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奥运沧桑路

·数载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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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轰鸣，颂歌高唱。千万羽和平鸽展翅高翔，飞向四面八方。欧洲11国和美国、澳大利亚的选手涌人白色大理石浮雕装饰着的椭圆形运动场。这是1896年4月5日，希腊雅典，第一届奥运会的开幕式。

人们发现，这里没有任何一个亚洲国家的代表，没有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亚洲人。国际奥委会难道把遥远的东方忘记了吗？

首届奥运会筹备期间的一天，北京东交民巷法国驻华使馆人员，把一封信函送给了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李鸿章主持外交的清朝政府，这是希腊奥运会组委会邀请中国参加第一届奥运会的信函。

现在想来，人们对奥委会邀请中国也许会有几分不解。当时的中国，在英、法、日、美、俄等帝国主义洋枪洋炮的威胁中惊颤不已。泱泱中华，被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烈火烧得遍体鳞伤。腐败落后，不堪一击，好象任何一个西方恶魔都能从她身上割下一块块肥肉。作为顾拜旦勋爵祖国的法国也同样趁火打劫。拿破仑第三执政的法国，悍然与英国狼狈为奸，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迫使清政府订立了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法帝国主义者参与镇压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在西方人眼中，中华帝国有过多么风光的时代。欧洲的哲学家伏尔泰说，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治理最好的国家”。费尔巴哈说：“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楷模。”波维尔则称：“中国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去向的美妙境界。”在法国，也曾流行“中国风格”、“中国趣味”。路易十四时，中国的轿子几乎成为达官贵人们出行必备的交通工具。王室举办化妆舞会，人们都以化妆成中国人为荣耀。

可是，中英交战一声炮响，使清廷威风扫地，打破了西方对中国的仰慕和崇拜。一位普鲁士的传教士郭实腊断言：“中国的龙要被废止，只有基督教义才能拯救这个已经‘死去’的文明国家。”《英军在华作战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议论：“中国是个愚昧而又骄傲的国家，是一个没有自我更新能力和缺乏活力的国家，是世界范围内落后国家的成员之一。”

说到这里，人们不能不对顾拜旦勋爵怀有崇敬之情。他与国际奥委会没有拘囿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鄙夷和蔑视，还是伸出了表示友好的手。

这是为什么呢？中国，毕竟是个四万万人口的大国，毕竟曾经是世界最发达、最威风，对人类贡献最大的一个国家。四大发明、万里长城……睡狮昏聩而余威犹存。但是，最令人信服的解释，恐怕是奥林匹克运动的理想和宗旨使然。其理想是：增进各国运动员之间的和平、友谊与团结。其宗旨为：鼓励组织和发展体育运动与体育竞赛；在奥林匹克理想指导下，鼓舞和领导体育运动，从而促进和加强各国运动员之间的友谊；保证按期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使奥运会无愧于由皮埃尔·让·顾拜旦勋爵及其同事们恢复起来的奥运会光荣历史和崇高理想。顾拜旦及其同事们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初，就努力维护奥运理想和宗旨，坚持奥运之门向一切国家、民族开放，不管它是大国、小国，富强的、贫弱的，西方的、东方的……奥运会向当时的中国发出邀请，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令人不解的是，当时的清政府对奥委会的邀请为何石沉大海，毫无反响呢？这也许是中国走上奥运路途中一个不大不小的斯芬克斯之谜吧。

1912年，一个叫布朗的外国人来到了中国上海，他是菲律宾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还是菲律宾体育协会的会长。他来华的目的，是想搞一个中、日、菲三国参加的远东运动会。当时中国、菲律宾的体育事业很大程度上是由基督教青年会操纵的，布朗的来访立即得到了中国青年会的支持。而在此前，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每年2月都组织一个“嘉年华会”的节日活动，其中有体育比赛，不断邀请中日两国选手参赛助兴，三国联合搞运动会的基础已经有了。更何况，当时的中国，对近代体育的兴趣方兴未艾，上上下下似乎都表赞同，事情就好办了。这时，中国已成立的“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成为与布朗共同发起远东运动会的体育组织。又经与日本方面协商，远东业余运动协会——亚洲体育史上第一个区域性体育组织，便在世界的东方宣告诞生了。这对于亚洲体坛，对于中国体坛，都是一件不平凡的事情。事实上，有了这个组织，亚洲就有了与远在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直接对话的资格。

远东体协很快作出决定：每两年举办一次远东运动会，由三国大城市轮流承办。有趣的是，远东运动会原来的名字是“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个名字反映了亚洲体育向国际奥林匹克运动靠拢，以便进入世界体坛的积极倾向。

当欧美大陆以外的世界各地体育，大都还在限于国内活动的时候，远东三大国联合运动会上的发令枪声，传到了洛桑。顾拜旦勋爵微笑着东望古老中国的新变化。当1915年5月，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的时刻，他指令奥委会致电祝贺，并宣布他们承认远东奥委会（远东体协）为国际奥委会的东方支部，还邀请中国参加第六届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如此看重远东体协，是令人欣慰的。每次远东运动会举行时，国际奥委会一定会派委员一人为专使，并在会员国内，指定一名体育家，作为奥委会的专门代表，来指导远东运动会。早在远东运动会成立时，就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鼓励，他们送来金花圈一个，赠给远东运动会，以资奖励。

若将1895年国际奥委会对清廷发出的邀请，算作对中国的第一次邀请的话，那么参加第六届奥运会应该说是第二次邀请了。两次邀请，对中国来说都是一次机遇。令人不解的是，中国又没抓住这个机会。历史再次在中国走向奥运之路上，留下了莫大的遗憾。有的学者说，中国可能走向奥运的机会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烽火焚毁了。的确，应于19！6年在德国举行的第六届奥运会，因为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停止了。

1919年世界大战的战火熄灭了，世界又恢复了暂时的平静。1920年，国际奥委会正式确立了与远东体育协会的关系。

1921年5月30日，一个叫嘉纳治五郎的日本柔道家抵达上海。他放下行装，即驱车前往虹口体育场，在中日菲三国体育官员陪同下，登上了主席台。他代表国际奥委会对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远东运动会表示祝贺。嘉纳是日本柔道的创始人，是中国的一个老朋友。他曾为早期中国的留日学生花费过很多心血，嘉纳私人开设的宏文学院曾先后接纳过7192名中国留学生，其中3810名由该校毕业。中国著名的大文豪鲁迅、革命家黄兴、陈独秀等都曾经在这里学习过。

嘉纳在主席台上一出现，场内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人们分明感到，国际奥委会对远东体协，对中国体育的关注越发真切、实在了。果然，翌年，国际奥委会便吸收了中国的王正廷为国际奥委会的委员，成为中国的第一位奥委会委员。看来，中国人出现在奥运赛场的时间理当为期不远了。

王正廷字儒堂，浙江奉化人。多年混迹官场外交，数度沉浮。青年时期与基督教青年会关系密切，做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曾留学美国。武昌起义爆发后，当过都督府的外交副主任。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任唐绍仪内阁工商部次长兼代总长，次年当选参议院议长。还曾参加护法运动，署理军政府外交总长。此人在外交上混的时间较长，数度出任外交部长和驻美大使。1935年奉调回国任国民党中央执委。1949年移居香港。1961年死于香港。

王正延之所以成为中国的奥委会委员，因为他一是政界名流，二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头面人物，三是老资格的外交官，四是体育界的一个风云人物，担任过第二、五、八届远东运动会的会长。既有身份，又拿得出钱来赞助支持远东运动会。谁知这个人自从戴了顶奥委会委员的帽子之后，从不去参加国际奥委会的会议。由此来看，王氏参与体育，不过是把它作为一项“业余”活动，一笔取得社会地位和国际声望的资本。至于参加国际奥委会会议，那是无关紧要的。这样又怎能推进中国与奥委会的关系呢？当时中国政府官方对奥运会态度之怠慢，认识之肤浅可见一斑。试想，如果中国政府与奥委会采取积极合作与参与的态度，又何至于拖到1931年，国际奥委会才正式承认中国的第一个全国性的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国的国家奥委会呢？

1928年，第九届奥运会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举行。奥运会的大门再一次向中国敞开。这时，把人类拖入罪恶渊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十年，随着战争创伤的愈合，各国人民和运动员在五环旗下重新取得了谅解，有46个代表队汇集荷兰，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届。连德国也有人挤进了国际奥委会。阿姆斯特丹美观实用的奥林匹克运动场，又一次变成了人类寻找友谊和进步的世界。无疑，世界奥运会，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国际社会更理解它，也更喜欢它了。然而当荷兰女王的代表宣布奥运会开幕时，人场的国家中却没有中国，而只有一个中国人前来观礼。这个人姓宋，名如海。宋孤身一人，无声无息地站在看台上，看着一面面外国的国旗引导着各种不同肤色的运动员人场，不知心里是何等滋味。

堂堂中国，难道就派不出几个运动员来吗？宋先生回国后写过一个小册子，叫作《我能比呀》，是从奥林匹亚（OlymPia）的读音套出来的。作者在书的扉页上解释道：“我能比呀，虽系译音，亦含有重大意义，盖所以示吾人均能参加比赛，但凡各事皆须要决心毅勇，便能与人竞争。”宋先生只说对了一半。试想，运动员连国门都迈不出，纵有决心与毅勇，又当何用？

1924年，巴黎的第八届奥运会就要举行了。有三个喜欢打网球的中国留美学生吴仕光、韦荣洛、徐恒，相聚在一起，议论中心为中国又不派运动员参赛而愤愤不平。此时，美国人已组成291人的庞大奥运代表队，即将远征了。那是何等气派！相比之下，四万万人的中国，仍然在奥运会的大门外踯蹰观望。一个稍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怎能无动于衷！

这几个可爱的小伙子，明知自己网球水平难与世界好手匹敌，也没有人会为他们慷慨解囊，毅然自掏路费出征了。他们首先绕道澳大利亚，参加戴维斯杯网球赛，作为热身。赛毕即马不停蹄赶赴巴黎，雄赳赳地打上奥运会的网球赛场。他们初赛时就被淘汰出局。人们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取得参赛资格，又是打着什么旗号报名的。也许，在他们看来，这意义不在比赛的胜负，而在于参加；在于他们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由于他们的出赛，并非为他们的祖国的派遣，他们的技术水平又无惊人之处，所以，体育史家并没有视之为第一批正式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今天回头看看，他们的行动是多么勇敢，多么自信，多么雄壮，多么闪光。他们身上有那么一些中国人的自暴自弃的萎靡相吗？没有。何谓中华无人！

1932年7月8日上午。上海黄浦江畔。

连阴多日的天好象突然放晴了，蔚蓝色的天空，飘着几堆棉絮状的白云。外滩的一幢幢洋楼在喧闹声中兀然屹立。南京路、陇海路，……行人如潮水般，向黄浦江畔流涌。

黄浦江，混浊的江水，插着星条旗、米字旗的巨轮，沉闷的汽笛声，还有从浦东一座座大工厂里飘过来的股股浓烟……

码头上挤满了各色人等。西装革履，长袍马褂，有政府要员，有也普通市民，学生，商贾，黄包车夫。一条十几米长的横幅上写着：“今日送君出征，来日恭候佳音。”还有些人手里举着三角形的小旗，红的、蓝的、绿的、黄的。人们议论着，期待着，脸上凝聚已久的“九·一八”的阴霾似乎变得明亮了些，欢快了些。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其不寻常的日子。

九时许，一辆黑色的福特牌轿车，在人们的瞩望中开进码头。车上走下来三个人，其中一个年轻人穿着法兰绒上衣，白色哗叽裤子。

“他就是刘长春！”人们一下子认出了这个正要踏上奥运会征程的中国唯一的选手。此时刘长春的名字已家喻户晓，前几天上海各报都登出了刘长春的大幅照片和他出征洛杉矶奥运会的消息。他将作为中国唯一的选手横渡太平洋到美国洛杉矶去参加第十届奥运会。走在刘长春身边的，一个是体育界知名人士赫更生，一个是教练宋君复。少顷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王正廷，带着他一身珠光宝气的妇人也抵达码头送行。

王正廷对激动万分的刘长春训话说：“我国此次派君赴奥运会，为中国之第一次，实含无穷之意义，予以至诚之心，兹代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授旗与君，愿君用奋斗精神，发扬于洛杉矶市奥林匹克运动场，乃无尚光荣也。”

刘长春立即立正行礼，遂作答词曰：“我此次出席奥运会，系受全国同胞之嘱托，我深知责任之重大，当尽我所能，在大会中努力奋斗。”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汇集成一股热浪，引得行人驻足，江上船只减速行驶，观看这壮观的欢送场面。几艘货轮和客轮的司机拉响了汽笛，向即将远行的健儿致敬。

灰色的邮轮威尔逊总统号，早已停靠于码头边，船上挂满了彩色纸条，红的、黄的、绿的、紫的，在轻风中飘动，和那蓝色的无空，混黄的江水，交相辉映，场面壮观。

“呜——”威尔逊总统号一声长鸣，好似呼唤着健儿启程。

刘长春看了看送行的人群，看了看通向大海的宽阔的黄浦江，与身边的朋友们，同事们一一拥抱、握别。本已想好的告别语，挤在喉头难以吐出。他太激动了，千言万语化作两行热泪，顺着两颊如泉水般涌出。

当他踏上登船的渡桥时，他突然感到，中国，多灾多难的中国，迈出这一步是多么艰难……

多难的中国，多难的民族，为自己铺设了一条多么曲折坎坷的奥运之路。

“该登船了，刘、宋二位先生。”送行的工作人员提醒道。

刘长春、宋君复踏着微微颤动的登轮渡桥，向威尔逊总统号走去。

经过风雨侵蚀的威尔逊号，显得陈旧了。混浊的黄浦江水打着旋涡，从其两侧匆匆流过。

刘长春在船边站住了脚，回眸岸上，送行的人们频频向他招手。此刻，他的心情是激动的，亢奋的，又是沉重的，甚至可以说是悲壮的，颇有些“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味道。是的，偌大的中国，四万万同胞，第一次出征世界奥运会，仅仅派出他一个选手，自己的两肩，能撑得起这重过千钧的国人期待吗？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期待啊！

他回忆起，7月初在北平的时光，且不说亲朋好友，连北大、清华的学生，都纷纷找到他，激励他“要为中国人争口气”。一名画家特意画了一幅“大鹏展翅”的国画，为他壮行。“争口气”呀，中国人近百年来受了多少欺凌和屈辱，哪里有为他们出气的地方？北平市有的要员特意把他请到自己家里设盛宴招待，觥筹交错间慰勉有加。

他更不会忘记抵达上海的这些天。4日下午，当他到达中华体育场练习时，那里已被观众围得水泄不通，场地人员几次推挤涌到跑道上的观众，告诉他们不要影响刘长春的训练。记者们紧随不舍，提出种种大大小小、好回答的或难以回答的问题。来访的其他客人也是络绎不绝。这里还不妨记录一个刘长春在沪的其他日程：

5日，招待各报记者，由赫更生报告中国这次派员出席奥运会的经过。

6日下午，上海新闻界为刘长春洗尘。

7日晚，上海24个团体近两千人于东亚饭店举行招待会，为刘宋二位饯行。

6、7日上午，上海狐狸电影公司为其拍有声电影，以便随轮寄往美国上映，广为宣传。

成衣店连日为其赶制服装，除了西装还有燕尾服、漆皮鞋，专为跳舞用。大概是为了在洋人那里，也不能显得太土气的缘故吧。

还有一个小插曲，他们原来预订乘坐的是麦斯开轮船，宋教练怕刘长春晕船，遂改为设施较好的威尔逊号，自贴美金也在所不惜了。

这些场面是欢快的。但欢快中夹杂着多少辛酸，多少愤怒，多少民族的忧患。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密令其守备队岛本营川岛连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沟附近的铁轨，反诬是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所为，遂命令关东军进攻沈阳，炮轰北大营。张学良电请南京国民党政府组织抵抗。蒋介石一再复电：“绝对不抵抗”，“力避冲突”。日军一夜之间攻占了沈阳，辽宁。吉林、黑龙江大片国土仅4个月零18天即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下。日军有恃无恐，气焰嚣张，侵略矛头直逼关内。

“9·18”事变后的第三天，正在东北大学上学的刘长春一个人回到大连家中，准备赴北平复课。次日，受到日本警察派出所的传唤：

“刘君有何打算？”

“只有在家安静心气，且有同班同学寄住我家，想待些日子看看时局再议。”刘长春回答。

敌人已开始跟踪监视刘长春了。刘长春不敢在家久留，连夜让爱人赶回娘家凑了70无路费，第二天，悄悄地乘上去天津的客轮，跑到北平去了。

日本人哪能善罢甘休！

其后，日本人又两次上门纠缠。

“只要让你儿子回大连，满洲国会给他教育部、体育部门最大的官做，不然的话……”日本人对刘长春的父亲万般威逼利诱，让刘长春代表“满洲国”参加奥运会。

刘父被逼无奈，只得去北平寻找儿子，同时，又仓惶地将家搬到乡下，躲避日本人的纠缠。

不久，伪满各报就迫不及待地刊登了一条消息：田径名将刘长春和于希渭将作为“满洲国”运动员赴洛杉矶参赛。日本操纵的满洲国傀儡提前下手了。他们致电洛杉矶奥运会组委会，得到了认可。美方复电承认“满洲国”提议，并要迅速交上所谓“满洲国”的“国旗”、“国歌”，以供需要。

消息传开，全国哗然，民众无不义愤填膺，抗议的浪潮席卷全国，而国民党政府却无动于衷。尤其天津一带的青年学生们，他们之中很多人是从东北流亡进关的，国恨家仇集于一身，便游行示威，他们愤怒地质问国民党政府，为何既不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又不抵制满洲参加奥运会的阴谋活动。国民党大员们躲的躲、藏的藏，不敢与学生们对话。

刘长春拍案而起：“苟余之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又岂能忘掉祖国，而为傀儡伯国作马牛。”

山河破碎，千百万人沦于帝国主义蹂躏的铁蹄之下，人民大众怎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又怎能容忍政府放弃显示中国独立与民族威望的奥运会参赛资格！奥运会问题再次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离奥运会只有两个多月了，国人心急如焚。刘长春毅然于1932年5月初在《大公报》发表声明：

“我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我是中国人，决不代表伪满洲国出席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给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当头一棒。

而此时，于希渭却还在东北，处于日本帝国主义严密的监视与控制之下，不得脱身。当刘长春南下上海之时，曾暗中相约于希渭也从大连乘船南下。由于日本人的阻挠，加上交通不便，于希渭终未能成行。于希渭不得已称病在家，这就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失去了另一个可资利用的选手。

人们都眼睁睁地看着国民党政府如何动作。

全国体协是很想派员参赛的，曾经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申请。等啊，等啊，眼看到了5月初，教育部终于开了金口：鉴于时间仓促，准备不足，决定不派遣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体协自己无钱可筹，看来又只能象上届奥运会一样派个代表去观礼了。

国民党政府对世界奥运会的冷漠与麻木不仁，给了伪满洲国以可乘之机。这再次显示了，在中国没有一个人民的政府，奥林匹克运动是绝对不会兴旺发达起来的。

“为何不派刘、于二位选手作为中国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呢？”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多方面的赞同。可是钱又怎么办？

就在这时，一个留着背头、身着西装，有几分儒雅文风的中年男子走进了张学良将军的公馆。此人便是赫更生，当时他身为东北大学的体育系主任，与兼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自然有很多来往。

寒暄过后，赫更生提出了那个“钱”的问题。

张将军慨然应允，出口给了1000美元，可是，于希渭不能入关组队，刘长春又不懂英文，一人赴美行动不便，只好再增派东北大学体育系的宋君复以教练身份结伴而行，这样钱不够了。张学良得知，又加了600美元，一共1600美元。

张将军何以如此慷慨？答案写在东北血淋淋的历史之中。

1928年6月4日清晨，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乘坐的专列，吐着黑烟开进了沈阳西北的皇姑屯站。一声巨响，日本人预先埋在南满铁路吊桥的巨量炸药爆炸，炸毁了火车。张作霖被炸成重伤，奄奄一息，等送回沈阳帅府，已命赴黄泉。正在北平的张学良获悉，大惊失色，立即化妆成士兵，坐着问罐车赶回沈阳奔丧。

张将军看透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险恶用心。为了振兴东北，除整编军队，发展经济以外，还鼎力支持教育和体育事业。他视察了东北大学之后，决定从张作霖的部分遗产中拨出150万专款，添建文法两院大楼及体育场、图书馆、教授住宅等，还掏出500万建立汉卿教育基金会，资助教育、体育事业。于是一处宽阔的高尔夫球场、一坪国际网球场相继出现在沈阳北陵。

1928年9月，日本和法国在大连举行田径对抗赛，邀请张学良出席。张将军特派兄弟学铭前往参观。张学铭归沈后发表感想说：“日人以较劣于吾人之体格竟能战胜法国田径队，殊令吾辈惊异，吾国与日本乃同文同种，视今日日本之能战败法国，可见东亚民族之力非不强，吾国今日亟待奖励体育运动，以冀达到进出世界之途。”在张学良的支持下，先后举办了东北三省联合运动会、中法模范运动会等。为此张学良拨出25万元巨款，又在北陵修建了一座有水泥看台的运动场。该运动场呈马蹄形，可容纳观众三万人。离开赛还有三天功夫了，场地尚未最后竣工，急得张学良下达紧急命令，调军队昼夜施工，赶在开幕之日的凌晨交付使用。

另外，张学良还十分爱惜体育人才，特发给短跑名将刘长春每月30元，以资鼓励。东北造就了一批以刘长春为代表的体育人才。

刘长春出生在大连一个寻常人家，中国人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早就刻在了他幼小心灵深处。在小学里，日本孩子欺侮中国孩子，中国孩子不得还手，还嘴。刘长春不干。每当中国孩子挨打挨骂时，他总是冲锋在前，他年龄大，力大如犊，常常是获胜者。日本教师知道了，狠狠地打刘长春耳光，还把他提起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刘长春苦闷的心情无以排解，就拚命地在操场上跑呀、踢呀。与日本孩子踢球，他在高速奔跑中使劲地踢。日本孩子想踢他，却迫不上他。体育成了刘长春复仇的工具，民族仇恨成了他练体育的动力。

刘长春14岁时，100米成绩已达到11秒8，400米成绩59秒。1927年他的百米成绩出人意料地提高到11秒。是年底，他被东北大学体育系吸收为学生，来到了张学良将军创建的北陵体育基地训练。与日本人、俄国人的一场场比赛激起了这个青年人的民族自强之感。当国家处在存亡关头，一个有良知有爱国心的运动员，是不可能不将自己的胜败与祖国的荣辱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次，与俄侨进行4×400米接力对抗赛。刘长春接第4棒时落后几米，急如闪电的速度却使他先于对手十多米到达终点，令执法的俄国裁判目瞪口呆。1929年的一次中、日、德田径运动会，他以10秒6的百米成绩名列世界前10名。这几乎成为自有奥运以来，中国人百米成绩在世界上排出的最好名次。

刘长春，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国人走上奥运会的巨大潜力。

浩瀚的太平洋，波急浪涌。时时有热带风暴袭击中国大陆。威尔逊总统号，驶出黄浦江口，载着中国人的代表，中国人的期待，向万里之外的美国西海岸慢慢驶去。

洛杉矶，西临太平洋。早晨，蔚蓝色、金黄色交织着。黄昏，暮霭悄悄降落山头，风景是美丽的。威尔雪莉大街，是当时洛市最重要的一条马路，它从商业区的市政中心一直延伸到太平洋，豪华的商店、公寓、大楼，鳞次栉比，十分壮观。从好莱坞的新星到普通市民都喜欢来这里祥倘游览。

为了第十届奥运会，这座布局散乱的城市已经打扮起来，到处可见点缀奥运气氛的标语、彩带、气球。

当时，洛杉矶正笼罩在经济大萧条的阴霾之中，世界各地移民如潮水般涌人，更增加了城市的重负。这里人们的周薪平均才有17美元。偷盗、强奸、凶杀、诈骗随时可能发生。有人形容这座世界有名的大都会是个让人“不可思议的地方，它不断让居民和游客感到吃惊。”

中国人开始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谋生，大概要追溯到1848年，第一批移民是来自广东的二男一女。他们乘“铁锥号”轮到达美国的西海岸。一下船，那位男子便直奔淘金的矿区，女人到传教士查理·吉勒斯皮家当佣人。自从来华做生意的美国商人传说加州有大金矿，开采者一个早上就可变为富翁，于是高山崩坍了、太平洋干涸了，距离缩短了。贫困而急于求生的中国人便汇入世界淘金者的洪流涌进了洛杉矶一带。到了1851年，加州华人就达到2500人，到了本世纪的三十年代，华人就有数万之众了。他们在那里采矿、修路、开饭馆、当佣人，受尽了歧视与欺凌。多少人在“东亚病夫”的咒骂声中被虐待而死。

第十届奥运会要在洛杉矶举办的消息颇使他们高兴了一阵，因为，远方的祖国会派人来参赛的，有机会让洋人们瞧瞧，国人并不是“东亚病夫”。可后来，奥运会就要开幕了，听说只是来了个观察员，他们大失所望。过了几日，又有信息说，参赛的中国队已经启程了，正在路途中。他们又转悲为喜，奔走相告，等待着亲人的到达。

7月29日下午4时，在太平洋上颠簸二十五个昼夜的威尔逊号，在数百华人的欢呼声中抵达洛杉矶港。下船的中国队虽然只有两个人，那海外游子与祖国亲人相见的情感依然不减半分。刘长春乘上轿车，在美国警察的四辆摩托车引导和护送下，直朝唐人街开去。当时的场面十分壮观，闻声赶来的美籍华人排成了近1公里的长龙，为刘长春欢呼鼓舞，鞭炮声、锣鼓声、汽笛声、喇叭声冲天而起。接着是各界侨胞接连不断的宴请。宴席丰盛豪华，觥筹交错唯恐不能尽意，席间大家倾诉思乡之苦，祝愿祖国强大，其心拳拳，其情切切，刘长春不胜酒力，更不胜侨胞的深情厚谊。

热情欢迎刘长春的，不仅仅是自己的侨胞们，还有热情的美国人民。他们聚集在奥运村，一旦发现刘长春便欣喜地高喊：“China！”请他签名，问长问短。问他为何没有长辫子，喜欢美国人吗，将参加什么项目的比赛。刘长春常常被围住久久难以脱身。

刘长春尚未进奥运赛场，就尝到一点奥运精神的滋味了。

美国人也不都是一样的。在刘长春抵达洛杉矶市的第二天，美国报纸便登出了他的照片，照片说明是：“看看，这个小中国人明天如何跑法……”充满蔑视与嘲弄。这极不友好的话，大大刺痛了刘长春的心，但也更加激励了他全力以赴，赛出好成绩的决心。

8月1日，第十届奥运会男子百米预赛在美国观众的热情欢呼中正式开始，刘长春被分在第二小组第四跑道，发令枪声一响，各国好手奋力冲刺，刘长春也不甘落后，用尽全身力气冲向终点的红丝带。20米、10米、5米，刘长春仍然跑在第四名。场上观众的狂呼似乎给刘长春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身体触及丝带的一瞬间，超过了前面一名法国选手。裁判报告他的成绩为11秒35。分组预赛结束后，按照规定只有前8名才有资格参加决赛，第8名的成绩为11秒02。刘长春痛失良机，国人为之扼腕。回国后，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举办的招待会上，宋君复总结了刘长春比赛失利的原因，认为失利主要是因为路途遥远，海上旅行容易造成身体疲乏，加上到达洛杉矶的第二天就直接投入比赛，根本没有好好休息，致使水平发挥不足。

不管成绩如何，刘长春毕竟是我泱泱中华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人。他的参赛改写了中国没有参加世界体育大赛的屈辱历史，打开了中国进入奥林匹克运动的大门。这对当时被称为“东亚病夫”的苦难深重的中国来说，无疑象征着一个新的开端。

继刘长春参加第十届奥运会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又于1936年派出由牟作云先生带领代表团参加了第十一届慕尼黑奥运会，参加了田径、足球、篮球、举重、拳击等项目的比赛。由30名队员和2名领队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到达德国后不久就感受到来自希特勒纳粹主义的压力，代表团处处受到歧视，几乎不能参加首场比赛。由于缺乏实战经验，中国队除了付保卢获得撑竿跳高及格赛的参赛权外，其余项目一败涂地。

1939年，经王正廷推荐，时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出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推荐孔祥熙的用意不言自明，正如他当时对记者所说的，“体协是个民众团体，其经费以及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经费来源都是靠政府补助、社会捐助和门票收入三项。因此，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中必须找一个能向着中国说话的人，找有钱的人才行。”但令人失望的是，孔祥熙对奥运会毫无兴趣，根本不参加奥委会的任何会议。他虽然掌管着国民政府的金库，但就是不给体协一分钱。经过中华体育协进会的一再求情，1942年孔祥熙终于开恩，施舍给体协2万法币，这点钱在当时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几乎不值什么。中国参加奥运会仍然面临着经费严重匮乏的困难，前景一派灰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奥委会于1948年7月在英国伦敦举行中断了12年之久的奥运会，这就是第十四届奥运会。国民党政府派出了一支主要由足球队和篮球队组成的50多人的体育代表团前往英国参赛，团长是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和全国体育协进会付主席张伯龄。出征之前，代表团即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按照预算，此行共需15万美元，结果行政院只批了1．2万，赫更生和王正廷经过千辛万苦，从南洋华侨胡文虎（万金油老板）等人处募集到近3万美元。足球队还到印尼、菲律宾、新加坡等国“走穴”，一方面挣取一些出场费，另一方面增加国际比赛经验。7月20日，在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奥运代表团飞抵伦敦。由于缺钱，运动员和领队只能挤住在一所条件非常恶劣的小学校里，成为本届奥运会上唯一没有人住奥运村的代表团。正式比赛开始后，代表团的伙食费也出现了问题。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中国代表团根本不可能取得什么好成绩，篮球队和足球队先后被淘汰，田径选手也未能挤人决赛，中国仍然没有突破奥运奖牌为零的记录。值得一提的是，在代表团启程回国时，连机票的钱都不够了，只得紧急向国内求援，后来还是找当地华侨东借西凑，再卖掉带去的大米，才辗转回国。

1947年，王正廷从国际奥委会退休后，新任中华体育协进会会长董守义被国际奥委会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与前两个委员不同的是，董守义自身热爱体育运动，对国际奥委会的动向也很关心，只要有机会，他总是想方设法参加国际奥委会召开的会议和其它活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同年10月，原中华体育协进会改组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的前身），全面领导中国的奥林匹克运动。1952年奥运会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奥运会，但由于国际奥委会委员在中国的席位问题上存在分歧，特别是布伦戴奇受美国政府的指使，敌视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开支持逃亡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拒绝向中国发出邀请。这一恶劣行径立刻引起了中国的义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负责人、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向国际奥委会提出抗议，世界上许多主持正义的国家也纷纷向国际奥委会施加影响，迫使国际奥委会改变决定，于7月18日向中国发出了邀请，而此时离开幕仅剩一天时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仓促组团，派出了由荣高棠领队的足球、篮球和游泳选手参加此届奥运会。可惜等代表团到达赫尔辛基时，比赛已接近尾声（离闭幕只有5天时间！），只有吴传玉一人获得参加一项仰泳比赛的机会。

1954年在雅典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50次全体委员会议上，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作为国际奥委会的一个会员得到了正式承认。新中国的奥林匹克组织在成立5年后终于在国际奥委会取得合法的席位。

但两年以后，席位问题又起风波。尽管许多国际奥委会委员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但布伦戴奇一意孤行，独断专行，在政治上大搞“两个中国”的阴谋。当时代表台湾的“中华民国奥委会”与中国全国体育总会在国际奥委会同样拥有合法席位，等于承认台湾是独立于大陆以外的另一个主权国家。在第十六届墨尔本奥运会召开之际，布伦戴奇亲自致函邀请“中华民国”奥委会派团参赛，同时也向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发出了邀请，企图造成“两个中国”的既成事实。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识破了布伦戴奇等人的阴谋，于1956年11月6日发表声明，宣布拒绝参加第十六届奥运会。

1957年，中国大陆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在索非亚国际奥委会会议上建议将中国大陆的奥委会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并将所谓中华民国奥委会称为中国台北奥委会，竟遭到了布伦戴奇的指责。

由于国际奥委会坚持承认台湾的奥委会，中国奥委会于1958年8月19日宣布中断与国际奥委会的一切关系，董守义也辞去了他在国际奥委会的职务。从此，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联系彻底断绝了。

同样的问题，来自爱尔兰的基拉宁勋爵的观点却与布伦戴奇针锋相对。但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合法地位也只是在基拉宁勋爵出任主席之后，经过多方努力才得以恢复。

在布伦戴奇将中国排斥在奥林匹克运动之外的同时，以基拉宁为代表的部分国际奥委会成员却同北京秘密进行了将近10年的会谈。

后来布伦戴奇听到了风声，决定任命台湾的徐亨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在国际奥委会1970年阿姆斯特丹会议上，布伦戴奇把徐亨的名字夹在其他几个人名中间，提议增加一批新委员。坐在布伦戴奇左侧的埃克塞特勋爵立即高声喊道：“我们不推选徐先生！”

基拉宁勋爵等委员也支持埃克塞特勋爵的态度。但布伦戴奇不顾多数委员的反对，硬是宣布徐亨当选了。

由于布伦戴奇的干涉，国际奥委会同北京之间的秘密通道也被关闭了。

两年之后，布伦戴奇卸任，基拉宁当选。布伦戴奇在离职前，为台湾继续留在国际奥委会做好了安排。

基拉宁于1977年任命了一个由新西兰的兰斯·克罗斯、牙买加的托尼·布里奇和罗马尼亚的亚历山德鲁·西佩尔科组成的调查小组，并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审查中国问题，基拉宁本人负责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并于同年9月来到北京，会见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领导人。

基拉宁说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接受了一项呼吁国际奥委会“加强中国奥委会，并维持对总部设在台北的奥委会的承认”的决议，但这项决议没有获得国际奥委会全体大会的通过。

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在日本名古屋召开执委会议。基拉宁意识到，这也许是他争取恢复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合法地位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他提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为中国全国性奥委会的议案，同时提出实行通讯投票，将他的提案邮寄给所有国际奥委会委员，投票完毕后寄往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由于基拉宁事先做了些工作，大多数委员投票赞成基拉宁的提案。1979年11月26日，国际奥委会在洛桑宣布，经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通讯表决，以62票赞成、17票反对、2票弃权，通过了10月25日在名古屋作出的决议。基拉宁终于在他离任之前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按照这个决议，中国奥委会参加大会时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歌。台湾的体育组织作为中国的地方性组织可以中华台北奥委会的名义参加奥运会，但使用有别于以往使用的歌曲、旗帜和会徽。台湾方面仍然坚持使用自己的所谓国旗和国歌，于是被禁止参加奥运会。

萨马兰奇担任主席之后，仍然坚持国际奥委会的这一正确立场。于是徐亨向洛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保护他们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地位。萨马兰奇通过外交途径使这一诉讼被永久地搁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