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目前的条件下迈出了自己的步伐。

沃伦。巴菲特，给合伙人的信，1967年10月格雷厄姆这辈人退休了，随之带走了对大萧条时期残酷的记忆。华尔街觉察到年轻一代人的崛起，他们中的许多人在1929年时尚未出世，同时也对上一辈人无穷无尽的回忆十分厌倦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大崩溃之前的狂乱岁月没有任何记忆。对他们而言，投机是无可厚非的。60年代牛气冲天的股市对于他们就像初恋一样充满新鲜感，甚至连他们交易的股票都是新的——电子发行，庞大的集团，小的成长股票。所有这些都要求一种忠诚，似乎此时，只要忠诚就足够了，股票在纷纷上涨。

当巴菲特的基金规模还很小时，这些对他丝毫没有什么干扰，但当他的资本扩大后，巴菲特却逐渐不安起来。拥有更多的现金可进行投资而可做的交易越来越少这两方面的矛盾使他陷入了困境。他对自己必须在压力下想出新点子以至于逐渐把弦绷得太紧的局面牢骚满腹。的确，他在60年代晚期写的信读起来就是一部岁月颠倒的编年史。在华尔街变得更加兴高采烈时，巴菲特却更加狐疑了。

在1966年初，他迈出了决定命运的一步，关闭合伙人的企业，并将它变①成了新的账户 ：

只有唯一的方法能使这一举措发挥效用，那就是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它。并且我也提醒苏茜，如果我们有了更多的孩子，那还得靠她为他们找到一些其他的合伙人。

在巴菲特关闭他的阀门的同时，华尔街却开始洪水泛滥，越南战争推动股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当年青人都在街道上列队行进时，他们的父母，则看到了战争带来的扩张的影响，纷纷在证交所排起了长队。共同基金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首次突破了1000点大关。它曾在另外三次又达到了心理大关，但每次都在这个充满魔力的数字下收盘了。

然而，到了1966年春天，市场跌入了令人目眩的深渊之中（新投入的资金都陷入恐慌之中），于是投资者们逐渐把注意力放在短期投资上。

巴菲特的某些合伙人打电话给他，提醒他市场走势还会更高。对于这些电话，巴菲特都一一驳回了，他提出了两个问题：①如果他们在2月份就知道5月份道。琼斯指数将达到865点，那为什么他们当时不让我进入市场呢？

②如果他们不知道2月份以后的3个月中将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他们怎么会知道5月份的情形呢？

毫无疑问，合伙人的这类建议只有到未来十分清楚的时候才有说服力。

由于某种原因，市场的评论家们往往有一个特殊的盲点，他们习惯性地假设一旦当前时刻的“不确定性”被指示出来了，他们就会对直到判定为止的未来一段时期有一种清晰的观点。而事实上，就算他们无法预测目前的不确定

① 巴菲特也受到联邦证券法的制约，它规定合伙人企业只能有99 个合伙人。据他的律师丹。莫纳说，投资

于他的人的个数远远超过了99 个人，但并没有超过99 个“合伙人上限”——他的解决办法是把一大堆投资者算成一个个的小实体。“这是符合法律的条文规定的”，莫纳说，“我不知道这个条文的真实意义。”

性，也丝毫不影响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未来前景不会有新的乌云笼罩。

让我再重申一遍：对我而言未来永远是不明白的。 （如果你觉得后几个月局势很明显，给我们来个电话——或者，就此事而言，未来的几小时也同样如此。）

巴菲特尽量避免对股市进行预测，同时也绝不按人们的观点来买入或卖出股票。他更愿意尝试着去分析单个公司的长期商业前景，这得归咎于他对逻辑推理所有的偏见。一个人可以“预言”股市的趋势，就好像一个人能够预测当一只鸟飞离树梢时它将从哪飞走一样，但那是一种猜测而非一种分析。如果他以前“仅仅因为某个星象学家认为标价也许太低了”就卖出股票的话，他警告说，他们都会陷入困境的。

道。琼斯指数的确开始走低了，并且只达到700点左右。但是更广阔的市场却掀起了泡沫。有两次，正当巴菲特要着手买入他认为的热点股票时，竞争者们一把将股票抢走了。（与大多数职业人士一样，巴菲特在市场上逐渐积累头寸，以免在自己买入时引起价格的上升。）有一种股票的价格超出了他的限定范围，而另一种股票则被他人接了。但这些并没使他变得疯狂。

在这种局势下面，巴菲特恪守自己的秘密，有时达到了有些偏执的地步。

他的经纪人都明白，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谈起巴菲特选择的股票，甚至连办公室里的人也一样。据他的一位奥马哈的桥牌密友凯。克特尔说，巴菲特甚至认为附近的黑石饭店通过望远镜放大技术对他位于凯威特广场的办公室施行了窃听。克特尔补充说，巴菲特雇佣了一家安全公司前去检查，但他们什么都没有发现。

真正的问题倒不是在于人们偷他的股票，而是由于他不能找到足够的符合自己标准的股票。同时也因为格雷厄姆的信徒已非常之多，在计算机的协助下，他们正纷纷从树上猛拽着累累硕果。

到了1967年初的时候，巴菲特觉得有必要提醒自己的合伙人，最近有些新的共同基金已经超过了他的业绩。另外，他还警告说，尽管他不分昼夜地拼命维持着，他灵感的源泉已经变得只有“点点滴滴”了。他的语气充满了不祥的预兆，如果他灵感的涌泉“完全干涸了，你们会收到我诚实而迅速的通知，这样我们可以采取别的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巴菲特所做出的这些可怕的预言是与华尔街厅里出现的令人眩晕的狂乱成正比的。对于很多资金持有人来说，这是争先恐后的年月。

电子类股票刮起一阵狂风，每一股新发行的股票都被当作第二个西尔若克斯公司。难道是华尔街突然崛起了一位电子界的专家吗？如果有谁问出这样的问题，那就是他错看了这个时代。华尔街就是迷信电子学。即使像《美国音乐指南》之流的癞蛤蟆，都因自诩为宇宙之声电子公司而摇身变成了君王。

在对高技术蜂拥而上之后，紧接着，在巨大的企业集团推动下，比如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李腾工业集团（Litton Lrdustries），莱特维公司（Ling—Temco—Vought）等，掀起了一场兼并的浪潮。公众们在那个充满自信的年代里对官僚主义毫不信任，而将竞争的秘诀传授了这些庞大的组织（比如技术）。

于是，市场上突然闯入了“信件股票”，这是一种未经登记的股份，常常是由不确定性很多的公司发行的。因此，作价也很奇特。每一次时尚都有它潮起潮落的时候，当一种时尚消退时，新的潮流又取代了它的位置。于是

在60年代期间，华尔街进入了一段更为令人心酸的投机时代。

投机时代的雏形源于“业绩基金”，它是传统共同基金的翻版。这种新型的基金并不力图在长期范围内超过市场赢利水平，而是着眼于每一个连续的季度、月、周乃至每个小时内。业绩基金通常是由那些一心想尽快赚钱的虬髯之徒来经营的。他们频繁地从一种股票换到另一种股票，拥向大红大紫的热门股，就像一个演员奔向一户又一户人家想要将掌声维持下去。简单地说，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抓住货币的摆动行情。拉尔德。查伊，曼哈顿基金的经理，就是这批人中的主要典型。据称，一点点有关查伊牵涉到某种股票的风吹草动，都足以引发一场小小的惊慌。这是因为这帮人根本不想坚持霍华德。巴菲特式的独立性。他不过是一个年纪轻轻，手头空空的没钱的当代人物罢了。

他是什么样的一种年轻人呢？他来自一个兴旺的中等收入的家庭，而且毕业于一所出色的商学院；他不到30岁，或比这更年轻一些；他穿着粗条纹衬衫，系着宽宽的飘动的领带，浑身散发着一种自信，一种博学，几乎接近于一种傲慢。他可以脱口而出一些最新的陈词滥调，什么“业绩”、“概念”、“革新”还有“协同”之类的词语，他谈吐很急促，而做起事来却相当勤奋。

投机在弗雷德。卡尔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他引导着公众，并成为了企业基金的领头人。在1967年时，他所获利润达到了116％，远远超过了巴菲特任何一年的业绩。卡尔投资于一些很小的，所谓的突然成长的公司以及成堆的未登记信件股票。他被新闻媒介尊奉为“冷酷而果断”的典型。作为新崛起的一代人的典范人物，卡尔在他贝弗利希尔斯的浴室里装了一部电话，并且开着一辆“积架”去上班。他的办公室是用欧普艺术装饰起来的。他的策略非常简单：“我们不会爱上任何东西，每天早晨起来，每样东西都是要出售的——证券组合里的每一张股票乃至于我的衣服和我的领带。”

在名义上，买空卖空的实行者正越来越富裕。假若一般的股票都上涨了，为什么不简单地做一个买进？这个问题时时困扰着巴菲特。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做出的反应，既从自己利益的角度也从他的合伙人的角度。“现在的‘投资时尚’”，他写道，

并不完全令我的智慧所满足 （或许这是我的偏见），而大多数无疑是不合我的胃口的。

我不会以这种途径投入我的资金的，因此我也确信不会用你们的钱来做这件事。

据他的儿子波特说，巴菲特把自己和格伦。米勒的故事相比较，这是一首好莱坞的叙事诗，它描述了一个乐队领队想要找到他“自己”声音的故事。

对于巴菲特来说，所谓正确的声音并不仅是挣钱，而是一种单纯的推理。在股票上拥有一份权利和下棋时精彩的一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论是格伦。米勒也好，或是博比。菲特尔也好，巴菲特只是不想走出自己的天地。

如果对于投资决策来说，某种我不了解的技术是至关重要的话，我们就不要进入这场交易之中。我对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的了解程度，并不比我对某些动物的交配习惯的了解更多。

看起来似乎投机的成功越是眩目，巴菲特越是急切地想把它刹住。事实上，他在墙上很明了地贴满了有关1929年危机的剪报以时时提醒自己。他没有欧普艺术的装饰，没有任何在贝弗利希尔斯风糜的东西——只有大堆孤零的穆迪书籍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暖气片上，还有几幅照片，他的办公室很像是一个事业上比较成功的牙医的办公室。接待区挂着富兰克林的箴言“傻瓜和他的金钱会被很快地挥霍”以及一幅1830年拍摄的华尔街的照片。这儿没有任何像弗雷德。卡尔所做的那样的活动，巴菲特甚至连股票行情牌都没有一个。 （行情牌每分钟报出一次股价，几乎每个职业投资家都有一个或与之等同的计算机设备，并且成天地核对。）

巴菲特的投资组合似乎可以追溯到他开始干新闻简报的时候。在 1966及1967年，合伙人企业花了约1500万的价钱买下了一对零售店，霍赫希尔德及科恩公司，它是巴尔的摩的一家百货商店；另一个是联合棉花店，这是一家服装连锁店。在每一种情况下，巴菲特买的都不是流动的股份金额，而是整个企业。在基金管理者当中，这是闻所未闻的事。巴菲特常带着长期持股的念头来买股票，但他被霍赫希尔德店和联合棉花店给锁住了。他不可能拿起话筒，然后就像卖弗雷德。卡尔的领带一样将它卖掉。另外，认为城内零售业已经落伍的说法简直是一种严重的价值低估。两家工厂都很便宜，而且巴菲特认为作为一个经营者，他能获得很多利润。

他对零售业有一定的了解，但这仅是从金融财务的单一角度中看到的。

当他就联合棉花店提出询问时，他那种对商界的全面了解让商店里63岁的拥有者本杰明。罗斯纳大吃一惊。但当罗斯纳提出带他看看商店时，巴菲特谢绝了，解释说他对所看的东西是不会明白的。他只想让罗斯纳通过电话给他读一下过去5年的资产负债表。第二天，巴菲特便回电报了一个价位。当罗斯纳接受后，巴菲特便带着查理。芒格来到纽约签了这项生意。

联合棉花商店可以说是破旧不堪。它的商店位于日趋破落的内城附近，罗斯纳，它的建筑师也正打算退休。巴菲特觉得再一次需要一个桑乔。潘萨式的人物。巴菲特严肃地问罗斯纳是否可以继续留任6个月来协助他采取行动。私下里，巴菲特对芒格说：“有一点我们不用担心，那就是这家伙是绝对不会罢手的。”

罗斯纳是奥地利—匈牙利移民的后裔，他于1931年在芝加哥开办了一家服装店，他是一个靠自己努力出人头地的典型人物，在一个年销售额 4400万的企业占有价值3200美元的份额。和其他自强不息的人一样，他是工作的奴隶，又是雇员的独裁者。他那紧紧抓住每一分钱的工作观念使巴菲特回想起自己的祖父，从前那个巴菲特父子杂货店的君王。罗斯纳 （巴菲特喜欢讲述这件事）有一次曾数过一卷卫生纸上的张数，以免受骗上当——他绝对是巴菲特式的那种人。他极力吹捧罗斯纳，尽管他找罗斯纳要每月财务报表，他从来都不介入罗斯纳的商店和事务之中。正如巴菲特曾预言的一样，罗斯纳很快发现自己实际上并不急着要退休，而且开始从这个日趋败落的企业里①榨出新利润来 .巴尔的摩的零售商霍赫希尔德就无法如此轻易地挽救，不仅是因为主要的商店早已破旧不堪（有一边商店只能经过楼梯间才能走过去），它需要不

① 罗斯纳在职位上呆了20 年。在卸任时，他对巴菲特说：“我告诉你它为什么会经营下来，那是因为你忘

了你买过这家企业，而我忘了我卖了它。“

时地追加资本来维持市场份额，而且巴尔的摩市中心也相当衰破。不管价钱是否便宜，巴菲特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十分愚蠢。

另一个长期的“协议”，即纺织品制造厂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同样也存在很多问题。成衣行业很不景气。正如索尔。帕索曾经警告过的一样。在1967年仲夏，巴菲特郑重通知他的合伙人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伯克希尔的状况能被改善。

与此同时，华尔街正洋溢着空前的喜悦。它不仅利润可观而且是——自60年代来首次——很有意思的是成交量高居不下。试想一下当50年代巴菲特刚起家时，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成交量是每天200万股，到1967年，它达到了1000万股。欢乐的精灵被霍夫曼捕获在手心里。他在那年夏天来参观交易所，然后从走廊上扔下一把把美元，底层的职员们纷纷四处疾奔抢夺战利品。

在西海岸，克莱利。贝尔的客户们都站在行情机面前欢呼叫喊着“升、升、升”，道。琼斯指数又回到了900点左右。

好像就在这时，国会又召集了意见听取会，还能是别的什么呢？在8月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逊像十年前的本。格雷厄姆一样出现在议会银行委员会面前。这一次的主题是关于共同基金的泛滥成长的问题。萨缪尔逊提供证据说，有5万个共同基金销售人员——每7个投资者1个——正一遍遍地搜刮国家。大多数人显然没有任何能力，但还是依靠工业界泛滥的高工资。共同基金对投资者收取8.5％的先期销售附加费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这还不足以支付全年的管理费用，仅够用来支付市场营销费用，以及让销售人员能有皮鞋穿 （相比之下，巴菲特只抽取了利润的一个股份，但没有预付的和非管理费用）。据萨缪尔逊说：

我付出的每一美元中只有91.5美分为我赚取赢利和资本增值，而有9.5％的数量以销售费用的形式流失掉了。

共同基金的繁荣所带来的副产品是官员阶层投资者的崛起。破天荒第一次，职业投资家们——共同基金，养老金等等——比散户在市场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巴菲特的看法是：职业投资者在投机性上与业余人士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看到，职业家们保持冷静的头脑而业余选手成为冲动的牺牲品的事实恰好颠倒了过来。一位精明的观察者注意到：

人们也许猜想具有一般私人投资者所没有的判断力和学识的专业投资人员之间的竞争，会纠正某些无知个人异想天开的念头。然则，真正的情况是这些专业投资者和投机家的精力与技能都转移到了别的方向。因为他们大多数人实际上更关心的不是对一项投资的可获收益在其整个生命期中做出一个出色的长期预测，而是想赶在公众前通过一种传统的估价基础来预测变动。他们所关心的并不是一项投资对于买下它来“保留”它的投资者有多少真正的价值，而是关心在众多心理因素影响下，3个月或一年内市场会如何估价它。

实际上在1936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曾经描述过这些情况。尽管凯恩斯理所当然可以被认为是一位宏观经济学家，但是巴菲特在阅读他的著作中体会着他对市场也有相当深刻的洞察力。事实上，凯恩斯的职业历程在某些方面上预示着巴菲特的职业历程。早些时候，他在做货币、玉米、棉花和

橡胶投机时，损失了大笔的财力，后来，他反省了自己的错误，成为一位做长期的，有选择性投资的倡导者。他冷静地跟踪市场，每天早上花一小时来观测市场，为自己和国王学院的账户编撰了一份明星档案。他作为主席，在国家共同人生保险团体年会上的发言，因其对市场价格产生巨大的影响，而在30年代的伦敦广受称颂。

巴菲特认为，凯恩斯在“投机”时代能如此中肯地看待问题，在于他深深懂得公众们会如何影响股市的价格。股市本身就是一个集群，是由在任何给定的时刻跟随价格的人们组成的。这一堆不定形的人群，每天乃至每小时都在重新估计价值。然而一个给定的企业形象——比如沃尔特。迪斯尼——变化起来就要缓慢得多。公众对所有MP的热情不太可能从周二到周三就有很大的变化，有时甚至一二个月都没什么改变。因而迪斯尼股票上的大多数波动，来自于这个企业被公众感受程度的改变，而不是来自于企业本身的改变。

这些职业投资者仅需依靠超出常人的机智便能抢先一步，即始终比人们观点上飞快地转变领先一步。凯恩斯说道：

我们已经到达了第三个阶段，此时我们须发挥聪明才智来预测人们普遍的观点所希望的，大家的普遍观点究竟是什么。

从巴菲特身上也可以看出他对公众观点所持有的同样的怀疑。巴菲特把公众看为某种智慧集合的潜在源泉。这群人中任何一个人单独赞同的观点不是来自于每个部分的一种集合，而是行为和感受的一种创造。

巴菲特用一个石油勘探者的故事来说明这个意思。这个石油勘探者来到天堂门口，听到一个令他万分沮丧的消息：为石油工人保留的“庭院”已经满了。在得到圣彼得的恩准可以说几句话后，他大声叫到：“地狱里发现了石油。”——于是天堂里每个石油工人都纷纷出发寻找冥府财宝去了。圣彼得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告诉他说现在天堂里有足够的地方了。巴菲特说道：

这个勘探者犹豫了一下，“不，”他说，“我想我该跟余下的这些人一起去，也许在谣传的背后会有些真实的成分。”

巴菲特是从本。格雷厄姆那里听来这个故事的，但直到很久以后，他才以书面的形式表达了出来，在投机时代里，这个故事显得十分贴切。业绩基金在这些“故事”股票上大做文章。也就是说，这种股票是包含着一种简单的概念（比如“地狱里发现了石油”），它很快就会被消化领会。“国家学生交易”就是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它以6美元的价位向公众发售，而在一年之内就价值82美元。

国家学生交易是科尔特斯。威斯利。兰德尔头脑的产物，它是一个由30几个以服务于高校学生为宗旨的企业聚合在一起形成的。比如说：书、笔记本、青年航空费用等。就这样，他将公众对公司集团的狂热心理与一个新奇的“故事”——青年人，结合在了一起。此外，兰德尔这个该死的销售商，对证券分析家们甘言奉承，带着他们到自己在弗吉尼亚的城堡里旅游，还在他的喷气式飞机上给他们通电话。每年，兰德尔都预测一个三倍的赢利率。

而每次，他都达到了他的目标——尽管没有公司会计师的某种协助，他也能

达到这个目标。华尔街很信任他，而且把股价推到了140美元，有人不禁想起了加尔布雷斯的评论，“也许值得去为瞬间的富有而长期地忍受贫穷。”

至于银行家信托公司，摩根信托公司以及哈佛捐赠基金也都买了兰德尔的股票。

人们感到奇怪的是这些富人的典范会如此易于受骗。答案就在于他们都害怕被落在后面，他们所面对的选择是：要么买进流行的股票，毕竟它正在开值；要么是冒险暂时落后于人。而那些落在后面的人，甚至在一个季度或两季度里都无法追加新资本，对于处于投资时代的资金管理者而言，这里没有第二次机会。

1967年麦乔治。邦迪的一篇评论具有分水岭的意义。邦迪是福特基金的总裁，同时也是保守主义的极好代表人物。邦迪严格地给他手下的捐赠基金经理们布置了任务——这些任务不是担心过于大胆，而是担心勇气不够：

我们初步的印象是，长期的谨小慎微对我们学院所引起的损失比因鲁莽或承受过度风险引起的耗费要多得多。

这句话令华尔街震惊。如果福特基金都鼓励人们敢于承担更多的风险，那么还有哪种信托业务要如此胆怯畏缩？此外，身为前任国家安全顾问和越南战争缔造者之一的邦迪以行为来支持自己的言论。他大肆挥霍基金的收入，寄希望于他能通过在市场上的精彩运作来弥补资金的短缺。他对《幸福》杂志是这样说的，“我也许会错，便我决不迟疑。”

到了1967年10月，在邦迪的通谕被世人皆知之后数月，巴菲特像是一个教皇的反对者一样发表了自己的一份声明，他不像邦迪那样自信，实际上巴菲特别的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疑心。合伙人企业有6500万财产，但他该把它们投向何方呢？好的交易都成为了过去，游戏也发生了变化。

华尔街更为迅速地下着越来越多的赌注。巴菲特告诉他的合伙人，的确这种充分发挥自己潜在能力的游戏会非常有赚头。同时，这些时髦的股票确实还会继续上涨。但是，巴菲特“确信”，自己不能把这些股票做好，他也并不想去尝试一下，他可能去做的不是要证明价格如何荒唐，而只能是对别人的一种说服。

当游戏不再以你的方式进行时，只有人才会说新的方法是统统错误的，必然会导致麻烦的等等。过去，我曾对别人的这种行径无比蔑视，我也曾目睹那些按过去经历——而不是按现在情况来评估条件的人们得到了什么样的惩罚。我和现在的条件基本上是步调不一致的。但在一点上，我是清醒的：我没有放弃从前那种我理解其逻辑性的方法，尽管这有可能意味着放弃轻而易举可以得到的利润来接受一种我没有完全理解，没有成功地应用于实践，以及有可能会导致资本产生重大且有永久性损失的方法。

有些雇员谎称“狼来了”而被合伙人解雇，这些合伙人都从事空头交易，因为令人震惊的现实摆在面前：巴菲特将他击败道。琼斯指数的目标降低了10个百分点。从现在起，他将朝一个中等程度的目标奋进：每年赢利9％或是超过道。琼斯5个百分点——任何一个目标都比以前降低了。那些有更好机会的合伙人都“理性”地决定离开他。“而且您一定相信我对这样的决定表示深深的遗憾。”

同时，这里还有暗示。巴菲特私人就有1000多万的财产，他想采取一种比自己“年轻瘦弱时”所承受压力更小的方法。令人吃惊的是他在31岁这个成熟的年龄开始思考很多问题，他想去追求一种非经济的活动或是不以金钱作为唯一考虑因素的商业活动。

在这种沉思中值得注意的是，从镜子里看来，巴菲特依然保持着那理性的、几乎是机械性的客观性。他不同寻常的自知力使他明白只要他既定目标保持不变，他就会感到压力而不断刻苦奋斗。因此，就如同改变一下加在实验鼠上的设备一样，他降低了自己的目标。

基本的自我分析告诉我，我不可能不倾尽全力去实现自己对那些将资本委托给我的人们公开许诺的目标。

但是，巴菲特并没有使自己“倾尽全力”的程度减弱下来。他的家里没有任何人体会到一种“压力减小的方法”，他们也不相信他真的能够做到这点。正如小苏茜回忆道，要想穿透他集中精力的迷雾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件事。

在他的那封信之后不久——那天苏茜拿到了驾驶执照，她开车出去兜风，结果不小心撞到了另一辆车上，她父亲的林肯车被撞出一个小坑。自然地，苏茜很担心如果这个消息捅到父亲那儿去的话，那可太不妙了。她回忆道：

我一路哭着上了楼，爸爸正在读报纸。我说，“爸，我弄坏了你的车。”他连头都没抬一下，我又接着哭了。大约5秒钟之后他说：“行了，有人伤着了吗？”我说：“没有”。

我在那里等着，他什么都没说，也没抬头看一眼。

这就是所谓新的减小压力的巴菲特。几分钟后，他意识到应该说几句做父亲该说的话，于是把头探进苏茜的房间说：“苏，记着，那个家伙是个蠢人。”这就是他所说的所有的话。那天晚饭后，苏茜想用车，而他一言不发地给她了。

巴菲特的投资纪录显然不会遗漏任何一个细节，在他的那封信之后不久，他汇报了1967年合伙人企业向前推进了30％——比道。琼斯多出了17个百分点，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捷运公司，它已狂涨到180美元/股，而在它顶峰时它占到总组合的40％的份额。在这项1300万的投资中，巴菲特赚取了2000万的利润 （他从来不把发财的来源告诉他的合伙人）。他还从沃尔特。迪斯尼上赚了50％的利润。

可能因为他的结果是如此离奇，他的合伙人都忽略了这一事实：这段时间对他来说确实是一段相当困难的时期。（许多人写信来问是否企业曾经真的步调紊乱过——这曾是巴菲特向他们保证过的，而这事也绝对发生过了。）

这是因为，他想放弃“巨额的，轻而易举的利润”的展望是有的，但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实际上，他只把一个前提作为他事业的支点——那就是他的直觉是正确的，而“市场先生”是错误的。目睹“买空卖空”的成功于他而言无疑是一种折磨。

1968年初，巴菲特转向了本，至少这是他感到可以理解的一个人。他提议道：为什么不在大师的名下聚集起一群从前本。格雷厄姆的学生？巴菲特邀请了一大群旧日的好友，其中包括比尔。瑞恩，马歇尔。温伯格以及汤姆。曼纳普 （还有一些不是格雷厄姆的学生，比如查理。芒格）等等，在圣迭戈附

近欢聚一堂。他恳切地要求人们不要带“任何晚于1934年版本的《有价证券分析》来”。从他信中使用的保护性口吻中清晰地表现出来，巴菲特很担心，深恐有人想要抢了他心目中英雄的镜头。

今天，我和本谈了谈，他很乐意和这群“有选择”的人士在1月26日周五（此时我们进行相互交流）聚一聚。我知道你们有些人有作演讲的嗜好（我感觉到许多手指正指向我），我急切地想说明他是蜜蜂，而我们是花朵。当我看着这个地址时，我感到有种把会议降级变成一种土耳其地毯拍卖会的危险。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即我们能从本那儿学到些什么，而不是抓住机会向他说明他忽视了我们多少杰出的思想。

也许他担心的是个性直言不讳的查理。芒格。他觉得芒格教的许多东西都很愚蠢，而且老是想要重新来考虑这些东西。在芒格看来，为一个较好的企业付出合理的价格要比对一个令人讨厌的企业削减利率更好。太多太多便宜的企业充满了各种问题，结果这笔“交易”变得一点都不合算了。

巴菲特当然知道这些。他的另一段更能说明这个问题，他在不久前承认，尽管自己主要还是一个格雷厄姆式的交易猎手，但是“这些年来凡是真正激起我情感的念头都更重地偏向于质量一边。”当然，他把美国捷运公司和迪斯尼公司深深记在了脑海之中。尽管如此，他还是把格雷厄姆式的股票当作他的面包和黄油：“这是更加安全的金钱。”他的老师对他依旧很有影响力。

在去加洲的路途中，这帮人中有许多在拉斯维加斯聚会，巴菲特激起了伙伴的激情。但是格雷厄姆的信徒们认为玩吃角子老虎机不利于即将组成的新联合的准备工作。如巴菲特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时的前任同事沃尔特。施格斯所说：“我们去了锡泽斯宫——那儿税很低，食物也很便宜。”

和格厄雷姆的会面安排在圣迭戈优雅的科罗拉多饭店里，格雷厄姆带着一种苏格拉底的架式走了进来。“你们是一群精明的年轻人。”他开始说道，“我给你们做个测试，这儿有十道辨别正误的题目。我提醒你们，它们相当难。”没有人答对半数以上的题目，除了芒格的法律合伙人罗伊。托尔斯以外——他怀疑其中有诈，于是每题都写上正确。格雷厄姆的目的是想说明一个貌似容易的游戏也可以让人绞尽脑汁——这正是对投机时代巧妙的提醒。

汤姆的合伙人，埃德。爱德森说：“我们喜欢和本呆在一起。”但是这次会面高潮突降。格雷厄姆生病了，于是提前离开，而且也丧失了扮演“蜜蜂”这一角色的乐趣。于是这个集会实际上成了巴菲特集团核心的聚会。

他的朋友们都很聪明，很有野心，但是心胸狭小。亨利。布兰特是个天生忧心忡忡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工作狂。他总是在行囊里装上阅读材料，然后在比奇。波因特俱乐部四处散步。傲慢自大的戴维“桑迪”戈茨曼经营着曼哈顿的首家投资咨询公司。他唯一感兴趣的是他自己和其他人的财务状况。（举个典型的例子，在哈佛商学院吃晚饭时，戈茨曼便转向一个他刚刚认识的妇女问：“你有钱吗？”）

马歇尔。温伯格是一个外向型的胖胖的单身汉。他是一个美学家——只对他的金字塔和鲁宾斯坦感兴趣。还有两个折衷派人士埃德。安德森 （将货币经理转换为行为心理学的化学家），以及查理。芒格，但是他们都有一共同之处，那就是对华尔街的喜爱。他们都对投资有强烈的好奇心，却很少面对面地和格雷厄姆一起谈西班牙文学或是古希腊文。

在圣迭戈，这些信徒花了两天时间来交流他们对市场的同样严峻的看

法。“我们都对缺少机会而深表遗憾。”安德森说。巴菲特怂恿杰克。亚历山大，他在哥伦比亚的同学谈谈他的主意，但他却对自己的观点守口如瓶。

让人怀疑的是，在离开圣迭戈时，他对股市的看法是否真的有了任何改善。

事实上，巴菲特逐渐开始觉得管理证券组合有如一场激烈的竞争。某人叼着一个雪茄烟头吞云吐雾一番后就将它扔掉，转瞬而逝的质量并不令人满意。但是从自己长期投资的与伯克希尔和联合棉花公司类似的控股公司中，以及从和他们经理如霍雷肖。阿尔杰，本。罗斯纳的共事中，的确要承认，这样的公司很难都达到美国捷运公司那种令人兴奋的利润额。但是：

当我和自己喜欢的人打交道时，我在生意中找到了一种激动人心的感觉，（又有哪种生意不是这样的呢？）用投入的资金实现可观的回报（比如10～12％）。通过在一种格局和另一种格局之间来回奔波来挣得多点的百分比收益，似乎是一种很愚蠢的作法。

提这样一个合理的问题：如果不能产生“多点的百分点”的话，合伙人们又怎么会对它如此着迷呢？严格地从投资回报的角度来看，弗雷德。卡尔的举动似乎更有意义。“我们不会爱上任何东西。”然而巴菲特，虽然是沉醉于他的投资当中，似乎有一些不同于数学的东西——一种对持续性的渴求——隐藏在它的背后。他喜爱奥马哈，喜欢本。格雷厄姆，还有他的朋友们。

他的一生充满了对持续性的渴望。他最大的恐惧就是由死亡引起的极端不连续性。书信也有一种不持续性。和他曾经百思不得其解的其他哲学的困惑一样，他无法确定自己该在什么位置来划分这条线——即什么时候该持有所喜爱的企业，而在什么时候实现利润。在华尔街上再没有其他人曾经考虑过这样的问题。

1968年，国家陷于一场政治的动荡中，而股票的交易却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大屏幕”的一日平均成交量走到了1300万股，比1967年的纪录还要多30％。在1968年6月13日那天，成交量暴增到2100万股。行情机飞快地发出哐哐的声音，似乎随着每一次反战游行者和荷枪实弹的士兵的交锋，它显得越来越响亮，就好像逐渐升高的政治温度在华尔街引起了高烧。

在那个充满着暴力和对暗杀的震惊的动荡不安的夏天，股票交易所被大量的买卖单据忙得喘不过气来，这在它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而且如此这般持续了许多天。人们可以在寂静中听到求救的呼喊，但是市场还在不断结集，就像一个醉汉想要喝完最后一瓶酒，连天已经大亮都毫不知晓。

经纪商理查德。詹瑞特给它起了个诨号叫“巨大的垃圾市场”。新的股票在发狂地发行，比如美国四季护理中心、肯德基炸鸡公司以及应用逻辑公司等等。巴菲特注意到一笔可观的数额被变成连锁信件的股票促销模式，这场游戏的参加者中有的人轻信他人，有的人自我催眠，还有的人愤世疾俗。

他的脑海里记起了弗里德里克。梅茨的那个例子。这个自诩为罗宾。胡德的人在一所自己取名为“集体广场”的办公室里，与之共事的还有一个被他称为自己的“花朵孩童”的年轻职员。梅茨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一种名叫奥米茄的信件股票之中。信件股票没有作价市场，因此它的价值是不确定的。梅茨在计算了自己的资产之后，确定奥米茄的价值为每股16美元。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数目，因为梅茨是以3.25美元的价格得到股票的。就这样，在奥米茄的外表或前景没有丝毫变化的情况下，梅茨基金就反映出了超过40％的账面赢利。

尽管巴菲特不到40岁，但他觉得相比之下，自己已经进了“老年人病房”。他曾一度鄙视过自己竞争者们出现的懈怠，但是他们现在也表现出了“严重的高血压”。他注意到有个基金的管理人员宣称，单从每周或每小时股价做出研究是不够的，“证券必须以分钟间隔来进行研究。”巴菲特评论道，“这种人使我觉得出去取一趟百事可乐都有负罪感。”

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出这些言论也许是来自一个对华尔街一无所知的乡巴佬之口，他写信给他家里一个叔叔描述着城里发生的令人震惊的事情。巴菲特无论如何不会与华尔街脱离开来。实际上，他每天都和股票经纪人以及交易商打交道，而且每天数次。坎托—菲茨杰拉德（Cantor Fitzgerald）的总交易商阿特罗斯尔开玩笑地说，这些年来他肯定已经和巴菲特说了“一亿句话”。

巴菲特的交际圈子非常广泛。事实上，如果说他在奥马哈所得到的情况即使不比在纽约的人掌握的情况更好的话，至少也是一样好的。他从奥马哈得到了一种均衡的感觉。有一天，当他开车路过一家麦当劳时，他对儿子豪伊说，“要赢得好的信誉需要20年的时间，而要毁掉它，5分钟足矣。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你做起事来就会不同了。”

人们感到惊奇的是，一个股票市场的奇人能继续留在内布拉斯加，尤其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巴菲特在1968年谈到《邓恩评论》时说：“奥马哈和任何别的地方一样好，在这儿你可以看到整个森林；而在纽约，很难看到树木外的其他东西。”

但是，纽约人有名的“内部消息”途径又怎么样呢？

巴菲特回答道：“有了足够的内部消息，再加上100万美元，你可能会在一年内破产。”

这确实是一句非常中西部风格化而且揭露本质的话。它的下文就是美德得到的回报也许就是罪恶——这与华尔街上普遍接受的箴言恰恰相反。

看看巴菲特在同一年，即 1968年对家庭保险公司的投资，就更说明问题了。他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都买进股票，以汤姆。克纳普的曼哈顿公司，特威迪。布朗和克纳普作为经纪商。一天，当特威迪。布朗为他买进了价值5万美元的股票后，霍华德。布朗，他的交易合伙人，接到了奥马哈打来的一个电话。他放下听筒，然后说“真太奇怪了，沃伦说别买了”。

第二天，家庭保险公司宣布自己被城市投资公司以高价接管了。巴菲特有可能听到了内部消息，但他没有要这5万美元的股票，意味着他错过了一个获利的浪潮。他明明知道买下它是合法的行为——虽然任何人都会留意到，它看来有那么一点令人可疑。

巴菲特是否感到自己的美德或是个人利益处于某种危险中——或是两者兼有——与此事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他认为个人利益和美德常常倾向于一致，因此人们还是有可能把它们妥善处理的。不用说，这种观点在他的华尔街同行的头脑中常常是缺乏的。

巴菲特常常去纽约，春天和苏茜一起，也有别的一些时候。他在广场，和许多商界人士和朋友们见面。在他们中间，有投资顾问桑迪。戈茨曼、比尔、瑞恩，《幸福》杂志的作家甘罗。卢米斯以及未来的旅馆业主拉里。蒂施。所有这些人物都是非常富有的，而且彼此联系相当紧密。

尽管苏茜很喜欢去艺术家咖啡屋，巴菲特还是和朋友们在斯特奇熟食店之流的低级餐馆里吃饭。在这里，他可以要一份他不喜欢的牛肉汉堡。一次，

马歇尔。温伯格鼓足勇气提议他们去吃一点不太清淡的东西——去日本牛排屋。

“我们为什么不去鲁本斯餐馆呢？”巴菲特反问。

温伯格指出他们在前几天已经在鲁本斯餐馆吃过午饭了。

“那就对了，”巴菲特说，“这样你就知道那儿饭菜怎么样了。”

“按这种思路，我们该天天去那儿吃啰？”温柏格说。

“当然，为什么不天天去那儿吃呢？”

还有一次，巴菲特在环境优美的和声俱乐部吃午饭，一同进餐的有萨姆。斯泰曼，她是桥牌冠军，同时也是巴菲特的一位投资者，斯泰曼的妻子。

斯泰曼对巴菲特身上那种中西部特有的不拘礼节有很深的印象。她回忆道：

在我回到我住的上城区后，沃伦也到上城区来了。我想再和他会一次面，他说他觉得在纽约很受限制——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从61大街走到79大街去？这还是在纽约兴起慢跑风尚之前的事。我们迈着飞快的步伐沿着麦迪逊大街走着。他穿着他生意场上的衣服，他充满着对自由的向往。

试想一下这个穿着毫不入时的网球鞋的华盛顿男学生。人们都不习惯看到一个奥马哈的牛仔在麦迪逊大街上行走。通常，人们也不习惯一个坐头等舱的数百万的富翁看上去好像是穿着衣服睡觉的。他们心目中的华尔街是J.P.摩根那样的。而他们在巴菲特身上看到的是威尔。罗杰斯。

有一天晚上，鲍勃。马洛特，数据文件公司的总裁在第五大街偶然遇到巴菲特，他在那走来走去，活像一只迷途之犬。巴菲特解释说他正在度量一家叫顶级企业的百货商店下面的土地尺寸，具有堪萨斯血统的马洛特得出结论说：“巴菲特毫不自负，简直让我不敢相信他是在康涅狄格的格林威治成长起来的。”

到了 1968年底时，牛市逐渐显得底气不足了。公司集团的泡沫都破碎了。查拉尔德。查伊的曼哈顿基金在305基金中的排行也一落千丈，跌到299位，迫使查伊不得不就此罢休。12月份，证券交易委员会暂停了对奥米茄权益的交易。对于弗里德。梅茨和他的花朵孩童，这无疑是当头一棒。而梅茨基金，拥有30万股奥米茄股票，这个曾是全国排名榜首的基金，它的资产面临着突如其来的资产流失。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梅茨说明证交会停止了赎回（就似一家银行关上了出纳柜台的窗口）。梅茨，正如所发生的事情一样，在纽约希尔顿饭店面对一群蓝筹股听众陈述投资前景。可笑的是在他自己的基金灰飞烟灭的时候，他还在四处传授他的行家观点。这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却好像倒被梅茨自己忘却了。“我们没有理由比担心1968年更担心1969年会发生什么。”梅茨充满信心地说道。后来，“窗口”又打开了，他的基金下跌了93％。

而梅茨不过是一个征兆而已。当他的基金摇摇欲坠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绝不是最后一个。布尔汉姆公司的沃尔特。斯特恩早就表示过了他的担心。

他认为在熊市里，人们一定会慌不择路地拼命抛售，就像他们当初买进一样。

诚然巴黎和谈给市场打了一剂强心针。在1968年12月，道。琼斯指数爬升到990点，而华尔街又把希冀的眼光放到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目标上：促成越战结束，而且使道。琼斯指数升到1000点。

巴菲特的合伙人企业在1968年锁住了4000万的赢利，也就是说赢利率

59％，他的资产增加到一亿零四百万美元。在缺乏灵感的情况下，管理着空前多的资金，再加上市场达到了顶峰，巴菲特经历了业绩最红火的一年。他击败道。琼斯指数不仅仅是5％的差距——自己订的最低目标——而是50个百分点。他说，这结果应视为一种反常行为，就像有一局桥牌中赢13墩一样。

“这次是他做的最后一手。”

这时，牛市正断断续续发出死亡前的呻吟，华尔街不管价格高低拼命推荐热门股票。美林银行买进了市赢利率为39倍的国际商用机器股票（IBM），宝丽来还推动施乐（Xerox）达到50倍赢利率，布莱尔公司将雅芳公司的股票利率抬到56倍。在这样的赢利水平下，一个将雅芳公司全部买下的购买者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来抽回他的资金。难道它有可能“值”那么多吗？一位基金经理回答这一问题说，人们在特定时刻认为某种股票价值多少，股票就值多少。他补充道，每一笔学院捐赠都觉得自己“应该持有IBM，宝丽来和施乐以及其他各种股票。因此，我认为他们会做得不错”。巴菲特提醒人们记起一个表面上不明显的区别：价格是你所付出去的，价值是你所得到的。

这些都再没有任何意义了。最后，局面再也无法扭转，他对寻找股票彻底失望了。在1969年5月，《商业周刊》称弗里德。卡尔是“美国最优秀的投资组合经理”。在同一个月，这个奥马哈人拿定了主意。担心自己陷入对苦难不幸的哀叹，同时也担心所得的赢利付之东流，巴菲特做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他宣布隐退了。有关他开始清算巴菲特合伙人企业的消息震惊了他的合伙人。就在这个时候，当市场正在牛市的高潮中时，他却准备退出了。

我无法适应这种市场环境，同时我也不希望试图去参加一种我不理解的游戏而使自己像样的业绩遭到损害。

隐藏在他这一决定背后的勇气是独一无二的。在华尔街，人们决不会关闭企业，将资金偿还——不会在鼎盛时期，也不会在他们业绩最佳的年份后。

没有人会那样做。巴菲特可以有许多种选择，他可以只售出他的股票，将它的资产换成现金，然后等候机会。但是每个合伙人都渴望他来运作，他总是感到一种无法推卸的压力，要带领整个联盟。自从1967年那封标识着分水岭的信以来，他曾经试着减轻工作压力，但是，只要他在“这舞台上”，就绝不可能轻松。

如果我要参与到公众中去，我就身不由己地要去竞争。我明白，我并不想毕生都在忙于超越那只投资的兔子，要让我放慢脚步，唯一的办法就是停下来。

在他的朋友迪克。霍兰的印象中，巴菲特在仔细审视他的一生，尤其是他将如何处置他的金钱——他现在拥有的总财富达到了惊人的2500万。对于他的合伙人而言，巴菲特正暗示着要改变自己的步伐。

你们中的有些人要问：“你下步预备怎么办？”我对此没有任何答案。我只知道当我60岁时，我将会尽力去实现一些个人目标，而这些目标与我在20岁前订下的目标是不同的。

巴菲特告诉《奥马哈世界先驱报》说他希望把大量的时间“尽可能而且

有效地花在有关人类问题的研究上“。在另一次访问中，他说他想追求一些不仅仅为了赚钱的利益。

巴菲特立即就开始着手这项工作。奥马哈不允许犹太人进入奥马哈俱乐部——一个位于市中心的商业人士常常光顾的用餐地点。巴菲特有不少犹太人朋友，其中包括尼克。纽曼，他经营着一家奥马哈杂货连锁店，而且他对自己被拒之门外极为愤怒。巴菲特对俱乐部委员会提起过这件事，他被告知说：“他们（犹太人）有自己的俱乐部。”（奥马哈也有许多乡村俱乐部，每个俱乐部都各行其事。）在巴菲特看来，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迄今为止，奥马哈的犹太人家族已经有一万年的历史了。他们一直都为整个社会做着自己的贡献，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参与了奥马哈的建设，而他们却不能像约翰。琼斯一样加入那个俱乐部。约翰是一个新来的中等阶层的联合太平洋公司职员，他一转到这儿来就加入了俱乐部，这样做是不公平的。

当然，巴菲特并不打算在奥马哈俱乐部外面领导一场抗议游行。他极具特色地选择了一种被动和间接的策略，这样他可以巧妙地转移负担。他向全犹太人的高地乡村俱乐部申请作一名名义上的成员。

高地俱乐部成立于1923年，是由一位曾在奥马哈的公开课堂上被众人嘲笑为“kike”和“sheenie”（对犹太人的蔑称）的犹太籍高尔夫选手创建的。

60年代，反犹太人的事件就已屡见不鲜了。而奥马哈的犹太人做好被非犹太社会所完全接受和欢迎的准备。高地俱乐部中坚持种族纯粹主义的人士强烈反对巴菲特的加入。他们的感觉是：“这是我们的俱乐部，他们会将它夺走的。”巴菲特的朋友们以及俱乐部的自由派人士，其中包括奥马哈的犹太法学家们都赞成种族融合。这场争论相当激烈，但是在1969年10月1日，巴菲特被接纳了。然后他回到奥马哈俱乐部，通知他们说“犹太人俱乐部”不再全是犹太人了。现在，奥马哈俱乐部无法再找借口了，只有迅速接纳了一些犹太人。

巴菲特后来坦白了他此举的动机——带着一种强烈的感情色彩——他开玩笑说他加入高地俱乐部是因为“那儿的食物更好一些”。实际上，他很少去那里。除了他对公民权的关注之外，人们都怀疑他对犹太人有种特殊的感情——也许是稍微有些对本。格雷厄姆的崇敬之情。拉比。迈里。克普特一家是巴菲特家的常客。他觉得巴菲特是一个“犹太人哲学家”（巴菲特总是和克普特开玩笑说他为自己的女儿挑选了一个“出众的犹太男孩”。）

在奥马哈人的印象中，有关高地俱乐部的这段插曲常在心头隐约出现。

它把巴菲特与他的约翰。伯彻父亲分隔开来，拉比。克里普里，曾经和霍华德一起就霍华德对公立学校祷告仪式的支持问题讨论过一番。他说，沃伦的“手势”是对着（他父亲）做出的一种非常强烈的反应。我认为他把它当作了一种政治声明。

巴菲特还参与了具有开创性堕胎事件。苏茜在计划生育的活动中非常活跃，沃伦和她一起强烈支持将堕胎合法化 （那时在许多州里还是非法的）。

到了1969年，加州高级法院同意听取利昂。贝洛斯的上诉。利昂。贝洛斯是一名医生，他因把一名妇女归为堕胎主义者受到起诉。查理。芒格曾在报上读到有关贝洛斯的事情，然后打电话给巴菲特。两人决定承担此次起诉。

芒格把贝洛斯说成是一次个人的运动。他组织了两份案情摘要，一份由178名医学院院长和教授联合签名，另一份则由芒格自己起草并拿给17位知名律师签名。在1969年9月的时候，贝洛斯取得了划时代的胜利——第一次

一部堕胎法被宣布为是违反宪法的。①从巴菲特的角度来看，高地俱乐部的插曲和贝洛斯事件之间有着相似的本质。他偏袒了他认为是团体利益的一方，而摒弃了宗派主义。在他这种理性的、股票选择者的观点中，社会在拥有开放的机构和减少不需要的婴儿数目方面的利益远远超过了隔离主义者和反堕胎主义者那种狭隘的利益。

除了政治之外，巴菲特把1969年的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对投资组合的清算上。他的叔叔弗雷德碰巧在同一时间宣布了巴菲特父子公司的关闭——这个家族杂货店恰好在100年前开业。在秋天的时候，沃伦和苏茜很合时宜地举办了一个聚会。他们邀请了180位客人，还从斯特奇熟食店弄来三明治和成架的腊肠。巴菲特家的大门被一串闪烁的小灯照得灯火通明，门两侧还放置着一对3英尺高的百事可乐瓶子。不论是政治家、商人，还是黑人和白人，乃至“富有的人和尚在奋斗中的人”都纷沓而至。妇女们有的穿着鸡尾酒宴的服装，有的穿着喇叭裤、裙裤，还有的穿着迷你裙。参加聚会的人在日光浴室里画了两个穿紧身衣的女孩子。W.C.菲尔德和梅。威斯特在网球场上一显身手，还有从一台机器里炸出的香喷喷的爆米花。一位客人说他根本不知道奥马哈有“所有这些人物”。

与此同对，巴菲特所做的隐退的决定开始显得精明起来。直到5月份，道。琼斯指数在1000点附近盘旋不下。在6月份，它下降到900点以下，一个个的高空飞行者都坠落了。李腾工业集团——公司集团时代的标志——从它的极盛点下跌了70％；另一个是莱特维，从169美元跌到了25美元。华尔街的证券经纪所纷纷关门倒闭。股票交易厅的标语“在美国商界拥有你的份额”悄无声息地飘落了。业绩基金彻底溃败下场了。

刚在5月份，被《商业周刊》奉为神明的弗雷德。卡尔，就在12月份洗手不干了。只留下企业基金堆满了未清算的信件股票。它在 1969年下跌了26％，而在这场浩劫结束前，它又跌了50％之多。科尔特斯。兰德尔的国家学生市值——被重新估价，从140元掉到了3 12 元。道。琼斯工业指数在1969年以平均800点收盘。

杀手已经来监，到1970年5月，股票交易所的每一种股票都比1969年初下降50％，四季护理中心——68年垃圾市场的宠儿——以91美元跌到32美元。电子数据系统在春季的一个交易日降了50点——致使它那拿破仑一世的建立者，H.罗斯。福罗特的财产被残酷地减少了4亿4500万。福特基金组合也变得支离破碎，迫使麦乔治。邦迪不得不咽下这口苦果。

巴菲特在1969年竭力维持了7％的收盈水平，这是合伙人企业最后一次运作。尽管这是结束的一年，它还是超过道。琼斯18个百分点。巴菲特长期以来预计的下滑年月并没到来，他在每一个季度都有赢利，并击败了市场的尺度——道。琼斯工业指数。

假如一个投资者在1957年投资1万美元到道。琼斯，13年以来的总利润将达到15260美元。同样的数额如果投资到合伙人企业中，扣除巴菲特自己的份额后，会产生150270美元的利润。用另一种算法，巴菲特的投资组合以29.5％的年利率增长着，与此相比，道。琼斯指数则是7.4％，人们也许能在其他领域找到可以与此相媲美的东西——有音乐领域的莫扎特，在棒球领域的1927年扬基队。然而在投资业世界里，没有任何东西能和它相比。

投资公司都想买下他的合伙人企业，但巴菲特将他们一一拒绝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他从前的投资者们将把他们的金钱投到哪里去呢？

巴菲特只给了他们一个名字：比尔。瑞恩，格雷厄姆班上循规蹈矩的人，他正在建立一个新的共同基金——塞凯亚基金。巴菲特的许多合伙人都对它进行了投资。

巴菲特说它将在城市债券里投入大量自己的资金，并且，他写了一封最后的长信答应帮助他的合伙人去做同样的事情 （但他申明他将不再继续提供投资咨询），这封信，既随意又散漫，但是内容非常具体。在一个地方——记得这正是纽约城财务危机看到一丝曙光的5年以前——巴菲特勒住思想的骏马，写下一段忠告。

你们将发现我不买大城市发行的债券，我对如何分析纽约市、芝加哥、费城等等的股票毫无主意。（一个朋友曾提到有一天，纽瓦克准备以令巴菲特深感不安的诱人利率出售债券，因为纽瓦克给这些债券起了一个不好听的名字。你对纽约市的分析会和我做的一样好——我承认很难想象它们会在一段时期内不能偿付款项。我用在债券上的方法和我用于股票上的十分相似。如果有什么是我不明白的，我就会将它忽略掉）。

除了它的两个投资外，合伙人企业把其他投资都做了清算。这两个投资分别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和戴维斯菲尔德零售店、服装连锁企业的控股公司①。这样，每位合伙人都可以选择用股票或是现金的形式获得伯克希尔和戴维斯菲尔德的利益，而巴菲特选择了股票。

我觉得两种证券都是非常体面的长期持有工具，而且我很高兴自己的净财产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投到它们当中去。

他恳请他的合伙人们在考虑伯克希尔时——伯克希尔是两个投资中更大的一个——把它当作一个企业，而不是一种“股票”。但是他的计划有点含糊难懂。一方面，他对纺织业并不重视；而另一方面，他又很喜欢管理它的那个年轻人。他允许它一年应该增长10％左右，但并没有做硬性规定。另外，尽管他希望参与伯克希尔的政策设立，但他的合伙人们都明白他没有任何义务要“从其他地方获得利润”。

桥牌冠军萨姆。斯泰曼认为巴菲特已经黔驴技穷了。他把自己的伯克希尔股票以43美元/股出售给了巴菲特。但是许多投资者继续持有。他们无法知道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将变成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巴菲特在重新塑造它的过程中投入有多深。但是巴菲特清楚地表明，他将保留他的伯克希尔股票，正如忠实的德。安杰利斯的看法：“任何人只要有一点头脑，都会听他的。”

① 巴菲特幸运地把总部在巴尔的摩的霍克斯切德卖给了通用超市，而且没有遭受任何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