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战分子奖

鲍林又可以扬眉吐气了。新闻媒体打到护林小站的电话泛滥成灾，鲍林从中了解到事情的经过。就在部分禁试条约生效的那一天，挪威议会所属的诺贝尔奖委员会史无前例地宣布，同时颁发两个诺贝尔和平奖：一个奖给鲍林，算是前一年（1962年）的和平奖，因为当年没有颁发和平奖，委员会也未作说明；另一个奖是1963年的和平奖，奖给了国际红十字会。

这一消息来得太突然，鲍林思想上根本就没有准备。他整整用了四个小时向从世界各地来到护林小站的记者诉说自己惊喜交集的心情。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非常高兴，因为他为和平所做的事情总算得到了认同。有一次他在与记者会见的时候，突然间插进了一个陌生人大声讲话的声音：“上帝保佑您，鲍林博士！”护林员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他们正在举行庆祝会，这方海岸线附近的人都像他一样感到很兴奋。

美国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并不是没有先例——马歇尔①本奇②50年代就曾得到过诺贝尔和平奖——但这一次很特别，铸成了一条大新闻。当鲍林挂断电话回到自己的小屋时，媒体已经开始热炒这件大喜事。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成群结队飞抵蒙特里和圣西农赫斯特城堡的小型飞机场，接着又租车南下风尘仆仆地来到这个远离城市的牧场。鲍林夫妇看到这一情况，感到还是开车回到帕萨迪纳去更好些。

①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lshall，1880—1959），美国陆军五星上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任陆军参谋长（1939－1945），后任调解中国内战的特使（1945—1947），国务卿（1947—1949），国防部长（1950—l951），提出“欧洲复习计划”（即“马歇尔计划”），获1953年诺贝尔和平奖。

②本奇（Ralph Johnson Bunche，1907—1971），美国国务院官员，联合国创始人之一，1947年任联合国托管部主任，后升任副秘书长，在调解国际争端方面有贡献，获1950年诺贝尔和平奖。

当他们抵达家里的时候，发现许多记者已经在爱娃的花园里搭起了帐篷。摄影机在不停地摇转，摄影灯光在闪烁，一批批电报从四面八方飞来，电话铃声不绝于耳。鲍林来不及喘一口气就举行了一次简短的记者招待会。会上，他首先感谢诺贝尔奖委员会，然后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次获奖也许能在美国促使争取和平的活动成为受人尊敬的事业。随后，他推开簇拥在身边的记者，试图尽快摆脱这一切，脚踏实地回到现实的生活中。

鲍林心头充满了喜悦。多少年了，因为参加争取和平的活动，他曾经受到多少人的指摘、谩骂和压制。现在，他总算洗清了不白之冤。既然世界用这种方式承认了他工作的价值，怎么还会有人说他是受人指使走上了迷途呢？他和爱娃谈论这一点时，又领悟到了另一层意思：历史上谁也没有获得过两次由一人独享的诺贝尔奖。爱娃很快就指出，居里夫人就获得过两次，但鲍林说她有一次是与别人共享的，而他的两次奖都是他一人独得的。

至少从字面意义上可讲，这两次奖都是他一人独得的。不过，鲍林当然也同意一些祝贺电报的说法，认为爱娃有资格共享这项诺贝尔奖，而且爱娃本人也不讳言她无愧于分享这一荣誉。“我们将这一荣誉看作为一个明证，证明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爱娃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同时又谦和地提到了自己在鲍林的政治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您当然清楚，我丈夫原本希望不声不响地待在自己的实验室中搞他的科学研究。但是，人比科学真理更重要……”每次发表有关这次诺贝尔奖的声明，鲍林总会非常细心地提到，这也是对罗素所做工作的承认，是对全世界各地反对核武器的和平人士所作努力的承认。

然而，话虽这么说，这个奖毕竟还是他得到的。在鲍林的眼里，这比他获得的任何其他奖励更珍贵。“我得到了诺贝尔化学奖，只是因为我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且做得比较有成效……况且那时我心情很舒畅。那时我正在做的事，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我可以做而且也喜欢做的事。因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获得诺贝尔奖，那当然不错。不过，我已经说过，我总是要做一些事情的，”他对采访他的一位记者这样说。另一方面“我曾经作过五百次讲演，谈论放射性尘埃，谈论核战争，谈论在大气层停止核试验的必要性，谈论最终消灭战争的必要性。您知道，我并不喜欢作这类讲演……我在做的事是我不感兴趣的事，只是出于道德和信念的驱使，我才这样做。在某种意义上我是逼出来的……因此，当我在1963年得悉我已被授予诺贝尔奖时，我感到我们作出的牺牲还是值得的。”

诺贝尔和平奖使鲍林回旋的余地增大了，光奖金就是五万美元——相当于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三年的工资——他和爱娃立即筹划利用这笔钱建造一个现代化的新家，以取代鹿寓牧场那所陈旧的小屋。

同时，他离开加州理工学院的打算也更加坚决了。

鲍林回到帕萨迪纳那一天中午，当地报纸刊登了杜布里奇对他这位杰出而又使人头疼的教授最近获得的荣誉所作的反应：“诺贝尔和平奖是对鲍林博士长期来百折不挠的努力给予的崇高奖励，他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揭示了核战争的危险以及达成禁试协议的重要性，”这位加州理工学院校长说。然而，他接下来加上了错误的一句：“尽管许多人不赞成他使用的某些方法和从事的某些活动，但这已清楚地证明，他对世界舆论具有重大的影响。”

鲍林正要找借口离开加州理工学院，杜布里奇的声明使他下了最后的决心。在鲍林的心目中，作为两度获得诺贝尔奖的唯一在世的人，一直以学校为家，这就使学校在国际上的知名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杜布里奇的反应却是强调许多人认为他的“方法和活动”是错误的。找不到个人表示祝贺的词句，丝毫没有显示出学校的自豪感。爱娃在读到这份声明时，几乎肺都气炸了；琳达打电话到校长办公室，“用非常生气的语调”痛斥杜布里奇对待她父亲的态度。

加州理工学院其他人的反应则各不相同。鲍林研究组的人一个个笑逐颜开，他们在鲍林的办公室上挂上了一块标语牌——“鲍林确定了和平竞赛的步伐”——大家兴高采烈地聚集在一起，畅饮香槟酒，共享大蛋糕，纷纷向鲍林表示热烈的祝贺。科里比谁都更清楚，鲍林为了履行自己对和平事业的承诺，在科学研究方面曾经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因此，他走进鲍林的办公室，默默地与他紧紧拥抱在一起，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情景啊！

但是，化学系和校方却出奇地平静，难得听到几句祝贺声，而且其中夹杂着一种敷衍的味道。更没有迹象表明要举行任何一种庆祝会。

社会上对鲍林得奖的反应也有很大的差异。许多左翼小报，也有几家大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华盛顿邮报》，都表示祝贺。然而在主流报刊中，大多数一反往常而持批评的态度——在一般情况下，它们对诺贝尔奖新得主总会极尽吹捧之能事。有些报刊发表社论说，要讲谁有资格得奖的话，那就是肯尼迪，他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坚持强硬的立场，教训苏联人：他们最好和美国坐下来谈判。肯尼迪用美国人所喜欢的方式赢得了和平：逼对手乖乖地就范。而鲍林却相反，采用了姑息养奸的办法，正如《纽约先驱论坛报》所称，他“只知道举着标语牌反战”。《芝加哥论坛报》和《华尔街日志》说，给鲍林发奖，实际上是对美国亲共运动的奖励。卢斯①办的那几家杂志就更不像话了。例如，《时代》杂志竟然借用鲍林这次得奖的机会，罗列了与鲍林发生过联系的共产党阵线组织的名单；《生活》杂志发表了一篇用心极为险恶的文章：“举止怪癖的鲍林博士，作为化学家也许是出类拔萃的，但他那些荒诞不经的政治观点却从来就没有受到美国舆论认真看待过。”该文最后得出结论说，这个奖“对美国来说是非常严重的污辱”。在获奖消息宣布以后的几天时间内，鲍林不但没有受到这些杂志的吹捧，而且他不得不亲自拿起笔杆给卢斯写信，“表示我本人的气愤和对贵刊的蔑视”。

①卢斯（Henry Robinson Luce，1898—1967），美国杂志发行人，创建了《时代》、《财富》和《生活》杂志，是美国新闻史上最有势力的人之一。

鲍林担任过美国化学学会的主席，因此他曾期望这一团体会向他表示祝贺，但是，他又一次失望了。美国化学学会的学报对得奖的事冷眼相看，实际上采取了不予理会的态度，仅仅在一期的封底印一小段文字隐隐约约地提到了这件事，

鲍林对许多人不约而同采取的冷漠态度感到很意外，因而在感情上受到了伤害。但是，他和往常一样，咽下了这口气，行动上显得很爽快，装出了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然而，他在内心深处却很不平静。得奖时喜出望外的心情，很快就为失望忧郁的情绪所取代。无论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在加州理工学院，人们对这一消息的态度深深地刺痛了鲍林的心。对此，他迅速然而是有点莽撞地作出了反应，并且因此而改变了自己生活的航向。

10月18日，离开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正好一星期，鲍林在他的梅德尔寓所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在摄影机不停地转动和摄影时发出的咔嚓声中，宣读了一份事先准备的声明：他将要请假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到“民主制度研究中心”任职。这一中心位于圣巴巴拉市，是专门研究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一个出谋划策的智囊机构。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一口否认他与加州理工学院之间存在着“裂痕”；他说，他到另一个地方谋事，反映了他个人权衡轻重之后的选择，而且在得奖之前就已有打算。他突然宣布提问结束，请各位记者退场。

若干天以前，也就是杜布里奇的言论刚刚见报的时候，鲍林就通知化学系主任罗伯茨，说他打算永久离开加州理工学院——“不无遗憾”，他在给罗伯茨的书面报告中写道，“我毕竟与诸位同仁在此度过了41年多难忘的岁月。”——罗伯茨赶紧向杜布里奇转达了这一消息。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曾经有些不大了解内情的人试图出面调停这件事，看看能不能留住鲍林——甚至鲍林也一度希望杜布里奇亲自出面劝他留下来——但是，杜布里奇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他正想一劳永逸地拔去这一根刺，而且似乎不愿再把此事拖延下去了。

除了鲍林的家人和校方少数人之外，鲍林的记者招待会使学校里其他人都感到十分意外。化学系大多数人，包括与他在一起干了四十年的人在内，都是从报纸上得知他要离开学校的消息的。接着，化学系迅速地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会上，鲍林请在他的研究项目中工作的人放心，他们一定会得到照顾，他已经作好安排，让他们在加州理工学院继续工作，一直到他的研究经费用完为止。

随后，突然间，他的人就不见了。

学校里多数员工都感到愕然。杜布里奇却不动声色，一切照常在运转，似乎鲍林从来就没有在学校里工作过一样。他除了简单地敷衍几句，代表学校对鲍林的声明表示遗憾外，没有作出任何别的反应。几个星期以后，德尔布吕克和他在生物系的几位同事——这些科学家清楚鲍林的最新研究所具的价值，并且支持他反对核试验而进行的活动——设法诱使鲍林回来参加一次小型的聚会，庆祝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次聚会是在科克霍夫实验室和教会实验室间的平台上进行的，与鲍林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时举行的盛大庆祝会相比，确实有相形见细之感。许多生物学家到场了；相当多的化学家却没有露面。与会者都装出了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但整个下午都笼罩在黯然神伤和若有所失的气氛中。对鲍林是如此，对加州理工学院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鲍林从加州理工学院离职后几个星期，一直忙着搬家前往圣巴巴拉的事。他还告诉美国化学学会，他要退出该组织。

尽管媒体作出了消极的反应——也许正出于这一原因——鲍林现在更加有名了，他能够在化学领域之外找到谋生的岗位。合众社投票将他评为1963年科学界的头号新闻人物，和平运动人士则鼓励他竞选总统的职位，至少是参加参议员的竞选。

鲍林仍能确保自己是一位媒体关注的人物。4月下旬，在华盛顿举行了纪念国家科学院百岁华诞的庆祝大会，鲍林又在会上出风头，公开抨击肯尼迪新近宣布派人登月的计划。他将这一登月计划称作为一项“可鄙的”举动。他说，用于回答一个有关月球的问题所需的金钱，可以用来回答成千上万个有关人体健康的重要问题。《华盛顿邮报》在第一版上引述了他的讲话。鲍林这篇讲话有可能给国家科学院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投上阴影，为此，第二天，大会主席弗雷德里克·西兹感到有必要找一个机会让鲍林与记者分开。他将鲍林拖到一个房间里，向他说明，在这样一个专门用来庆祝科学成就的场合，无论如何要避免对政府作攻击。鲍林同意，为了科学院的利益，他可以不再说话。当他们回到现场时，一位记者问起，“西兹博士有没有训斥您一顿？”鲍林看了他一会，笑了起来，反过来问，“谁敢呢？”

人们可以鼓励他去干什么，但谁也不能指手画脚强迫他。62岁之际，鲍林开始离开他干了40年的行当，向他亲自设计和筹建的实验室告别，辞去了他曾担任过主席的专业学会，从头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就是他对这一切所持的看法。但是，在许多人眼里，鲍林似乎砍倒了自己的精神支柱，在未来的十年中，他将过起漂泊不定的日子。

又见奥斯陆

1963年余下的日子里，鲍林夫妇仍然是忙忙碌碌的。爱娃在圣巴巴拉跑遍了大街小巷，终于在环境幽静的蒙特希多地区热泉路上找到了适合他们居住的一幢小屋。房前是一个漂亮的花园。于是，他们开始制订搬家的计划，两个人决定，他们在帕萨迪纳的房子将不拿到市场上出售，而让琳达和卡姆搬过去居住。爱娃和鲍林还与一位建筑师谈过，他们希望在鹿寓牧场造一幢新房子。此外，他们又忙着准备在12月份出访挪威，去参加诺贝尔奖授奖仪式。

11月下半月，鲍林和全国人民一样，得知肯尼迪总统遭到暗杀，几天之内，一切事情都停了下来。在国际政策上，尽管鲍林与肯尼迪存在着意见分歧，但他仍然赞赏这位年轻总统办事果断的作风，赞赏他邀请自己到白宫作客的宽阔胸襟，赞赏他明知有意见分歧而仍对他以礼相待的潇洒气度。“我喜欢肯尼迪，”鲍林后来说道，“尽管我与他曾经吵过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每次讲话谈到世界和平的事业，鲍林总要主动赞扬肯尼迪在签订禁试条约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当鲍林一行抵达奥斯陆时，肯尼迪暗杀事件对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鲍林一家从飞机上走下，一群记者和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官员上前迎接，唯独不见美国官方的代表。美国使馆借故说，他们正处在悼念总统的悲哀中。然而，在人们的记忆里，诺贝尔奖得主的祖国不派代表去迎接他们得奖的公民来挪威领奖，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对此，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加纳·贾恩感到很恼火，然而鲍林却采取了不屑一顾的态度，认为这是美国国务院又一次作出的冷战姿态，他已习以为常了。

鲍林在周围群众的热烈欢迎中，喜笑颜开地告诉大家，他的四个孩子和孙子莱纳斯三世也一起来了。他们打算在三天的时间里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观看火炬游行，聆听一系列演说。

颁奖仪式是在奥斯陆大学的节日大楼里举行的，到场的人很多。鲍林在领奖时作了一次简短的发言，表示荣誉也属于爱因斯坦、罗素和“其他成千上万”为和平事业辛勤工作的人。结束时，还特别提到，有一个为正义事业奋斗的人有权与他共享这一项奖励：爱娃·海伦。“在争取和平、反对压迫的斗争中，她是一位不知疲倦并永远鼓励我前进的伴侣和同志，”他对在场听众说。“我在这里，代表她，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庆祝活动过后，鲍林一家没有马上回国，他们又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几个国家进行了观光和旅游。他们在奥斯陆与朋友们一起过了圣诞节，欣赏了瑞典和挪威冰天雪地的风光，然后到达哥本哈根庆贺新年。1月初，他们飞回纽约。此时，全世界和平人士总算找到了时间组织一次集会向鲍林致意。这次活动是由罗素、库辛斯、施韦策和另外几十位知名人士共同发起的，地点是在游艇饭店的大舞厅。大约有三千人到会，其中有来自匈牙利、锡兰、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印度尼西亚的大使，还有来自加拿大、阿尔及利亚、巴西、苏联、以色利、印度和挪威的官方代表。这么多人济济一堂，听到了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科马吉将鲍林比作为一位古雅典公民。他说，这些古雅典公民像鲍林一样，“懂得幸福的秘密在于自由，自由的秘密在于有一颗勇敢的心。”那一天晚上，鲍林用他的诺贝尔演说词将会议推向了高潮，结束时，会场中长时间响彻着暴风雨般的掌声。

这是激动人心的宏大场面，但是，经过漫长的旅行再来参加这样的会议，对体力可是个考验。鲍林像年轻人一样处处显示出精力充沛的样子——他在这次集会以后，又在美国东部拖着疲乏的身体作了一系列讲演——但是，没完没了的活动，生活的沧桑造成情绪的紧张，终于把他拖垮了。有一次，寒潮袭击纽约，鲍林夫妇不得已在雪地里徒步一英里才回到下榻的旅馆，两个人都得了感冒。等到他们结束讲演的旅程时——他们每到一处都要会见许多人，并且喜欢看到有大批热情的听众——感冒已经转化为严重的鼻炎。

2月份，他们回到加利福尼亚，此时，两个人都已经精疲力竭，生病了。接下来，又开始张罗着搬家，开始了新的生活。

圣巴巴拉

“我们忙死了，”爱娃在1964年夏天给一位朋友写信说。“性子又急，恨不得一下子把许许多多事做完。再说，搬家移居圣巴巴拉，任务比我们原先预料的要艰巨得多。”爱娃刚刚将东西搬出梅德尔寓所，琳达和卡姆就搬了进去。孙儿孙女，大大小小的箱子和包裹，来来去去的人，一切都乱作一团糟。到了圣巴巴拉，将鲍林的书和个人物品一样样塞进较小的房子，又是一件苦差使。此外，他们还得制订出在牧场建造新房子的规划，到许多地方去讲课，尝试着在一个新的小镇上定居。

诺贝尔奖带来的热闹场面开始平静下来。鲍林夫妇发现，圣巴巴拉是一个非常令人失望的地方。在洛杉矶，他们培养了一批自由派人士作他们的后盾，在此则一时还找不到那么多的支持者；洛杉矶是一个特大型都会，而在这个孤城小镇上，不免有些闭塞沉闷的感觉。“看来，这是一个相当偏僻的地方，”爱娃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们十分想念所有的老朋友。”

民主制度研究中心与鲍林原先的想象也不一样。这一机构是福特基金会为共和党创办的，宗旨是“促进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规定的个人自由的原则”。为了实施这一比较含糊的纲领，该中心已经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会，推出了若干出版物，并且召开过几次正式的会议。

换句话说，口头上已经谈论得很多了。鲍林之所以对民主制度研究中心感兴趣，原因就在于这一机构是由哈钦斯①领导的。哈钦斯原先是芝加哥大学的校长，一位受到鲍林尊敬的自由派重要人物。鲍林曾希望利用这一中心以及它那些智囊式人物，最终将各方面力量集结在一起，实现他多年来为之奋斗的目标：在科学的基础上建立起道德的体系，借助于这一体系，就像科学家回答自然界问题那样，回答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一个个问题。他本人就在笔记本中这样写道：“我所设想的战略步骤是：（1）分析世界性问题；（2）确定一些基本的问题或了解遵循的原则；（3）讨论这些原则并决定其取舍（决定采用的原则就将构成一种道德的体系）；（4）运用这一体系，一步一步地引出一系列定理，这类定理就是关于这个世界应当采用的结论。”

①哈钦斯（Bobert Maynard Hutchins，1899—1977），美国教育家，芝加哥大学校长（1929—l951），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员主席（1943—1977），批评美国教育过分专业化，力求保持西方教育传统，捍卫艺术自由，反对教师作忠诚宣誓。

这是一种宏大、乐观然而又过于天真的设想，在民主制度研究中心是永远无望实现的。他们抵达圣巴巴拉后不久，爱娃就担心丈夫将会发现这个中心“只是徒有虚名而已”。“哈钦斯是一位聪明机智的人，”她写道，“但我认为他考虑问题还相当浮浅，他给人的形象是，只要人聪明，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办到的。”

几个月以后，鲍林开始同意妻子的看法。坐而论道本身没有错，但应当是为实现目标服务的。然而，在民主制度研究中心，一轮又一轮的高谈阔论，除了研讨，还是研讨。“我对研究中心的不满意见是，”他说，“唯有连篇累犊的空谈，不见可以采纳的结论。”

鲍林除了从事政治活动外，还打算继续作一些科研的工作。但是，民主制度研究中心既无用于实验的设施，又无资助科研的先例。鲍林在申请研究资助时，才开始认识到这一点是多么重要。举例来说，1964年，自然科学基金会迟迟不批鲍林要求资助的申请，理由就是他没有实验室；他属于研究中心，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考虑，根本挂不上钩。自然科学基金会征求奥本海默的意见，他回答说，鲍林人非常聪明，“但建议给予科研的资助，似乎就荒唐可笑了。”

于是，鲍林只能另找出路了。在一段时间里，位于圣巴巴拉的加州大学分校似乎是一个合适的地方；他从前的一位学生弗雷德·沃尔，刚被任命为该校化学系主任。沃尔认为，能招幕到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到系里工作，即使是兼职，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沃尔很快就提议让鲍林在系里担任一个辅助性的职务，并且拟写了一份自认为是例行公事式的推荐书，逐级上报校方审批。

沃尔万万没有料到，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校长竟然否定了这一提议。沃尔在鲍林面前不无尴尬地说，看来，考虑到鲍林的政治活动，要让他在圣巴巴拉分校谋事，可能会引来很大争议。鲍林马上写信和打电话给加州大学总校校长克拉克·凯尔，请他决断。沃尔记得，凯尔的几位校董——也许，他们对鲍林当年在忠诚宣誓的争议中在总校的作为仍然记忆犹新——声称，除非他们横尸地面，他们才会让鲍林在加州大学某一分校任教。这位总校校长就这样把事情搁下了。

鲍林对沃尔说，从此之后，他绝对不会再踏进加州大学的校园。

圣巴巴拉的情况也不见得有多好。

不过，鲍林虽然成了圣巴巴拉的一位公民，但他更是一位世界公民。1964年，他和爱娃又再次踏上和平的旅程，先后出访墨西哥、英国、法国、德国和澳大利亚。此时，爱娃本人也成了赫赫有名的和平运动人士，她一个人前往荷兰海牙参加妇女和平大会。在机场，她耽搁了很长时间，当地一位官员对她说，“他们不欢迎游行示威者，”因此不让她入境。无奈之中，她只得打电话给留在美国的鲍林，鲍林又接通了在华盛顿的荷兰使馆的电话，对方弄清了情况，爱娃才得以入境。

在家里，两个人都忙得很，有许多事情要干。鲍林花了很多时间从事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称之为“三重革命”，得到民主制度研究中心的支持。这是一项目标非常广泛的建议，旨在改变美国社会，使之适应于在武器、自动化和人权等方面新近取得的进展。这一建议的主要内容有：保证所有美国人都享有不低于某一下限的工资，对高速公共交通、教育和低成本住房进行大规模投资，等等。这个建议公之于世后，有些人攻击它是“左派人士、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好走极端的经济理论家”的玩意，更多的人则根本就未将其当回事。这也是民主制度研究中心的方法遭到失败的又一例证。

在业余时间里，鲍林夫妇曾经打算到古巴作一次旅行，但没有成功；他们想方设法收集和研究与肯尼迪暗杀事件有关的资料。根据有关证据，鲍林确信，这次谋杀是由一帮得克萨斯实业界人士、右翼分子和亲约翰逊的支持者策划的。此外，他把愈来愈多的时间用于研究和谈论一个新问题：越南问题。

“我说不大清楚我们为什么马上要做那么多事情，也许我们总认为自己应当比一般人多做五倍事才对，”爱娃写道。“不过，我也吃不准这种想法对不对。”在这一阶段里，她在信中不断提到，她担心他们在生活中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鲍林拼命地工作，他们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能不能当选感到悲观。“在此一切都好，”爱娃写道，“就是法西斯分子愈来愈猖狂……这个研究中心也许应当更名为‘美国民主制度失效研究中心’。”

1964年总统竞选期间，总算显现出唯一的闪光点。这倒不是因为约翰逊赢了——“有人说，约翰逊当了总统，但赢得选举的是戈德华特，这种说法还是有些道理的，”爱娃写道——而是因为鲍林得到了两千五百张要他担任加利福尼亚州长的选票。

接下来是不很愉快的两年。鲍林为民主制度研究中心花去的时间越来越少，个人出外访问和工作的时间却越来越多了。他们两人关注的焦点已从禁试问题转向越南战争。鲍林谴责这场战争不但违反宪法——他的论点是，约翰逊未经国会宣布就进行了战争——而且是没有必要的。1965年2月，研究中心在纽约举办了一次名为“世界和平”的活动，鲍林在会上尖锐地抨击了美国的政策。会后，他起草了一份致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呼吁书，支持立即停火并寻求政治解决的办法。十名在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八名在呼吁书上签了字。鲍林将这份关于越南问题的呼吁书寄给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领导人，然后还试图充当调停人，将胡志明的回信转交给约翰逊。但是，白宫并没有理会他所作的努力。

鲍林现在仅有的科学工具就只有笔、纸和计算尺了。1965年夏天，他又转向纯物理学，研究有关原子核结构的一种新理论。在这个问题上，他同样是用原子建筑师的观点开展研究工作的。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称为“紧包装球子论”，用他描述晶体结构时所用的方式刻画了原子核结构。考虑到有关的尺寸和电荷分布的情况，他将原子核看作为逻辑上具有某种特定形式的一团微粒。他还试图将20年代关于晶体学总结出来的一套鲍林规则沿用于核物理。虽然这对现有理论是一种很有意义的简化，但是在理论上并没有多大的新突破。因此，当这一结果在1965年国家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上公开发表时，仅得到一些物理学家非常勉强的认可。

1966年2月，鲍林庆祝了66岁生日。此时，他的心情越来越烦躁，精力也越来越分散。他既没有研究的助手，又没有具体的课题，政治上也没有引人注目值得全身心投入的斗争。

但是，在其他一些领域里，他却发起了几场斗争，法庭又准备受理他提出的几起诉讼。有几个案子在前几年就已不了了之了。比方说，在他协助上诉的第二个案子中，被告是国防部，这场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1964年中，最终审定原告根本无资格提出这一场诉讼。

此外，几宗要求赔偿的案子仍然费去了鲍林不少的时间和金钱，其中有两个案子是鲍林向贝林汉姆创办的报纸和赫斯特报业集团分别提出控告的，最后的结果是庭外解决，鲍林只得到要求赔款的一小部分——3.5万美元，而原先要求数为100万美元。另外有两家报纸，一家是圣路易斯的《环球民主党人报》，另一家是纽约的《每日新闻》，打算与鲍林在法庭上相见。经过多年的准备，两个案子终于开庭审理了。双方在法庭上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唇枪和舌战，最后却以有利于报纸的判决告终。

鲍林对两案的判决不服，准备上诉，因此，又花了几个月时间与律师交谈，提供证词，搜罗证人等。这对鲍林、爱娃和许多朋友都是一件累人的事。大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乘飞机在各地奔波，一而再三地证明，根据他们的观察，鲍林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决不是共产党员。《每日新闻》一案一直到1965年才结案，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复议不利于鲍林的判决；《环球民主党人报》一案历经波折，拖到1966年才开庭复审，但最后结果无疑仍然偏袒报纸一方。

不过，鲍林提起的诉讼——或者扬言要诉讼——还是起了一些作用的。有时候，他发出威胁，声言要控告报刊业主，报纸往往会发表更正启事或者收回言论和声明。鲍林虽然在法庭上输了，但报刊的老板和编辑总算尝到了鲍林的滋味，要是他们胆敢使用错误的语言来伤害他，他这个人就会不惜工本在法律上与他们周旋。正是由于鲍林这种好斗的性格，一些重要传媒在描绘他的政治活动时，就不得不收敛一点了。

鲍林仍然不断地与人打官司。1963年，他雇用了里诺市的一名律师，控告《内华达卫报》这家反共小报。该报在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重弹布登兹的老调，诬陷鲍林是隐藏起来的共产党员。1966年，经过几年时间开庭以前的准备，鲍林和迄今他感到最为机灵也最难对付的对手威廉·巴克利一起，走上了法庭。

巴克利，沙利文，“同伙人”

巴克利是依仗一些爱挑衅的自由主义人士和他们的改革起家的。他创办了反映保守派舆论的刊物《国民评论》，表明保守主义也有令人快乐的地方：机警，辛辣，思想深邃，等等。尽管这份杂志的发行量很小（即使在60年代中期，掏钱订阅的基本读者也只有10万左右），但巴克利的影响却比这要大得多：他在公众面前挥洒自如，不时地流露出在耶鲁大学的熏陶下那种特有的尖刻和辛辣，在辩论中可以无情地将对手剖析得体无完肤。因此，到60年代初，他已成为右派的一名首屈一指的代言人。

从1957年起，鲍林成了《国民评论》最喜欢攻击的目标。鲍林为了征集到许多人在他的第一份请愿书上签名，到处奔走和活动，为此，这家刊物的编辑将他称为“老练的同路人”。在以后的五年里，这家杂志嘲讽鲍林使用了“遗传学胡话”来为他的禁试活动辩解，称他将核试验的危险吹得“神乎其神”，他是一个‘冲了邪的疯子”，是“骗子和说谎者”的代言人，云云。

鲍林对一切都未予理会。可是，到了1962年7月，他在《国民评论》上读到一篇名为“同伙人”的社论，将鲍林和另外一些人归并为信奉亲共路线的同伙，社论编辑将鲍林污蔑为“苏联政策的吹鼓手”，多年来“利用自己的名誉、精力、声音和文字一而再三地为苏联人献媚和效劳”。

多少年来，《国民评论》说了不知多少比这还要难听的坏话，但是，这一次，鲍林的态度改变了。1962年夏天，他在白宫前示威后几个月，鲍林在和平运动内部受到一些人日益严重的排斥，这些人将他视作激进好斗的人，认为他的禁试热情过于招摇了。这一次，他对巴克利的冷嘲热讽之所以不能容忍，可能是因为他情绪处于非常沮丧的状态，也可能是因为刚好碰到这样的时机：1962年，他的几宗要求赔偿的诉讼进展顺利，他感到，上法庭似乎是杜绝对他的活动进行歪曲报道的一种有效的手段。

1962年8月，巴克利收到了鲍林的律师米歇尔·列维·马塔从纽约发出的一封信。信中通知他，要是不在报上为“同伙人”一文作出更正和道歉，鲍林将以“恶劣诽谤”的罪名向法院起诉。巴克利将这封信转交给该刊的出版人威廉·拉什。拉什回函称：“鲍林要是认为《国民评论》对他进行了诽谤，那就大错特错了。《国民评论》杂志谁也不认识鲍林，甚至谁也未曾与他谋过面。”拉什还说，他们的杂志乐于更正任何不实之词。几个星期以后，《国民评论》又发表了一篇简短的社论，标题是“你是否受到了莱纳斯·鲍林的控告？”。文中提到鲍林已经“搬出了他的律师们……看来是要花一点时间同时做两件事，一方面是鼓吹与敌人合作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是要诋毁那些反对他观点的人……”这篇社论唯恐人们还不能清楚这家杂志的立场，结尾处又严词批评了那些与鲍林达成庭外解决的报刊，称他们“也许是过于懦怯了，不敢奋起反击一位名声很大的同路人企图威胁舆论自由的猖狂举动。”

阵势已经摆开，双方律师开始了紧张的准备。1963年1月17日，鲍林的起诉得到受理：他要求巴克利、拉什，还有社论作者、〈国民评论〉高级编辑本哈姆，赔偿100万美元，因为他们的恶毒攻击给他的名誉造成了巨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