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超联赛里，广州恒大有着最出色的中国球员，也有着最优秀的外援。2013赛季如此，2014赛季还会如此。例如这个赛季我们从意甲引进的迪亚曼蒂，就代表着恒大建立起来的俱乐部标准：我们必须是最优秀的。

迪亚曼蒂是一名进攻型中场球员，在意大利我们称他这样的球员为“9号半”，他正处在职业生涯的黄金年龄，之前也有过在不同联赛效力的经历，他在英超的西汉姆联队就帮助球队保级过。迪亚曼蒂的综合能力很强，尤其是左脚。另外，他的性格也突出，不但团队意识强，而且是球场斗士。他是我们这个赛季阵容里的重要一员。

在我的考虑中，迪亚曼蒂就是恒大的“冠军”球员。我曾经说过“第一名”球员和“冠军”球员之间的区别。这两者其实是有差别的，差别甚至比字面上的意义还要大，让我再来强调一次：

“第一名”球员，指的是那些身体素质和技术上相当突出、天赋很高的球员。他们往往会被认为是天才型球员。因为技术和身体的优势，他们很容易在短时间内成为关注的焦点，甚至成为第一名，不过他们并不是一个团队成功的决定因素。

“冠军”球员则未必有着非常吸引眼球的技术，但综合起各方面的条件，他们是球队成功的决定性因素，球场内外都是。他们更加简练实用，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以球队整体成功为出发点的。他们不会在意自己的行为是否上镜好看，他们不在乎自己的瞬间决定会不会有损个人形象。他们的风格和球队风格完全统一，他们在球场上总会最大限度地去执行教练的战术安排，严格遵守战术纪律。他们未必会是最大的天才、最被热捧的明星，但他们是一个团队的基石。一支不能取胜的球队，是没有“冠军”球员的。

在我来广州之前，广州恒大俱乐部就已经有了不少国际关注度，我来之后，关注这个俱乐部的就更多了。最开始大家注意广州恒大，和这个俱乐部快速上升的现象有关，它在球队建设上投入巨大。金钱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不可能让一个联赛快速成长，过去几十年的足球发展经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仅仅有金钱方面的投入，却不能做到让专业的人才管理专业的事务，那么这些投资就不可能产生必要的绩效。

围绕广州恒大有过很多说法，都是球员的收入、球队的奖金什么的。这是很容易吸引社会公众关注的媒体话题，但这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内容。我不参与俱乐部奖金体系的管理，这方面有专业的人才在管理。所以未来赛季里，俱乐部奖金制度的变化，我完全不关心。但我一定会每天都关心球员们的训练和比赛态度。很大程度上，他们的训练态度要比比赛态度还重要，因为训练不投入的话，比赛状态不可能好。

我在俱乐部的角色，是主教练，是负责将合理的人安排在合适位置上的一个足球事务的协调者，但我不是一个什么都要管的足球经理。现在的足球行业里，也就是在英国的一些俱乐部，还有足球经理这样的角色——一个主教练不仅要管训练场和比赛场上的事，还要对球员的薪资、奖金这些事情负责，甚至还要对俱乐部的公众形象、商业拓展等负责。不过即便在英国，这样的足球经理也越来越少了。亚历克斯·弗格森退休之后，我觉得不会再有那么传统的足球经理存在。

这样分工清晰、让整个体系更加专业化的趋势，是符合足球发展的。就如同足球阵型在这一百多年的发展表现一样，从非常简单变得日渐复杂，在极度复杂的同时，又能以相对简单的表象呈现出来。但这不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而是渗透到每一个细枝末节里的提升。

所以如果有人问我，在这两年时间里，广州恒大俱乐部的管理发生了什么变化，从我的观察来看，并没有太多变化。一个成功的优秀俱乐部，很多时候容易被人夸大，甚至会被人神秘化。事实上，成功的秘诀并没有那么多，成功的过程也不一定就非常复杂，可是在走向成功的时候，你必须要将每一颗螺丝都按照设计图纸那样，牢牢地拧紧。每一个细节都做到完美，整体设计又是科学有序的，行走在正确的方向上，怎么会不成功？

因此广州恒大的管理变化并不大。这样就是对的。也许在奖金什么的方面，会有一些调整，但是调整的前提，一定是帮助球队竞技实力的提升，而不是下降。在我看来，这两年广州恒大最大的变化，是球员们在球场上的变化：他们的注意力、侵略性、技战术持续性、对抗性，所有这些技术细节都有了显著提高，每名球员的无球跑动增加了，战术执行能力增强了，而且比赛尤其是大赛的经验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些细节上，哪怕每一个环节只是增长了一个百分点，累积起来由质变到量变的变化，会大到惊人的程度。

我的工作成绩，主要体现在这些细节管理方面，这也是我最擅长的。一场场胜利的积累，使球员们的自信心也得到提升，我感觉球员们现在入场时的心态和我刚来时已经不一样了。

要说在管理中国球员方面，和管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球员有什么不同，我觉得中国球员的足球文化基础不够扎实、早期营养不够充分。这样的不足，根子在于从小成长的足球氛围和接受过的不同培训上。

我带过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球员，南美人、欧洲人、非洲人……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足球文化和传统。文化听起来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实际上，文化是一种氛围环境，文化的体现，往往是各种小习惯的流露，小到一次触球的身体部位，一次反击当中所有球员跑动的反应速度，一次训练过程中和队友、教练对一种战术执行的探讨。

中国的足球传统不深，这和足球在中国的起步时间以及发展经历有关。意大利就是一个足球文化非常丰富的国家，很多意大利球员，在青年队里就已经了解一切足球秘密，包括一些球场上必要的小伎俩。中国没有这些东西，我的球员都很好奇，特意来问我，这样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是非常受欢迎的。只有不断提问，才能找到问题更好的答案。我告诉他们，很多东西必须要在细节上一点一滴地去完成。

意大利足球的传承，特别注重专业化的分工和明确。1930年代带领意大利国家队崛起的维托里奥·波佐是这方面的先导者，他其实是意大利国家队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教练，因为在他之前，意大利国家队主教练的许多权限，都由一个委员会来执行。

波佐在1929年将所有球员选拔、训练和比赛指挥的权力，都争取到了自己手中，这对于他树立起严格的球队纪律、塑造强烈的团队氛围有着关键意义。他是一个早年在英国留学、生活过的意大利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管理风格上带有英式特色，又有着军队管理的严格性。

在足球战术上，波佐研究了所有欧洲对手，然后将球场上每一个部分的球员需要在比赛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进行了明确区分，要求所有球员在训练和比赛中去执行。他会在每一次国家队集训时，继续观察和考核这些球员的状态，看他们在回到俱乐部的时候，是否也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做了。

这样的管理规范一旦明确，影响力就会从上往下扩散。波佐带领的意大利国家队，在1934年和1938年两届世界杯夺冠，更让他的管理系统广为普及，一直延续到今天。特别受益的，是意大利足球的青训体系、草根足球体系。利德霍尔姆说意大利足球从低龄培训时起，“就是按照职业足球的要求，来为孩子们设定成长道路”。这种说法未必完全准确，但体现了意大利足球在专业性和训练严谨性上的特殊。过早确定孩子在足球场上的位置和角色，对他们高度分工的精确性有着极大的帮助，但也有可能会限制住他们的创造力和可塑性。所以没有一种足球体系是完美的，只有不断触类旁通、综合吸收，并且在实战中不断改良，才可能得出一个更好的足球管理模式。

这就像贝利所说的那句名言：“我最好的进球是哪一个？……下一个。”

从波佐执教意大利国奥队（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和都灵队（1912——1924）至今，意大利的这种足球传承已经超过了一个世纪之久。这一个多世纪中，两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经历了两次惨绝人寰的毁灭，而足球的种子从来没有消失，反倒是随着欧洲的崛起，而不断迈向新的高峰。在这样的成长过程中，足球吸收了大量的社会营养，也形成了越来越丰厚的文化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足球发展的轨迹，基本上和整个欧洲统合的轨迹类似：资源高度集中，专业分工越来越精细。所以有人会将这段足球发展过程，称之为“欧共体足球”或者“欧盟足球”。

将中国足球的文化传承和意大利以及其他发达欧美足球国家对比，显然不合情理，可是中国足球也有自己的发展经历，其中的一些文化精髓，我相信如果仔细研究和咀嚼，肯定能找到非常有营养的部分。问题在于，中国足球是否对自己的过往有足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