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从天降

中关村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到处都是大字报。昔日文质彬彬受人尊敬的学者、专家，一夜之间，全变成了丧魂落魄的“牛鬼蛇神”、“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等等，挂牌、游街、示众，被“一脚踩在地上”，还要“永世不得翻身”。身穿草绿色军装的红卫兵，挥舞着军用皮带，耀武扬威地从街上走过，他们大多数是不谙世事的中学生，居然把打人视为是可以称雄于世的“革命行动”。

每一个单位都出现了扎着红袖章的“造反派”。数学所当然也未能幸免。当一群人气势汹汹地涌向陈景润，把他当做“寄生虫、白痴、传染病患者”揪出来的时候，他茫然不知所措，一双疑惑的眼睛瞅着这群疯狂的人们：世界，怎么了？人们，怎么会变成这样？

平时不过问政治的他，政治毫不留情地来过问他了。而且，如此的严酷，如此的不容商量。这是一个极端蔑视法制、真理、事实的时代，几个人、十几个人或有一小伙人认为你是什么，便可以随便给你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到吓人的程度，给你戴上一顶顶帽子，你无法申诉，也无处无人听你申诉，只好认了。不知有多少正直的灵魂，受到无端的鞭笞，以至扭曲、变形，甚至毁灭。毫无人性地蹂躏人格、尊严是极端残酷的。

数论王国中纵横驰骋的潇洒骑士，在现实世界中被丑化为一钱不值的垃圾，昔日的辉煌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不可饶恕的大罪。甚至连极为神圣的哥德巴赫猜想也遭到莫名的亵渎：批斗陈景润的人唾沫横飞，用最时髦的“革命”性的语言宣布：让哥德巴赫猜想见鬼去吧！(1+2)有什么了不起！1+2不就等于3么？吃着农民种的粮食，住着工人盖的房子，有解放军战士保护着，还领着国家的工资，研究什么1+2=3，什么玩艺儿？伪科学！

最令陈景润不解的是，说这种话的人不是不懂数学、数论的人，他们明明知道数学，且研究颇深，对哥德巴赫猜想这道代表世界数学水平的名题，更是了如指掌。然而，却故意这么诽谤他，丑化他，这些人莫非是疯了？

西方的社会学家以人有人性和兽性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侧面，来解释这种非常时期的荒唐。实际上，这是“文革”时期极“左”思潮泛滥成灾的结果。整个社会权力的失控和在极“左”思潮煽动下私欲派性的恶性膨胀，几乎使所有的真理都受到颠倒。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陈景润怎能逃脱这场劫难？

一身清白的陈景润，徐迟曾这样描绘他：“他白得像一只仙鹤，鹤羽上，污点沾不上去。而鹤顶鲜红；两眼也是鲜红的，这大约是他熬夜熬出来的。”这是诗人深情的礼赞，严峻的现实是，美丽的仙鹤正经受着无情的讨伐！

他是属于室一级的“牛鬼蛇神”，外出时，必须自己挂好造反派赐给他的牌子。那是一块二尺多长一尺多宽的三合板，上面用墨写着他诸多的罪名，一根细绳拴着，牌子不重，但是，那恶意的诽谤和邪恶的侮辱，却如沉甸甸的大山，压着身体瘦弱不堪的他。去食堂买饭，也要挂着。回来时，陈景润把牌子摘下来。精于计算的他，偶然发现了牌子的特殊用途，恰好可以用它遮挡从窗外射来的阳光。他用那台旧的收音机抵住牌子，挡在窗前。屋内，居然显得温馨了许多。

高贵的数论已经被人践踏得不如一张草纸了。但陈景润像痴心不改的恋人，仍一如既往地恋着它。此时，他已搬到那间刀把形的六平方米的“锅炉房”中，没有锅炉，凸起的烟囱占了一个显眼的位置，进门的左侧，正好放一张单人床，一张断腿的凳子横着放倒，正好坐人，床，就成了书桌了。他伏在床上，仍然算他的数学。1966年6月，虽然发表了他那篇攻克哥德巴赫猜想(1+2)的论文，但他知道，证明过程还有许多不足：过于冗杂，不简洁，还有失之偏颇和不甚明了之处。仿佛是上山的路，他上了峰顶，但路线尚不清晰，他要进一步完善它，简化它。窗外，门外，浊流滚滚，嚣声震天，陈景润揩干了脸上被啐的唾沫，深埋所受的创伤，仍是钻研他的数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不得不佩服和赞叹陈景润那已是痴迷得无法自拔的精神。

当运动深入发展，目标逐渐转移到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新阶段以后，陈景润渐渐被狂热的人们忘却了。因为，较之于诸如国家主席刘少奇、前国防部长彭德怀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等大人物，陈景润真的算不上什么。他开始把牌子提在手上，一手拿着碗，一手提着那块牌子，见没有人为难他，慢慢地，那块牌子便靠在窗前，只发挥它遮挡阳光的应有作用。他终于明白了，他也可以“自己解放自己”的。

狂潮奔涌，难得有片刻的宁静。已是伤痕累累的陈景润，经常处于心惊胆颤的心态之中。此时，数学界的泰斗华罗庚受到严重的冲击，他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大学阀”，家被抄了，而且被“揪”到数学所进行批斗。内行人整内行人是很可怕的，某些人特地逼华罗庚的学生去批斗他，他们自然知道陈景润和华罗庚的特殊关系，于是，一次次地要陈景润“站出来”，去揭发批判自己的恩师。陈景润坚决不做伤害华罗庚并有损于自己人格和尊严的事，他恪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古训，拒绝了那些人的无理要求。他对自己的恩师尊敬有加，且在形势异常险恶的情况下，也不改自己的初衷。陈景润在政治上，对于谁好、谁坏，心里有个谱，且决不做违心的事。据陈景润的老师李文清先生回忆，“四人帮”曾多次要陈景润写大字报揭发邓小平，威胁，利诱，逼迫，曾使他几次差点试图自杀。他最终还是坚持原则，不写一个字。“文革”大乱，暂时的宁静之后，是越来越无法收拾的混乱，某些人借对华罗庚批斗的逐步升级，妄图再次加罪于陈景润，要华罗庚“坦白”为什么要将陈景润在被当成“白旗”拔掉之后，又将陈景润调回数学所，华罗庚态度同样十分鲜明，拒不回答这一问题。陈景润曾被带着去参加批判华罗庚的批斗会，他看不惯那种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场面，乘人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溜了出来，跑了。这种特殊的反抗形式，当然很可能给他带来更大的灾难，但心地纯洁容不下半点污秽的他，宁可玉碎，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陈景润从此变得更为小心谨慎了，轻易不出门。他最要好的朋友林群院士是他的老乡、同学，但不在一个研究室，平时，也难得有太多的接触机会。陈景润不善于申诉，受了天大的委屈，也只是忍着。数论，哥德巴赫猜想，是他生命中最忠实的旅伴。他把房门关得紧紧的，用沉默无言筑起一道马奇诺防线。喋血跋涉，需要超人的意志和韧性，小屋中，他几乎幻成了一幅凝然不动的油画，一座岿然坚毅的雕塑。

尽管如此，厄运之神还是不肯轻易放过他，一场更大的灾难，伴随着社会的大乱，向只求一隅宁静的善良人，露出了可怕的狞笑。

跳楼

岁月如水，几乎洗尽了发生在这里惊心动魄的一幕。

中关村88号楼，浅绿，带灰，五层的钢筋水泥旧式建筑，式样陈旧，如今，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分部。莘莘学子云集京城，正编织着对未来如花似锦的憧憬和梦幻。

沿着幽幽的阶梯上到三楼，是一家装备现代化的微视公司，穿着入时的姑娘，端坐在电脑前，正聚精会神地操作，问及“文革”时发生在这里的事情，一个个摇头三不知，仿佛是听“天外来客”的神话一样。毕竟已经过去29年了，超过了四分之一世纪，风雨可以剥蚀山崖，时光怎能保持那不堪回首的记忆呢？

人去楼空。陈景润那间六平方米的住房，已是空无一物。门锁着，依稀锁住了封存在经历了那段铭心刻骨日子的人们脑海中带血的记忆。

事情发生在1968年9月底，具体的日子，连许多当事人都记不清了，只记得陈景润像往年一样，早早地戴上了那顶棉帽，穿上了那件看去松松垮垮的棉衣。他身患多种疾病，身体太差，又缺乏营养，十分怕冷。有好心人看到陈景润一脸菜色，曾经提醒当时的掌权者，要注意，不要发生让陈景润一个人死在屋子里，而人们还不知道的悲剧。从外表看去，饱经折磨和艰辛劳作的陈景润，似乎像风前残烛，生命之火，已经经不起任何的摧残和打击了。但那些心肠如铁石的人们，连哼一声也不屑，他们的逻辑可以用得上当时的一句时髦的语言，让他自生自灭吧。倘若真的如此，也算是陈景润的幸运了。“树欲静而风不止”，人们爱用这句谚语，陈景润这棵已是病恹恹的树，连最后希望宁静活下去的权利，也被残忍地剥夺了。

事情是由陈景润的房子引起的。当时，数学所揪出一个姓曹的女同志，把她打成了“牛鬼蛇神”，无处关押。造反派中的人看中了陈景润住的这间小屋，怎么办呢？于是，就准备采取“革命行动”，再一次把陈景润打倒，关进“牛棚”里，这样做，就可以达到霸占陈景润的小屋，解决关押那位女性“牛鬼蛇神”的问题，又可以让陈景润再一次“触及灵魂”，一举两得，且冠冕堂皇。

阴谋很快付诸行动。曾经同样神游于数学王国的那部分人们，扎紧了腰间的皮带，幻成了一群打手，任何的伪装，都不必要，也不必宣布陈景润的“罪状”，而是乘着夜色，扑向陈景润。想当年，陈景润在数论的苍穹里驾着云头，飞翔得何等飘逸、自如，让其他人望尘莫及，有了光彩照人的他，其他人便自感形秽，他几乎差一点把其他人扫地出门，而今，终于轮到将他扫地出门了。学术水平上的竞争被权力、派性扭曲为可怕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时，不幸悲剧便接踵而至了。

彭，彭，——强烈的擂门声，骤然响起，撕心裂肺。一脸惊惶的陈景润被一涌而入的造反派围住。他想申辩，他不知道犯了什么过错，更不明白命运和人们怎么老跟他过不去。但一切都晚了，几个手脚敏捷的打手，已经掀开了他的床板，下面全是草稿纸和手稿，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符号、定理、演算推理过程，这是陈景润一生的心血，是向哥德巴赫猜想喋血跋涉的真实记录，是未来数论辉煌大厦的雏形，是一个五官发育已见眉目的婴儿！是比陈景润的生命还要珍贵的瑰宝！陈景润奋不顾身地扑过去。宁为玉碎！他下了死决心去保护它们，身体瘦弱的陈景润不知从哪里来的劲儿，顷刻之间，就成了威武不屈的勇士！

“还在搞这些死人、洋人、古人的东西，还在搞封、资、修，你想复辟么？罪证如山，罪证如山！”那些“内行”的人们一边骂，一边奋力撕毁这些草稿纸和手稿。

人们妄想毁灭它！或者，把它“扼死在摇篮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深知留下它，对自己是个致命的威胁，他们一边撕，一边感到有着一种难以言传的快意！

欲哭无泪，肝肠寸断！陈景润奋力抗争，但他一个人，怎能敌得过气势汹汹的一群人呢？突然，有人扭住了他瘦小细软的胳膊，往后一拧，让他领略了“文革”中最为流行的“喷气式”的滋味！

“搜！搜！”有人乘机呼喊，火上浇油。陈景润平时十分节俭，他把能够积存下来的钱，全都存了起来，以防有朝一日“失业”，仍然可以研究他的数学。熟悉内情的人，知道他还有一二件硬通货——金戒指。那是他慈母留给他的唯一的纪念品，平时，他珍藏在贴肉的内衣口袋里，小心翼翼地缝上，万无一失！丑陋的一幕上演了，几个人扑上来，其中还不乏女将，他们剥下陈景润的衣服，瘦骨嶙峋，一根根肋骨凸出来。

他们撕毁了陈景润的手稿，搜出了他的存款、存折、金戒指，连那把福建产的油纸伞也被撕成粉碎！剩下的伞骨，居然成了鞭子，一个女将举起来，劈头盖脑地往陈景润砸去。

造反派得胜了！陈景润被赤条条地从小屋中驱赶出来，正当人们得意地把陈景润押往“牛棚”——三楼东头的一间有二十多平方米的屋子时，陈景润突然从队伍中挣脱出来，箭一般地往“牛棚”方向奔去，往左一拐，人影一闪，只听到门彭地一声响，“牛棚”近邻的一间小屋便被关上了！

陈景润想干什么？这个“死不改悔的阶级敌人”莫非想纵火么？阶级斗争观念特别强的造反派，顿时紧张起来，有人狐疑地贴门听个究竟，毫无声息，用力一推，岿然不动，门已被陈景润拴死了！

小屋中，只剩下陈景润一个人。理想、追求、奋斗已经被残酷地毁灭了，用麻袋装的草稿手稿已被洗劫殆尽！一生的奋斗全付之东流！人格、尊严的侮辱，更是令人心碎！如此连猪狗都不如地活着，还不如以死抗争，以明心志！

热血往上涌！他万万没想到，他会连生存的权利，连做人的资格也会被这样残忍地剥夺得一干二净！像“文革”中无数被逼上绝路的人们一样，陈景润准备用最惨烈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腾地跳上桌子，一步便迈向洞开的窗户，下面是万丈深渊么？是挣开血盆大口的地狱么？顾不上了，他闭上眼睛纵身往下一跳！

命不该绝。他从三楼窗口往下跳，伸出的屋沿怜悯地挡了他一下，地上的一棵杨树，更是极有同情心地伸开了手臂，减缓了他跳下的速度，陈景润不能走，“老九”不能走！不乏正义的世界都在急切地呼唤，都在深情地挽留，都不忍心发生那惨不忍睹的严重后果。

同样是一个罕见的奇迹！跳楼的陈景润安然无恙，只是大腿上擦破了点皮，有涔涔的鲜血冒出来。一个造反派干将，见到跳楼后平安无事的陈景润，居然这样挖苦他：

“真不愧是个知名的数学家，连跳楼都懂得选择角度！”

乾坤颠倒如此程度，本来就口讷的陈景润一时没有回答，也无须回答了。他只是用愤怒的目光盯了他一眼。在法西斯式的暴行面前，语言是最苍白的。

熬了四年的煤油灯

终于结束“牛棚”生涯了。陈景润拖着一身创伤，回到了那间六平方米的小屋。据说，为了防止被关押的“黑帮”“畏罪自杀”，小屋中的电线全部被扯断。没有电灯，陈景润点起那盏旧式的煤油灯，谁能料到，一点便是四年呢！

往事不愿回首，更不堪回首。蹲“牛棚”的时候，陈景润总是排在“牛鬼蛇神”队伍的最后，并稍稍拉开一点距离，他个子小，瘦弱不堪，又理着小平头，不经意时，还以为是个半大的孩子。他不承认自己有罪，也拒绝写什么检查、请罪之类的东西，造反派抓不到他更多的“罪证”，军宣队、工宣队进驻中科院，整个数学所都忙于去走“五七道路”，准备去“五七干校”时，就把陈景润从“牛棚”中放出来，让他回到自己原来住的那间小屋中。

满屋灰尘。被洗劫一空的小屋，寸寸都是凄凉冷清。被关押的“黑帮”已不知转向何处。煤油灯昏黄的灯光，把小屋照得更像一间古老的囚室。长安街上仍是一派灯海。人声鼎沸。60年代末期，中国的政治风暴一阵紧似一阵，造反派们忙于“打内战”，忙于“夺权”，尽管，已经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但危机四伏，中国最大的阴谋家、野心家林彪正在阴暗处，磨牙吮血，随时准备向毛泽东同志下毒手，然后一巴掌把中国人民推入血海之中。陈景润当然是不明白这些险恶的政治风云的。尽管，“灵魂”触了，皮肉也触了，他在政治上仍然没有根本的长进，一躲进小屋，他痴心的数论，尤其是哥德巴赫猜想，仿佛是春天明媚的阳光，很快就驱散了小屋中囚室般的阴云。屈原在《离骚》中曾经深沉地吟咏：“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陈景润迅速深藏起心灵的创伤，又开始他那矢志不移的攻关之旅了。

动乱的时代给他留下一个天赐良机，他身体很差，又患过肺结核，当中科院绝大多数人都打起背包，到“五七干校”中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时，陈景润意外地被留了下来，免除了那场近似苦役的“劳动改造”。恰似大潮退尽，昔日乱哄哄的数学所顷刻宁静下来。长长的走廊，一到夜晚，便空无一人，空旷、寂寞，仿佛还有淡淡的忧伤。时代，似乎忘却了这座神圣的殿堂；神不守舍的人们，似乎也忘却陈景润了。

两盏煤油灯，一盏亮着，一盏默默地守候在墙角，随时等候主人的调遣。黄中带青的灯光，把陈景润那瘦弱的身影，幻成了一张写意变形的弓，清晰地映在白墙上。他又开始了那梦魂牵绕的神游，巡视数论艺苑里的草木春秋，品评已是长满青苔的绝壁、悬崖和吊角如翅的古亭。小径如丝，系着那飘逸的浮云，还有那总是神秘莫测的群山峻岭。低头细看，脚下荆棘丛生，石阶上湿漉漉的，莫非是孤独的跋涉者洒下的眼泪和汗水么？

草稿、手稿已被可恶的人们毁尽了。一片废墟，满目疮痍，只有几根枯草在料峭的冷风中瑟瑟地颤抖着。要另起炉灶，一切从零开始，用生命为代价，托起哥德巴赫猜想大厦的恢宏，“死不改悔”的陈景润就是有这么一股韧劲和傻劲，认准了的真理，就义无反顾地献出自己所有的一切！一个人是渺小的，他的能力也是单薄而有限的，然而，当他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和光照日月的真理融汇在一起的时候，就像是一滴水融进浩瀚奔腾的大海，一棵草化入气势磅礴的草原，便会产生神奇的伟力、永恒的生机。

窗外，万家灯火，一派辉煌。只有陈景润的小屋中，一灯如豆。

一个数学奇才成了数学所中地位最为卑微的卑贱者，且长期受着漠视、歧视、冷漠、侮辱。灯光无言，照亮咫尺天地，照亮那深深浅浅且不乏歪歪斜斜的一行行坚实的脚印。一个连用电灯的资格都被剥夺了的人，却从事着令全世界的数学界都为之震惊的伟业，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悲壮之处。毛泽东高度评价鲁迅先生，称赞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是一棵顶天立地的大树。我们当然不能机械地把陈景润和鲁迅先生进行类比，但陈景润在“文革”期间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气质、品格，不是同样也洋溢着中华民族可贵的硬骨头精神么？

周围并不乏有好心人去关心陈景润，其中也有人提及给他装一盏电灯的问题，当这一点要求也无法实现的时候，陈景润自嘲地说：

“不要装灯也好，没有干扰。因为有人偷用电炉，楼里老是停电。”他对那些暗中表示对他关心的人们说：“不要关心我，会连累你的。”“文革”期间，他的一个侄儿曾来京看望他，他匆匆地把他送走，嘱咐着，今后不要贸然前来，小心影响你的前途。非常时期，陈景润不乏心细，更不乏那颗时刻为他人着想的爱心。

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真正完善和最后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科研项目上了，那间六平方米的小屋终日紧紧地关着，夜晚，窗口上有昏暗的灯光在摇曳。人们不知道陈景润在做什么，仿佛也不屑于去知道它。偶尔，会看到陈景润从小屋中出来，手提一个北京已很难看到的竹壳热水瓶，或者，端着一个碗口斑剥的搪瓷碗，打水、吃饭，生存之必需，无法免了。好奇的人们，也会在他房门虚掩的时候，推开一看，是在听收音机，受惊的陈景润会像一只突然遇到天敌的兔子一样，从座位上弹起来，忙不迭地解释：

“我在听新闻，关心国家大事！”

实际上，他是在听英语广播，数十年来，这是他雷打不动的一课。陈景润的英语水平令人惊叹，是长期坚持自学，听英语广播的结果。他当时最担心有人诬陷他收听敌台。因此，总是惊惶地解释不止。

四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熬了多长的灯芯，烧了多少煤油，无法统计。陈景润后期得了帕金森氏综合症，有专家分析病因，和他长期用煤油灯，吸了煤油烟中含量过多的苯可能有很大的关系。他不懂医学，也很少顾惜自己的健康，像一个上了战场的士兵，冲锋号一响，除了冲上目标，什么也不顾了。

家中的兄弟姐妹和亲戚常挂念着他。陈景润的弟弟陈景光是个颇有造诣的医生，多次关心哥哥的婚事，医院中女性多，且不乏各方面条件皆不错的姑娘。每提起此事，陈景润先是红起脸，然后便是一口拒绝。为了攻克哥德巴赫猜想，他早已横下一条心，紧紧地关起爱情的大门。

这是陈景润最困难的岁月，也是陈景润创造辉煌的关键时期。四年，在煤油灯下，陈景润经受过多少次的失败，没有人能知道。为了不给人留下口舌，他一直守口如瓶。人们只是在他获得成功之后，发现了他床底下足有三麻袋之多的草稿纸。

对于陈景润的硬拼硬打的精神，早在1963年，他的好朋友林群院士就为之惊叹了。有一次，陈景润问：

“一个10阶行列式，怎么知道它一定不等于零呢？在一篇别人的论文里是这么说的，这个作者用什么办法来算它呢？”

这个题目要硬算，须乘360万项，至少要10年。而仅仅过了一个月，陈景润就告诉林院士：

“已经算出来了，结果恰恰是零。我不相信那篇文章的作者会有时间去算它，一定是瞎蒙的。”

陈景润的毅力和耐性，以及敢于去碰大计算量的勇气，是一般人所不能及的。

哥德巴赫猜想具有极强的逻辑性和极为缜密的推算过程，无法用电子计算机(当时陈景润也没有此种设备)，陈景润仅靠一双手，一支笔，胼手胝足，终成大业，何其容易？

如今，这盏如文物一样保留在陈景润家中的煤油灯，或许，是个最好的见证吧。

他在喜玛拉雅山巅行走

雪峰，冰川，晶莹剔透的神话世界。

1972年，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的陈景润终于登上喜马拉雅山山巅了。他用独特的智慧和超人的才华，改进了古老的筛法，科学、完整地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1966年，他曾证明过，其时，洋洋洒洒的200多页论文，繁琐且不乏冗杂之处，《科学通报》发表的，仅是一个摘要式的报告，而现在，一篇流光溢彩珠圆玉润的惊天动地之作，就揣在陈景润的怀里。

他无限喜悦，恰似兀立这世界罕见的绝顶，览尽绮丽风光。远天如画。骄傲的白云，极为温顺而优雅地簇拥山前。黄河，长江，还有中华民族的脊梁长城呢？它们化为了奇峰绝壁中遗落的传奇？还是以不屈的英姿，托起了这几乎是亘古不凋的丰碑？

同时，他也感到莫名的忧虑。林彪自我爆炸之后，中国政坛发生了强烈的震撼。不愧是一代伟人的毛泽东，以力挽狂澜之势，“解放”了175位将军，并于1973年4月，开始启用邓小平，虽然，极“左”思潮并没有得到根本的纠正，“四人帮”仍是甚嚣尘上，但滚滚寒流中，已经可以预感到不可遏制的春天的气息。“老九不能走”，毛泽东一句诙谐的话语，使处于逆境中的知识分子强烈地领略到阳光的和煦和明媚。陈景润并不完全了解中国当时的政治气候，他从周围人们的神色和对他的态度中，已隐隐感觉到，局势已经相对宽松一些了。毕竟是受过严重冲击，并且声言再也不搞业务的人，心中的余悸并未完全消失。他私下里对要好的朋友透露：“我做了一件东西，不敢拿出来。”

没有不透风的墙，陈景润的秘密终于暴露了。当时，派驻中国科学院的军代表负责人是一个将军，久经战阵的他也得知了消息，沉着地告诉部下，尽量动员陈景润拿出来，八年过去了，“文革”大乱，相当于打了一场抗日战争，科学领域已鲜见奇葩异草，正直的人们，同样渴望那能引来百花盛开的一枝独秀。

陈景润是谨慎的。他把这一“稀世珍宝”交给自己最信任的北京大学教授闵嗣鹤先生。闵先生在北大曾开过“数论专门化”的研究生课程，培养了曾攻下哥德巴赫猜想(1+4)的潘承洞等奋发有为的一代中年人，更重要的，闵先生一贯为人厚道、正派，是个德高望重的数学界前辈。

命运同样钟情陈景润，当时，闵嗣鹤先生的确是审定这一论文的最理想人选。不过，当时闵先生已经得了病，他心脏不好，体力衰弱，他把陈景润的论文放在枕头下，靠在床上，看一段，休息一会。老学者是极端认真的，每一个步骤，他都亲自复核和演算。犹如登山探险，沿着陈景润的脚印和插上的路标，他抱着病躯，喘着气，一步一步地往前走。风雨兼程，实在坚持不住了，坐在冰冷的石头上歇一会，咬着牙，又往前走。可敬可佩的闵先生，用生命之火的最后一缕光焰，点亮了陈景润的前程和中国科学的明天。

经历三个月，闵先生已是精疲力竭，他含着满意的笑容，向陈景润说道：

“为了这篇论文，我至少少活了三年。”

陈景润的眼圈红了，嘴里不住地说：“闵老师辛苦，谢谢闵老师。”

数学所的王元，也独立审阅了陈景润的这篇论文。王元在“文革”中同样受到冲击，无端被诬为一个所谓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之一。他和陈景润同辈，在冲击哥德巴赫猜想过程中，同样有过辉煌的战绩，他证明过(3+4)、(2+3)、(1+4)，为了慎重起见，他请陈景润给他讲了三天，并进行了细致的演算，证明了陈景润的结论和过程都是正确的，在“审查意见”上写下了“未发现证明有错误”的结论，支持尽快发表陈景润的论文。

事实被不幸言中，闵嗣鹤教授在审核完陈景润的论文不久，因病而不幸去世。陈景润闻讯悲痛万分，他痛楚地对同事说：“闵先生是好人，今后，谁来审我的论文呢？”

《中国科学》杂志于1973年正式发表了陈景润的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这就是哥德巴赫猜想(1+2)。该文和陈景润1966年6月发表在《科学通报》的论文题目是一样的，但内容焕然一新，文章简洁、清晰，证明过程处处闪烁着令人惊叹的异彩。

世界数学界轰动了。处于政治旋涡中的中国数学界，尚未从浓重的压抑中完全解放出来，但不少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陈景润这篇论文的真正意义：它是无价之宝！是一颗从中国大地升起的华光四射的新星。

密切关注陈景润攻克哥德巴赫猜想(1+2)的外国科学家，看到这篇论文以后，真正信服了。世界著名的数学家哈贝斯特坦从香港大学得到陈景润论文的复印件，如获至宝，他立即将陈景润的(1+2)写入他与黎切尔特合著的专著中。他们为了等待陈景润对(1+2)的完整证明，把已经排印好的该书的出版日期推延了数年之久。在该书的第十一章即最后一章，以“陈氏定理”为标题。文章一开始，就深情地写道：

我们本章的目的是为了证明陈景润下面的惊人定理，我们是在前十章已付印时才注意到这一结果的；从筛法的任何方面来说，它都是光辉的顶点。

陈景润喋血跋涉的精神，感动所有深知其艰辛的人们。华罗庚在“文革”中久经“四人帮”一伙的迫害，处于逆境之中。他得知陈景润的情况，这位提携了陈景润，并培养了不少出类拔萃学生的数学大师，一生严谨，轻易不评价他的学生，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说道：“我的学生的工作中，最使我感动的是(1+2)。”美国著名的数学家阿·威尔(AWeil)在读了陈景润的一系列论文，尤其是关于哥德巴赫猜想(1+2)论文以后，充满激情地评价：

陈景润的每一项工作，都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山巅上行走。

震惊海外的社会效应，在当时相对封闭的中国，许多普通老百姓是不清楚的。陈景润的知名度，主要源于徐迟的那篇著名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为中国人赢得了无比的自豪和骄傲。在《中国科学》上刊登了他的那篇著名论文后，他第一个想到的，并不是接踵而至的荣誉和鲜花，而是培养了他的老师和给予他帮助和支持的同事、朋友。他恭恭敬敬地把论文寄给远在厦门大学母校的老师们，并在篇首题上表示感激的话语和名字。或许，是经历了太多的患难和逆境，陈景润把由此而来的名利、荣誉、待遇看得很淡。他仍是穿着已经褪色的蓝大褂，看到同事，仍是闪在一旁，率先问好，或表示谢意。一场大战过后，捷报飞扬，并波及海外，在陈景润的目光中，一切仿佛都是那么平常，那么顺其自然。他依然节俭得让人感到过分。唯一奢侈的是，不忘记在竹壳热水瓶中放下几把药店中买来的最便宜的参须。

1973年是不寻常的。表面上的特殊平静，往往预示出人意外的高潮。黄钟大吕，在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并不至于会那么平淡无奇地消融在飘逝的岁月里。尽管，“文革”大劫此时并未结束，中国正处于一种政治上的非常时期，但光明和真理依旧倔强地展现出那不可战胜的伟力。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如擎天大柱，撑起科学的蓝天。

陈景润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由哥德巴赫猜想引发的传奇，以常人无法预料的情节，揭开了更为波澜壮阔丰富多彩的一页。或许，只有生长在中国的陈景润，才有幸享受和领略如此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