铀弹

诺贝尔奖能够改变科学家。对于有些人来说，奖章是一个标志，表明他们已不是昨天的无名小卒，一夜之间已经成了国际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得奖证书代表着一种通行证，他们将进入新的领域去闯荡。当然，对于几乎所有的奖主，得奖意味着人生出现了一个转折的时期，从此开始，成果将不断减少，研究的中心也逐渐模糊。

鲍林对名声已经习以为常了。回国以后，面对堆积如山的信函，大把大把的请帖，新闻媒体争先恐后的采访，他丝毫也没有产生飘飘然的感觉。当然，这次得奖确实使他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已为世人公认，登上了科学成就的顶峰，因而不必再担心自己的学术地位。有了三万五千美元的奖金，他也不必再在经济上求人了。

这样，他又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再一次投身于政治活动的天地。他以前曾经迫使自己在政治上沉默，一方面是因为不想丢掉自己的饭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杜布里奇劝说过他，说他的活动对加州理工学院不利。现在，鲍林心里想，倚仗诺贝尔奖的崇高声誉，他再也用不到有这方面的思想顾虑了，加州理工学院不至于要解雇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吧。几个月来慷慨地向他献出的赞语和颂辞似乎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旧的伤口已逐渐愈合。不管他的政治观点是什么，他所在的学校可以再次因他而感到自豪了。

比基尼岛的核试验，还有奥本海默的案子，促使鲍林又重新回到社会行动主义的轨道。诺贝尔奖使他有可能全心全意地走这一道路。在接下来的六年时间里，反对核武器的政治活动在鲍林的思想和行动中将会占据压倒一切的地位。正如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所说的那样，“在一段时间里，他与科学已不沾边了。”

鲍林一回到加州，重点就开始转移。他在电台和电视台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这次周游世界后，他开始真正相信，再也不会发生另一次世界大战。全世界人民都热爱和平，氢弹使战争成了不可想象的事。鲍林写道，现在的危险并不是战争，而是由核武器试验释放出来的放射性。“我们到底有什么理由不顾后果地促使人类素质不断下降呢？”他这样问道。与此同时，他着重指出，放射性的微小增加，都可能导致发病率上升和畸形儿童数增加。“为了限制或根本禁止一切原子武器的试验，进行国际谈判极为重要。是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了。”

他坚信自己的声明是合情合理的。他曾读过有关的资料，非常清楚放射性的危害性；他曾与遗传学家交谈，并且与日本科学家交换过意见。对各种动植物进行的试验已经证实，基因会受到放射性的破坏，而且还有一些初步的证据表明，受到照射的放射性越强，这种破坏就越严重。放射性减小，其破坏程度会直线下降。非常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只有放射性完全消失，这种破坏才能真正停下来。因此，放射性的微小增加都可能给人体健康带来更多的麻烦，这种风险虽不大，但确实是存在的。

这是有关数据显示的结果，不过仍需做更多的研究工作来证明这一点。特别是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更加需要过硬的证据。当然，已有足够的证据让人担忧了。鲍林和许多科学家相信，核武器试验及其放射性尘埃的增加，对人类健康是一大危险。对动物所作的研究已经表明，放射性能破坏卵细胞和精细胞，导致生育方面的缺陷。另外也有一些证据显示，放射性能损害体内其他类型的细胞，使癌症的发病率上升。尽管这么说，毕竟几乎还没有人直接考察过，放射性微量增加，比方说，放射性尘埃增多，到底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不过，鲍林在自己的谈话中很少有模棱两可的说法。他接受了全国广播公司的采访，因此受到全国上下的注意。他在讲话中断言，“白血病是一大危险，”并且声称，放射性尘埃也许足以在易感人群身上诱发这种形式的血癌。

1955年春季的一段时间里，鲍林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已广为人知。日本学者毫不含糊地说，比基尼岛试验的决非普通的氢弹，不但其能量要比普通氢弹大好几倍——其威力足以穿透低层大气而将尘埃喷射至同温层中，悬浮在那里的尘埃可以扩散到世界每一个角落——而且它形成的放射性尘埃数量也大大超过了以前任何一种核武器试验所产生的散落物质。

看来，在比基尼岛投放的炸弹是一种新型武器。日本人对放射性尘埃所作的分析提供了更多的证据。尘埃中有各种各样奇怪的同位素，其中有些同位素只能是铀裂变的副产品一这就令人疑惑不解了，因为普通铀比较稳定，在标准的原子弹中无法使用，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科学家花了大量时间和金钱，提炼出一种稀有且爆炸性更强的同位素。物理学家认为，普通铀一定要有大量能量的激发，才能进入爆炸反应的状态。。

现在看来，这就是比基尼岛发生的事。很清楚，在那里进行的爆炸试验使用的是一种三级装置：先是用广岛式裂变弹激发一种聚变型氢弹，然后用其产生的能量使其外层的普通铀发生裂变。这种裂变一聚变二裂变的设计是非常巧妙的，用很少一点钱就能极大地增大氢弹的威力。从理论上讲——这也是使鲍林那样的科学家感到惊恐不安的原因之——只要简单地利用价格便宜且很容易得到的一点铀，就可以造出这样一种威力无比的核弹来。

用这种办法得到了后人所称的“铀弹”，其威力之大令人咋舌，其肮脏程度难以想象。铀弹的研制激起了新的一轮世界范围内激烈反对核武器的浪潮。

1955年7月，英国哲学家、数学家、和平主义者罗素，有感于比基尼岛试验所造成的放射性污染，拍案而起，公开发表了一份由他本人、爱因斯坦和另外八位著名科学家签署的反对核战争的声明——这也是爱因斯坦临终前签署的最后一份公开文件。当罗素来函征求鲍林的帮助时，鲍林正好有事在外，几天之后，他就致电表示赞成这一声明，因此，他成了这份声明的第十一位签署人。后人将这份声明称为罗素一爱因斯坦宣言。

“人们担心，要是有许多氢弹投入使用，那就会带来普遍的死亡——突然死亡的是少数人，多数人将在疾病和衰弱中承受缓慢的折磨，”这份宣言这样说道。“如果让我们选择，那么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将是幸福、知识和智慧的不断涌现。然而，我们会不会选择死亡，仅仅是因为我们无法忘记彼此之间的争吵？作为人类的一部分，我们向全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忘记其余的一切。如果你们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进入新的乐园的道路将畅通无阻；要是你们做不到，那么你们面临的将是普遍死亡的危险。”

宣言的用词使人想起了原子科学家紧急委员会的早期岁月。那时，科学家面对的也是威力巨大的新武器，一样的动机，一样的紧迫感，一样的感受。只有科学家将事实真相告诉公众，人们对核武器的厌恶才会带来有序的新世界。爱因斯坦的逝世，在献身于和平事业的科学家的精神领导这一问题上造成了一种真空。罗素只能在英国发挥自己的作用；在美国，就要由鲍林来举起这面旗帜了。

已经到了1956年，根据鲍林自己的估算，他用了一半的时间阅读和谈论有关核弹和放射性尘埃的资料。他专心致志地查阅政府的报告、有关核战争的书籍、关于遗传机理的科研文献以及人们对核武器试验的见闻等等，夜以继日地寻找着有关的真理。

原子能委员会发言人为了消除公众的担心，声称大家每天都处在自然界放射性的包围中，因为在地面上受到的太阳辐射和宇宙射线中，就有自然状态下的放射性同位素。他们说，在这种“基底辐射”的基础上，由于核试验而增大百分之一的放射量，对每个具体的人来说，其影响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无论怎样说，低剂量辐射与人类疾病之间有没有直接的联系，此时并没有任何过硬的资料。6月，原子能委员会总干事刘易斯·斯特劳斯在一次内科医生的会议上保证，到那时为止，所有核试验释放出来的放射性尘埃总量，使每一个具体的人受到的额外辐射量，并不比一次Ｘ光胸透更大。他说，有人声称，核试验污染了大气，将来怪胎会增多，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鲍林认识到，原子能委员会对有关资料的解释是片面的，因为它将重点放在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而不是放在总体的人群上。低剂量辐射对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影响不大——如果不对人口总体作测算，这种影响确实是微乎其微的。鲍林说，如果认为全世界每年发生的总共150万例胎儿畸形都是由自然界中的基底辐射造成的——作为遗传学证据，这是一个重要然而又是可以质疑的假设——那么，因核武器试验使其基底辐射增大1％，就会造成每年多生出来15000名畸形胎儿。个人承受的危险较小，但总体上累积起来就是15000名畸形婴儿，这一数字是触目惊心的。鲍林和另外一些人开始使用的就是这一类数字。

尽管原子能委员会不肯提供确切的资料，全世界的研究人员只好埋头于分析放射性尘埃的情况。这方面得到的信息越多，公众就越感到放不下心来。铀弹爆炸以后，其外层物质生成了各种各样奇特的放射性产物，其中一种则很快引起了美国公众的警觉：锶90。这是一种生存期很长的同位素，在原子试验以前，地球上从未看到过。锶90很像钙，因而就特别危险。研究人员很快就能表明，雨水穿过放射性尘埃落到地面，锶90就会被青草吸收，牛吃了这种草，就会通过牛奶传给人体，沉积在人体骨骼中，特别是正在发育的儿童骨骼中。锡叨一旦进入骨骼，就发生衰变，从而使周围组织受到辐射。在1956年这一年中，鲍林和另外一些科学家为千百万户家庭形象鲜明地描绘了儿童牛奶受到放射性污染的情景，给人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试验一枚核弹，不再是本国的事情；它的影响会随风飘散到整个世界的四面八方。

鲍林重新投身于政治活动，其范围已不只限于发表一些反对核武器试验的声明。他参加了科学社会责任学会。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组成的和平主义左翼团体。另外，他又重新活跃在人权领域，曾经签署了一份请愿书，敦促国会宣布1950年国内安全法违背了美国宪法；他还积极发起成立美国人自由公民委员会。1955年11月，他被召前往华盛顿，这一次是以友好证人的身份作证，在一个根据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力而成立的国会小组委员会前，说明他在护照问题上受到的种种阻挠。这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是长久以来一直反对麦卡锡的托马斯·赫明斯。

赫明斯的小组委员会召开了若干次听证会，鲍林的大名又回到了新闻媒体上（《帕萨迪纳报》的醒目标题是：“鲍林诉说国务院‘荒唐事’”），照例又引来了一系列反应。富尔顿·刘易斯是一家保守报纸的专栏评论员。与联邦调查局的关系很密切，他攻击鲍林的证词有偏见，因为他积极参加了共产党阵线的活动，并且历数了一长串这类活动的名称。第二个月，相对于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国会的另一部分中有一个名叫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的机构，它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美国共产党：是何物？干何事？——美国人必读的手册》。书中罗列了82名“共产党阵线最为积极的典型的倡导者”，鲍林是其中之一。看来，诺贝尔奖也决不是抵御政治迫害的挡箭牌。

鲍林还发现，加州理工学院董事会私下里捕前咕咕的抱怨，此时又一次演化成公开的咆哮。由于鲍林的缘故，两名董事会成员里斯·泰勒和赫伯特·胡佛已先后辞职；此时，约翰·麦科恩这位南加州国防工业方面飞黄腾达的人物，带头发难要求驱赶这个颇有争议的科学家。杜布里奇坚定地执行他一贯采用的方针：在公开场合，支持鲍林发表意见的权利——特别是在核试验问题上，杜布里奇本人对其军事上的价值也持怀疑的态度——而在私下里，对他手下这位桀骛不训的系主任施加压力，让他降低一下讲话的调门。

鲍林的朋友们又一次构筑了为他辩护的防线。在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上，哈罗德·乌雷称鲍林是一位“极其卓越而又正直”的人物。他还向公众揭露，鲍林曾因政治方面的原因被剥夺了由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处提供的资助。比德尔在加州理工学院校友杂志上发表一篇不同寻常的文章，为鲍林辩护。他称赞了鲍林的自主精神，痛斥安全和忠诚审查的制度。然后，他尖锐地声称：“加州理工学院有一位真正懂得学术自由含义的院长，为此我感到骄傲……董事会没有在疑心病前低头，我表示深深的感谢。”

甚至鲍林手下的办事人员也站出来为他辩护。其中有一位秘书到当地一家百货公司采购物品，与营业员聊天。当这位营业员得知她在为莱纳斯·鲍林工作时。问道：“您是为那个共产党分子干活的？”

“不，他不是共产党员，”鲍林的这位秘书答道。“如果说有人清楚的话，那我应当最清楚，因为我分管他的私人档案已经有好几年了。我在他的往来信件中，从来没有看到任何材料可以表明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她扔下了原想购买的东西，愤然离开了商店。

鲍林此时对这一切已经习以为常了，因此，对于杜布里奇关于学术责任之类的谈话也已经习惯。无论在私下里谈话，或者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说，他都说得非常清楚，他不主张政治上的急进冒险主义，也不打算在加州理工学院学生中散布左翼思想。与此相反，他劝学生们听一听亚里士多德的教导：“年轻人应当成为数学家，老年人应当是政治家。”

就这样，他坚持不懈地为了和平和结束核弹试验而奋力抗争着。

先天性白痴

鲍林政治活动的任务日益繁重，但他仍能抽出时间从事科学研究。他亲自掌管研究组蛋白质结构的课题，对核酸结构不时地提出一些修改的意见——他终于与科里一起，对沃森和克里克的双螺旋结构作出了他自己的贡献：在每一对碱基中增加一条氢键——同时，他最后完成了对教会实验室进行装备的艰巨任务。

多年来，他一直在谈论将化学应用于生物学研究可能会得到哪些发现。利用他创造的分子型疾病模型来解释镰状细胞贫血症就是一例。他在斯德哥尔摩时，甚至还听到有人议论，能不能考虑授予鲍林一个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以表彰他的这一成果。他非常清楚，镰状细胞的研究极为重要，肯定还有许多其他疾病的治疗可以得益于与此相似的分析。虽然依泰谱新近离开帕萨迪纳去国家医学研究院工作，他将非正常的血红蛋白这个课题带走了，但还有许多其他领域可以用分子模型进行研究。鲍林简要地考虑了一种攻克癌症的方法，但也估计到已有许多学者在这一领地上牢牢地扎下了根。他曾想到过肌肉营养不良症，然而他最终决定还是不碰这个课题为好。

1955年夏天，他找到了自己一直在寻找的事情。他以前曾经读过一些有关大脑生理的资料，特别关注具体分子参与大脑功能活动的方式。无意中他读到了对一种少见的生化缺陷的论述，这是由于氨基酸中苯基丙氨酸的新陈代谢失调引起的，血液和小便中可以找到这种物质以及其他有关的成分。不知何种原因，这种生化失衡现象就会导致思维障碍。这一疾病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苯丙酮尿症（PKU）。

鲍林读到这一材料后，马上就想到，这种情况是因为缺少一种酶而引起的，这种酶有助于苯基丙氨酸的新陈代谢。换句话说，苯丙酮尿症是一种分子型疾病。这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一个研究工作的切人点。也许他能够证明这是由于一种酶的缺失引起的结果，要是能将这种缺失的酶分离出来，就可进行专门的研究、“当然，不能奢望这类研究就能马上得到医治这种病症的方法——我们的主要着眼点是获取与大脑疾病的本质有关的基本信息，这对以后寻找新的医疗方法会有很大的帮助，”他在给表弟理查德·摩根的信中这样写道。后者当时是加州精神病治疗中心的一位统计师。

苯丙酮尿症将一种特殊的酶与一些严重的认知障碍性疾病联系起来了。一个新的非常广泛的研究领域敞开了大门：在分子学水平上研究精神性疾病。鲍林请摩根帮助做一些奠基性工作，他这位表弟则介绍他认识了医疗中心另外几位精神病专家。这些专家有可能向鲍林提供一些其他精神病患者类似的生化异常症状的资料。鲍林发现，精神性疾病在美国的所有住院病人中所占的比例也许有10％，然而谁也没有根据他建议的思路作过实验的尝试。利用他提出的分子型疾病的模型，很有可能对大脑工作的机理出人意料地作出重要的发现。

摩根在太平洋州立医院安排了鲍林与几位当地精神病专家的会见。这家医院是洛杉矶地区专门医治精神病的机构。鲍林的这次访问为自己提供了一次冷静思考的机会。他从一个病房走到另一个病房，住在那里的全是智力迟钝或有精神缺陷的儿童。有些小家伙患的是苯丙酮尿症和脂肪软骨营养不良症，也有一些少年存在着原因不明的智力障碍。鲍林一向认为人的思维能力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面对这么多人因失去这种能力而造成的后果，他在内心深处被深深地触动了。他看到，有些人的讲话和推理已完全失常，有些人的行为和动作则非常怪异，这些典型的生理症状反映了思维过程的内在功能已丧大。人类智力的丧失乃是一种可悲的现象，他相信，这是双螺旋受到损害或酶功能失凋造成的结果，这是构成分子的部件发生错位而给大脑带来的危害。他可以帮助找到这些情况发生的原因，他也许能够治疗或预防至少是其中某几种疾病。

这家医院收治的病人大多数是先天性白痴，当时人们就是这样称呼他们的。该院治疗部主任认为，这类病症是他们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传性缺陷引起的。他对鲍林说，这些父母本人也许完全是正常的，不过，可以从某些特定的外表将他们区分开来——可以看一看他们的耳朵、双手以及其他器官的外形。他还告诉鲍林，这同样是一个有待研究而且很有希望出成果的研究领域，他们医院中有几百个先天性白痴，而患有苯丙酮尿症的患者一共是14人。

鲍林看到了自己想看的一切。拜访这家精神病医院后不到一个月，他就起草了一份要求巨额资助的报告，请求福特基金会提供80万美元，以便在分子学水平上对精神病作为期七年的研究。一部分钱将用于寻找造成苯丙酮尿症的异常酶，最终的目标是创造一种诊治这种疾病的简单方法。另一部分研究工作将涉及到运用流行的尿分析方法检测这种疾病的病程；还有一部分钱将用来研究造成先天性痴呆和其他精神性缺陷生化异常的机理。

鲍林虽然没有争取到所需的数额，但他提出的资助要求仍然得到了慷慨的回报：第二年春天，他得到通知，福特基金会将向他提供为期五年总数为45万美元的资助。这是又一笔巨额的资助，也是将鲍林在化学上的观点推进到一个全新领域所作的又一次开创性努力，同时也是最新的一个证据，表明加州理工学院化学和化学工程系在世界上最具有高瞻远瞩的目光。

但是，全校引起的反应却异常平静。鲍林的研究组人员，新来的教师和学生，他们曾经帮助过他开展蛋白质研究，因而完全懂得鲍林正在做的事；但是，较早时候被诺伊斯雇用的那些教师，对此事却持嘲笑怀疑的态度。从这样一些智力迟钝的儿童身上收集尿样，这与化学有什么相干？这属于医学研究的领域，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为什么要在医学研究上多管闲事？诺伊斯曾经建造了物理化学的殿堂，而鲍林作为系主任却要把这座大厦毁掉，竟然将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花在那些愈来愈离谱的事情上。请看一下教会实验室工作场地安排的情况吧。那些宽敞的新套间全被用于免疫学研究以及现在即将进行的医学研究课题上，至于那些坚持科学核心领域中工作的物理化学家和分析化学家，只能拥挤在年久失修的盖茨实验室和克莱林实验室大楼里。在这些老资格的教职员心同中，鲍林打破了化学系的平衡。再说，其中还有一个个人品质的问题。鲍林雇用的许多人都服服贴贴地支持他研究的目标，善于独立思考的人都走了，捞到这些工作岗位的都是一些实验技术也懂一点然而决不是教授材料的人。另外，还有一些是左翼思想浓厚的医生，他们也被雇来认事他的医学项目的研究。在这些老资格的教职员眼里，在新近雇用的人中，只有一个人有真才实学，就是杰克·罗伯茨，这是一位在有机化学领域里正在升起的新秀，他十分熟悉核磁共振的使用方法。罗伯茨是这些老资格教授可以相处的一个新人。

化学系内部的抱怨反映到了杜布里奇的办公室，杜布里奇抱着同情的态度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他并不反对有关精神病研究的课题，尽管他也认为这是远离化学核心基础的研究。不过，他真的非常担心鲍林在化学系系主任这个位置上总体的表现。鲍林似乎不再关心他这个系的事情了。他在获得诺贝尔奖以后，似乎不再置身于加州理工学院里一样，几乎全部时间都用在全国各地的旅行，除了日程上已经排得非常紧张的政治性和化学学术性讲演外，现在还要去各式各样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医疗机构和团体作报告。而在这里的时候，他似乎有点不受控制了。此时，正值弗洛伊德主义及其繁复的分支盛极一时的岁月，许多精神病专家和心理学家都相信，精神性疾病的根子扎在患者的经历中，而不是扎在分子中。1956年5月，鲍林在美国精神病学会的一次全国性会议上发言，触犯了与会的许多听众：“我可以肯定地说，大多数精神病源出于化学。”接下去，他又特别以精神分裂症为例，认为这是分子失衡引起的结果。在此之后的提问阶段，他又承认还不能证明这一点，但他是凭自己的“直觉”进行工作的。

杜布里奇吃不准鲍林的设想是不是无的放矢，对于他的董事会来说，比这更为重要——而且更令人烦恼——的是鲍林所从事的政治活动。有些事情是无关紧要的，比方说，1956年，鲍林出现在《青年人须知》这一档电视节目中，他告诉美国青少年说，他所进行的科学研究使他怀疑上帝是不是存在。更为重要的是，他始终如一地不满核武器试验，而且反对的态度愈来愈激烈。到1956年年中，科学家已经普遍同意鲍林的观点，就是大气层中放射性增加是一件坏事——6月份，国家科学院发表了一份报告，称“放射性有一个安全剂量这一个概念是没有道理的，”这份报告特别警告说，长期的遗传性影响可能是锶90在骨骼中积淀下来的结果——但是，对于鲍林这样的观点，即这是对人体健康的一种重要的危险，当时人们尚未达成普遍的共识。国家科学院调查组尚未发现有确实的证据，可以说明放射性尘埃会引起白血病和其他疚病发病率上升，尽管他们得出结论说，不能排除放射性尘埃对平均寿命会产生微小的影响，但他们仍然一致认为，就对人体健康的危险而言，与医疗上Ｘ光照射相比，放射性尘埃算不了什么。

鲍林根据对动物所作的研究，收集了进行限定剂量的辐射而得出的有关数据，并对其进行统计学分析和推断。他反复对这些结果进行分析和修正，终于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每一次对试验总体增大辐射的剂量，都会缩短某一个体的寿命，不是引发癌症，就是导致“未老先衰”的现象。他计算了总体的平均值，得到了一个数据，就是每增大1伦琴的辐射量，平均寿命就要缩短两三个星期。他在后来所写的几十次报告和文章中都引用了这个数字。

他知道怎样进入报纸的大标题。有一天，他接到内华达州多诺帕市一名妇女打来的电话。她告诉鲍林，她认为，那里严重的放射性尘埃导致了她七岁的儿子生了白血病，并且夺走了他的生命，还有许多人眼睛病也与此有关，当地的报纸却拒绝刊登这一类观测得到的材料。鲍林受到这一电话的启发和促动，提笔写信给多诺帕《时代—繁荣报》编辑，附上了他对当地居民可能受到伤害的估计。在那个放射性尘埃积聚的地区，放射量增加了5伦琴，当地居民的平均寿命大约要缩短3个月，鲍林这么说。他还告诉编辑，将这个数字乘上当地的人口数，你就能作出估计，这些核试验剥夺了内华达人的寿命总共是一千年。这一项估计终于进入了报纸的大标题。鲍林还提醒一位进行调查的新闻记者，注意一下内华达受放射性尘埃影响的地区癌症的发病率。这些内容后来都在全国性媒体上进行了报道。

大多数科学家都套用国家科学院提出的口径——放射性尘埃有危害，但危害不严重——鲍林再次发现自己受到人们的嘲讽，被人看作为喜欢吵吵闹闹瞎起哄而且有点歇斯底里的少数派领袖，利用放射性尘埃问题作为实现明显的政治企图和达到和平主义目的的工具。只有在反对核武器试验的少数激进分子的眼里，鲍林才是一位真正的英雄。

在另一方面，竭力主张增强国防的人则变本加厉地强化了宣传的攻势。他们一再向公众保证，放射性尘埃是安全的。原子能委员会主任斯特劳斯，还有他的首席科学顾问、受人尊敬的放射物理学专家威廉·利比，到处宣称核试验对基底辐射的增加是微不足道的，并且故意缩小锶90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他们凭空设想了这样一个问题让人们选择：一方面，人类中为数极少的几个人健康将受到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有待于验证，也许完全是可以忽略的；另一方面，停止进行核试验，美国在军备竞赛中甘拜下风，然后让共产党独霸全世界。为了给自己的论点增加更多的份量，他们还用冷战式思维强调了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俄国人的地面部队比西方国家要强大得多，只有美英两国的原子武器才能够遏制他们。如果停止核试验，西方社会就会丧失这一重大的军事优势，赤色的潮水就会压过来。

这一类公关宣传是非常奏效的，它成功地将建议中止核试验的鲍林式人物与反美亲共的立场联系起来了。这种宣传使阿德莱·斯蒂文森在1956年秋季争当总统候选人的计划落了空，因为他主张停止这类核试验，并且将其作为他竞选的策略之一。此外，这种宣传也使大多数反对核试验的科学家封起了自己的嘴巴。“对于政府某些压制的行为，大家已漠不关心，这是颇为令人吃惊的事，”鲍林在1956年对一位作电视采访的记者说。“据我的估计，十年以前在谈论时事，特别是谈论原子弹问题以及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人，十人中只有一人仍然敢于讲话，其余的人都闭上了嘴。”

那么多人后退了，鲍林也就成了全国范围内反对核试验的带头羊。他到处发表讲话，通过尽可能多的渠道，对微量辐射可能带来的影响宣传自己的看法。他对放射性尘埃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作出了令人震惊的估计，进而还论述了对今后几代人可能造成的危害，从而有力地驳斥了原子能委员会所作的保证。一些政客和记者重新开始对鲍林的信誉进行攻击，但是，鲍林依然精神抖擞，整个身心再次投入到这场伟大的斗争。到那时为止，谁也没有表明鲍林对核试验给人类健康造成的危害所作的统计分析是错误的。要是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他是决心要斗争到底的。

爱娃，琳达，鹿窝牧场

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人，离开了家——最小的孩子克莱林现在也上大学了——爱娃·海伦对鲍林的影响更大了。她现在始终陪伴在他的身边，出外时也形影不离，为他润色每一次讲话，帮助他树立信心，强调他作为一名全国的知名人士，其重要性与日俱增。爱娃是鲍林最亲密的朋友，也是他政治上的良师，鼓励他勇往直前的伙伴。她的观点对鲍林产生的影响，比成百上千政治家、行政长官和报刊评论员对他的影响还要大得多。他俩的关系经受了艰难时世风风雨雨的考验，他们携手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同享成功带来的喜悦。这一切都使他们彼此之间更加心心相印了。

爱娃此时也有时间从事政治活动了。她现在能更加主动地帮助鲍林在某些问题上更加完善他的看法，鼓励他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各种各样的活动，使他关心和注目的视野更加广阔和清晰。此时，鲍林仍然是这个两人世界的发言人，仍然由他公开地表达两人共同的情感。不过，对于他应当说哪些话，爱娃无疑是一位重要的指导者。当然，爱娃本人一直没有这样说，一直到后来她才承认这一点，她的话说得很简单：“我想我向他介绍了一些他也许一时没有看清的事情。”

在鲍林获得诺贝尔奖以后，他俩开始到乡下找一个地方住下来，也许要靠近海边的某个地方。在那里，两人可以单独在一起，逃避帕萨迪纳的工业烟雾和压力。他们驱车飞驰在洛杉矶和旧金山之间婉延曲折的海滨公路上，周围是名为大苏尔的崎岖多山的丘陵地带。一幕幕如画的风景映入他们的眼帘，犹如置身在与世隔绝的桃花园世界。他们在紧靠公路的一片高高的山坡上停了下来。眺望远方，是浩瀚的海洋，俯视脚下，是一块呈山角状的巨大陆地，它伸展到广阔的水域中，满山遍野一片郁郁葱葱的美丽景色，实在是一个理想的地方。山脚下流淌着一条小溪，靠近海岸有一所小屋。“这可是一块完美无假的宝地，”鲍林对妻子情不自禁地说。

他们发现，这儿原先是放牛的牧场，面积一共是122公顷，可供出售。他们找来了地产商，和他一道沿着牧场的一条土路，在布满车辙的路面上颠簸着开车下山。他们在牧场上走了一大圈，感到很满意。这座小屋建造于上一个世纪之交，里面仍然保留着一具巨大的木制炉灶，还有一些用了很久的家具；另有一间风雨飘摇的谷仓。牛群在牧场上自由自在地溜达，旁边还栓着两匹马。鲍林夫妇一下子就迷上了这个地方。

他们用鲍林得到的诺贝尔奖金将牧场的一切全买了下来，其中也包括那具木制的炉灶。他们将这个地方改名为“鹿寓牧场”。从此开始，他们要尽量抽时间到这里生活。这里，是他们两人的避风港，反正连一部电话都没有，可以待上整整一星期而不见第三个人影。这里，他们可以栖息在一片高高的岩架上，下面是大海，浪涛拍岸，海风呼号，小鸟惆瞅，除了这些大自然的声音外，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使他们分心了。鲍林可以聚精会神地思考一个个问题，不用担心受到别人的干扰，爱娃则在厨房里一心烘烤她的面包。有时候，两个人手搀着手，在牧场的草地上长时间漫步，谈论着那些说不完的往事。

孩子们算是长大成人了，但仍不免让人操心。1956年夏天，照例经过了一番周折，鲍林又得到了前往欧洲的护照。公开的理由是在罗马举行的一次典礼上作主题发言，纪念伟大的化学家阿佛加德罗的百年忌辰。当然，鲍林顺便也需要关心一下孩子们的情况。

彼得新近与一名姑娘结了婚，鲍林夫妇从来没有与她见过面。彼得在卡文迪什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现已到了最后的阶段，此时他正因为碰到了困难而发愁。鲍林停留的第一站是英国，在那里他要和肯德鲁谈论有关的情况。通过交谈，鲍林清楚地感到，他的第二个儿子在蛋白质研究领域里不会有多大的作为，结果，彼得转学到伦敦大学无机化学专业继续进修。

琳达的问题甚至更麻烦。她1951年开始在里德学院上学，不久，她就从一个娇小姐变成了一名自由自在的大学生。这个学校是位于波特兰的一所规模不大的文科大学。琳达在那里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对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了新的看法。“我发现自己的确难以理解这些年轻人，”鲍林向一位朋友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琳达在里德学院毕业以后，动身去英国探望彼得。父母原以为这是一次短暂的旅行，不料她却留在彼得那里不走了。她从彼得的朋友那里受到热烈的欢迎。这是一群年轻而又爱好聚会的美国籍学生和博士后研究者，其中也夹杂着少数很有意思的英国青年。开始时，鲍林每月寄给琳达100美元作为生活费，后来看到她无意回家，就直接寄去了一张飞机票，命令她马上回国。她却把这张飞机票退掉了，兑成了现钞；继续留在那里，并且还在一对夫妇家找到了一份活。男主人名叫弗朗西斯·克里克，他的妻子叫奥迪尔。琳达在他们家帮助熨烫克里克的衬衣，并负责照顾他们的几个小孩。这家所住寓所的名字叫“金色螺旋屋”。每当夜幕降临后，琳达这位来自异乡的美国姑娘，柳腰细身，一头金发，成了剑桥社交场合众人注目的中心。她年轻美丽，独自一人在欧洲闯荡，周围男友云集，其中至少有一位可以称得上是她的未婚夫。她曾经匆匆忙忙赶赴英格兰，与一位动物学教授会面，与他和另一位朋友在爱丁堡的一所尖顶小屋里度过了几个星期。后来，1956年春天，她终于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安顿下来了，不时地听一些艺术类课程，有时则泡在咖啡厅和博物馆自娱。

1956年6月，两年多时间里没有与父母见面的琳达，终于在罗马与父母会合了。“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爱娃在琳达来到的那一天日记上写道。作为父母，他们对女儿近年来的作为很不高兴，但又不想让过去的事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关系。琳达注意到鲍林收到了意大利共和国的通知，邀请他参加纪念阿佛加德罗的隆重典礼。她陪同父母在意大利各地游览观光了一个月。他们下榻于第一流宾馆，在最高级的餐厅里用餐。然而，当他们开口要女儿一道回到帕萨迪纳的时候，琳达一口回绝了他们。她在意大利又停留了一个月光景，然后，钞票逐渐用光，再加上患了严重的呼吸道感染，她不得不踏上了归国之路。

琳达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身体逐渐康复。鲍林夫妇尝试了新的办法来对待女儿。从琳达回家的那一天起，他们故意让她经常与鲍林的一个研究生长时间待在一块。这是一位聪明俊俏的青年，专业是地质学，名叫巴克莱·卡姆。一直到1957年夏天，琳达才真正安下心来：她住在家中，白天在加州理工学院科里手下干活挣钱，有时候也为卡姆做晚饭。鲍林高兴地注意到，卡姆“往往在我们家不想离去”。两人有意作媒，事情也就成功了。1957年的一个阳光艳丽的日子，鲍林手挽着琳达，当着两百多位来宾，缓缓穿过他家梅德尔寓所面前的草坪，将她领到卡姆跟前——此时，卡姆已是地质系助理教授——就这样，卡姆和琳达结了婚。

请愿的权利

1957年的一年里，由于政治活动和广为人知的精神病研究，鲍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忙碌了。在他的办公桌上，邀请书堆积如山。都是要他去作报告，谈论化学、医学和核武器等方面的问题。邀请单位有中学、妇女组织、医院、大学、学术机构和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纽约市教师联合会给他发奖，表彰他为教育界争取自由的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罗斯威尔·派克纪念会聘请他担任该会顾问委员会成员；美国医疗化学家协会授予他名誉会员的称号；国家科学基金会为理科教师拍摄了关于化学键的彩色科教系列片，请他担任特邀的佳宾。与此同时，他开始修订《化学键的本质》一书，另外还要安排在夏天再访欧洲。

鲍林一如继往，主张禁止核武器试验，并一再重申放射性尘埃会给人体带来危险，这与罗素和另外一些人的努力是不谋而合的。这些活动似乎正在发生一定的影响。3月，日本政府派遣了一位放射性专家去世界各地游说，呼吁禁止这一类核试验。4月，英国工党警觉到锶90的数量在不断上升，因此开始在禁试方面采取一系列行动。尼赫鲁向世界正式呼吁，支持禁试活动。德高望重过着独居生活的内科医生施韦策①，一生都在非洲中部为百姓治病，也在电台里向全世界发出呼吁——鲍林将其称为“一份伟大的文件”——要求公众行动起来禁止核试验。世界基督教联合会、西德联邦议会和罗马教皇都齐声要求停止核试验。

①施韦策（Albert Schweitzer，187l—1965），德国神学家、哲学家、管风琴家、赤道非洲传教医师，获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着有《文化哲学》、《使徒保罗的奥秘》等。

他们的呼声得到了英国原子科学家协会发表的一份报告的支持。根据这份报告的估计，每次试验百万吨级的核弹，就会有一千人死于由此引起的各种疾病。鲍林又将这一证据向前推进了一步，在芝加哥举行的一次集会上，他告诉在场听众说，他对放射性尘埃作了测试，由此得到结论，由于核武器试验，有一万个人将会死于白血病。如果保持当前的试验水平，那么由于遗传变异而生病的比率将会上升1％。原子能委员会发言人比尔·利比得知这一数据后立即致函鲍林，想知道鲍林是在哪里得到这一估计数字的，信中还加上了一句：“我在有关的武器试验问题上负有非常严肃的责任，因此我渴望知道我们是否犯了什么错误。”鲍林回信说，他这些意见是在一次演讲后回答听众提问时随口说出的，利比可以查阅他公开发表的报告，他曾根据对食物链中锶90的含量所作的估计进行过计算。

对辐射引起伤害的程度进行估计，当然不能把话说死。况且，有关数据都是根据初步的科学调查测算出来的，出于特定的政治需要，完全可以用扭曲的方式作出不同的解释。“这一领域里的估计值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具有不确定性，”鲍林在1957年写道，“但我认为，我们应当从最坏处看想，决不能用最好的可能性麻痹自己。”为了引起全国上下各方面人士的注意和重视，鲍林通过各种渠道，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不厌其烦地将他这种从最坏处着想的观点广为宣传，几乎使其达到了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地步。

原子能委员会使用的是同样的数据，但强调了与之相反的极端，只谈少数人可能面临的风险，目的是向公众保证，核试验带来的危险性并不比戴普通的夜光手表更大。

事实上，两方面都是正确的。但是，鲍林基于总体的统计数据而得出的估计——核试验将会导致成千上万个婴儿患有先大性毛病——对公众的影响更大。1956年秋天，大多数美国人还不赞成禁止核试验，然而到了1957年春天，几乎有三分之二的人认为，要是其他国家也答应，就应当禁止核试验。

鲍林感到风向已改变，因此，5月15日，他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一个纪念日集会上，发表了一篇火力很猛的反核演说。他谈到了变异基因与镰状细胞贫血症和苯丙酮尿症之间的联系，并将这种变异现象日益增多的危险与放射性尘埃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同时还引述了施韦策的呼吁。他对与会听众说：“我相信，谁都不应当成为完善核武器这一研究项目的牺牲品。”此时，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结束时，他引用了他本人非常喜欢的一段富兰克林①话：“如今，真正的科学正在取得飞速的进步，有时候我甚至后悔自己生得太早了。我们无法想象一千年以后人类征服自然界的力量是多么强大。天哪！但愿道德科学能够得到理性的发展，以至人与人之间不再进行你死我活的争斗，人类最终将学会做真正的人，尽管他们今天还不够格。”在场的师生员工都站了起来，长时间地欢呼和喝彩。散会后，听众将鲍林围了起来，他们急切地希望知道自己可以做哪些有益的事。

①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美国政治家和科学家。曾参加起草美国独立宣言（1776），出使法国（1776—l785），缔结法、美同盟，与英国签订承认美国独立的和约，参加制宪会议（1787），研究大气电（1746－1747），发明避雷针。

那天晚些时候，鲍林与另外两位志同道合的教师聚在一起，拟定了一个计划。其中一位是物理学家康顿，另一位是生物学家巴里·康门纳。鲍林在全国各地与人们交谈，得知科学家对核试验的危险已形成共识，然而许多人不敢讲话，因为政府对不同政见人士采取了压制的方针。原子能委员会故意缩小核试验危险的策略也在公众的心目中造成了错误的印象。

鲍林在康顿和康门纳的帮助下，决定采用请愿的方式呼吁停止核试验，让大家听到科学家的声音。三个人各自起草了一份请愿书，然后又一道商量，决定采用鲍林的行文比较简明、语气也比较温和的文本寄出去，标题是“美国科学家致政府和世界人民的呼吁”。

“我们，在下面签名的美国科学家，郑重建议，现在就签订一份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国际协定，”这就是呼吁书的开头语。在接下去的五小段文字中，说明了核试验的长期危险是使遗传变异现象增多（行文有意不提一些更有争议的影响，如癌症等）；警告人们注意核扩散的危险；建议将禁止核试验作为裁军的第一步。呼吁书结尾部分称：“我们和全国同胞一样，深切地关注所有人的福祉。作为科学家，我们知道其中的危险，因此有特殊的责任让大家也了解这种危险。我们认为，必须紧急行动起来，立即签订一个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国际协议。”

那天晚上，他们将原稿重新打印，油印了好几百份，然后寄给他们认为有可能签署的科学家。短短一个星期时间，他们就收到二三十个人的签名，其中就有马勒①，他是全国最受尊敬的遗传学家之一，也是放射性具有遗传变异作用的发现者。这还仅仅是个开始。鲍林将这件事情带回帕萨迪纳。在此，他在爱娃和另外一些志愿者的帮助下，又将请愿书抄写了几百份，寄给全国各地的大学和实验室。几个星期之内又征集到两百多人的签名。

①马勒（Hermamn Muller，1890—1967），美国遗传学家，认为基因是生命的基础，证明X射线可诱发突变，获1946年诺贝尔医学奖。

鲍林欣喜若狂。在这些签名的人中，包括了国家科学院五十多名院士，有些人还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相当多的人是重要的遗传学家。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也有一些人避免表态。有些学者不喜欢呼吁书中某一具体的观点，有些学者则认为，科学家一般来说应当置身于政治之外。但是，总体的反应令人鼓舞地表明，美国科学家反对核武器试验。6月3日，鲍林向媒体发表了请愿书，同时向联合国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发送了抄件。

十年以前，为了禁止原子能用于军事目的，曾经发生过一场争论。从那时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得到如此多的科学家热烈的响应。鲍林这份请愿书的影响是非常惊人的，一夜之间成了全国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政府官员和报刊评论员都急于弄清楚禁试辩论中出现的这一突发事件到底意味着什么。鲍林抓住这一时刻，使这一事件更具戏剧性色彩，他在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医学节目中告诉从事采访的记者，放射性尘埃在今后20代人中将会给20万名儿童带来精神障碍或身体缺陷，100万人将会缩短五到十年寿命。

很快就有人起来贬低鲍林的请愿，并对请愿书作者散布怀疑情绪。请愿书正式发表后几天，艾森豪威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告诉记者：“我已注意到，有许多例子表明，有些科学家似乎喜欢离开自己内行的专业领域，参与这场有关核试验的争论，看来，很像是一次有组织的事件。”美国报刊的保守派专栏作家和负责撰写社论的编辑非常敏感，‘有组织的事件”就意味着“受到共产党的驱使”。格罗夫斯将军谈到鲍林的专业时说：“除了他获得过一次诺贝尔奖以外，我真不知道他心怀何种目的。我决不会请足球教练谈论如何管理一支重要的棒球队。”

接下来的一步也就可想而知了。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众议院会议上诋毁鲍林为苏联宣传；几天以后，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传唤鲍林，要求他说出请愿书背后有没有共产党组织撑腰。“能有机会在这个问题上帮助我们在华盛顿的一些代表受到一点教育，本人将乐于奉陪，”鲍林这样对记者说道。华盛顿的政治论坛却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与此同时，参议员克林顿·安德逊和林登·约翰逊正式举行原子能问题的联合听证会，他们不希望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主席詹姆士·伊斯特兰德在他们的问题上插手。在安德逊与伊斯特兰德“摊牌”以后，鲍林到国会出庭的事就无限期地拖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