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开始走访乔布拉村中一些最贫困的家庭，想看看是否能有任何方式直接帮助他们。这个村分为三个地段，分别聚居着穆斯林教徒，印地教徒和佛教徒。走访佛教徒地段时，我会带着我的学生迪帕尔·钱德拉·巴鲁亚（Dipal Chandra Barua）一起去，他就是在这个地区土生土长的。还有我的同事H.I.拉蒂菲教授常陪我一起去，他认识那里的大多数家庭，并天生有一种能使村民们感到自在的本事。

一天，拉蒂菲和我去乔布拉村做例行询问时，我们在一个低矮的茅屋前停了下来，泥墙已经坍塌，茅草屋顶千疮百孔。我们从一群正在觅食的小鸡与种着蔬菜的畦间穿过，向房子走去。一个女人蹲在门廊肮脏的地上，双膝紧紧夹着一个做了一半的竹凳。她全神贯注地埋头工作，手指飞快地动作着，编织那些执拗的竹条。

听到拉蒂菲的问候，她忙放下竹器，站起身，匆匆走进屋子。

“不要怕，”拉蒂菲冲她叫道,“我们不是陌生人。我们在大学里教书，咱们是邻居。我们只想问你几个问题。”

拉蒂菲礼貌的态度使她放下心来，她低声回答:“家里没人。”

她的意思是，家里没有男人。在孟加拉，妇女是不应该和非近亲的男人说话的。

孩子们赤裸着在院子里到处跑。邻居们从窗口窥视着我们，想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在乔布拉村穆斯林教徒居住的地段，我们经常不得不隔着竹墙或竹帘和妇女说话。实际上，遮蔽习俗（ purdah）使已婚的穆斯林妇女始终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吉大港地区一直严格遵守着这一习俗。

我在吉大港土生土长，会说本地方言，总是努力通过聊天赢得穆斯林妇女的信任。向一位母亲夸赞她的孩子，往往能很自然地使母亲感到自在。于是我抱起身旁一个赤裸的孩子，但他哭了起来，向母亲身边冲过去。她任他爬到自己怀中。

“你有几个孩子?”拉蒂菲问她。

“三个。”

“这个孩子长得很好看。”我说。

这位母亲稍稍安下心来，抱着孩子向门口走来。她二十出头，瘦瘦的，黝黑的皮肤，黑眼睛。她穿一件红色的纱丽，目光里是一个每天从早到夜劳作的妇女的那种疲惫。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苏菲亚·贝格姆（Sufiya Begum）。”

“你多大了?”我问。

“21岁。”

我并没有拿出笔和小本子来记录，我怕那会吓着她。我只允许我的学生们在回访时做记录。

“这竹子是你自己的吗?”我接着问道。

“是的。”

“怎么得来的呢?”

“我买的。”

“这竹子花了你多少钱?”

“5塔卡。”当时，这相当于22美分。

“你有5塔卡吗?”

“没有，我从派卡（ paikars）那儿借的。”

“那些中人?你和他们是怎么说定的?”

“我得每天把竹凳卖回给他们，算作还款。”

“你一个凳子卖多少钱?”

“5塔卡50波沙（poysha）。”

“那么你就挣50波沙的利了?”

她点点头。那只有大约两美分。

“你能从放债人那儿借现金来买你的原材料吗?”

“能，但放债人会要很多。和他们打交道的人都变得更穷了。”

“放债人要收取多少利息?”

“看情况。有时他要每周10％，但我有个邻居，要每天付10％。”

“而那就等于是你用这些漂亮的竹凳挣的所有钱，50波沙，对吧?”

“对。”

苏菲亚不想再浪费时间讲话了。我注视着她又开始工作，她棕褐色的小手编织着那些竹枝，它们成年累月地这样做着，这是她的生计。她光脚蹲在硬泥地上。她的手指长了茧子，指甲里带着黑色的污泥。

她的孩子们如何能挣脱自她而始的贫困循环呢?苏菲亚的收入几乎不够她自己吃的，更不要说使她的家人有适当的居所和衣着，那么孩子们又怎么去上学呢?简直不可能去想象某一天她的小孩子有可能逃脱这种惨境。

苏菲亚·贝格姆一天只挣两美分，这使我震惊。在大学里的课程中，我对于成百上千万美元的数额进行理论分析，但是在这儿，就在我的眼前，生与死的问题是以“分”的单位展示出来的。什么地方出错了?!我的大学课程怎么没有反映苏菲亚的生活现实呢?我很生气，生自己的气，生经济学系的气，还有那些数以千计才华横溢的教授们，他们都没有尝试去提出并解决这个问题，我也生他们的气。在我看来，是现存的经济制度注定了苏菲亚的收入将永远只能在如此低的水平，她永远也攒不下一分钱，永远不可能有任何投资来扩展她的经济基础。她的孩子注定将像她和她的父母一样，继续过着赤贫的生活，食不果腹，勉强维生。我以前从没听说有任何人会由于缺少22美分而受苦，在我看来，这是不可能的，是荒谬的。我是不是该立即把手伸进口袋里，把苏菲亚需要作为资本的那一丁点儿钱交给她呢?那是十分简单，轻而易举的事。而我克制住了这个冲动。她并不是在要求施舍。况且，送给一个人22美分并不能长久地解决问题。

拉蒂菲和我开车回到我山上的家。我们在傍晚的溽热中在花园里散步。我试图以苏菲亚自己的视角去看待她的问题。她受苦是因为买那些竹子要花费5塔卡，而她没有购买原材料所需的现金。结果，她只能在一个绷紧的循环中——从商人那儿借钱，并把东西卖回给他——维持生存。她的生活是一种受制约的劳作形式，或者干脆地说，就是奴役。那个商人算计得很精，只付给苏菲亚刚刚只够购买原材料，和勉强够活下去的钱。她无法挣脱被剥削的那种关系。要生存下去，她就只能通过那个商人继续劳作下去。

在第三世界里，高利贷变得如此标准化和广为流行，以至借贷者很少意识到，那是一种多么强制蛮横的契约。剥削在各种伪装下进行着。在孟加拉的乡村，在耕种季节开始时所借的一莫恩德（1 maund，大约37公斤，印度及部分中东国家使用的重量单位）带壳的稻子，到收割时必须要还两莫恩德。土地被用于质押时，将任由债权人处置，债权人可以在完全还清借款以前一直拥有对土地的所有权。在许多情况下，一种诸如“保南纳马”（ bawnanama）的正式文件保证了债权人的权利。根据该文件，债权人通常拒绝接受对于借贷的部分偿还，在规定的偿还期限之后，债权人可以按事先商定的“价格”“买”断这块地。另一种抵押担保形式是“达丹”（ dadan），契约确保商人借出的贷款可以事先商定的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将来的农作收成。苏菲亚·贝格姆就是在与放贷人之间的一个“达丹”契约的制约之下，来制作她的竹凳的。

在孟加拉，有时借贷是为了一些特别的或暂时性的目的（比如嫁女儿啦，贿赂官员啦，打官司啦），但有时就只是为了活下去——买食物、药品，或是应急。在这种情况下，借贷者很难摆脱借贷的重负拖累。通常，借贷者不得不再次借贷以偿还以前的借款，最终就会像苏菲亚那样深陷于贫困的循环中。在我看来，苏菲亚只有找到5塔卡来买她的竹子，她作为契约奴隶的地位才可能改变。信用贷款可以给她带来那笔钱。然后她就可以去自由市场上出售她的产品，向消费者直接收取全额的零售价。她只需要22美分。

第二天我给梅姆娜·贝格姆（Maimuna Begum）打了电话，她是为我收集资料的大学生，我请她帮我将乔布拉村像苏菲亚这样依赖放贷者的人开列一个名单。一周之内，我拿到了一个列有42个人名的清单，借款总额为856塔卡——不到27美元。

“我的天，我的天啊，所有这些家庭如此受苦受难，就只是因为没有这27美元!”我惊叫道。

梅姆娜站在那儿，什么也没说，这一现实令我们难过。

我的头脑是不会听任这个问题就此存在的。我想要帮助这42个身强力壮、刻苦劳作的人。就像念念不忘一根骨头的狗，我围绕着这个问题不断地钻研。像苏菲亚这样的人如此穷困，并不是因为他们愚蠢或懒惰，他们整天从早干到晚，做着一些复杂的体力工作。他们穷，是因为这个国家的金融机构不能帮助他们扩展他们的经济基础，没有任何正式的金融机构来满足穷人的贷款需要，这个缺乏正式机构的贷款市场就由当地的放贷者接管了。它是一个有效的输送体系，在通向贫穷的单行道上形成滚滚洪流。但是，如果我能把那27美元借给乔布拉的那些村民，他们就可以把他们的产品出售给任何人，从而以他们的劳动得到最高的回报，而不受制于商人和高利贷者的盘剥了。

原来一切是那么容易。我将27美元交给梅姆娜，告诉她:“给你，把这钱借给名单上的那42个村民。他们可以把放贷者的钱还清，把他们的产品卖个好价钱。”

“他们应该什么时候还给你呢?”她问道。

“在他们还得起的时候，在他们卖自己产品最有利的时候，什么时候都行。”我说,“他们不必付任何利息，我不干借贷者一行。”

梅姆娜去了。事态的发展使她疑惑不解。

通常，头一碰枕头我几秒钟就睡着了，但那天晚上我睡不着了。躺在床上，我为自己竟是这样一个社会的一分子而感到羞愧，这个社会竟然不能向42个有技能的人提供使他们能够自己谋生的区区27美元。我知道自己所做的是极为不够的，这令我无法安枕。如果其他人需要资本的话，他们几乎没可能追寻到我这个经济系的主任。我所做的是针对这一特定事件的冲动反应。现在，我需要创立一种这些人可以依赖的机构性的解决方法，一个能够借钱给那些一无所有者的机构。我决定去找当地银行的经理，要求他的银行借钱给穷人。事情看上去是如此简单和直截了当，我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我爬进我的白色大众甲壳虫，向当地贾纳塔银行（Janata Bank）的分行驶去。贾纳塔是一家国有银行，是全国最大的银行之一。贾纳塔银行设在大学的分行就在校园大门外的一条街上，那条路上满是小铺子、小摊和小餐馆，当地村民在那儿向学生们出售槟榔果、热饭、笔记本、笔等各色东西。那些拉人力车的都聚在这儿，等着把学生们从宿舍拉到教室去。银行分行设在一个方形的单间里，前面的两个窗户装了栅栏，墙被刷成暗绿色，房间里摆满了木制桌椅。坐在房间左后面的经理向我挥挥手。

“先生，我能为您做什么吗?”

办事员端来了茶和饼干。我解释了我造访的原因。

“上次我从您这儿借钱是为了乔布拉村的那个三方共享项目筹资。现在我有一个新的建议，我想请您借钱给乔布拉的穷人。涉及的数额非常之小，我本人已经那样做了，我借给42个人27美元。还会有许多穷人需要钱的，他们需要钱去买原材料和必需品作为启动资金。”

“什么原材料啊?”那个银行负责人茫然不解，仿佛这是某种新的游戏，而他完全不熟悉游戏的规则。出于对一个大学负责人的一般性敬意，他让我讲完了，但是显然没有理解。

“嗯，有些人做竹凳，还有一些人编织地席或是拉人力车。如果他们能以商业利率从一家银行借钱的话，他们就可以在自由市场上出售他们的产品，挣到像样的利润，从而能过上好一点的生活。而现在，他们只能像奴隶一样劳动，永远无法摆脱被那些批发商踩在脚下的生活，那些人以高利借给他们资本。”

“是，我知道放贷人（ mahajons）的事。”那个经理回答说。

“所以我今天到这儿来，我想请您借钱给这些村民。”

那个银行经理咧开嘴巴大笑起来:“我做不到!”

“为什么?”我问道。

“嗯——”他结巴着，不知道从何开始来解释他一系列的反对理由。“就说一件事吧，你所说的这些村民需要借的这一点点钱，甚至都不够他们必须填写的所有那些借贷文件的费用呢。本银行是不会在这样的微小数额上浪费时间的。”

“为什么不能呢?”我说,“对于穷人来说，这钱对于他们的生存可是至关重要的。”

“这些人是文盲，”他回答道,“他们甚至连我们的贷款表格都不会填。”

“孟加拉有75％的人口都不会读写，要求填表是一种荒谬的要求。”

“这个国家中的每家银行都有这项规定。”

“噢，那说明了我们银行的一些问题，对吧?”

“即使当一个人到银行来想存钱，我们也要求他或她把想存多少钱写下来。”

“为什么?”

“您的‘为什么’是什么意思?”

“噢，一家银行为什么不能就收下钱，开出一张写着‘从某某人那里收到多少多少钱’的收据呢?银行为什么不能那样做呢?为什么必须是存钱者来做呢?”

“如果没有会读会写的人，银行怎么能开下去呢?”

“很简单，银行为收到的现金数额开出一张收据，这就解决了。”

“可如果那个人想取钱呢?”

“我不知道……一定有一种简单的方法。那个借钱者带上他或她的存款收据，交给收纳员，出纳员就把那笔钱还给他。至于银行用什么样的会计制度，那是银行的事。”

经理摇摇头，但他仿佛不知道从哪儿说起，没有接话。

“在我看来，你们的银行制度就是为歧视文盲而设立的。”我反击说。

那个分行经理看起来很恼火了:“教授，银行业并不像您想得那样简单。”

“也许是这样，但我也确信，银行业不像你们搞成的那样复杂。”

“你看，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这个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银行，借款者都必须填写表格。”

“好吧，”我说，对这件显而易见的事表示屈从,“如果我能让我的一些学生志愿者为村民们填写表格的话，那就不该成为一个问题了。”

“但是您还不明白，我们就是不能把钱借给赤贫者。”分行经理说。

“为什么不能?”我努力保持礼貌。我们的会话中有某种超现实的东西。分行经理面带微笑，好像是说，他明白我是在和他开玩笑呢。整个会见很滑稽，也实在很荒谬。

“他们根本没有抵押担保品。”分行经理说，期望就此结束我们的对话。

“只要你能把钱收回来，你们为什么需要抵押担保品呢?收回钱才是你们真正想要的东西，对吧?”

“对，我们想要把钱收回来。”那个经理解释说,“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抵押担保品。那是对我们的保证。”

“对我来说，这讲不通。那些穷到极点的人一天工作12小时。他们需要卖掉东西，挣来钱买食物。他们肯定要还你的钱，只是为了再借一笔，再活一天!那是你们能得到的最好的保证——他们的生命!”

那个经理摇摇头:“您真是个理想主义者，教授。您生活在书本理论中。”

“但是，如果你们有把握那钱会被偿还时，你们为什么还非得需要抵押担保品呢?”

“这是我们银行的规章制度。”

“那么只有那些有抵押担保品的人才能借钱了?”

“是的。”

“这是很愚蠢的规章。它意味着只有有钱人才能借钱。”

“规章不是我订的，是银行订的。”

“好吧，我认为这些规章应该改。”

“无论如何，我们这儿不能把钱借出去。”

“你们不借?”

“是的，我们只接受教职员工和大学的存款。”

“但是银行不要通过放贷挣钱吗?”

“只有总行才放贷。我们这儿是接受大学及其员工的存款的。我们给您的三方农作项目的贷款是一个由我们的总行批准的例外。”

“您的意思是，如果我当初到这儿来要求借钱的话，你们也是不会借给我的?”

“对啦。”他大笑着。显然，这个经理很久没有一个这样开心的下午了。

“那么，我们在课堂上教书时讲的银行会贷款给借款人，都是假话了?”

“嗯，要贷款您得去总行，但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

“听起来我需要去和一些更高级的官员谈了。”

“是的。那是个好主意。”

我喝完茶准备离去时，分行经理说:“我知道您不会放弃努力的。但是据我对银行业的了解，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您的这个计划根本行不通。”

两天以后，我与贾纳塔银行的吉大港地区经理R.A.霍拉达尔（R.A.Howladar）约好，在他的办公室会见了他。我们又重复了我与乔布拉那位分行经理的大部分对话，但是霍拉达尔确实提出了一个保证人的主意，如果村里有人愿意做好事来代表借贷者做担保人，银行或许可以考虑批准一笔没有抵押担保品的贷款。

我考虑了一下，这个主意有显而易见的优点，但是看上去依然存在一些无法克服的障碍。

“我不能那样做，”我对霍拉达尔解释说,“怎么能防止保证人占那些被担保人的便宜呢?结果他可能变为一个暴君，可能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那些贷款人。”

一阵沉默。从过去几天我和银行家们的讨论中，有一点我已经很清楚了，我并不是在和贾纳塔这个银行过不去，而是在和整个银行制度体系对抗。

“我为什么不能做保证人呢?”我问道。

“您?”

“对，你们能接受我作为所有贷款者的担保人吗?”

那位地区经理微笑了:“您谈的是多少钱呢?”

为了给我自己留出差错与扩展的余地，我回复说:“总共可能一万塔卡（300美元），不超过这个数。”

“嗯。”他用手指拨弄了一下办公桌上的表格。我可以看到他的身后，旧活页夹中蒙着灰尘的一摞卷宗。沿墙是成摞相同的浅蓝色活页夹，一直摞到齐窗高。头顶的电扇微风戏耍着那些卷宗，在他的办公桌上，这些表格永远在飘动着，等待着他的决定。

“好吧。”他说,“我要说，我们愿意接受您作为那个数额的担保人，但不要要求更多的钱了。”

“说定了。”

我们握握手。我突然又想起一件事:“但是，如果有一个贷款人不还钱的话，我是不会承担被拖欠的还款的。”

那个地区经理不安地看看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难打交道。

“您作为担保人，我们可以强迫您付的。”

“你们会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通过法律程序起诉您。”

“好吧，正合我意。”

他看着我的样子仿佛是看着一个疯子似的。那正是我想要的。我感到很愤怒，我就是想要在这不公正的、过时的体系中造成某种恐慌。我想成为插在轮轴里的棍子，最终使这该死的机器停下来。我是一个担保人，可能吧，但我才不会真的担保呢。

“尤努斯教授，您知道的很清楚，我们是绝不会起诉一个亲自为乞丐借钱担保的大学系主任的。无论我们可能从您那儿追回多少钱，都会被那些负面宣传统统抵消掉，再说，如此区区小数的贷款，连付诉讼费都不够，更不要说我们为了追讨要付出的管理费用了。”

“噢，你们是一家银行，当然要做你们自己的利润成本分析。但是如果有拖欠，我是绝不会付的。”

“您是在给我制造困难，尤努斯教授。”

“对不起，但是银行是在为许多人制造困难——特别是那些一无所有的人。”

“我正在努力帮忙呢，教授。”

“我明白。我是在与银行的制度争辩，而不是对您。”

又是一些回合之后，霍拉达尔结论道:“我一定会向达卡总行推荐您的贷款申请，我们等着看他们会怎么说。”

“但我原以为您作为地区经理就有权决定呢?”

“是的，但是这件事太出格了，我无法批准。必须由最高层来批准。”

又花了六个月的文件来往时间，那笔贷款才正式批下来。终于，在1976年12月，我成功地从贾纳塔银行贷出了一笔钱，把它给了乔布拉的穷人。在整个1977年，我必须在每一份贷款申请上签名。甚至在我到欧洲或美国旅行时，银行都会为了一个签名给我发电报或写信，而从不和村里任何实际借款的人打交道。我是担保人，在银行的官员们看来，我是唯一算数的人。他们不想和使用他们资金的穷人打交道，而我则确保那些真正的贷款者——那些我称之为“银行业不可接触者”的实际贷款人——不必到银行去，从而免遭蔑视与屈辱的骚扰。

一切就这么开始了。我不打算成为一个放贷人，也没打算把钱借给任何人，我真正想做的是要解决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纯粹是出于失望，我对银行最基本的抵押担保的原则提出质疑。我不知道自己是对是错，不知道自己将会卷入什么之中。我在盲目前行，边走边学。我的工作已转化为一种斗争，要向世人展示：这些所谓的“金融界不可接触者”实际上是可以接触，甚至是可以拥抱的。使我大为惊奇的是，事实证明，没有抵押担保的借款人比有抵押担保的借款人的还款情况还要好。的确，我们贷款的还款率超过了98％。穷人深知，这一贷款是他们摆脱贫困的唯一机会。如果他们不按时偿付贷款的话，他们将失去唯一的机会，重陷贫困的旧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