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

上海外滩的游人逐渐多了起来。巴金在家里呆得实在烦闷了，有时也会一个人悄悄离开武康路，在傍晚时分不引人注目的来到黄浦江边，隔江眺望着那混黄的江水，悠悠地向东方流淌。他发现江面上的货轮比前几年多了，他已十几年没有到江边上来看晚景了。

现在他好象是一个隔世的旅人，周围尽管有那么多在春天傍晚来江边游览的年轻人，可是他们大多都不认识自己。巴金那白白的头发和忧郁尚存的面容，让所有从他身边走过的男男女女，无法把这位背部稍稍有点微驼的老人，与曾经在中国文坛红极一时的大作家巴金连系在一起。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也不认识他了，他们虽然早在年轻的时候就受过巴金《家》、《春》、《秋》和《雾》《雨》、《电》等作品的影响，然而巴金历来是一位不想抛头露面的作家。即便那些在“文革”前夕看过由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的人们，也不会想到此时在江边那黑压压游人中间悄悄走来的老人，就是那部风靡一时电影的原著者！

巴金确也有点苍老了。

不过，他的心情却比两年前好得多。他不再终日陷入一个人忧郁与反思的幽居环境，呆望着写字台前那镶嵌在像框里的萧珊遗照出神。巴金开始一步步走出那笼罩在自己头上快十年的愁云惨雾。在过去的十年中，巴金好象做了一场可怕的噩梦，他几乎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以笔耕为生存工具的作家。这十几年，凡是大陆上公开的出版物中，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社论和八股文，除八个样板戏和凤毛麟角般的几本书之外，谁也见不到任何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文学作品了。巴金的心情之所以变得好起来，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工作渐渐有了一点变化，离开奉贤干校那干打垒宿舍以后，回到上海也见不到那铺天盖地而来的可怕大字报了。疾风暴雨似的政治运动终于走向了它的终点，继之而来的是一个让巴金闻之惊喜的消息：江青和当年在上海打击他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在北京中南海一夜之间成了瓮中之鳖！

巴金在听到这一喜讯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时他正在出版社里参加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在走廊里恰好遇上一位从前作协的党员领导。那人悄悄在巴金耳边说了一句话：“江青被华国锋给抓起来了！”当时，巴金吓了一跳，在十多年中他对那个叫江青的女人尽管恨得要命，但他无法把一言九鼎的她与刚刚听到的传闻联系在一起。巴金心里将信将疑，想转回去再向那位领导打听一下详情，却发现那人带着满脸的喜悦走远了。多年在行动上受限制的巴金，见状也就只好作罢。因为他知道在这人多眼杂的环境里，自己是不该打听这异常敏感消息的。

巴金又回到楼上会议室。他仍然坐在原座沉默着，心中的惊喜不能表露在脸上，这是巴金在1966年以后养成的习惯。坐在那里他一言不发，自他到奉贤干校以后，每当参加这类以读报为主的会议时，巴金就始终以沉默相对。有时别人在那里口若悬河地发表宏论，巴金就一人坐在不引人注目的角落里。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现在巴金再也无法控制内心的激动和兴奋了。他知道那位作协领导决不会无缘无故对他吹那样的风儿，可是，江青真会遭到逮捕吗？这会不会又是毫无根据的小道消息？他知道自“文革”以来，这类来自民间的消息是时常有的。特别是北京发生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学生运动以后，民间咒骂江青和张春桥等人的政治传闻如终没有绝迹。这次难道是真有其事？如果再发生1971年秋天那让人振奋的大事，该有多好呢？！

这一年巴金已经72岁了。尽管得来的喜讯稍晚一点，可是，巴金心里仍然很高兴。现在他的处境毕竟比萧珊活着的时候好多了。那年秋天，巴金还没有写作的自由，可他就在英国式的小楼里，利用了半年的时间，一个人用钢笔悄悄把他从前翻译的《处女地》又抄了一遍。巴金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自己的手不会因为多年不握笔而不会写字。巴金已经看到了一点淡淡的曙光，他知道有一天定会允许他重新杀上文坛的。这样，他后来才决定翻译那部早在三十年代就曾译过一部分的赫尔岑多卷本《往事与随想》。

巴金不喜欢再听那些哄哄的议论声。他讨厌把宝贵时间都浪费在这小会室里，报纸本来可以让人阅读，然而不知从何时起，读报也成了开会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心里有些发烦，暗想如果把这么多时间留给自己，也许会把赫尔岑的著作再译出一节来。

他记得1971年9月，当时正在校里劳动。有一天，他发现一些连部里的党员，特别是那些“工宣队”中的党员们，都神秘地参加各种秘而不宣的会议。党员们参加会议以后，回来的时候人人脸上都现出了紧张的神情。巴金不敢向那些悄悄在一旁咬耳朵的党员打听，可是他已从连部少部党员脸上的反常神情中，隐隐感受到好象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后来，他在厕所里遇上一个从前在作协工作的老友，他对他悄悄透露了信息：“林彪摔死了！”

“啊？……”巴金当时也象刚才突然听到江青被华国锋逮捕的消息一样，心里暗暗一惊。那时他根本无法把林彪与毛泽东对立起来。因为就在他们干校内外，还到处都竖着高大的林彪巨幅画像。这样一个手里举着毛主席语录的副统帅，怎么可能有一天折戟沉沙呢？后来，干校里这样的小道消息越传越多，“工宣队”就开始“追查谣言”。由于林彪刚刚在温都尔汗一命呜呼，所以中央当时只限于在党内传达。而对于在干校中接受改造的“三十年代黑线人物”，仍然严加封锁。所以这一追查谣言，又闹得人心惶恐，直到后来中央关于林彪叛逃的文件在全国人民中公开传达以后，巴金才从紧张的心态中解脱出来。如今江青被逮一说，会不会确有其事呢？

巴金怀着紧张的心情走出了出版社。

他忽然发现上海的天空变得格外湛蓝，太阳也比从前变得明亮起来。纵然深秋已至，可是，巴金却发现路上到处都是些穿着艳丽服装的少女们。姑娘们人人脸上都洋溢着春天般的喜悦，男女老少好象在过节日一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巴金不时被兴奋得忘乎所以的人流冲撞着、推搡着，他不知今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喜事。十年了，他在上海见到的大多是些愁锁双眼的人影，而今天究竟是怎么了？男男女女都好象焕发了精神，不管认识与不认识，彼此相见时都会主动说几句话，巴金老人对此有些愕然。

他在经过一家水产商店门前的时候，发现那里拥挤着许多购买海鲜的人群。老人竟然也凑上前去，他发现那些争先恐后的人们，都在争购着盆子里的螃蟹。而且一定要“三公一母”，然后再用一根细细的柳条把四只螃蟹串了起来。轮到巴金的时候，他自然也不例外，买了同样的四只蟹，然后就乐颠颠回到了武康路13号。

“爸爸，出了大喜事了！”巴金刚进家门，就发现儿子兴冲冲地迎了出来，随手接过他手里的螃蟹，然后问道：“莫非您老人家早就知道‘四人帮’被粉碎了吗？”

“什么，‘四人帮’？”巴金平生还是第一次听到“四人帮”的称谓。他抬头向楼内一看，发现两位妹妹也从各自的房间里出来了，她们脸上也都洋溢着笑容。这个自从萧珊去世后始终寂静的小楼，第一次出现了让人振奋的喜悦氛围。让巴金见了心情顿时兴奋起来。

小儿子兴冲冲地对他说：“就是‘四人帮’嘛，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和王洪文，这四个狗东西，已经在北京被逮了起来！这真是天的报应啊！”

“啊？”巴金怔在门前，他简直不敢相信儿子说的话是真的。但是，老人又不能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是让他无法怀疑的事实。从上午他在出版社第一次听说江青被逮捕的传闻，到他在回家路上遇见万民欢腾的场面，都证明了一个活生生的事实：困扰他近十年的四个人，如今都走向了她们本应得到的归宿！特别是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两个坏蛋，在巴金遭遇不幸的时候，他们在上海和北京始终以“文革要臣”的特殊地位，多次发号施令，甚至想把他置之死地而后快。而今天他们和江青一起都成了党和人民的阶下之囚，这件大事对于巴金来说，简直比当初他在干校里初闻林彪折戟沉沙的消息还要高兴！巴金把手里的四只螃蟹交给儿子，一个人站在门前的阳光里，激动得颤动口唇说：“报应，真是报应啊！……”

上海的街头再次嚣闹起来。当然，那些在街上组成秧歌队的欢乐人群，不再是从前“四人帮”横行期间官方组织的庆贺“最高指示”的游行队伍，在几条大街上扭着欢乐歌舞的人们，都是民间自发的行动。这是巴金从来没见过的沸腾场面。当年战胜日本法西斯和1949年的上海解放，在这素有十里洋场的大上海，也曾出现过万众欢腾，载歌载舞的场面，不过那时的秧歌也没有今天扭得欢快，扭得多姿多彩！巴金在感受到人间喜悦之后，曾经提笔写下这样的话：“他们压在我的头上，像一块大石头，压得我喘不上气来。……中国和人民的前途十分光明，个人的问题也容易解决。……”

巴金走在黄浦江边那沐浴着晚霞的人群里，他雪白的头发尤其引人注目。

1976年秋天，巴金才真正从“四人帮”的阴影里走出来。

他感到自己在过去十年里始终窝居在一个冷冰冰的角落中。自己非但被人搏夺了写作的权力，而且在这十年中他甚至连给友人写一封信的自由也受到了限制。倒不是有人命令他不许写信给朋友，而是巴金看到了“文革”和“文字狱”的可怕。当然，在那种时候，巴金的许多老朋友，也大多不敢给他写信。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文坛上结识的一些朋友，大多都先后谢世了。而五十年代文坛上的友人，如今大多都陷入和他相同的困难境遇。巴金印象最深的是，最困难的时候收到了沈从文从北京寄来的信。他记得那时是萧珊生病较为严重的时候，他还在奉贤干校接受“改造”。有一天，他从奉贤回到家里探望生病的妻子，忽然听说沈从文来了信。他见了沈的信以后，顿时满面流泪，巴金太感动了。这么多年来他和所有友人都分隔两地，简直就是生死两茫茫！沈从文竟敢在这时候主动给他写信问候，显然要冒一定的风险。

可是，巴金不敢给沈从文复信。并不是他无话可说，而是担心自己写信会给他和沈从文惹事生非。因为巴金和朋友从来不说假话，然而如果他在信上写了真话，万一信落在别人的手里，那么肯定会株连友人。所以巴金只好把想对沈从文倾吐的话，积郁在心底了。

如今巴金又开始写信了。当然，那时的巴金仍然心有余悸，即便偶尔写一封信寄出，也要倍加小心。这是因为“四人帮”虽然粉碎了，可是他的问题毕竟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1973年上海作协对自己的那个结论，还留有很大的尾巴。这个由不实之词组成的所谓结论，仍然压得老人喘不上气来。

不过，巴金毕竟开始从阴影中走出来。他开始给在杭州工作的女儿写信了，父女之间的信件是巴金恢复通信自由的起点。不久，他就可以给一些老朋友复信了，一些从前对他敬仰与关注的读者来信，也时不时地寄到武康路那座幽静的小院来。巴金的心里话多么想变成他喜欢的铅字？几十年来都在以自己的笔向读者们倾吐心里话的巴金，那时尽管在上海出版社工作，然而他仍不能在正式报刊上公开发表一字一文，这也许就是他在阳光映照进那个角落以后，仍然无法真正舒展自己双臂的原因吧？

十月里的一天，多年来始终不轻易上大街，更不想到人多地方去的巴金，有一天晚上，他竟然壮着胆子到淮海路襄阳公园附近去看大字报。这是因为他听说那里的大字报很多，有一些与江青等“四人帮”被逮相关的信息，都被一些群众抢先抄在大字报上，在那里公开了。巴金是第一次去看别人的大字报，从前他在作协机关看到的那是有关他的大字报，而今他扬眉吐气，融进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悄悄向前挤来，他发现这里果然人山人海。像他这样怀着兴奋心态急于了解“四人帮”粉碎内幕的群众，竟然比他想的还多。巴金发现人人脸上都溢满着兴奋，因为那里公开贴着叶剑英的讲话。这位老帅已经把华国锋如何逮捕江青等四人的内幕，如实地公开在群众的面前！真是大快人心！

环境正在悄悄发生改变。尽管巴金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最后的解决，但是，他已经开始在小范围内露面了。巴金所在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开始允许巴金出席或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也允许他以“普通群众”的身份在座谈会上发表意见和谈话。他周围的群众开始给老人以和悦的笑脸，那种在楼道里见面连招呼也不肯和他打的尴尬境遇，再也见不到了。更多的人们发现巴金老人在经过大风大雨之后，又渐渐露出他那与生俱来的慈爱微笑。也有人开始重温巴金的历史与他那些即便在风刀霜剑中依然闪耀着不灭光辉的著作。大家这才发现，已经结束的“文革”对所有人来说，包括那些在浩劫中一度成为显赫人物的造反派们，也不过是经历了一场不可思议的噩梦！

1977年2月，对于居住在那有着两棵玉兰树小院中的作家巴金来说，意味着他人生第二个春天的开始。绚丽的春日透过百叶窗投进他楼下的客厅里。巴金老人终于可以回到二楼写作了。他发现1966年秋天抄家时被贴上封条的几个房间，如今终于都一一拆封。特别是爱妻萧珊曾经住过的卧室，巴金亲自进去打扫了一遍。那里的床榻上积满了厚厚的尘土，他小心地一一清扫，然后再把一只花瓶放在床前的小柜上。瓶里栽上一束雪白的花儿，那是萧珊生前最喜欢的白色玉兰。淡淡的清香很快就弥漫了整个房间，巴金感到心情好了许多。

毕竟是春天来了，灿烂的阳光终于驱散无边的阴霾，又投映进萧珊当年住过的地方。这是巴金心中最最感谢的。他真想马上动笔，给自己逝去的妻子写一点什么，以做为他对她的一种纪念。然而，巴金纵然心里有许多话要向萧珊倾吐，却又感到这个想法在当时还有点不现实。上海所有报纸和刊物，依然没有他巴金公开发表纪念亡妻文稿的一席之地。休要说发表这样的文章，即便他想写点抒发情感的散文、随笔或者小说，也还是不可能的事情。想到萧珊在那黑暗笼罩大地时候染病而殁，巴金又心中悲楚，眼时泪光闪动了。

巴金毕竟走出了困境。窗外的暖流在巴金眼里就俨然是不可阻挡的春风，十分顽强地吹进他的小楼。5月里的一天，邮递员给他送来一个白色的信封。拆阅后才发现竟是个陌生的名字：徐开垒！

原来他是上海一家大报的副刊编辑，在那个年代里，巴金已经十年没有见到这样的来信了，徐开垒在简短的便函中，首次向这位早从三十年代就开始在上海和全国文坛上纵横驰骋的著名作家约稿了！这件事对于已被世人渐渐淡忘的巴金来说，无疑是一个特大的惊喜！

“啊，世人终于没有把我忘掉啊！”巴金把徐开垒这封普通的约稿函，反反复复读了几遍。三十年代他刚刚成名的时候，像徐开垒这样的约稿信，有一段时间曾纷至沓来，那时巴金并不感到为奇。到了五十年代，这类洋溢着编辑热情的短函，就更加不胜枚举，可是在今天，在大梦初醒的巴金看来，徐开垒在粉碎“四人帮”后突然给他寄来这样一封短函，无疑是让人激动的喜讯。它预示着冰封大地的复苏，也证明他巴金仍然没有被世人淡忘。

老人很兴奋。没有什么比一位以写作为终生事业的老人，见到约稿信更快乐的事了。他那天非常高兴，巴金特别重视徐开垒的约稿，已经好久不曾写稿子的他，这一天从早到晚都在想着这件事。有时他感到写稿好象是上一世纪的事了，后来当他真想拿笔写稿的时候，也不知该给《文汇报》副刊写一篇什么文章才好。这十年来巴金在干校里劳动，在作协机关里打扫卫生，什么样的脏活累活他都干过。手也磨出了茧子。只是疏忽了写稿。当然巴金在这期间也不是没动过笔，动笔就是无休止地写检查。当他决定应徐开垒的要求写一篇文章时，竟然又感到心乱如麻，一时找寻不到从前写文章时的创作灵感和感情冲动了。

就这样巴金在他的小楼里整整思考了两天。最后，他还是决定以《一封信》作为稿件的题目。可是当他真要动笔时，忽又感到两眼茫然，写了撕，撕了再写。巴金发现无从下笔了，服的脑子里几乎都是“文革”时的字句。那时的语言都成了套话，个人的写作风格早已淹没在极左思潮的简单文学语汇之中了。好在巴金头脑深处毕竟还有那与生俱来的文学细胞，他尽量让自己的出山之作，多少带有一点巴金的风格。写着写着，巴金就淡忘了身边一切，他习惯于以自己的真诚和善良来对待读者。所以他就把心里话都诉诸笔端，留在他那横格的稿纸上了。

上海《文汇报》很快就发表了巴金的文章《一封信》。

这虽然是一篇千余字的豆腐块儿，可它毕竟是巴金的作品。毕竟是沉寂了十多年的巴金在写文章啊！这样一来，《一封信》所产生的轰动效应就非同一般。那么多读者就是从《文汇报》一角，发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巴金还活着！

在经历一场动荡的岁月之后，一般普通的读者都无法了解中国许多作家的现状。尤其是对写过小说《家》的巴金，更不知他在十年中的吉凶祸福。即便一些从前对巴金非常熟悉的文学界人士，也由于南北不通音讯，无法获悉巴金在“文革”结束后的今天，究竟是否幸免于难。现在读者们是从上海有影响的《文汇报》上又见到了他！

“谢谢，谢谢读者们还记着我！”广大读者在奔走相告的同时，都纷纷写信给巴金。由于不知道巴金的地址，这些信都是通过《文汇报》代转的。北京和巴金的故乡四川，早就有一些期盼巴金音讯的老朋友们，在寻觅着巴金的下落了，现在他们看到《一封信》的发表，才知道老人在动荡中安然无病，于是在读者群里开始传说巴金还活着的喜讯。巴金开始收到一些由《文汇报》代转的读者来信。他们中多是些中年读者，他们给劫后余生的巴金写信祝贺他的《一封信》面世，同时也祝贺巴金劫后余生。老人看了那些来自天南地北的读者来信以后，眼里汪着感激的泪花。他发现读者并没有忘记他。

尤让巴金高兴的是，北京文艺界人士何其芳等人来信，他们也是看到《一封信》以后，才知道巴金的近况。叶圣陶还为巴金特别赋诗一首，遥祝平安。这是老作家在读过巴金《一封信》后即兴填写的词：

诵君文，莫计篇，交不浅，五十年。

平时未必常晤叙，十载契阔心怅然。

今春文汇刊书翰，识与不识众口传。

挥洒雄健犹往昔，蜂虿于君何有焉。

杜云古稀今犹壮，伫看新制涌如泉。

巴金读了叶圣陶和来自全国各地友人的贺信诗柬，顿时百感交集，忍不住老泪潸然，捧读书信，无声地抽泣起来了。当年6月11日，巴金写的《第二次解放》一文，又发表在上海《解放日报》上。金秋十月《上海文学》复刊，在复刊号上，巴金发表了他“文革”后的第一部短篇小说《杨林同志》。冬天，巴金又在《人民日报》编辑部举办的座谈会上，发表了《除恶务尽》书面发言。也是在这一年的12月，四川老作家沙汀，专程从成都来到黄浦江畔，走进了武康路的寓所，和老友巴金阔别重逢，一对饱受磨难的文坛至友，相拥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