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上午，鲍林来到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办公地点，这时离开被营救的时间还不到24小时。他失踪的消息曾透过新闻报道传到四面八方，他的研究组成员人人都非常担心。此时，他们在鲍林的办公室门上，挂上了“欢迎鲍林博士归来”的条幅。有一位秘书还亲自烘烤了一盒蛋糕，上面裱糊了一个玩具男子悬在崖边的景象，下方水中是一个游泳的美女。当鲍林来到时，响起了一阵短时间的欢呼致意声。鲍林看了一下蛋糕，和谁都没有搭理，退自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并随手关上了门。这一小群聚集起来欢迎他归来的人顿时感到很愕然。一会儿以后，办公室门下送出一张小纸条；鲍林要求取消他当天的课和所有的约请。

谁也不知道应当怎么办。鲍林的女婿卡姆也和大家一样，就在不远处。大家把他叫来后，向他说明了情况。卡姆轻轻地叩了一下鲍林办公室的门，然后走了进去与鲍林谈了一会儿。有些情况很不妙。鲍林似乎非常清楚周围的情况，就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卡姆决定带他回家了。

回家的路上，鲍林一言不发。爱娃料理他上了床，他仍然是一声不吭。他的保健医生给他检查了身体，对大家说，悬崖事件给他带来的惊吓使他处于一种神经非常紧张的状态，没有什么大病，躺在床上休息几天，一切都会正常的。

那几天是鲍林一生中最为奇特的日子。大多数时间里，他都一声不响地躺在床上，听凭爱娃照料自己。琳达带着他刚生下不久的小外孙来看望外公，鲍林哭了起来。这是第一次有人看到他情绪上这么脆弱，他完全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

挂在悬崖上的那一夜炸开了他一直封闭得紧紧的内心世界。多少年来，他所经受的痛苦，情感上受到的伤害和屈辱，从他父亲去世到被迫辞去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主任职务的种种经历，对自己人格的每次政治攻击，刺痛身心的每一件事情，曾都被他深深地埋人心底。他忍气吞声，一切都置之度外。他强压怒火，不让自己的情感受到伤害，但是，实际上他还是受到了伤害。在加州理工学院，在华盛顿，在新闻媒体上，他的自尊心已受到伤害，他的人格受到了污辱。他对谁都没有显露自己的这种感情，也许只有爱娃是唯一的例外。这一切，虽然他都全部咽进了肚子，但毕竟未消失。许多令人不快的往事，曾经被他严实地隐藏在心口，现在，经过吊挂在悬崖边的骇人经历，满腔苦水就一下子倾吐出来了。

在那些日子里，鲍林一生中第一次成了多愁善感的人。这是一种恢复平衡的手段。情绪一旦得以宣泄，心清也就舒畅了——事实上，他也没有把这一切怎么放在心坎上，最重要的是，经过40年训练和实践，他已成了一个理性主义者，他不想让自己跌人情感冲动的陷阱。因此，几乎是出于本能，他很快就摆脱了情绪波动的状态，恢复了往日的平衡。这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也是避免痛苦的一种方式。

这一经历反而起到了治疗的作用，给了他一个非常需要休息的机会，释放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使他恢复了自制的能力。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中，他开始与人谈话，下床走动，阅读报纸，对《化学键的本质》作一些修改的工作，并且写了几封信。看来，他不久就可能恢复正常的生活，开始考虑作几次已经答应下来的重要报告。

2月13日，他在公众场合露了面，这也是他悬崖遇险以来的第一次。他在好莱坞的一次小型集会上谈论了放射性尘埃和国际性协议的问题。那一天早些时候，法国在撒哈拉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了参加原子俱乐部的第四个国家，也是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暂停核试验以来向大气层散发放射性尘埃的第一个国家。由于这是西方挑起的行为，苏联人立即宣布他们不再遵守不进行核试验的保证。

为了对付这一突如其来的形势，鲍林再次以全副精力从事宣传和演说的活动。在整个春天，他一共向大小不同的种种团体作了四十多次重要的讲话。这类团体包括：自由论坛与和平组织，基瓦尼斯俱乐部和“扶轮国际”分社，中学生组织和教会团体，等等。尽管法国进行了试验，苏联人发表了威胁性声明，日内瓦会谈在几个月时间里似乎仍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艾森豪威尔看来已下定决心在他卸任以前签署一个文件，因此，在5月份东西方首脑在巴黎举行最高级会议时，很有希望消除掉最后几个障碍。

然而到5月初，会议又不欢而散。属于最高机密的美国U－2型飞机在俄国上空被击落，对艾森豪威尔来说，这可是奇耻大辱，因为他以前曾发誓不再举行这一类飞行。这也扼杀了在巴黎高峰会议上最后签订禁试协议的任何机会。原子能委员会的麦科恩和特勒乘国际谈判破裂之机，施加了新的一轮压力，要求进行新的核武器试验。公众舆论的钟摆又开始摆动，这次倾向于对苏联人采取更加强硬的路线，甚至主张拖延签订部分禁试的条约。

对鲍林来说，U-2事件进一步证明了美国在禁试谈判中充当了顽固坚持对抗的一方，这个国家似乎总想找茬将事情搞糟。这就无异于阴谋策划让冷战的阴风继续刮下去。此时，鲍林演讲的中心内容不光停留在核武器的恐怖上，而且也涉及到他看到的军界工业集团如何支配美国政策的情况。这一集团的头目是特勒，还有鲍林所称的“为数很少但颇具影响的一小撮人”，他们聚集在特勒的周围。“世界各国的军国主义者、实业界大亨、氢弹科学家和政客正在不遗余力地寻求一种继续进行冷战的办法，目的是要把本国的意志强加在世界各国的头上。”他还说，这个由军国主义者和实业界大亨组成的集团“就是我们的敌人”。

5月中旬，鲍林和爱娃驱车前往伯克利，准备在那里发表更多的演说。他们从电台中听到消息说，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一个审判团预定在旧金山开庭，在市政厅外面引来不少人举行强烈的抗议，其中多数人是学生。他们还听到了记者描述现场的情况，说警察使用消防龙头和警棍驱赶示威者，抗议活动演变成一次小规模骚乱；现场一片混乱，到处是高声尖叫的学生，许多人被揪着头发拖到囚车上。当夜电视台就播送了这一场面，美国公众普遍感到很震惊。

鲍林感到非常激动。在他看来，任何反对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行动都是好事。但是，这一次抗议有美国大学生参加，意义就更重大，因为在整个50年代，这个群体在政治上一直是不够活跃的。旧金山骚乱实际上标志了一个新的反政府学生运动的开始，这也是在新左派的发展过程中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第二天，鲍林按预定计划去联合广场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说。会后，为了声援学生的正义行动，他和爱娃一起加入由成千上万名抗议者组成的纠察队。大批人聚集在市政厅外，高呼口号反对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抗议政府粗暴对待学生的行径。鲍林对记者说，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不讲道德，应当解散。他又补充说：“最近几年里，美国学生在集会抗议、游行示威或参加政治活动方面是相当迟钝的，我认为，现在美国学生开始觉醒起来了，这确实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情。”

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

6月，鲍林在东海岸进行和平演说的巡回活动。期间，他在华盛顿对爱娃非常喜爱的一个妇女团体发表了一次讲话。这个团体的全名为争取和平和自由妇女国际联盟。会后，他被崇拜他的与会群众团团围住，她们感谢他作了一次令人振奋的演说，希望得到他的具体指导，并把一些资料交到他的手中，其中有剪报，即将举行活动的通告，还有一首专门为他写的诗歌。鲍林对大家表示感谢，然后将大多数材料塞进了自己的衣袋。一直到他回到下榻的旅馆房间脱下外衣时，他才将这些材料从袋里倒了出来。然后，开始阅读这堆乱糟糟的资料。突然，他停了下来，就在这些会后塞给他的材料中，有一张是传票，命令他到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的一次执行会议上出庭。他不得不两次查看具体的日期。他必须在星期一，也就是6月20日——后天的上午到场。

用这种方式给人送传票，确实是出人意料的事。不过，来自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的这一类干扰，已经不是罕见的事了。鲍林先前领教过这个小组委员会。它是在1951年由参议院发起成立的，为的是配合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活动，那时，后者已经以反共著称。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先后由一系列保守派人士担任主席，在50年代曾经上演了一幕幕轰动全国的听证会丑剧，矛头直指外事局、青年组织和电视行业中共产党的影响。这个小组委员会曾在1956年将鲍林列为赞成共产党纲领的主要人物之一，并在1957年威胁要传唤他到小组委员会回答几个问题，说清楚有没有共产党人在背后支持他反对核试验的请愿活动。最近，这个小组委员会的代理主席托马斯·托德又威胁说，要是健全核政策全国委员会不将内部赤色嫌疑分子清除出去，就要举行一次听证会来弄清是否这个组织受到共产党影响的情况；用鲍林的话来说，这一组织的领导人诺曼·库辛斯已经“屈服于”托德的淫威，开始对其成员实行一种本质上是忠诚审查的措施。这一决定导致了这一组织的领导层发生了分裂，使这个全国最大也是最有影响的和平组织陷于瘫痪的状态。据鲍林的估计，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与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完全是一丘之貉，这也是政府腐败的又一个实例。

然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出传票呢？最为明显的根子是托德。托德是一个很不一般的参议员，来自康涅狄格州第一批民主党人中的一个。看来，他想方设法要在全国范围内为自己争得一种独特的地位，无论如何要人们记得他原先是一名传统的自由党保守派人士，现在已不同寻常地一身而二任，而且他还来自于一个北方的州。他积极参与参议员的竞选活动，大声疾呼反对苏联人，支持研制特勒所说的“干净的炸弹”。他很快就成了民主党中拼命叫嚷要继续试验以保持美国强大的人。当他被提名为担任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代理主席一职时，他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一个机构，对健全核政策全国委员会和其他反核团体进行调查和攻击。鲍林自然就成了他下一个目标。

托德的做法还受到小组委员会研究室主任本杰明·孟德尔的鼓励。孟德尔以前是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高手，从1951年起就对鲍林作过跟踪的调查，鲍林成了他得意的目标之一。他在1957年曾受小组委员会的指使传讯过这位持不同政见的科学家；出于政治的考虑，这一做法并没有成功，但他仍在搜集鲍林反对核武器活动的材料。在鲍林于1958年公开他发起的世界科学家请愿书的内容后，孟德尔曾给小组委员会首席顾问朱尔斯·索怀恩写一封便笺，其中提到：“您也许已经注意到，这一文件中有一条消息，其大意是，莱纳斯·鲍林运用共产党惯用的方式越过美国政府行事，关于这方面详细的情况传讯鲍林，一定是很有意义的。”

在孟德尔给托德审阅鲍林的档案时，这位新任参议员很快就断定，鲍林很可能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曾征集过铁幕背后的签名来为他1958年请愿书壮声势。虽然这次请愿活动已过去两年，但鲍林谴责美国军国主义的言论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据托德的推理，如果真要恢复核试验，就一定要表明鲍林这类人物的活动是共产党“和平攻势”的组成部分。托德对健全核政策全国委员会的攻击已经收到了成效，审查鲍林必将成为对这类和平团体的又一个打击，也许还有助于在选举年里增强民主党坚决反共的声望，托德批准了传讯鲍林的行动。

他并没有料到他会得到怎样的结局。

鲍林在看到这张传票后，马上就打电话给威林。第二天，威林就来到华盛顿。在鲍林居住的旅馆房间里，两个人商量了好几个小时。从传票所用的语言来看——要求鲍林出证，“就共产党人参加或者支持的禁试宣传活动，以及共产党或共产主义阵线的活动，提供你所了解的情况”——两人一致认为，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一定会利用有关鲍林的全部档案，特别是麦卡锡在以前用过的指控材料。但在接到通知后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要制定一种对付的策略，而且又不清楚托德具体会问些什么，确实是一件难事。鲍林和威林以前都经历过这一类事情，两人都知道，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一个人进行政治迫害，既可以损害这个人的名誉，又用不到提供任何证据。托德使用的是钓鱼上钩的策略。如果不想成为他的战利品，唯一的办法就是反过来将他置于受攻击的地位。他们认识到暂时只能使用鲍林在护照问题上用得非常成功的战术：通过新闻媒介开展一次强有力的宣传攻势。

在预定出庭的前一天，鲍林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他对每位赶来的记者们说，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的传讯，明显的用意是要切断公众了解核试验信息的渠道，实质上也是对人权的侵犯。这是鲍林公开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而开出的第一炮。

鲍林和威林到达听证会现场时，得知听证会将延期一天举行，理由是参议院正在开全会。他们还得到通知说，第一次听证将以行政会议的形式进行，并且不对新闻界和公众开放。这是在公开举行听证会以前，允许小组委员会搜集和筛选有关信息而经常采用的第一步。

鲍林和威林很快就感到，他们决不能接受这样的安排。两个人心里都清楚，私下里开庭，小组委员会就可以一手操纵新闻的发布，因此就能控制舆论界，从而也就夺去了鲍林手中最为锐利的武器。他们立即与有关方面交涉，坚决要求进行公开的听证。

小组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读到了第二天上午《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一篇社论。社论严厉批评了托德，认为这是“非常愚蠢的政治骚扰”。小组委员会经过秘密磋商，同意听证会公开。参议院办公室新大楼的听证室大门打开了，争取和平与自由妇女国际联盟的积极分子在爱娃带领下，蜂拥而入。不管还会发生怎样的情况，鲍林至少得到了对自己持同情态度的听众。

银发满头的托德击槌宣布听证会开始。首先，他要鲍林放心，表白“我们在此并无敌意，对你根本就没有敌意”，并说“我个人对你就没有恶意”，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这次听证会“都不是要折磨你，或者骚扰你，或者找你的麻烦”。到此时为止，鲍林和威林的策略还是起了作用的。

接着，鲍林宣誓作证。小组委员会顾问索怀恩让会议立即进入正题。此时，鲍林为什么出现在这一场合就变得非常清楚了，索怀恩提问的中心只有一个：要是鲍林没有一个很可能是共产党的大型组织撑腰，怎么可能征得那么多人在他向联合国提交的请愿书上签名？鲍林身着整洁合身的西服，彬彬有礼而又无可挑剔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

他是否愿意向小组委员会提供几份请愿书签名人的名单？可以，尽管他没有这个义务；至于这些人的名字嘛，小组委员会应当是知道的，在联合国那里就不难搞到。

他是否愿意向小组委员会提供他曾发信征求签名的人的名单？愿意，而且他乐意这样做；一旦回到帕萨迪纳，找到这些人的名单，就可以提供。

他是否愿意向小组委员会提供那些帮助填写请愿书的人的姓名，还有那些签名不止一次的人的姓名？此时，鲍林迟疑了一下。“我感到自己有义务关心曾为这次请愿服务过的人，”他说。“我担心他们也会像我在这里受到的对待那样，被传讯到这个小组委员会来接受审查。”他问为什么要提这一要求。托德答道，在实际送交联合国的请愿书上，发现了有些不一致的地方。举例来说，他手头就有一封信提到，鲍林声称在送交联合国的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数，与那里实际收到的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数不符，因此他想给鲍林一个澄清这一点的机会。鲍林认为这一说法没有道理，他可以肯定自己所说的那个数字就是实际送交的数字。（鲍林是正确的；托德从他手下人那里得到的信息有误。）

索怀恩再次要求鲍林说出那些帮助散发请愿书的人的姓名。威林与鲍林私语了一会，然后要求暂时休庭。两人走出所证室后，谈了起来。鲍林感到，自己应当坚决拒绝交出请愿书散发者的名单，否则的话，小组委员会肯定会向其中一些人发出传票，调查他们的背景和信仰；鲍林认为，要求提供这些人的姓名，这与当年那个麦卡锡要求提供名单如出一辙，鲍林决不做那样的告密者。但是，威林警告说，一定要认识到这样做你将面临的后果：如果抗拒提供小组委员会所要的资料，他们就可以指控你蔑视法规；如果小组委员会坚持这一指控，他们就可以判你坐牢。为了避免直接回答这一问题，法律上有过的唯一先例是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但是，鲍林说，要是因为个人可能受到牵连而拒绝回答有关问题，我就可能马上被人认为自己有罪。我不想援引第五修正案，到底还有没有别的策略？两个人一起决定采用一种比较冒险的方案。鲍林将不引用第五修正案，而是援引第一修正案有关言论自由和请愿自由的权利，拒绝回答上面的问题。到那时为止，援引第一修正案为自己辩护，尚无击败“蔑视国会”这一指控的先例。威林对鲍林这样说，但是，我们可以试一试。已经没有太多的其他事情可做了，至于第一修正案，对新闻媒体来说，总是值得欢迎的。鲍林和威林在匆忙之中拟好了一份书面的声明。

听证会重新开始，鲍林戴上他的半边眼镜，开始向小组委员会宣读声明：“请愿书的散发是我国民主进程的重要内容，如果废除或阻挠这一做法，那就无异于向警察国家迈进一步。无论小组委员会可能就有关人员的名单将起怎样的作用向我们作出怎样的保证，我确信有人会利用它来报复这些热情奔放、理想远大、精神高尚的和平人士。”他的声音被爱娃组织来的听众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索怀恩提醒鲍林说，拒绝回答可能导致蔑视国会的指控。有一位参议员还针锋相对地问他是否知道维拉德·厄普赫斯的案子。厄普赫斯是一位大学教授，曾因拒绝回答类似的一个问题，而被判了一年徒刑，此时正在狱中。鲍林知道这位参议员想要对他说些什么，然而，他不予理会，照常回答其他方面的问题。他断然拒绝了小组委员会的要求，不肯供出帮助他散发请愿书的人。

托德告诉鲍林，他必须在8月9日以前交出这份名单，随后，听证会就结束了。

鲍林在听证室中，自始至终显得彬彬有礼，通情达理，但在听证会结束走到大厅过道上时，他当着记者的面大发雷霆。他的请愿行动“没有受到共产党的启发”，他对记者说，“是我启发了他们”。他攻击托德和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说他们企图扼杀言论自由和向政府请愿的自由。“你们是否认为有人对我指手画脚——威胁我呢？是我自己拿的主意！如果我想要碰碰机会，我就会义无反顾。”

全国各地的报纸都刊登了鲍林的讲话，同时还配发了数量惊人的一大批社论，对鲍林表示支持。到1960年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隶属于国会的一些调查委员会多年来以国家安全为由，肆意践踏证人的权利，将调查变成了一幕幕公开上演的闹剧。这些委员会的顾问可以毫无顾忌地凭一纸传票，传讯他们想要调查的人，诋毁被调查人的名誉，将他们投入公共的论争，并且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种种声明。被传讯听证的人被迫出庭，被迫回答一个个没完没了的问题。

麦卡锡滥用权力，曾经引起公众反感；现在，鲍林敢于违抗托德的行动，促使人们更加深切地感到，必须约束和规范这些调查委员会的行为。几乎每一家全国性大报都在社论专版上对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作了愤怒的谴责。《檀香山广告报》称：“既然美国的官方政策都要停止核试验……这样的调查就实属多余了。”托德的故乡康涅狄格州《哈特福特时报》说：“鲍林博士是听凭良心办事的，参议院干涉就毫无道理了。”得克萨斯《奥斯丁美国人报》说：“当我读到鲍林博士不愿向这个专横拔扈的委员会低头时，我的血液沸腾了，我为他感到莫大的骄傲。”《华盛顿邮报》称：“敢于向权势挑战，正义才能伸张，鲍林教授就为这一点提供了一个光辉的榜样。”甚至顽固坚持反共立场的《时代》周刊对鲍林的态度也有所软化，对托德把这样“一种怪人”招示公众的决策感到不解，说什么“天真地向左派献媚使此人成了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只有少数几家报纸，大多位于美国南方腹地的几个州，才对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表示支持。

眼看可能遭到彻底失败，托德开始泡制一系列长篇文章，反驳攻击他的报纸，历数鲍林与共产党有暧昧关系的种种活动，要人们相信他要求知道有关人的姓名是完全清白正常的。但是，他在着文、论争和干劲方面，根本就不是鲍林的对手。6月21日夜里，就在他参加小组委员会听证会后几个小时，鲍林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和平人士举行的一次盛大集会上，号召听众写一封公开信给托德，“就说你们都不希望我因为蔑视他而进监狱，”此时，他的讲话激起了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第二天上午，他向全国广播公司《今日》节目的电视观众陈述了他受到政治骚扰的详细经过。他又开始撰写一系列文章和信件专门介绍自己的案子。声援从四面人方涌来，许多素昧平生的人纷纷寄来捐款，帮助他偿付法律诉讼的费用。

威林经过努力，将听证会推迟到10月，以至鲍林和爱娃可以继续到各地发表演说。小组委员会发出的威胁似乎使他们更加精神抖擞了。7月9日，他俩一起在洛杉矶领导了一次群众性“要求裁军的步行”活动，一共吸引了四千多人参加——这是大多数洛杉矶人看到的第一次抗议游行。随后，他们又赴欧洲作短暂访问。两个人横穿欧洲大陆，多次向许多听众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后来，他们又在日内瓦停留，先后与美国、英国和苏联等国的大使就禁试谈判问题举行私人会谈。托德的行动不但没有消除鲍林的影响，反而促使鲍林在人们的心目中显得更为重要了。鲍林的日内瓦之行特别令人鼓舞。鲍林注意到，大使们一个个都向他保证，他们已接近于达成协议，这就使他更有信心和决心继续进行影响公众舆论的活动。

8月，鲍林回国。他与托德展开了另一条战线的斗争。他向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提起法律诉讼，要求法官作出公开判决，认定他有权拒绝小组委员会的无理要求。这样做的法律根据是：小组委员会的要求，不但与调查无关，而且构成了无理的搜查和扣押。除了援引第一修正案外，又加上了第四修正案，同时还利用了政府的司法部门与国会滥用权力的行为作斗争，实在是一项高明的法律行动。但是，结果并不成功。在地方法庭上，政府律师争辩称，作出有利于鲍林的裁决，“将意味着任何立法程序的终结”，因为每一个参加听证的证人在接受调查前都可以跑到法院起诉。8月下半月，法官决定，鲍林的起诉不予受理，因为这是立法机关的事，司法部门不宜插手。鲍林和威林不服这一决定，又提出上诉。

与此同时，鲍林继续利用公关手段增大压力。每一次讲话他都要攻击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成千上万封信件开始向托德和他的参议院同事们袭来。有些信件上有几十个人签名，甚至还有几百个人签名的信件。在鲍林请愿书的诞生地——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一百多名教职员工联名签署了一封抗议信；宾夕法尼亚大学有17名教授也联名写了一封信。帕萨迪纳的居民和加州理工学院教职工寄出了上百封信件。还有从世界各地传来的抗议，从德国、日本、挪威、墨西哥、英国、印度，从诺贝尔奖得主、全国有名的和平人士和普通百姓，都传来了正义的呼声，齐声称赞鲍林“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严励谴责侵犯这位“身陷麦卡锡主义囹圄的美国伟人”的粗暴行径。

整个夏季和初秋，托德一直疲于奔命。一方面，他要应付外界的种种诘问，另一方面，又要检查关于6月份鲍林出庭听证的总结报告准备的情况。当鲍林读到那份报告的清样时，他的精神更加振作起来了。托德打算将这份报告定名为“共产党的渗透与压力集团的利用”。鲍林将这份清样与听证会油印记录作了仔细的对照，发现他的证词中有些内容被删去了——他感到，这是经过编辑整理的材料，因为被删去的内容对他有利——再说，参议员们可以将他们自己所说的话重新整理，而鲍林却得不到这样的机会。鲍林在读完这份报告以后，从中得到证据表明，托德是故意提出一些问题来误导公众的。举例来说，托德将鲍林声称送到联合国的请愿书签名数与实际签名数作了对照，此时鲍林已从联合国搞来一份完整正确的请愿书文本——证明他报告的数字是正确的——这一文本在举行听证会的那一天就已经放入档案。类似的情况还有，索怀恩曾经暗示，鲍林出于某种原因，隐瞒了俄国人曾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事实，但从小组委员会掌握的文件中已清楚说明，鲍林并没有这样做。

这一切，以及还有另外一些事——“你知道都是虚假的，”鲍林在给托德的一封用于更正的信件中写道，他曾被要求对自己的证词负责——现在，鲍林确信，托德和他的小组委员会并没有采取诚实的态度。于是，鲍林又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他指控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对他进行政治骚扰，他还将其斥为“在美国和美国人民脸上抹黑的行为”。

“无论用哪种方式，我们迟早还将为这样的事忙碌一阵，但我们对最后结果并不感到特别担心，”爱娃曾对一位朋友这样说道。“然而，莱纳斯的才华浪费在这种事上，实在可惜。”

夏天将过，托德受够了鲍林的气，决定用他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论坛上开始反击了。看来，说鲍林蔑视国会，这个罪名很难成立——况且，还需要全体参议员的一致通过，但许多参议员已从下属选民那里收到过有利于鲍林的信件——不过，他也有别的办法让鲍林尝尝他的厉害，他要向全体国民揭发鲍林的真实用心。他手下的人开始将鲍林有共产党嫌疑的活动汇总成一份过硬的材料。

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为鲍林举行的第二次听证会日期定在10月11日。在此之前，公关战斗达到了高潮。鲍林打算在报纸上用半版篇幅刊登广告，详细阐述托德对他骚扰的经过，要求所有美国人帮助消除国会几个委员会的“越权行为以及推翻宪法与人权法案的行为”。《纽约时报》以其中含有诽谤性文字为由，拒绝刊登这则广告，但《华盛顿邮报》将这篇文章登了出来。托德则发表了另一篇长文进行反击，辩称他的做法只不过是“基于名誉和理性要求对方合作而已”。鲍林要求听证会延期举行；托德一口予以拒绝。争取公民自由紧急委员会也刊登了一则广告，在上面签名的有上百位自由派人士；托德吩咐手下工作人员一个个审查这些签名的人，看看有没有人与共产党有牵连。《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将小组委员会这种追查鲍林的行动称为“常规的骚扰政策的一部分”；托德则主动向他认为能够影响公众舆论的人寄去了6月份听证会的书面记录。

10月10日夜里，鲍林在他下榻的华盛顿旅馆外面，收到了一张传票，命令他第二天上午出庭，并要他携带所需的签名记录和转发的信件。

听证室被记者和旁听者挤得水泄不通。其中就有爱娃，她衣着整洁端庄，头戴一顶帽子。但是，小组委员会的座位却空在那里。托德是唯一的一个在10月11日听证会上露面的小组委员会成员，其他委员似乎个个都有要紧的事需要他们亲自去处理。但是，缺乏支持好像并没有使这位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心烦意乱。他在宣布开会以后，宣读了一篇长达12页的声明，辩称他进行这次调查是光明正大的事。读了6页之后，他问鲍林和威林，要是他就此打住，让声明的余下部分记录在案，他们是否介意。威林表示同意，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他这份声明在正式发表以前，得让鲍林有机会阅读并作出必要的答复。接下来，托德立即转入实质性提问阶段。你有没有带来所需的签名原件？鲍林已经带在身边，一共有好几卷，且已用红色封面装订成册。

然后，听证会重要的一幕开始上演：你带来了请愿书散发者名单的书面材料吗？

鲍林还来不及开口回答，听证室后排座位上站起来一个很难形容的男子，高声宣布自己就是协助散发请愿书的人之一，并称他因此而感到十分自豪。鲍林回过头来想看看是谁。全场突然响起了一片掌声。此人名为赫伯特·杰赫尔，本地的一位大学教授。他先向托德深深鞠了一躬，转过来又向听众弯腰致礼，然后就坐了下去。鲍林会心地笑了起来。

鲍林然后转身面向托德，回答了他的问题。“我不想让这些人成为小组委员会进行政治报复的对象，”他说。“我本可以同意这样做，使自己得到保护，但是，我必须首先保护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人。”他仍拒绝提供散发者的名单。

这一时刻，人们预料托德会站起身来，指控鲍林蔑视国会。会场上鸦雀无声，大家都在屏息等待将会发生什么结果。然而，预料的高潮并未出现。托德只是简单地说，“很好，”然后对他的首席顾问索怀恩使了一个眼色。

这第二次听证会的真实企图终于显露出来了。鲍林不会背上蔑视国会的罪名，但也得不到新的机会充当自我牺牲的英雄。接下去又将是老一套的忠诚调查。索怀恩一句也没有询问散发请愿书的事，却不厌其烦地查问鲍林作为共产主义事业支持者的详细背景。你到过东柏林吗？你是否会见过罗森伯格？你有没有参加旧金山抗议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活动？

中午休会时，鲍林在大厅里碰到了一个怒气冲冲的年轻人。他对鲍林说，应当将鲍林驱逐出境。鲍林回答道，那可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他本人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没有地方可以去。

下午，索怀恩又提出了一系列索然无味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荒唐可笑的——你是否清楚，在你的请愿书上签名的苏联科学院院士中，有些人是共产党员？有些问题则别有所指，全是为了证明鲍林已腑首听命于共产党的目标和意图，并且与他们一鼻孔出气。你是否知道，在你的请愿书上签名的人中，有一个日本人汤川秀澍博士，他曾得到过列宁奖金？不，鲍林回答道，他只知道秀澍博士得到过诺贝尔物理学奖①。你是否支持过马丁·卡门在申领护照问题上的斗争？根据调查，他曾向俄国人传送秘密情报，因而被剥夺了出国的权利。鲍林回答说，他参加了这一斗争，然而，他提醒索怀恩，卡门已经得到平反昭雪，且已恢复名誉，他打赢了这场官司，后来又重新领到了护照。正如《纽约时报》专栏撰稿人穆雷·肯普顿指出的那样，表面上看，鲍林是在“接受审查，然而，大家心里明白，他根本就不应受到审查”。

①汤川秀澍（1907—l981），日本物理学家，曾任京都基础物理研究所所长（1953—1970），提出一种使核结合在一起的核力理论，预言介子的存在，获194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下午的会议上，威林搞到了托德那份开场白的全文，了解到后面六页对鲍林进行了直接攻击，在“与共产党控制的组织关系暧昧或支持共产党活动”的罪名下，罗列了二十几个鲍林有过联系的可疑团体的名称。在中午休会期间，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就向媒体散发了这份声明。看来，参议员托德心里在打着算盘，这一次，鲍林肯定只能充当为自己辩护的角色了。

听证会在沉闷拖沓的气氛中缓慢进行。索怀恩询问了鲍林有关三十多个团体和二十五名个人的情况。采用的仍然是好莱坞式装模作样的岁月里沿袭下来的那套标准的程式和节奏：你认识在你的请愿书上签名的某某先生吗？你知道某某先生曾被指控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共产党阵线组织的一名成员吗？你曾是某某组织的一名成员吗？你是否知道，某某团体曾被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列为共产党阵线的一个组织吗？这一切，实在是全凭联想来扼杀个性的一种训练，极尽诋毁之能事的一幕闹剧！

经过五个小时的听证，这幕闹剧总算收场了。托德大步走到鲍林跟前，说，“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是不是？”鲍林转过身来，根本就没有理睬，径直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