者，解放后是共产党相关各级的种种切近实际的照顾政策让陈寅恪的幸福生活从历史逻辑上的可能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真实，这一点同样不容置疑。有的作品带着后来者精明的迂腐总是喜欢把陈寅恪的生活涂成一种灰灰的样子，笔者颇之不许，“灰色”涂抹的越是缜密和貌似真实越是偏离历史的本来面目。在我们看来，学术研究对因果分析的依赖不应成为人们描述历史时有意将刻骨铭心的局部进行放大铺叙的借口甚或是理据，这种做法理论地来看根本站不住，即便从效果上来讲这或则可以吸引不少文化消费者的驻足和瞩目。

回到美丽的康乐园。

尽管在这里陈寅恪的生活行止备受优待和礼遇，但安适的生活和紧张的工作还是阻止不住人的怀旧思绪。毕竟京华的生活镌刻着自己一生最最绚丽的一段岁月。国学研究院时的陈寅恪身体还相当康健，与静安、任公等人的共事也充溢着快乐，“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时的才气淋漓和挥洒自如，手植海棠时的适情与惬意，琉璃厂的书肆，北京城的名吃，因时间和空间的阻隔而被剔却了清苦与不适的旧北平，总是不时地唤起陈寅恪的回忆。1950年，61岁的陈寅恪收到朋友寄赠的旧日清华园故居的绘图，而后颇有失落地发现当年自己手植的海棠没有了，这让他很觉得悲伤甚至有些气愤。显然，迁居岭南的陈寅恪对自己的清华园故居事实上还非常怀念，经常会梦到那些熟悉的物事（1951年《改旧句寄北》有“回首卅年眠食地，模糊残梦上心头”句。1952年《壬辰春日作》有“南渡饱看新世局，北归难觅旧巢痕”句，大约也和此处所言事有关），可惜没有神灵的护佑，自己亲植的那株海棠就像被人放火的圆明园一样毁掉了。那座璀璨辉煌的园林寄托了大清王朝的上国沉梦，而那株小小的海棠实在也是托寄了流寓他乡的游子对故园的深切怀念。

同一年，写下海棠诗之前的1月份，陈寅恪的一首答客诗显示友人的问候甚至勾起了他对当年游居香港岁月的回忆：“道穷文武欲何求，残废流离更自羞。垂老未闻甲兵洗，偷生争为稻粮谋。招魂楚泽心虽在，续命河汾命亦休。忽奉新诗惊病眼，香江回忆十年游。”

第二年听闻琉璃厂近况后感慨系之的陈寅恪又挥毫写下了另一首怀念诗，题曰《广雅堂诗集有咏海王村句云“曾闻醉汉说祥瑞，何况千秋翰墨林”，昨闻琉璃厂书肆之业旧书者悉改业新书矣》：“迂叟当年感慨深，贞元醉汉詑微吟。而今举国皆沉醉，何处千秋翰墨林。”琉璃厂，北平，陈寅恪总会时不时地记起曾经的京华旧地，曾经自己论学切磋、传道授业、挥洒才情、优游沃野的文化旧地。

当然，往日的北平，新中国的北京，也没有忘记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开坛讲学的陈寅恪。此种挂念至少在陈寅恪离京后的第二年就在横飞南北的鸿雁中明确化了。到1949年10月，南来不到一年的陈寅恪已经在为此向北方的朋友回信致歉了：

企孙春晗两兄同鉴：顷奉电嘱令即返校任教，当即复一电，其文云：因岭大关系难即返，函详。想已先此函达览。电中所谓岭大之关系者，即弟在岭大其薪水系向华侨募捐而来，岭大当事人曾向捐款人言，在此聘约期内弟不他往。故弟今夏受其一年聘约时，已同意此点，以免岭大失信于人，此弟所以不能即返之最大原因也。又北地苦寒，煤炭火炉设备等等，耗费极巨，值此时艰，北地此项御寒工具，恐亦更难与昔比，弟性畏寒，兄等所夙知者也。又第二小女小彭，今夏已考入岭大农学院。岭大规章，每一学生之学杂等费，其数甚巨，约合数百美元，惟教员子弟，可以优待，若弟一旦他去，小女又不能中途转学，则亦颇困难，此等又其小原因也。遭此兵戈之际，累承诸友关念，感激之忱，何可言喻。实有苦衷，未能尊命即返，想亦能蒙鉴原者也。匆此奉覆，顺颂

研祉

弟寅恪敬启（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校中诸友芝生伯伦心恒一良永兴兄等均此不另，或即以此函交其一阅。

赐示请寄：岭南大学东南区十二号

清华园十分盼望举身岭南的陈寅恪能重回旧地讲诵研习。从回信内容来看，吴、叶二人的信显然感动了颇有些流民心态的陈寅恪，大约吴、叶的邀请，特别是信中对当年京华岁月里彼此交谊之类物事的怀想，勾起了陈寅恪对既往生活的无限回忆，所以他才在信末又一口气列了五个人的名字。这里镌刻着的是陈寅恪与北平学界昔日友朋间彼此信任、倚重和相互挂念的高义与深情。后来，1956年，由北大调南开兼作历史系主任的郑天挺，亦曾专电希望其能往游天津讲学，一样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被陈寅恪婉拒，所谓“近数月来血压较高，中大又开课在即，故不能旅行”等。

实际上，邀请及往迎陈寅恪北返的还有郭沫若、李四光、汪籛等，不过与吴、叶、郑的邀请不同，前者有着明显的官方背景。陈寅恪在第一次交待底稿上说，“一九五四年春，中央特派人叫我去北京担任科学院第二研究所所长。我贪恋广州暖和，又从来怕作行政领导工作，荐陈垣代我。李四光，我在广西教书时和他很熟，一九五四年中央要我担任历史二所时，他特地写信来劝我。我没有听他的话。自悔负良友。北京的朋友周培源、张奚若都是清华老同事，因公来广州时，都来看我。也劝过我”。

当时所派之人即陈寅恪昔日的学生汪籛。

颇有才华的汪到达中大时还是1953年的冬天，而且还带着郭沫若和李四光分别写给陈寅恪的劝行信。11月22日早晨陈寅恪在由唐筼带写的答覆中提出了两个现今人们已是耳熟能详的条件，一、允许研究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冼玉清试图劝说陈寅恪的顽拧，得到的回答是“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年而不变”。

12月1日上午，陈寅恪同汪籛作了一次长谈，口述长文一篇作为总答复：

陈寅恪自述

——对科学院的答复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他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重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智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的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得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碑文所示“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绝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是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于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在北京则有两难。动也有苦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血压高。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挽）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写）的碑文已经传出去，也不会湮没。

没有了陈寅恪的北京总觉得缺少了什么，所以连科学院也忍不住要请陈寅恪回去。1954年的1月份郭沫若又提笔写了信给陈寅恪，意同前此。可是在陈寅恪看来失去了自由意志和独立思想的学术根本就不成其为学术。虽然他的要求得到了周恩来的肯许，“可以答应陈寅恪的要求，只要他到北京来。一切都会变的。当年动员老舍从美国回来，老舍也提出个条件：不返美，不发表反美言论。可是他回国不过一两年，就变了”。可惜的是最终还是没有成行。其所作《答北客》、复郭沫若信、复杨树达信真实记载了此事期间及其后陈寅恪的生命轨迹。

《答北客》作于1953年，诗曰：

多谢相知筑菟裘，可怜无蟹有监州。

柳家既负元和脚，不采蘋花即自由。

答郭沫若信说：

沫若先生左右：

一九五四一月一六日手示敬悉。尊意殷拳，自当勉副。寅恪现仍从事于史学之研究及著述，将来如有需要及稍获成绩，应即随时函告并求教正也。专此奉复，敬颂著祺陈寅恪敬启一九五四年一月廿三日复杨树达信写于1954年7月，文谓：遇夫先生左右：前屡承寄示大作，今日有此等纯学术性著述之刊行，实为不可多得之幸，幸甚！喜甚！佩甚！先生平生著述科学院若能悉数刊布，诚为国家一盛事，不识当局有此意否？弟畏人畏寒，故不北行，去冬有一短诗，附呈以博一笑。

答北客

多谢相知筑菟裘，可怜无蟹有监州。

柳家既负元和脚，不采蘋花即自由。

专此奉复敬请暑安

弟寅恪敬启（一九五四年）七月十日

从前文的分析来看，“畏寒”可能也确有其事。

陈寅恪终于还是留在了岭南。

当然，即便因为世事的乱离以及自身的遭遇在精神深处有那么一些落寞，特别是建国后最初两年，不过客观来讲这里的生活并不寂寞。相反，一定程度上，陈寅恪的中大生活可以说温馨惬意，而且常常是情趣盎然。相濡以沫的唐筼的爱情是他精神生活的一大支柱，之外还有他热心的友朋和可爱的学生，他还能时不时地听听评书听听戏。纵有凄苦衷肠与心曲，就一般的生活内容或曰质素而言，却也不失丰盈的温情与跳动的快意。可惜的是，由于悲剧人生结局的遮蔽，人们在看待两人的生活时总是有意无意地先存一种悲悯的心绪，进而极大压缩了期间曾有的明丽。

诗文仍是最可靠和直接的依据。不妨从1952年的春天说起。

这一年春天，岭大的杜鹃花开得异常地明艳。美丽的风景自然不会逃过敏感的唐筼的双眼，这又一次让她想到了当年的故园，故园的山居之乐。感物伤怀，以长句系之：香岛妖氛满，避乱转西行。一年居故土，无限留恋情。山中有情趣，心定身始轻。月明竹影入，日出樵唱清。春间杜鹃放，灿烂岭谷盈。看花动近远，车马道边横。游客缘径上，霞光照面迎。下山观早集，听鸟识初晴。风过松涛声，雨霁岫色明，还家午饭罢，倚枕闻蝉声。秋来气高爽，涧底老桂秾。芬香四散溢，遥望如金钟。荻花舞雪白，枫叶满树红。田家忙收获，得饱歌年丰。亲朋隔城市，幽居镇日间。野果溪畔摘，流水声潺潺。举目成远眺，但见云峰环。暇时赴村墟，新月偕相归。归来童稚喜，柿脆鲫复肥。灯下课女读，夜凉添薄衣。地僻炊烟少，绕屋唯松林。身安心益静，吟诗代抚琴。佳境不易驻，回忆味更深。故乡亦短梦，他乡何处寻。（《壬辰仲春观岭南大学校园杜鹃花因忆故乡山居之乐遂成长句以记之》）频年播迁的南国女子想到了故乡山居时春天里杜鹃花开遍山野的动人景致。诗情满腹又聪慧明敏的唐筼显然被岭大的杜鹃花所深深感染。自然，这幅生机盎然的春景顺着唐筼的双眼同样照亮了陈寅恪的心田。与内子的怀今异致，陈寅恪的心绪走上了思古的向路：“美人秾艳拥红妆，岭表春回第一芳。夸向沉香亭畔客，南方亦有牡丹王。”当年李太白赞太真之美有《清平调》三首，二、三有云：“一支秾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抂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代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大方的陈寅恪把岭大的杜鹃比作了倾国倾城的牡丹。

多情的总是女人。同一年，写下上引长句的前后，唐筼还有《咏红梅友人赠红梅》、《辛卯除夕答谢黄萱夫人赠水仙花》、《咏水仙》（二首）、《壬辰春二月初九答谢颂珊夫人赠踯躅花即杜鹃花》、《咏岭南踯躅花一名山石榴一名杜鹃花》、《别杜鹃花》、《广州木棉花壬辰仲春作》、《再咏木棉花》、《谢友人赠新种绛色玫瑰》等多首咏花之作。在唐筼，那是一个花团锦簇的春季。值得注意的是，这期间尽管陈寅恪自己只作了一首前引的《咏校园杜鹃花》，但有两首与唐筼合写的诗作《别水仙晓莹寅恪联句一绝》和《晓莹寅恪前题（前题指《广州木棉花》）联句》。前者言：“玉容憔悴浅颦眉，莹脉脉相看绿鬓垂。寅暂别人间留后约，莹未妨重见一春迟。寅”后者云：“十丈空枝万点红，莹霞光炫耀脆林中。莹高花偏感高楼客，寅愁望垂杨乱舞风。寅”从诗集中作品的前后顺序来看，夫妻联绝所“别”的应该就是黄萱送的那株水仙。我们试着作出如下的推测：唐筼身体不好，1952年1月26日所作《辛卯除夕答谢黄萱夫人赠水仙花》的“喜对芳姿病榻前”句提示我们当时的她可能正染微恙，除夕夜，黄萱女士送来的一株“翠袖冰肌望若仙”的“漳泉”水仙，让病得没法逛花市而略有沮丧的她心情舒展了许多；依常理，慢慢地唐筼自然也就康复了，可本来就喜欢鲜花的她怎么会忘记陪着她慢慢康复的水仙花呢，于是接连写下了两首咏水仙的七绝，赞其“碧色罗裙体态妍，雪肤玉貌绝尘缘”，谓其“凌波仙子出埃尘，翠袖金冠白玉身。绰约临风无限意，嫣然微睇惜花人”；然而人有祸福，花也有荣枯，漂亮的水仙雪肤不再、翠袖转黄，这怎能不引起唐筼“玉容憔悴”的爱怜和哀叹；朝夕相处的陈寅恪自然也知道了水仙“垂”“绿鬓”的事，忙赞它虽枯亦荣，作为对许多日子里花儿与二人朝夕相处的感激，并以为对唐筼也包括自己痛失花友的心理安慰。

陈寅恪的生活显然非常地鲜活。这其中，唐筼的相濡以沫最值得珍重和感谢。通观1951-1957年间的诗作，可以发现两人常有诗词唱和（两人合作的那首唱木棉的七绝即为一例）抑或酬谢，特别是在包括一些诸如生日、纪念日之类特殊时节，尤其如此。比如唐筼1951年元旦赠陈寅恪（1951年2月6日。据《诗集》此为一无题诗）、陈寅恪《答晓莹辛卯元旦见赠》（1951年2月6日）、陈寅恪《辛卯广州元夕用东坡韵》（1951年2月）、唐筼《辛卯广州元夕与寅恪同用东坡韵》（1951年2月）、陈寅恪《首夏病起》（1951年5月）、唐筼《和寅恪首夏病起》（1952年5月）、陈寅恪《旧历七月十七日赠晓莹》（1951年8月19日）、唐筼《答韵》（1951年8月19日）、陈寅恪《晓莹生日赋一首为寿》（1952年5月）、唐筼《壬辰五月十七日答赠寅恪并记岭南寓园景物》（1952年6月）、陈寅恪《癸巳元旦赠晓莹》（1953年2月14日）、陈寅恪《癸巳除夕题晓莹画梅》（1954年2月2日）、陈寅恪《晓莹昔年赁宅燕都西城涭水河庭中植柳四株以白垩涂树身望之如白皮松乙未春日与晓莹同寓广州偶忆及之感赋一律》、唐筼《答寅恪偶忆北京水河故居原韵》、陈寅恪《乙未五月晓莹生日赋赠》（1955年6月20日）、唐筼《乙未五月十七日寅恪六十六岁初度赋一律为寿时值广州芒果荔枝丰收也》（1955年7月6日）、陈寅恪《旧历七月十七日为莹寅结婚纪念日赋一短句赠晓莹》（1955年9月）、唐筼《答寅恪七月十七日赠句次原韵》（1955年9月）、陈寅恪《乙未中秋赠内即次去岁中秋韵》（1955年9月）、唐筼《和寅恪乙未中秋见赠次原韵》（1955年9月）、陈寅恪《丙申六十七岁初度晓莹置酒赋此酬谢》（1956年）等等。就既有的材料来看，唐筼的诗大部分都是在此一期间创作的，建国前以及1957年后都很少见，这大约也可以侧面反映期间两人家庭生活的安实。那些酬答唱和的作品花儿一样地镶嵌在两人八年来的爱情征途上，琳琅满目，馥郁芬芳。拿1951年结婚纪念日两人的唱和来看，“一笑风光似昔年，妆成时世镜台前”，陈寅恪先说尽管是在时世如此的情况下化妆打扮，可笑起来的样子仍如早年一样风光不减；“群雏有命休萦念，即是钟陵写韵仙”，小孩们都在忙自己的事情，放下心来不要老挂念，便是鼎革之际的写韵仙。唐筼就讲，“陵谷迁移廿四年，依然笑语晚灯前”，转眼间从认识到现在二十多年里阴阳流转世事变迁，我们的爱情依然未变，灯下的我们仍旧是笑语欢颜；“文吴之事吾能及，同隐深山便是仙”，吟诗填词我也还可以，能同你隐居深山就真是神仙了。后来陈寅恪又作了首《题与晓莹廿三年纪念日合影时辛卯寄寓广州也》，中有“短檐高屋总伟时，相逐南飞绕一枝。照面共惊三世改，齐眉微嫌十年迟”之句，尽写出两人遭逢世变、相见恨晚、甘苦与共、相偎相依的不渝心志与忠贞爱情。

当然爱情并不总是或者说仅仅是天上人间、海枯石烂，它似乎还有更多一些的含义，比如说生病时的相互照顾、平常岁月里的拌嘴游戏等等。以1951年的《首夏病起》与《和寅恪首夏病起》来说吧。春天里陈寅恪高血压的毛病趋重，头疼得厉害，不得不天天靠安眠药的镇定作用来抑制痛苦，靠睡觉来打发日子，迷迷糊糊中春往而夏来，终于血压降了下去，心情舒展、甚感快意的他乃作诗以纪之，“刀风解体旧参禅，一榻昏昏任化迁。病起更惊春意尽，绿荫成幕听鸣蝉”，过去读禅有刀风解体之说，前阵儿我病得也差不多，浑浑噩噩睡着过，没想到病好了，却已是春去夏来绿荫成幕蝉儿歌：久病初愈的人看什么都有不免阳光挥洒。唐筼却不这样想，“排愁却病且参禅，景物将随四序迁。寂寞三春惟苦雨，一朝炎夏又闻蝉”，又是养病又是参禅，外间的风物自然要随序变迁，没人说话的我，春日里愁对苦雨，夏来了还得噪听鸣蝉，总是寂寞无聊的很啊。好长一段时间里都在为陈寅恪的病担心焦急的唐筼，仍是忍不住抱怨：春天里老下雨，春尽了又听见蝉声起，我一个人都快烦死了，你现在还乐得“绿荫成幕”乐得“听”什么“鸣蝉”。唐筼的诗在我们读来总有一种抱怨的味道、几缕拌嘴的气息，这个时候他们两人经风历雨、相亲相爱的眷侣形象显得尤其地真切和充实。陈寅恪对平日里唐筼能跟自己诗词唱和很是高兴。1952年的春天，时而惜别水仙，时而盛赞杜鹃的陈寅恪，突地发现转眼间自己在岭南已是寄居了三年，不禁念往思今，唏嘘不以起来，有《壬辰春日作》一律自纪心曲。首颔二联曰：“细雨残花昼掩门，结庐人境似荒村”；“简斋做客三春过，裴淑知诗一笑温”。就陈寅恪的生活来分析，“知诗”的“裴淑”是在说唐筼，在“细雨残花”“结庐人境”的日子里，慨叹流寓岭南已三年的陈寅恪在庆幸自己还有知书能诗善解人意的结发人，总还时不时地带给他笑语欢声的丝丝温暖。对于流民心态浓重的陈寅恪来说，“爱情融成的回忆”让他的“痛苦化成（了）歌曲”，唐筼的存在绝对是最值得庆幸和珍惜的人生厚赐。

播迁他乡的不争事实，让唐筼常常地怀念北地，进而不可避免地生出客居他乡的伤感。1951年，农历辛卯年春节那几天，庚寅除夕还在欢喜“江城花市年年好，喜得红梅迎岁新”的唐筼，七天后的人日又写下了这样一组诗句：“人日清寒细雨来，嶺梅憔悴杂尘埃。池边新柳枝先绿，梁上空巢燕未回。愁望江流常不息，追思羁泊有馀哀。天涯归意无人会，可得山中共把杯。”一个“归”字明白无误地向人们显示着在春节这个特殊的不能再特殊的佳节良期里，常年“羁泊”的唐筼渴盼返归故里与陈寅恪“茅舍”隐居品茗共话的心绪。从“山中”一词来看，唐筼大约是想起了广西。前文已经提到，唐筼的身体也不好，辛卯一年（庚寅年唐筼写给亲人的信中有“老病日侵”的话，说明其身体状况建国后的几年来可能一直都不是很好）尤其如此，黄萱送水仙给她的时候她仍在病中（“喜对芳姿病榻前”），而这年冬天《重读陶渊明桃花源记有感》一诗“病中作”的副题，特别是“叹我余生多病苦”一句，更向我们明证了年内她身体状况欠佳的事实。正是在这样的年月里，唐筼接连写下了《忆故乡二首并序》（《忆良丰山居》、《忆半山小筑》）、《忆成都华西壩寓居》三首怀旧诗。记忆总是美好的，当人遭遇挫折或疾病缠身的时候，总会忍不住的去回想以前的美好事物，羁旅在外的游子往往会特别特别地想家更是典型的例子。显然，唐筼也不例外。在她的记忆中陈寅恪任教广西大学时他们在良丰山居和半山小筑过得绝对是世外桃源般的日子。前者称：“屋对青葱半岭松，云峰遥望几千里。鹁鹄声缓随风远，踯躅花开满谷红。日暖桂香穿涧树，夜深枫影上廉栊。山居乐事今成梦，欲再还山只梦中。”后者云：“半山有屋两三椽，临近桃源傍水边。洞口干云红豆树，湖心倒影彩灯船。群鸡啄食竹篱下，稚女读书木榻前。此是燕山幽胜景，名园回首已风烟。”唐筼渴望离开广州返归故里的心绪在1952年所作《壬辰春二月初九答谢颂珊夫人赠踯躅花即杜鹃花》、《壬辰仲春观岭南大学校园杜鹃花因忆故乡山居之乐遂成长句以记之》、1953年10月《十月八日追忆今夏风雨中观木棉有感作》、《前题再咏》以及后来的《忆髫年》诸诗中皆有所体现。

然而，由于前面已经讲到的原因，唐筼也留在了广州，在陈寅恪的身边站立成一株“霞光炫耀脆林中”的木棉。其实唐筼写下“亭亭直上白云间，无叶无枝态更妍。俯视春风摇嫩绿，高红独艳夕阳天”（《广州木棉花壬辰仲春作》）的同一年（1952），正好也是舒婷出生的一年。25年后的1977年3月，后者也完成了一首赞美木棉的诗歌，这就是著名的《致橡树》，青春岁月里的舒婷成功完成的一首爱情诗。“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语言/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的红硕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霓”。细细品味，这些话用来形容唐筼之于陈寅恪倒也显得颇为合适。后面的故事还将继续向我们证明这位当年的名门闺女的坚贞、刚毅和英勇，证明她在陈寅恪生命中无可替代的价值。

继续建国后的故事。

爱情天河的绚烂从来都离不开亲情世界的支持。从小家到大家到家族到姑表亲戚，透过残留的诗文，穿越过半个世纪的沧桑，在斑驳的字缝里我们隐约看到了寅唐二人生命世界的另一个向度，一个更为真实的向度，一条亲情流溢的情感之河。

还是请唐筼来作主角，善感多情是女人天生的“丽质”。

1951年，农历庚寅年大寒那天，唐筼写诗寄赠自己的大姊，“三年不见几沧桑，感旧怀人夜漏长。老病日侵无一字，可容煎药倍堪伤”，世事沧桑中跟大姊已有三年没见了，妹妹我其实常常想姊姊，想得长夜里难以入睡，可我身体不好老得病，煎药熬汤地连写东西都顾不上，说起来真是很叫人难过。显然，大寒的到来让唐筼又忆起了以前姐妹们在一起时的快乐。三天后的一个下雨天，因给大姊写信而被激发得澎湃开来的亲情让她又写了首想念九妹的诗寄了出去，“烟雨迷濛隔野塘，残梅欲尽柳争长。何当共话西窗夜，人寿河清两渺茫”，真希望能再有机会跟九妹你“烟雨迷濛隔野塘，残梅欲尽柳争长”的时候临窗共话说短道长啊，不过看起来，就怕是人寿有限河清无期有些渺茫啦。这一年，唐筼还有另外一首写给姐妹的作品。《答五年前怀妹见赠诗次韵》，是就当年举家离川而后过金陵时堂妹唐剑怀从苏州赶来相见时所赠诗而成的，“浮家岭外已三年，景物悬殊几万千。每恨一家难久聚，何堪大姊又长眠。羁游江海虽分地，投遞音书未隔天。愿托南鸿报消息，慰吾离思病床前”，大意仍在叙说近年遭遇，而后强调了可以彼此写信应该多多联系。对看《寄大姊》和《答五年前》两首诗可知，“大姐”在唐筼寄诗后不久便弃世而去，时间应该在两诗写作之间，据《唐筼诗存》前者在庚寅大寒日即1951年1月21日，后者标1951年，由此可知“大姊”的离去就是在1951年。1952年1月唐筼所作《哭从秭婉玉夫人并序》长篇所哭者应该就是《答五年前》一诗中提到的“大姊”。《哭从》以长篇五言叙事诗的形式对婉玉夫人的温润贤淑、坚韧不拔的一生作了细致而又深刻的描摹和叙述，诸如“其意十年后，婿病不易医。残废几廿载，百务秭操持。侍疾连昼夜，终无一怨词”，“惊闻秭丈殁，秭亦欲殉夫”等，读来历历如绘，若在眼前，感人至深。事实上，稍后我们会看到，操持百务而无怨词恰也是唐筼自己晚年岁月的素描，而殉夫一词竟终成了她晚年人生的谶语。再后来，唐筼还写有《忆髫年寄苏州怀妹》、《前题寄沈家表姊妹》、《哭沈保均表妹癸巳腊月初一作》等怀亲之作，《忆髫年》中“懒问沧桑随世运，唯思姊妹共髫年”一句集中体现了作者写作上述诗文时的感情和心绪。

当然，念亲怀故说到底也不是女性的专利。同样是在1951年，两人结婚纪念日陈寅恪有《旧历七月十七日赠晓莹》（1951年8月19日）、唐筼有《答韵》（1951年8月19日）（过去二十天以后的阳历）9月10日，正好是农历的八月十日，陈三立的祭日。当时的陈寅恪一阵以来听说好像有关部门非得要迁走散原老人的墓，心生挂念的他因作一律记录心事。诗题《有感辛卯旧历八月初十日》：“葱翠川原四望宽，年年遥祭想荒寒。空闻白墓浇常湿，岂意青山葬未安。一代简编名字重，几番岭谷碑碣完。赵佗犹自怀真定，惭痛孤儿泪不干”。需要略作解释以见诗意。赵佗事见《史记·南越列传》，初为南海龙川令，南海尉任嚣死后，佗行南海尉事，秦灭以后自立为南越武王。后来刘邦称帝，派陆贾立赵佗为南越王，吕后的时候以帝自尊，号南越武帝。再后来文帝即位，“乃为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而后遣陆贾入越，责其自立为帝竟不上报，赵佗因修书谢罪以“蛮夷大长老臣佗”自称。“赵佗犹自怀真定”自是借赵佗之典来比照风闻的所谓“闻有关当局迫令迁墓”的举措，希望政府能善待亡父的陵墓；最后一句“惭痛孤儿泪不干”，凸显了为人子的陈寅恪面对如此情势却又无计可施的惭愧与痛苦。这一年壮怀激烈的散原老人离世已有一十四载，而经风历雨的寅恪也早已是三女之父，过了知天命的年纪。联想到流寓岭南的事实，这一曲高龄思父的故事更不禁让人升起浮萍寄世、漂泊无依的沧桑之感。

同人世间其他的双亲一样，陈寅恪和唐筼对自己的女儿极为疼爱，小时如此，大了依然。其实前曾引及的1949年10月25日复叶企孙、吴晗信，在申说自己何故不能北返的原因时，专门强调小彭考入岭大，北返恐影响读书求学时，信文本身既已从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了为人父的陈寅恪对自己姑娘的厚实慈爱。上学是人生大事，而为这类大事费心擘画，以及内中所体现出的敦厚与博大，恰是父爱内涵外延的最大特点。相比之下母爱似乎要细琐许多和绵密许多。1951年1月21日大寒的到来显然在唐筼的心灵深处激起了不少涟漪，这不仅触发了她对大姊九妹的思念，更激荡了她早已浸透骨髓化成习惯了的慈母柔情。给大姊修书的5天以后，26日，早晨，唐筼很认真地用笔记下了珠江清晨的模样，“隐隐楼台隔水阴，红墙翠瓦入深林。漫空晓雾浮江远，欲见楼台何处寻”。从文字上我们读不出明显的感情倾向。这是必然的，因为几天以来唐筼都在挂念远在他乡的长女流求，忙着收拾冬衣给她。所以，如果说这张素描有一定的情感趋向的话，我们想，大约那也应该是对远在他乡的流求的生活情状的关切以及由此引起的淡淡感伤。风景和节令总是这样会自觉不自觉地拨动人们情感的心弦。平心而论，羊城的生活同京华旧地实在是相去甚远，一年前的正月十五陈寅恪在他的诗中曾有“过岭南来便隔天，一冬无雪有花妍”的句子。然而风景迥异亲情同，居地的变换流转除了让唐筼益加地看重和珍视亲情以外，不会让她对女儿们的爱怜有丝毫的削减。晚上，经多日赶制，终于缝完准备寄给流求之冬衣的唐筼，灯下铺笺，润笔挥毫，写下了这首至今读来仍其情可温感人心的七绝，题曰《寄流求寒衣庚寅大寒后一月廿六日灯下作》：“雪舞冰封北国冬，怜见忍冻叹吾穷。剪裁工拙何须计，老眼灯前密密缝。”从专门添出的“剪裁工拙何须计”一句来看，或者唐筼并不擅长缝补之事，然而紧跟的一句“老眼灯前密密缝”，提醒我们冬衣上的针针线线缝进的都是她对流求的深深爱怜，也善意地劝慰长大了不免爱美爱打扮的姑娘穿上总要暖和一些，何须在乎太多剪裁方面的美丑媸妍。1953年的夏天，唐筼又一次生病，八月的时候仍不见好，可流求和小彭还是要去工作，痛苦又无奈的唐筼成七绝一首志其心思，题作《癸巳七月病中送流彭二女各赴工作地》：“两月昏昏病里过，悲欢离合意殊多。飚风欻捲隔山海，惨痛心情奈若何。”母病女出游的凄凉心境可以说跃然纸上。事实上对于暮年的夫妇来说，子女们绕侍左右膝下承欢的感觉往往是最最宝贵和美好的，而一旦子女成人群燕纷飞就免不了要生出苍凉而浓重的失落心绪。女性天生的多愁善感，所以尤其是如此。一样挂念和爱怜女儿的寅恪就常常地劝慰唐筼，1951年结婚纪念日，陈寅恪那句“群雏有命休萦念，即是钟陵写韵仙”就是明显的表现。

陈寅恪的圈子较唐筼要大出许多，所以他的生活中还有更多一些的快乐。当然这些快乐也属于唐筼。分担痛苦共享欢乐是夫妇二字起码的一层含义。

众所周知，陈寅恪是个读书种子，在他，能够安安稳稳地读书是头等的乐事。一样是在1951年，生日那天，陈寅恪忽然记起了自己1945年成都过生日时所写诗作中“愿得时清目复明，扶携同泛峡江船”的句子，于是续成绝句两首赠唐筼，诗曰：“七载流离目欲昏，当时微愿了无存。从今饱吃南州饭，稳和陶诗书闭门。”“扶病披寻强不休，灯前对坐读书楼。馀年若可长如此，何物人间更欲求。”在他看来，青灯黄卷坐对千古，能够稳定长期地过上这种日子就应该很知足了。陈寅恪不说假话，更何况对唐筼，所以说这两首绝句所透露出来的对“灯前对坐读书楼”生活的向往，显然是心曲的真实流露。

就此一时期陈寅恪的诗文来看，除平日里与唐筼的唱和之作以外，另外相当一部分都是学界朋辈间的酬答问候，通信更是如此，大部分都是在与友人彼此交流论学，真正无关学问的私谊传递和表达并不多见。即以前引陈寅恪复郭沫若辞不北返的信来说，本质上也首先是学术上的问题。毫无疑问，从抗战胜利以来至于21世纪的当下，北京都是中华大地无可或替、不容置疑的文化中心，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同样如此。陈寅恪所在的广州，近代以来虽有康南海揭橥大旗、孙中山辈承其流绪，但在近世中国的文化地图上，南学的地位一直以来都算不上怎么地突出。尽管解放前陈序经在岭大全心全意抓学术，遍邀大师巨子、广罗才俊英豪，充实力量扩大阵脚，但客观来讲，至少在陈寅恪南下以前其在全国的地位都算不上突出。陈寅恪的到来固然对此有所助益，但说到底不过也是充实和提高而已，尽管他曾打趣式地说北大也不咋地，可这同样改变不了广东作为学术地图上边地一隅的地位。不过，陈寅恪的到来毕竟让岭南的学术起色不少，各地学人更是延续了建国前学术界既已形成的对陈寅恪的尊崇和关注，有了得意的创作、心得或疑问，人们还是常常地想到陈寅恪。于是鸿雁纷飞、书札往还，辟居南国的陈寅恪就这样被无形的编织进一个由多名一流学者构建的交流网络。除非是外力，真正的大鱼很难自己游离出水流的亲近甚或是束缚，就像陈寅恪之于学术；在这种亲近和“束缚”中陈寅恪常常可以体味到交流探讨的快乐。就诗文和通信资料来看，此一时期与陈寅恪往还交流与论学的有杨树达、闻宥、刘节、冼玉清、刘永济、郑天挺、王力、叶企孙、吴晗、李思纯、吴宓、郭沫若、唐长孺、刘铭恕、朱师辙、夏承焘、章士钊等等。他们与陈寅恪的交流对于当代中国学术的形成和书写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和意义，值得深入发掘和反思。

有师友，自然也有学生。寓居岭南的头几年里，到后来让陈寅恪很是伤心的学生，此一时期还是能不时地带给陈寅恪以欣慰和欢喜。

从入清华任教的国学研究院以来，一直到新中国建立的1949年，其间陈寅恪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高尚的育人事业，所以说建国前他已是桃李满天下。就建国后的晚年路途来看，在昔年众多的学生门当中，最让陈寅恪欣慰的应该是蒋天枢，也就是蒋秉南。蒋秉南1903年出生，小陈寅恪13岁，当37岁的陈寅恪入教清华的时候，蒋秉南刚20来岁，正是风华正茂的读书年纪。蒋秉南1927年入清华研究院，1930年毕业，同一年国学研究院停办。据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我们知道，1943年受聘复旦中文系，而后就一直没离开过复旦的蒋天枢长于先秦文学研究，讲《诗经》旁征博引一首就能讲上两个月。1953年当唐筼满怀感伤地写下《癸巳七月病中送流彭二女各赴工作地》惜别爱女的时候，蒋天枢也在陈寅恪家。他是专程南下探望来的。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秉南对此有简要记录：

阳历九月十一日，枢乘车赴粤，抵穗后以初游不识路，雇车至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晋谒。留穗约十日，得饫领教诲。适流求妹尚在家，欢聚数日后赴渝就职。时枢方校读《周礼》（用董康珂罗版影宋本校阮刊注疏本），语次，师诲之曰：“周礼中可分为两类：一，编纂时所保存之真旧材料，可取金文及诗书比证。二，编纂者之理想，可取其同时之文字比证。”枢未能遵师嘱以有所成，愧负滋多矣！此行初识黄萱。二十二日拜辞师及师母北归。

如前有言，此时的唐筼正病得厉害，“两月昏昏病里过，悲欢离合意殊多”的话说明流求离开广州去重庆的时候，大约她仍未完全康复。而对于经年被唐筼照顾的陈寅恪来说，这无疑是很让他痛苦的事。最大的无奈在于，身体的不便让他不能对唐筼进行最起码是等量的呵护。流求、小彭在家大约就是因为要照顾母亲的缘故。再联想到几年来唐筼因为要料理家事还要照料自己，以致累得屡屡生病的事，几十年相濡以沫的陈寅恪只能是更加痛苦，益发焦头烂额。若是在京华，自然会有许多生徒朋辈的前来问安和探望，可这是在岭南，与天涯海角已经相距不远。然而，就在这时昔年的清华学生蒋秉南出现了，专程南下来看望陈寅恪，当然还有唐筼。在陈寅恪自己即不能分担爱妻的痛苦又不能进行细心地照顾的时候，学生蒋秉南的到来，以及由此带给唐筼和他本人的内心的温暖与安慰都让陈寅恪特别地感动。想来这也是人之常情。必须承认，学术和风骨的高卓之外，陈寅恪也是普通人一个。内子有疾自己又无力照顾的时候，学生的探望，哪怕仅只是给凄惶唐筼的心头添上一丝的温暖，都让为人师的陈寅恪很觉得欣慰。再说，蒋秉南还是他初涉教坛时的老学生，更让这份欣慰上增添了几分久为人师终非无益的欣喜。陈寅恪有动于中情见乎辞：

广州赠别蒋秉南

不比平原十日游，独来南海吊残秋。

瘴江收骨殊多事，骨化成灰恨未休。

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

文章存佚关兴废，伤古怀今涕泗涟。

唐筼也赋诗相赠：

广州赠蒋秉南先生

不远关山作此游，知非岭外赏新秋。

孙书郑史今传付，一扫乾坤万古愁。

从诗的内容来看，“不比平原十日游，独来南海吊残秋”、“不远关山作此游，知非岭外赏新秋”意旨相同，是在对秉南的远道探望表示感谢；“瘴江收骨殊多事，骨化成灰恨未休”大约和被邀返京、旧友改宗、著未成帙乃至爱妻多病都有一定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孙书郑史今传付，一扫乾坤万古愁”句，“传付”一词显示，应该就是在这一次，陈寅恪决定请蒋秉南作为自己著作的整理者。这在残留至今人们有幸观见的两年后陈寅恪写给蒋秉南的信中有所佐证，文谓“弟前书言安南华侨彭禹铭君买得弟当年遗失之《新五代史》批注本，不了昨日接到清华旧时毕业生梁君来函，附寄一览。并请兄保存，附于弟著作目录后，留待备考资料”云云。实事求是地讲，“传付”一词的重点盖在“付”字，毕竟在当时甚至包括现在各方面条件和资质堪为陈寅恪传薪的人实在是不多。1965年秋天陈寅恪曾有“纵有名山藏史稿，传人难遇又如何”之叹（见本年所写《有感》），不过能找到一个放心的人待将来自己千秋以后整理出版自己生平的文字，就已经让他“一扫乾坤万古愁”了。

蒋秉南的到来固然很让陈寅恪高兴，但毕竟也只是偶然的一次。经常出现在陈寅恪的岭南生活里的还是中大的新学生们。新学生们也能不时地给陈寅恪带来些快乐。

1956年，对于陈寅恪来说应该是有那么一点特殊的一年。这一年的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一文，而后是年2月陶铸邀请包括他在内的广州地区部分高校教师到从化温泉开“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再之后中大很快传达了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精神并快速地着手实施，于是就有了我们前面提到过了白色甬道、特级稿费以及可随时乘坐小汽车的权利。乙未除夕还因生病而伤感地哀叹“无能搜鼠雀，有命注蠹鱼”“遮眼人空老，蒙头岁又除”的他，和唐筼一起赴从化温泉开会期间，愉悦而略带戏谑地写下了他的《从化温泉口号两首》。其中第一首有谓“火云蒸热涨汤池，待洗倾城白玉脂。可惜西施心未合，只能留与浴东施”，这当然是在和唐筼戏耍谈笑，具体内容也与别人无关，不过有一点应该强调，就是作为后来者的我们从诗中仍能清楚体会出寅恪当时心情的无比舒畅，而从化之行也是晚年陈寅恪唯一的一次远游，值得尊崇抑或同情陈寅恪的人们珍视。以从化赋诗为浮点，1956、1957两年，陈寅恪的生活不时流溢出让后来人感到庆幸的明丽色泽。

秋天，随着新学期的开始，又一群选择中大历史系的新同学加入了陈寅恪新学生的行列。9月22日，历史系为他们举行了迎新联欢会，5点左右，一群新生在几位历史系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东南区一号拜访陈寅恪。年轻学子的尊敬和热情显然也感染了年界古稀育人数载的老教师，陈寅恪热情地询问同学们有多少人第一志愿报中大历史，多少人报北大，强调问题并不在于中大或北大，而在于个人要努力。谈话临近结束时，还善意地提醒新同学们注意学好古文和外文，注意锻炼身体，以免半途而废。我们不清楚对陈寅恪的这一次拜访是否对当时每一个同学后来的求学道路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有一点非常明确，那就是从当年《中山大学周报》的报道来看，当时的陈寅恪情绪颇高很是高兴。这是新生。

其实，早入学的高年级同学一样地常带给陈寅恪欣喜和欢乐。比如说1957年的高守真同学。

高守真身出诗书之家，祖父是光绪十四年（1888）的举人。一次课后关于韦庄《秦妇吟》的请教引起了陈寅恪对她的注意，并从此开始了师生间两年多的融洽交往。期间在高守真有病的一段时间，同样很喜欢高守真的唐筼甚至曾以托辞的形式要守真连续四个月早上去陈寅恪家喝牛奶。三年级的时候，高守真作论文，根据其本来的兴趣方向陈寅恪帮她想了个研究太平公主的题目并亲任导师。同一学年，1957年阳历元旦（1月1日）那天，高守真代表“史三级”同学向“大家所敬爱的”的陈寅恪老师送上了一张元旦贺卡。当时陈寅恪正在白色甬道上散步，接到高年级同学的贺卡自然令他很是高兴，特别是当高守真将卡片上写的“百家争鸣时节，带来桃李芬芳”的贺词念给他听的时候，经年执教的陈寅恪更是甚觉喜悦和欣慰。在善良而又慈祥的教书人眼里，学生总是年轻、灿烂、朝气蓬勃，他们的祝福无论怎样的简单和稚嫩，都会给真正的师者带来不错的心情乃至饱满的欢乐。教师，真诚的教师，古往今来，总是很让人感动。

空闲没事，陈寅恪最喜欢听听戏，这也是老辈人常有的爱好。

手头资料来看，这段时间里，早在1952年春天，那个开着杜鹃花的春天，陈寅恪就为听戏这种赏心乐事写过诗句。日子是这一年的正月十五，陈寅恪从收音机中听到一段张君秋唱的《祭塔》，听着雷峰塔白娘子的故事，再念及自身遭遇不禁百感交集，遂成诗一首托寄胸臆：

雷锋夕照忆经过，物语湖山恨未磨。

唯有深情白娘子，最知人类负心多。

元夕闻歌百感并，凄清不似旧时声。

天涯谁共伤羁泊，出得京城了此身。

看得出此时陈寅恪的羁旅漂泊之感仍很强烈，全诗显得颇为苍凉和落寞。

五年以后，又是一个开满鲜花的季节。1954年拒绝了郭沫若北返之邀，1956年以来舒服沐浴在中大知识分子政策里的陈寅恪，此时已没有了“瘴江收骨殊多事”的苦恼，他在渐渐习惯着岭南的生活，也开始认真享受着岭南的生活。元旦的时候，也就在写下“万竹竟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一联的那天，陈寅恪家里的桃花就已经暗示性地盛开了，农历寒食节那当儿窗前的紫藤花也早已静悄悄地堆起了笑脸。

像花儿一样灿然开放的，还有陈寅恪多年来鼓荡着飘零之感的内心世界。

不妨先来看看蒋天枢整理呈现给我们的本年里陈寅恪部分诗作的目录：《丁酉上巳前二日广州京剧团及票友来校清唱即赋三绝句》、《丁酉春日听唱西厢记戏题一绝》、《丁酉首夏赣剧团来校演唱牡丹对药梁祝因缘戏题一律》、《听刘映华张淑云演唱穆桂英剧戏题三绝》、《听演清宫怨感赋一律》、《听新谷莺演秦香莲京剧》、《丁酉小雪后六日晓莹以微病未能偕往市区听新谷莺演王宝钏意有不乐赋此慰之》。答案已经非常明显，1957年的陈寅恪连听好戏，从开春（起码）听到小雪，过足了戏隐。对于戏迷的他来说那自然是高兴。不幸的是这些载记着陈寅恪欢快生命鼓点的诗作而今大部分都已散失不见，唯《丁酉上巳前二日广州京剧团及票友来校清唱即赋三绝句》、《丁酉首夏赣剧团来校演唱牡丹对药梁祝因缘戏题一律》幸得残存，让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仅有的遗迹去窥探和猜测寅恪当年那充溢着阳光气息的恬适乃至兴奋的精神世界。《丁酉上巳》三绝作：

其一

暮年萧瑟感江关，城市郊园倦往还。

来谱云和琴上曲，凤声何意落人间。

其二

沉郁轩昂各有情，好凭管弦唱升平。

杜公披雾花仍隔，戴子听鹂酒待倾。

其三

红豆生春翠欲流，闻歌心事转悠悠。

贞元朝士曾陪座，一梦华胥四十秋。

《丁酉首夏》作：

金楼玉铭了生涯，老去风情岁岁差。

细雨竞鸣秦吉了，故园新放洛阳花。

相逢南国能倾国，不信仙家果出家。

共入临川梦中梦，闻歌一笑似京华。

有意思的是《丁酉上巳》三绝。所谓上巳，魏以后一般即指农历的三月三日，上巳前两日即三月初一，阳历的3月31日，再过四天就是寒食（阳历4月3日），此时陈寅恪家的紫藤花差不多也已开放，这三首绝句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事实上在此之前大约一个星期，陈寅恪和唐筼已经乘学校的小汽车去城里看过一次剧团的演出了，后来经由学校工会戏剧小组的穿针引线，京剧团的一些名角又来康乐园为中大的教授们献艺。陈寅恪自然是剧团礼敬的首选，31日京剧团的主要演员就去陈宅为他清唱了几段，对于戏迷的陈寅恪来说，享受到如此快事及礼遇自然是兴奋无比，于是一挥而就了三首绝句志其快意并为对剧团演员的答谢。第二天，剧团继续为中大教授表演，陈寅恪将三首绝句送与中文系三位知名教授詹安泰、王起、董每戡，并谓请“祝南、季思、每戡先生一笑”，希望能得同道的唱和。对此，布满了沉重感的陆健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也认为：“太不容易了。这是陈寅恪晚年唯一的一次公开向‘同道中人’求心灵的和鸣与回应。其情不自已于今亦能感受到生命的欢欣所带来的喜悦；沉重的历史亦因为这一连串发自灵魂深处的欢声而抹上了淡淡的一道油彩。”如果不是用后来者的聪明来看历史，而是从陈寅恪当时的生活状态来分析，我们说，完全没有必要站在十年以后陈寅恪遭遇不幸的那个历史节点上来给予如此保守的评论。我们坚信，当时陈寅恪的生命是明媚绚丽的，曾经苍凉的内心如静开着的紫藤花一样充满着欢喜的谐和乃至亢奋的惬意。对此，董每戡的和诗便即是绝好的赞词，让我们借来作为对上述沐浴在丝竹管弦中的陈寅恪阳光心境的束尾之语，恰所谓：花前杖策听莺语，清兴来时妙句成。

硕学先生非古董，风流诗笔压群英。后来三位教授的和诗与前此已经刊发的陈寅恪绝句一样发表在4月20日的《中大周报》上，从而为美丽的康乐园再添一段学林佳话。

尽管建国后直到1957年这段时间也曾有过一些不甚愉快的经历，但整体而言陈寅恪的生活是舒适而又惬意的。一个侧面但颇重要的说明是期间在助手黄萱等人的协助下，双目失明的陈寅恪仍然持续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文字。

在晚年陈寅恪的生活中黄萱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黄萱小陈寅恪20岁，父亲黄奕是名动一时的商界精英，起先在印尼发展后到厦门鼓浪屿定居并继续在商界驰骋。优越的家庭条件让黄萱从小就接受了很好的教育，特别是国文基础很扎实，这是后来她所以被选中并能较好胜任陈寅恪助手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25岁时黄萱与后来的爱人当时北平协和医学院博士周寿恺结婚。1949年的时候，以少将教务长身份任职于上海国防医学院的周寿恺随院迁台湾，但很快又因对故国的眷恋跑回厦门，后受聘岭大医学院，遂举家迁来广州。由于前此的助手程曦以种种原因最终离去，从1952年开始经别人介绍的黄萱开始担任陈寅恪兼任助教。1955年陈寅恪提出、由陈序经亲自操办，中大正式聘黄萱作陈寅恪的专任助教，此后一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黄萱在陈寅恪身边任助教前后共一十四年。打一个不合适的比方，勤奋细心又任劳任怨的黄萱就像被陈寅恪礼赞过的手杖一样支撑着失明以后的他得以在人生的航程上继续前行，依赖后者陈寅恪可以平稳地到白色甬道上徜徉和漫步，而前者则支撑了其在学术长途上的跋涉和远足。并不夸张地说，没有黄萱的帮助，陈寅恪欲以“残废十年身”（语自陈寅恪《咏黄藤手杖并序》一诗）在建国后的研究中走完“崎岖万里道”，是有很大困难的。让人起敬的是，对此，黄萱并不居功，她说：“先生晚年完成的著作，是得到各方面的支持的。特别是他早年的学生，也就是现在的专家教授们常为他找材料。如蒋天枢教授、王永兴教授常给他寄来有关的书籍等等。在校内的资料，多数是周连宽教授从图书馆给找来的。在同事和同学中，也时有人给他抄来应用的东西。助手的工作非我一人的微力能全部负担得起，顺便声明一下，希各位鉴及之。”说的自然是事实，不过这似乎更加坚定了后来者普遍认可的陈寅恪选黄萱那是选对了的共识性结论。

就这样在助手的协助下，目盲以后的陈寅恪继续在他艰难却又绚烂的学术天空中翱翔着，从此间所发表的作品中，我们所看到的还是那个身体康健、满腹诗书、一心一意搞学问的翩翩佳公子，长衣过膝，英俊帅气，浓眉大眼，侃侃而谈，……在学问的世界里，他仍是我们自由自在的王子。下面的小节里我们将辟出专门文字向大家展示陈寅恪如何自在着的自由风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