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末一个周日的傍晚，我收到一位同学的email，主题只有一个词儿：hooray（万岁）！打开一读才知道原来在第150次牛津－剑桥赛艇对抗赛中剑桥代表队以６个船身的优势率先抵达终点，使牛津蝉联三连冠的梦想化为了泡影。“你真的应该来亲眼见见那样激动人心的场面，简直扣人心弦！”同学不无遗憾地感叹。我那时正在忙着做论文，只能在网上看了实况转播。

对于热爱体育运动的英国人而言，牛剑的划船赛将激情与活力带给这座岛国的居民，堪称全国的一次盛大的体育嘉年华，。每年春天的这个时候，牛剑两校的体育精英就在这蓝色的泰晤士河上一决高下，牛津的选手身着深蓝的赛服，而剑桥的选手则身穿浅蓝色的赛服。“一百五十次，所有的浆同一频率划动，惊扰了泰晤士河平日的宁静;同样数量的眼睛注视同一前方，同样数量的手臂疾速挥舞，同样数量的肺同一频率呼吸……”阿恰巴德.麦克拉伦描写的这幅景象在这蓝色的泰晤士河上反复重现，一个春天，又一个春天。英国媒体将他们比作是“泰晤士河上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深蓝和浅蓝早就不是一场简单的比赛，它已沉淀为牛津和剑桥人的集体记忆。

有人说，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是英伦三岛上两个最不同寻常的地方。从伦敦出发，车行向北一个半小时可以抵达剑桥，向西一个小时可以到达牛津。这两座小城相距约１５０公里，但人们经常同时提起它们，英语中因此有了“Oxbridge”这样的合称词汇。在英格兰民族的精神地图上，它们出类拔萃同时又深受欢迎，牛剑就像希腊神话中变成双子座的兄弟卡斯特和波鲁克斯般永不离散，它们是英伦大学中无与伦比的星辰，几百年来，迷人的灿烂光芒始终耀人。剑桥大学的历史比起牛津大学要晚了６０年。牛津大学成立于１１６８年。１２０９年，牛津的一个学生在练习射箭的时候将镇上的一名妇女误杀，从而激化了早已蕴含在牛津市民与学生、学者之间的矛盾，两名学者竟然被当众吊死。整个牛津人心惶惶，学校停课，有教师和学生以个人或团体的方式逃离牛津。他们来到剑桥，发现这个宁静的小镇十分适合学习和研究，最终以个人或团体的方式逃离牛津。他们在当地就在当地教会的帮助下在剑河旁安营扎寨，潜心文化传播和学术钻研，从而开创出一片新的学术天地。有趣的是美国赫赫有名的哈佛大学竟然是剑桥的派生体。１６３７年，剑桥大学伊曼纽学院（Emmenul College)的毕业生约翰.哈佛（John Harvard)移民美洲，在去世前他将自己一半的产业和图书馆捐献出来，建立了哈佛学院，形式完全仿照伊曼纽学院。以后便发展为哈佛大学。而哈佛所在的小镇，也被命名为Cambridge，为了区别于英国的剑桥，中文译名称为“坎布里奇”。对此，有人打趣说：“一只不错的英国老鸟孵化出美国的巨鹰来。”每一年，都有许多哈佛毕业的本科生申请来剑桥读研，为的就是圆一个追根寻源的梦。我这样和朋友解释牛津、剑桥、哈佛这三所世界名校的渊源：牛津是剑桥的母亲，剑桥是哈佛的妈妈。

牛津与剑桥，同为世界一流的知名学府，两者之间的对抗关系似乎永远存在。在各个方面，他们都不乐意承认他们的共通性其实大过了差异。“艺术的牛津，科学的剑桥”——一方是人文科学家，另一方是自然科学家，这似乎是很多人心中固定的公式。剑桥大学类似中国的清华大学，以理工科而著称，出了７０多位诺贝尔奖得主。而牛津大学则和国内的北京大学一样以文科而著称。在牛津大学就读过的英国首相，几乎可以排成一个排。坎宁、艾德礼、艾登、麦克米伦、道格拉斯霍姆、威尔逊、希思、撒切尔、布莱尔——唐宁街１０号简直就是牛津大学开的分校！还有许多有影响的政界人物像巴基斯坦的贝.布托，前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原香港总督彭定康以及一大批的影视明星、著名作家、制片人都毕业于牛津大学。现代广告业的大师级传奇人物、奥美广告公司的创始人大卫.奥格威也曾是牛津的学子（但他不好好学习，最终被除名）。同样的悠久历史，同样的杰出地位，造就了同样心高气傲的牛津和剑桥人。据说，牛津人相信是他们统治着世界，而剑桥人会撇撇嘴：我们根本不在乎是谁在统治世界！牛津和剑桥都喜欢称对方为“另一个地方”(the other place),好像这是最大的贬低似的。前联邦德国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是牛津大学的荣誉博士，1994年剑桥大学也决定授予他荣誉博士的头衔。对于他曾接受牛津的名誉称号一事，剑桥大学的人用一句话轻描淡写：“不要紧，一生中总要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牛津和剑桥人都不乐意承认它们的共性大于差异，于是就一直精心维护着一些最基本的差别。比如，牛津将百科全书写成带字母a的encyclopaedia，剑桥则将它拼写城不带a的encyclopedia。在牛津，学生称导师为tutorial,剑桥则称其为supervisor。牛津的内院叫做方庭(quad)，剑桥叫做大院(court)，前者称学生活动室为公用室(common room)，后者则把它叫做混合室(combination room)。在牛津，第二学期被称为Hilary Term，在剑桥却被称为Lent Term。也难怪1923年罗伯特.格雷夫斯从牛津前往造访剑桥时会感慨：“每件事都非常相像但又有很大的区别。”对了，牛津和剑桥都有一座女王学院，但你不会将牛津的女王学院(Queen’s College)和剑桥的女王学院(Queens’College)弄混，名称中撇号位置的区别可是有讲究的：有两位女王参加过剑桥的建院仪式，可去牛津参加建院仪式的女王却只有一位。即使是两所学院的名字完全相同，来历也是大不相同的：牛津的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是按施洗者约翰命名的，但剑桥的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则是得名于福音书上的那个约翰。

刚到剑桥不久，我去当地一家很大的学术书店，想要买一本《牛津经济学字典》，没想到店员一听到“Oxford”这个词儿，就一个劲儿地摇头：“我们是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书店，怎么可能卖牛津的书？”他那傲慢的神情弄得我挺尴尬。后来，就听到很多剑桥的学生说：“Oxford is older, but Cambridge is better.”（牛津要老一些，但是剑桥要好一些）。没错，在近几年英国综合性大学的排行榜上牛津的位置一直排在剑桥之后，这多少让牛津人有些愤愤不平，于是就拿两校校徽上的区别做起文章来。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校徽上都有一本书，只是剑桥的那本书是合上的，而牛津的那本是打开的。牛津人嘲笑剑桥人不用功读书，只拿书本装点门面，没想到剑桥人毫不犹豫地回击：“哪儿啊，是你们读书太慢，我们都学完了，你们还在学。”还有一则笑话，说的是一个牛津的学生和一个剑桥的学生同上厕所，如厕完毕，剑桥的学生不洗手就走了出来。牛津的学生十分不屑：“难道剑桥的老师没教你们上完厕所后要洗手吗？”剑桥的那个学生故作诧异状：“难道牛津的老师没教你们上厕所时不可以把手弄脏的吗？”这些典故笑话我都是打剑桥听来的，自然是对牛津大大的嘲弄，想必牛津也一定流传着类似的逸事，不过被嘲弄的是剑桥罢了。

作为英格兰民族知识界的双头马车，牛津剑桥之间的互不服气也算历史久远了。１９世纪２０年代，两个分别跻身于这两大名校的好友突发奇想，既然牛剑在学术教育上互不服输，不如举行一次划船对抗赛来较量一番。原来这两所大学都位于河畔，分别依傍着康河和查韦尔河，而撑船运动在两校都很受欢迎。唯一的不同是撑船的方法：在剑桥，船头朝前，撑船人站在船尾；而在牛津，则是船尾朝前，撑船人站在船头。划船比赛的两个创始人碰巧都叫做查尔斯。剑桥的查尔斯.莫瓦尔出生名门；牛津的查尔斯.华兹华斯更是有来头，他的叔叔就是英国著名的“湖畔派”桂冠诗人威廉.华兹华斯。老华兹华斯还曾是剑桥的学子。１８２９年３月１２日，剑桥向牛津下了战书：“剑桥大学在此向牛津大学挑战，在伦敦或靠近伦敦的泰晤士河上进行一次８人赛艇比赛，时间定在复活节期间。”同年６月１０日，划船赛在伦敦泰晤士河牛津郡的亨利段河面进行，牛津大学在首次比赛中获胜，从此拉开了两校间百年恩怨的序幕，前一年的失败者就成为下一年的挑战者。在过去的１５０届比赛中，剑桥赢了７８次，而牛津赢了７１次。在１８７７年的那次对抗赛中两队同时抵达，由于当时并没有终点摄像设备，所以被裁定为平局。目前，剑桥大学保持着时间最长的连胜纪录——１９２４年到１９３６年连胜１３次，而牛津只有一次１０连胜（１９７６年到１９８５年）。今年的比赛意义特殊，是两校间第１５０次的对抗。据《泰晤士报》报道，当天有大约２５万名观众聚集在泰晤士河两岸观看了比赛。收看BBC直播的有770万人，还有１１６个国家的５亿人也收看了卫星转播。这个数字足以媲美英超决赛、温布尔顿网球公开赛男女单打决赛和英国F1大奖赛。

几百年来，牛剑两校激烈地竞争着，但他们同样互相尊重，难舍难弃。哈维尔.马里亚斯的观察十分精辟：“对世界上其他任何大学毕业生都不由自主地表现出蔑视态度的牛津人，惟独对剑桥人表现得特别尊敬（他们所表达的，也绝对有可能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那种尊敬，似乎意味着惟独在有与他们同样独特的人们相伴，才让他们感到舒服。”其实，牛津剑桥在学术交流、人才流动等很多方面配合的十分默契，它们相互携手保持着顶尖高等教育水准和在世界大学中的杰出地位。１９９８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剑桥的Sen教授就曾经执教于牛津大学。我们系的系主任Peter Nolan也曾同时执鞭于这两所大学。竞争未必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它也可以开创一种win-win（双赢）的局面。生命是需要对手的，没有对手就不可能成长。或许正是着几百年来互不服输的竞争，促进了这两所世界名校不断的发展。

牛津大学的一位老师曾说过：Oxford teaches you nothing about everything; Cambridge teaches you everything about nothing。这句话听起来挺玄乎，有人将它翻译成：牛津教你无中之有；剑桥教你有中之无。颇有些老庄意味，但其实直译起来就是说这两所大学什么也不教给你。《罗马衰亡史》的作者吉朋就曾和朋友讲，他在牛津的三年是一生中最懒惰，最不出产的三年。《进化论》的作者达尔文也说在剑桥什么事儿也没做。一次，我偶然读到了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回忆录，在剑桥求学的三年里，他对于骑车、网球和赌博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政治。他这样形容他的大学生活：三年的岁月平静无波，时光缓缓流淌，一如那慵懒的康河(Three quiet years with little disturbance in them, moving slowly on, like the sluggish Cam)。这样“无为”的学校究竟魅力何在？竟使得万千学子千里迢迢负笈而来，孜孜汲汲饱藏满腹经纶而去。我想答案就在这环境、这氛围、这传统。这周围的一切浸浴着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你，鞭策着你，使你奋进。牛津和剑桥都具有着这种同化和异化的力量。

去年，在收到剑桥的录取通知书后，我参加了英国外交部文化处的奖学金面试。在面谈快要结束的时候，英国籍的面试官终于忍不住好奇地问我：“你为什么不选择牛津呢？那也是最棒的大学之一啊。”原来，他是牛津的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