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杜月笙

在与孟小冬重归于好到正式分手的这半年多时间里,梅兰芳没有被感情所牵绊。换句话说,感情问题只是他生活中的一小部分,他更愿意将大部分精力和时间用于艺术实践和理论研究。1931年,他遭遇了情感挫折——跟孟小冬分手,但也就在这年,他参与创办了国剧学会、他第三次赴香港演出、他以他无可争辩的艺术成就,在四大名旦中位列首席。

众所周知,京剧四大名旦是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其中的程砚秋曾经是梅兰芳的弟子,拜过梅兰芳为师,因此,他俩的关系且师且友。程砚秋是难得的非常有思想有头脑肯钻研的京剧演员,他关注局势,关注社会,非常注重在剧目中引入政治思想。所以,“程派”戏极具思想性。与此同时,他也很重视将实践提高到理论的高度,他是第一个有明确戏剧观的京剧演员。之所以如此,固然和他本人的性格有关,也因为受到周围朋友的影响。

程砚秋周围的朋友,李石曾是很重要的一个。他和梅兰芳的编剧齐如山一样,也是高阳人,原名李煜瀛,石曾是他的字,笔名真民、真石曾,晚年自号扩武。他出生于晚清的一个显赫官宦人家,其父李鸿藻在清同治年间任军机大臣。他6岁时即熟读诗书,有很深的国学基础。据传他年幼时曾被父亲带到慈禧太后面前,慈禧见他行礼如仪,还夸他日后必有出息。也不知道是不是慈禧料事如神,李石曾果然在中国历史上留得一名。

如今提起李石曾,人们有两个方面的记忆:他与张静江、吴稚晖、蔡元培四人被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他是第一个留法学生,并和蔡元培开创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程砚秋与李石曾交往,在思想上和政治主张上都深受其影响。不仅如此,也因为李石曾给予的难得的机会,使他由原先单纯地戏剧实践,开始转向戏剧理论方面的研究,以及对戏剧教育方面的探求。这个“机会”,就是出任中华戏曲音乐院南京分院的副院长。

李石曾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了一系列教育场所,其中有温泉中学和中华戏曲音乐院。他自任中华戏曲音乐院院长,邀请金仲荪、齐如山担任副院长。该院分北平戏曲音乐分院、南京戏曲音乐分院。北平分院的院长由齐如山兼任,副院长是梅兰芳;南京分院的院址设在北平,院长由李石曾兼任,副院长是金仲荪和程砚秋。李石曾之所以聘请程砚秋为副院长,当然不只是因为他俩有相近的政治主张,他看中的是程砚秋对于戏曲音韵方面的独特见地和研究。

北平分院成立后,仅设立了一个院务委员会,由冯幼伟任主任委员,梅兰芳、余叔岩、李石曾、张伯驹、齐如山、王绍贤为委员。但是,该分院却没有实施任何具体的计划。因此,收藏家、诗词家、书画家、著名票友张伯驹事后回忆说,北平分院实际上“徒具空名”。

南京分院的工作却卓有成效。在音乐院设立南、北分院后,中华戏曲专科学校隶属南京分院,首任校长是焦菊隐,教务长是林素珊(焦菊隐之妻)。后来接替焦菊隐担任校长的是金仲荪。最早创办的培养京剧人才的专门学校是1919年张謇、欧阳予倩在南通设立的伶工学社,在它之后,就是中华戏曲专科学校。

与南通伶工学社不同的是,该校男女生合校,这是戏曲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与南通伶工学社的教育模式相近的是,该校也以教授京剧为主,兼授文、史、算术、英文等文化课。京剧老师有迟月亭、高庆奎、王瑶卿、朱桂芳、郭春山、曹心泉等知名京剧演员;文化课教师有著名学者华粹深、吴晓铃和剧作家翁偶虹等。在平时的教学中,学校一方面破除梨园的陈规陋习,一方面大量排演新戏,并给学生更多的演出实践机会。作为南京分院的副院长,程砚秋自然很关心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的建设,也很关心学生的成长,经常“让戏”给戏校学生。

南京分院下设的第二个机构是戏曲研究所,地点设在中南海清末大太监李莲英的曾经居所“福禄居”。程砚秋时常和徐凌霄、王瑶卿、陈墨香、曹心泉等在这里研究戏曲,锐意改革。

第三个机构是《剧学月刊》社。这是一本戏曲理论研究的专门刊物,被称为是我国现代最有影响的戏曲理论刊物之一。主编是徐凌霄。程砚秋和金仲荪、陈墨香、刘守鹤、王泊生、邵茗生、焦菊隐等都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出于研究的需要,刊物分设论文、专记、研究、曲谱、古今剧谈、京剧提要等栏目,每期登载大量有关京剧历史、剧目、舞台艺术、角色分析、脸谱阐述等方面的文章,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性。程砚秋最著名的一篇论文是《话剧导演管窥》,就刊登在《剧学月刊》1933年第2卷第7、8合刊及第10期上。

南京分院工作的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给“徒具空名”的北平分院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梅兰芳的支持者因为对程砚秋的不满,对李石曾的不满,替梅兰芳大鸣不平之下,又有为梅兰芳保全面子、以壮梅兰芳声势的意思,鼓动张伯驹约梅兰芳、余叔岩合作,发起组织了北平国剧学会。学会经费来源于募得而来的各方捐款5万元,于1931在虎坊桥45号成立。

据梅兰芳之子梅绍武先生回忆,为创立国剧学会,梅兰芳曾一连三次分批宴请各界人士,征求意见,集思广益。当他向张伯驹商议该请哪些人来主持会务活动时,张伯驹以自己和余叔岩均不善于经营为由主张请办事认真、又老成持重的人来做。梅兰芳便又邀请了齐如山、傅芸子等人共同商议。

“国剧学会”这个名称到底是由谁提出的,是由张伯驹约梅兰芳、余叔岩出面组织的,还是齐如山自己所说是由他约他俩的,现在已经无法得到求证,但可以说,国剧学会的创办人应该包括梅兰芳、余叔岩、张伯驹、齐如山、傅芸子等。经过大家商议,学会下设四个组:

教导组:由梅兰芳和余叔岩负责主持教学工作;

编辑组:由齐如山、傅芸子负责主持文字整理和印刷工作;

审查组:由张伯驹和王孟钟负责主持研究提高工作;

总务组:由陈鹤孙、陈亦侯(一说白寿之)负责主持联络工作。

北平虎坊桥45号是一所很大的房子,内建戏台一座,四周墙上挂着梅兰芳收藏的数十幅清廷升平署扮像谱。学会成立那天,到会祝贺的有李石曾、胡适、袁守和、于学忠、溥西园、刘半农、刘天华、梁思成、焦菊隐、王泊生、王梦白、管翼贤、徐凌霄等各界人士数十人。成立大会选出梅兰芳、余叔岩、齐如山、张伯驹、李石曾、冯幼伟、周作民、王绍贤、陈亦侯、王孟钟、陈鹤荪、白寿之、吴震修、段子均、陈半丁、傅芸子为理事,王绍贤为主任。

为祝贺学会成立,当天有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出。演出开始还是沿用旧办法,从跳男女加官开始,接着跳财神,再跳魁星,最后跳灵官。剧目有《庆顶珠》、《捉放曹》、《芦花荡》、《阳平关》、《铁笼山》、《女起解》,大轴是《八蜡庙》。在《八蜡庙》里,诸角皆反串,梅兰芳戴上白胡子,反串武老生,饰老英雄褚彪,这是他首次戴髯口。演出虽然很轰动,但也遭来非议,有人责问梅兰芳:“你们闹什么?都是反串,学会成立第一天,不严肃。”梅兰芳很平静地解释了他们的初衷:“一来是为学会成立助兴,大家一乐;二来是从反串中可以看出,一个角儿并非单会本行,对各行当的基本功都掌握了,可以为后学者做个榜样。”

果然,一次反串戏给国剧学会带来了好名声,大家议论说:“国剧学会是提倡练真功夫的,连票友都功底不错。”

与程砚秋任副院长的南京分院附设一个戏校,一个戏曲研究刊物这两个机构相仿,国剧学会也下设一所介于科班和票房之间的教学组织“国剧传习所”和两种戏剧理论刊物《戏剧丛刊》、《国剧画报》。

国剧传习所是国剧学会里教导组的一部分,招收的学员有一定的演戏基础、年龄在16、7岁以上且过了倒仓期。传习所主任由徐兰沅担任。1932年5月12日,国剧传习所举行开学典礼,梅兰芳致开幕词、闭幕词,鼓励学员“一要敬业乐群、二要活泼严肃、三要勇猛精进”。该所共收了70名学员,分为老生组、青衣组、小生组、丑行、净行、音乐组。其中青衣组的负责人就是梅兰芳。他不但是负责人,还亲自参与教学。

为贯彻国剧学会的“以纯学者之态度、科学方法,为系统的整理与研究,期发挥吾国原有之剧学”的宗旨,以达到“阐扬吾国戏剧学术”的目的,国剧学会还编辑出版了《戏剧丛刊》和《国剧画报》。

《戏剧丛刊》的发起人有梅兰芳、齐如山、胡伯平、段子君、黄秋岳、傅芸子、傅惜华。原定每年出4期,可始终没有按期出过。论及原因,齐如山说:“一是写这种文章的人太少,很难得写一篇;二是订的办法太讲究,必须用连史纸,且用线装,因此用钱较多,经费更难筹划。”因此,该刊继继续续一共出了4期后就停了。

考虑到《戏剧丛刊》虽然也有些图片,但主要还是以文字为主,因此,国剧学会又编辑出版了《国剧画报》,以“刊登有研究价值的戏曲文献资料图片为主,附以戏曲评论文章”。

“九•一八”后,形势日紧,次年春,梅兰芳被迫南下,迁往上海,国剧学会因此停止活动,只在虎坊桥会址陈列一些戏剧资料。国剧学会虽然只维持了短短一年多时间,但对戏剧理论研究工作的推动是毋庸置疑的。

早在1928年,上海创刊了一本杂志,取名《戏剧月刊》(一共出了36期),主编刘豁公。《戏剧月刊》一经面世,即引起广泛关注,并且深受剧界好评。1930年,该刊举办了一个关于“四大名旦”的征文活动,这个活动的全称是“现代四大名旦之比较”。

经过一系列的筹备工作,征文活动正式起始于1930年8月。为此,主编刘豁公在《戏剧月刊》第2卷第12期的“卷头语”中,刊发了一则征文启事,首次以文字形式明确了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为“四大名旦”。

所谓“之比较”,说穿了,就是一个论高低、排座次的问题。《戏剧月刊》的那则征文启事,因为是第一次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公开称呼“四大名旦”,因此“梅、尚、程、荀”被认为是最早的排序。其实并非如此,最早为他们四人排序的,是剧评家舒舍予。在1928年的时候,他在《戏剧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梅荀尚程之我见》。这里,他没有用“四大名旦”这个词,但实际上已经为大众提供了“四大名旦”的信息。

从舒舍予的那篇文章题目中,可以发现,他的排序是:梅、荀、尚、程。但是,这不是他的最终排序结果。他实际上是以不同的情况,进行了多种排序:

以年龄大小论,就是梅、荀、尚、程;

以成名先后论,改为梅、尚、荀、程;

以声誉名望论,又成梅、程、尚、荀。

这也就意味着,《戏剧月刊》的“梅、尚、程、荀”就属于第4种排序。

无论是舒舍予,还是《戏剧月刊》,他们对四大名旦的排序,有“一厢情愿”的意思,都是出于个人的理解,比较主观。“征文活动”之后,四大名旦的排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在理性分析之后产生的,因此多了些科学性。

征文活动历时数月,1931年1月,刘豁公在《戏剧月刊》第3卷第4期的“卷头语”中,这样写道:“梅、程、荀、尚四大名旦的声色技艺,究竟高下若何,那是一般的顾曲周郎都很愿意知道的。我们编者本可以按着平时观剧的心得,做一个忠实的报告,但恐个人的见解,不能代表群众的心理,为此悬赏征文,应集诸家的评论,择优刊布,以示大公。本期刊布的共计3篇……。”细心一些的话,可以发现,《戏剧月刊》对四人的排序已经由征文前的“梅、尚、程、荀”转变为“梅、程、荀、尚”了。这新的排序,来源于什么呢?

《戏剧月刊》是研究性很强的京剧专业理论刊物,读者群并不广泛。“研究之比较”这样的征文,带有研究论文的性质,所以参与的读者也不多。杂志社共收到70余篇应征稿件,热闹程度远不如三年前,即1927年《顺天时报》主办的“五大名伶新剧投票活动”。

经过戏剧评论名家的审阅,最终确定了10位获奖者,分别是苏少卿、张肖伧、苏老蚕、丁成之、朱子卿、王之礼、朱家宝、陈少梅、张容卿、黄子英。刘豁公对前三位作者的作品,尤为喜爱,说它们“言论持平、文笔老练为最佳”。不久,《戏剧月刊》公布了获奖名单,并全文刊发了前三名,即苏少卿、张肖伧、苏老蚕的获奖文章。

实际上,苏、张、苏三人的排序方法,与舒舍予相似,即从不同方面,按照不同情况,在进行分析比较之后,得出结论。与舒舍予只从“年龄、成名先后、声誉名望”这三个方面分析不同,他们的分类更为细致,评论得也更加详细。

一、苏少卿从8个方面,对四个人的艺术进行了全面评述。即唱工、做工、扮相、白口、武工、新剧、成名先后、辅佐人才之盛,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嗓音:首推梅兰芳;唱工:首推程砚秋;扮相:首推梅兰芳;做工:首推梅兰芳;白口:首推梅兰芳;武工:首推荀慧生;新剧之多:首推梅兰芳;成名之早:首推梅兰芳;辅佐之盛:首推梅兰芳。

从这份列表来看,梅兰芳被“首推”得最多,在9项中占有7项,他位列第一,当无异议。

不管怎么说,苏少卿为四大名旦的排序是:梅、程、荀、尚。这是继舒舍予、《戏剧月刊》之后的第5种排序。

二、征文的亚军获得者是张肖伧。与苏少卿的比较方式相似,张肖伧也是从多个方面入手,全面地评价了四旦的艺术。与苏少卿不同的是,他以列表量化的方式,按照主办方公布的“梅、尚、程、荀”的排序,分别给四人打分,最后得出各人的总分,梅兰芳为1230分,程砚秋和荀慧生同为1200分,尚小云为1140分。这样的方式,当然更直观更清晰。

巧的是,分数出来以后,人们发现,这个结果与苏少卿的极为相似,都是尚小云被排在了最后,而荀慧生和程砚秋因为分数完全一致,不得不放在一起进行二次比较,最后的排序结论也是:梅、程、荀、尚。

三、征文季军的作者是苏老蚕。他的比较方式,与张肖伧相似,也是列表,只不过他只是从扮相、嗓音、表情、身段、唱工、新剧这6个方面进行了打分。最后的结论是梅兰芳575分,程砚秋和荀慧生同为530分,尚小云为505分。

又是一个巧合。除了梅兰芳得分最高,尚小云得分最低外,荀慧生和程砚秋的分数又完全一致。不过,苏老蚕并没有将他俩进行二次比较,而是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客观态度,说:“程之唱工绝佳,哀情独步;荀之多才多艺,新剧优,平衡论之不可轩轾,好在第二第三差别有限,姑作悬案可也。”

除了这三大获奖“征文”外,上海剧评家怡翁也有类似比较。他在《荀慧生面面观》一文中,说:“慧生在四大名旦中成名最晚,而进步极速,以资质论,慧生花旦人才,跻身名旦之班,差有微词,然其艺术之博,探讨之深,新剧之名贵,令誉之孟晋,致造成独帜一军之机,亦自有其必然也。……四大名旦中,色以兰芳;唱推小云;格属玉霜;做则推慧生。”

对于四大名旦的排序,北方、南方也有所不同。北京观众比较理性,习惯上以成名先后排序,即梅、尚、程、荀。后来,又有所变化,即梅、程、尚、荀。上海观众更感性一些,他们的排序,以苏少卿、怡翁等为代表,更多地从观感出发进行排序,即梅、程、荀、尚。

实际上,无论怎样排序,将梅、程、荀、尚四大名旦进行硬性比较,并不妥当,也不公平。客观地说,他们四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四大名旦共同的老师王瑶卿曾经有一个很形象的“一字评”:梅兰芳的“相”(一说“样”,又一说“象”),程砚秋的“唱”,尚小云的“棒”,荀慧生的“浪”。据说他说这4个字的时间,是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也就是社会上广泛为四大名旦排序的时候。按道理,他对四人相当了解,也可以为他们排出一个他心目中的顺序,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用一个字分别概括出他们各人的特点。这种客观理性的态度,最值得称道。不过,不管如何排序,梅兰芳始终位列首席。

1931年6月,上海闻人杜月笙为庆祝“杜氏祠堂”建成,遍邀包括四大名旦在内的全国京剧名伶汇聚上海,举办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堂会。

杜氏祠堂建于上海浦东高桥,建筑十分考究。杜月笙极尽奢华,不仅大摆宴席,更点名南北各行名角儿齐聚上海,大办场面浩大、持续时间长达3天的堂会戏。当时,杜月笙是法租界的帮会组织“青帮”头目,在上海广收门徒,势力很大,约角儿的邀请书直接由门徒送到角儿的手上。除了余叔岩称病未参加外,其他人无一缺席。

操持杜家堂会戏的是麒麟童(周信芳)、赵如泉、常云恒。在堂会正式开幕的前一天,即6月8日,上海伶界联合会(上海的梨园自治组织,相当于北京的“梨园公会”)开了一个特别会议。会上,周信芳等人又为《跳加官》节目拟定了四条新的加官条子。可见,此次堂会前的准备工作,何等细致。

除了周、赵、常外,还有三位总管,即虞洽卿、袁履登、王晓籁。他们都与杜月笙交谊深厚,所以大小事宜,事必躬亲。另外,洪雁宾、乌崖臣任总务主任;张啸林、朱联馥任剧务主任。孙兰亭、周信芳、常云恒、俞叶封、金廷荪等都是剧务部成员。

那段时期,所有人员无不竭尽所能,卖力工作,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因为祠堂建在浦东,参演的演员、看热闹的百姓和众戏迷都得由浦西赶往浦东,而通往浦东的交通工具,只有渡轮。渡轮不够用,一时间,码头上等待过江的,有近千人之多。人太多,包括梅兰芳、荀慧生、杨小楼、程砚秋、姜妙香、王又宸等在内的名角儿,很多人竟险些过不了江。

比如,梅兰芳遍寻汽车不得,最后不得不坐上小独轮车,由一个老汉推着来到杜氏祠堂。程砚秋、姜妙香都是乘人力车而来。杨小楼、王又宸连人力车、独轮车都没有机会乘坐,只有步行。因为路太窄,一辆汽车竟翻入江中,落水一人,还有人被汽车撞伤了腿。有一艘渡轮因为挤上了太多的乘客,行至江中,竟不堪重力,翻了,等等。

因为如此,原本下午3点开演的戏,不得不延迟。

杜家祠堂的内外都设有一个戏台。9日,祠内的戏正式上演。10日、11日两天,祠内、祠外的戏同时上演。祠外戏,以小杨月楼、林树森、赵君玉、王虎辰、高雪樵等上海本地演员担纲,浦东农民和一般上海市民都可进入。

祠内有三进,第三进门前有巨型石狮子两座,内即神龛所在。右边的十余间房子,陈列着各界所送贺礼,多达数千件。因来宾众多,祠内四周搭席棚百余间。西首便是祠内戏台。戏台异常宽大,台下设席二百余,用以招待上海工商界巨子、帮会中人及各界贵宾代表。之后的会场,可容纳数千人,但那天实际进场的戏迷,达至万人。从荀慧生花了几个小时方由浦西到浦东,就可以感受到那天拥入杜氏祠堂的人,多到什么程度了。就连舞台两侧,也站满了观众。甚至有些观众,站到了戏台上,令维持秩序的张啸林、王晓籁百般规劝、驱赶,正值初暑,忙乎得汗流浃背气喘如牛。

据资料记载,6月9日的戏码,按照演出顺序排列,分别是:

徐碧云、言菊朋、“芙蓉草”赵桐珊的《金榜题名》;荀慧生、姜妙香、马富禄《鸿鸾禧》;雪艳琴的《百花亭》(即《贵妃醉酒》);尚小云、张藻宸(票友)的《桑园会》;华慧麟、萧长华、马富禄的《打花鼓》;李吉瑞、小桂元的《落马湖》;程砚秋、王少楼的《汾河湾》;梅兰芳、杨小楼、高庆奎、谭小培、龚云甫、金少山、萧长华的《龙凤呈祥》。

第二天的戏码,分别是:“麒麟童”周信芳、赵如泉合作的《富贵长春》;刘宗扬的《安天会》;谭富英的《定军山》;李万春和蓝月春合作的《两将军》;李吉瑞的《独木关》;王又宸的《卖马》;杨小楼、雪艳琴、高庆奎合作的《长坂坡》;程砚秋、贯大元合作的《贺后骂殿》。最后一出大轴是全本《红鬃烈马》,其中,徐碧云唱《彩楼配》;尚小云唱《三击掌》;周信芳和王芸芳唱《投军别窑》;郭仲衡和赵桐珊唱《赶三关》;梅兰芳、谭富英、言菊朋合唱《武家坡》;谭小培和雪艳琴合唱《算军粮》;谭小培、荀慧生、姜妙香合唱《银空山》;梅兰芳、荀慧生、龚云甫、马连良合唱《大登殿》。那天观看的观众,据荀慧生自己说,“约近万人”。演出时间也从傍晚一直演到第二天早上六、七点钟。

第三天的戏,最轰动的便是四大名旦以及高庆奎、金少山等合作的《四五花洞》。有人说,这出戏是杜家堂会最精彩的剧目。也许正因为如此,当天,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派专人前来拍摄戏照,其他剧目,他们只拍摄一、两个片段,却将《四五花洞》的末场,完整地拍摄了下来。荀慧生回忆说:当时,“台上置炭精灯八座,摄片时八灯全启,光线射人不能逼视。”

据推测,这次合作《四五花洞》极有可能是他们四人第一次以“四大名旦”的身份合作演出一出剧目。也许正因为如此,长城唱片公司的老板张啸林从中看到了商机,促成他们合灌了《四五花洞》的唱片。

从杜家堂会三天的戏目中可以看出,孟小冬没有参加演出。这跟此时她尚未和梅兰芳分手是不是有关系呢?其实,她是认识杜月笙的。那是在1925年,她刚刚由沪迁居北京时。

当时,黄金荣已和露兰春分了手,按理说,露兰春的一切都和黄金荣没了关系。但是,有一天,黄金荣突然又想起了露兰春。此时,露兰春早已离开了上海去了天津。黄金荣却不知露兰春真实去向,隐隐打听到她可能去了北京,便委托杜月笙前往北京寻找。临走,黄金荣特地交代杜月笙,说孟鸿群一家刚刚迁去了北京,孟家闺女小冬在北京也唱红了,到北京后可以去找他们,看他们是不是知道露兰春的下落。

其实杜月笙知道露兰春去了天津,当初,还是他在为黄、露处理好分手事宜后,为露争取了一笔分手费,然后安排她去天津的。但是,事情过去了一段时间,他也不能保证露兰春一定还在天津。再者,黄金荣告诉他露兰春有可能去了北京,他必须先去一趟北京才有所交代。于是,他带着两个手下,没有去天津,而是直接去了北京。

杜月笙手上并没有孟小冬在北京的住址,不过,他自有办法。首先,他看报纸,在演出广告中找到孟小冬正在开明戏院演出。晚上,他让手下人事先雇好车停在戏院门外,他自己先去看孟小冬的戏。散了戏,孟小冬照例乘车返家。杜月笙乘车跟在后面,一路跟到孟小冬位于东四的家门口。

隔了几天,杜月笙在北京实在打听不到露兰春的下落,便直接去找孟小冬。这是两人第一次面对面。孟小冬自然也不知道露兰春在哪里,在找寻露兰春这件事上,杜月笙自然无功而返,但他因此结识了才貌双全气质独特的孟小冬,又觉得此次进京,还有很有收获的。

盛大的杜家堂会之后,梅兰芳和孟小冬分了手。分手之后的孟小冬,也像那些遭遇感情挫折而成弃妇的女人一样,悲痛欲绝悲愤难抑,一时想不开,决定绝食自尽。一连几天,她不吃不喝,躺在床上只等着死神的降临。父母家人当然不能任由她抛弃生命,规劝、苦劝,又是流泪,又是下跪,总之,想尽了种种办法。最终,她缓了过来。虽不再寻死觅活,但对生活失却了信心。于是,她决定暂且离开伤心地,又一次前往天津,仍居詹姓朋友家以吃斋念佛的方式疗伤。

律师郑毓秀是如何参与到调解梅、孟分手事宜的?据说,是因为“孟迷”沙大风。沙大风知情后,很为孟小冬抱不平。他虽然清楚感情的事儿无所谓对错,更无所谓谁负谁谁骗谁,但是,他总是认为孟小冬就这样两手空空地离开梅兰芳,对孟小冬来说实在不公平。再说了,既然当初孟小冬是在有媒人有证婚人的情况下嫁给梅兰芳的,梅兰芳就是明媒正娶,那么,如今分手,就不应该只是分手那么简单,用法律语言,应当是离婚。既是离婚,该有个正式的程序上、内容上的完备手续。于是,他向孟小冬建议,去上海聘请著名的郑毓秀律师,由她出面处理善后。

孟小冬接受沙大风的建议,离开天津去了上海。抵达上海后,她没有直接去找郑毓秀,而是先去找她的结拜姐妹姚玉兰,大概是想让姚玉兰陪她一同去面见郑毓秀。此时,姚玉兰已是杜月笙第四房妾了,她是在两年前嫁给杜的。姚玉兰听了孟小冬的打算,认为打官司并不妥当,一来麻烦,完成整个司法程序,既耗时更耗力;二来从名声上说,于孟小冬于梅兰芳,都很不利。想一想,当初两人结合,是不公开的、秘密的,如今分手反倒闹得轰轰烈烈人所皆知,不是让人看笑话么。孟小冬认为姚玉兰分析得很有道理。

那么,应该怎么做呢?姚玉兰提议不如让杜月笙出面,做个和事佬。杜月笙和梅兰芳也是老相识,又早就对孟小冬有好感,便一口答应姚玉兰的提议。就这样,双方达成协议,梅兰芳支付四万块钱。其实,两人谈分手时,梅兰芳就曾想给孟小冬一笔钱,但孟小冬拒绝了,当然是出于强烈的自尊心。如今,看到姚玉兰、杜月笙的面子上,她接受了。

至于离婚,他俩的结合,从法律上来说,并不合法,孟小冬的身份不论她多么不情愿,终究是妾。在法律不保护妾的情况下,他们的分手,也就无所谓离婚,根本不需要法律上的手续。

有意思的是,孟小冬最初拿到的四万块钱,是杜月笙垫付的。这不是一笔小数目,梅兰芳平时开支巨大,又是借款去的美国,当时手头很不宽裕,竟一时拿不出这笔钱来。后来,为了偿还这四万块,他不得不将无量大人胡同的住宅卖了。两个人的一段真情,最后以四万块钱做了了结,不免有些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