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感冒的终结

鲍林对医生并不讨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他们不怎么尊重。

其中部分原因可追溯到50年代末。有一天，他在圣地亚哥医学协会举行的一次宴会上，谈论分子型疾病的问题。在他发表演讲的时候，有些医生不时地谈笑和碰杯，使他有一点恼火。随后，他和爱娃出席了在一位协会官员家里举行的招待会，他在无意中听到有人议论说，因为鲍林事先同意免费作讲演，所以他们可以集资去请一位真正有本事的医生下一个月来作一次演讲了。鲍林夫妇俩感到这是对他们的轻慢，从中看到了医学界人士心目中高低贵贱的标准。“无意中听到这些议论后，我下定决心，自此之后，任何医学团体要我去讲话，如果我认为给我的津贴和酬金，与他们给医生支付的相应酬谢不相称，我就一定会拒绝这一类邀请，”他说道。

医学界在金钱上的态度还是问题的一方面。在鲍林看来，有些情况下，医生们并不真正懂得他们本人研究的成果所具的价值。这种现象促使鲍林决定就维生素Ｃ问题展开一场公开的讨论。

60年代末，在一般情况下，鲍林对抗坏血酸及其作用一直采取沉默的态度，只是偶而谈到这种物质与其他营养成分一起可以用来治疗精神分裂症。但是，到了1969年下半年，鲍林感到斯通在理论上进行的论述是正确的，再加上自己在防治感冒方面成功的经历，他开始就抗坏血酸与一般健康之间的关系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在对西奈山医学院的医生们所作的一次讲演中提到，他本人运用维生素Ｃ来预防感冒，收到了成效。他的意见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后，收到了维克多·赫伯特博士写来的一封“言辞非常尖锐”的来信。赫伯特是一位著名的临床营养师，曾经帮助过制定维生素日荐量的美国标准。他在信中攻击鲍林说，他用维生素Ｃ的所谓优点为江湖骗子提供了帮助和安慰。赫伯特质问鲍林：哪里可以找到处于严密监控下临床研究的资料，可以用来证明抗坏血酸的确对感冒具有防治的作用？

鲍林感到很意外。的确，他从来就没有查阅过有关维生素Ｃ的文献，仅仅读了斯通写的几篇论文的摘录。于是，“在赫伯特这位老兄尖锐言辞的刺激下，”他开始像以往习惯的那样，一头钻进有关的科技杂志里，搜寻有关的资料。

与此同时，《小姐》杂志的一位作者与鲍林联系，征求他的意见，写一篇关于维生素Ｃ有益健康的文章。鲍林提供了自己观察到的一般性结果，认为“维生素Ｃ的最佳用量将有利于健康和智力的增进”。他还请读者阅读他用分子矫正法治疗精神病方面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1969年11月号《小姐》杂志上。文中的论点遭到哈佛大学营养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斯戴厄的反驳。斯戴厄说，鲍林“不是营养学权威”，目前尚无证据表明维生素Ｃ有助于普通感冒的预防；事实正相反，二十年前在明尼苏达大学对五千名学生进行过一次大规模调查，结果使人确信，维生素Ｃ对感冒根本就不起作用。

这可刺痛了鲍林。他很快找出了有关的研究资料，发现斯戴厄说明的事实是错误的。他所提到的1942年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一共调查了363名学生，在为期28周的时间里，有些学生服用的是安慰剂，有些学生则服用了过量的抗坏血酸。的确，论文作者在结语中提到，就上呼吸道感染而言，维生素Ｃ没有“重要的作用”。然而，鲍林对文中的数据作了更加严密的研究，发现作者的结论是错误的。尽管鲍林认为试验者给学生服用的剂量很小——平均每天只有180毫克，而鲍林现在讲的是要用3000毫克——这些研究者在事实上还是见到了作用：过量服用维生素Ｃ的学生中，感冒减少15％，而且其中患上感冒的人，与服用安慰剂的学生相比，其严重程度要轻30％。维生素Ｃ既不是预防药，更不是特效药，但根据鲍林的估计，它所产生的作用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

鲍林发现，在维生素Ｃ与感冒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其他一些报告也有同样的情况——维生素Ｃ产生的某种功效未受到人们的重视。这是令人困惑不解的现象。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医生似乎一门心思企求找到一种特效药，因而对显示出来的部分功效就不感兴趣了。他们使用的剂量都比较低（在早期的研究中，一般只有150—250毫克——这虽比美国的日荐量高了好几倍，但比鲍林和斯通认为具有保护性的剂量却要低许多倍），而且他们希望寻找的是一种药效很强的物质。

鲍林认识到，问题就在于学者们的意图是让维生素Ｃ起到一种药品的作用。在检验药物疗效时，传统的做法是弄清楚药物剂量的微小改变能不能引起疗效的巨大差异，而剂量过大就可能产生致命的影响。一般的倾向是期望相对较小的剂量能带来重大的疗效。

但是，在鲍林眼里，维生素Ｃ只是一种营养品，并非是药物。在医学研究人员看到某种细微的疗效时，他认为理所当然地应当采用更大的剂量去作进一步研究。鲍林在查阅有关文献时，至少发现有一份报告，表明如果作下一步研究将会发生怎样的结果。1961年，一位名为李泽尔的瑞士学者对279名滑雪者作了一次试验，他给其中一半人每人每天服用1000毫克的维生素Ｃ——这是明尼苏达大学研究所用剂量的5倍多——另一半人则服用安慰剂。李泽尔发现，与服用安慰剂的滑雪者对照，服用抗坏血酸的滑雪者患上呼吸道感染的天数少了61％，而且患者的症状减轻了65％。

鲍林认为，这是有利于自己想法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佐证。将其绘成示意图，沿着基线标明维生素Ｃ的服用量，沿着边线标明对感冒的影响，那么，从明尼苏达研究的结果出发（较小剂量产生较小影响），就会有一条直线指向瑞士的研究结果（较大剂量产生较大的影响），鲍林还找到了另外一些论文，其结果与这种图形是完全吻合的。的确也有一些考察过的研究结果根本就看不出任何影响——鲍林估计这种情况是由研究本身的缺陷造成的，有些研究者所用的剂量太小，试验周期也太短，有些研究者则因为故意的失察或无意的盲目视而不见有关的结果——但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有那么一小批认真进行的临床研究支持鲍林和斯通关于维生素Ｃ和健康的一般性理论：服用的维生素越多，越接近越大剂量的标准，患病的概率就越小，即使患病，症状也越轻。鲍林查阅文献后得知，抗坏血酸对其他方面的一些疾病，如小儿麻痹症和癌症，也有良好的效果。不过，在文献中，有更多的实例涉及到普通感冒的作用。

1970年春天，鲍林打算将自己的发现分之于众了。

他认为自己不能再等待。他心里想，有过硬的证据表明，这是一种价格便宜、容易买到的营养品，至少可以用来使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免生折磨过千百万人的一种疾病。再说，也许会带来比这更有意义的结果。鲍林曾经读到过一些资料，说是在冬天为大雪封闭的几个小村庄，村民们谁也不会生感冒，因为此时根本就不存在呼吸道病毒源。但是，当春天来临时，有客人造访，他们也把感冒带进了村庄，每个人都将是受害者。如果服用维生素Ｃ，许多人增强了抵御感冒的免疫力，那又将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世界上流行着两百多种感冒的病毒，它们复制自身的地方会减少很多；流行感冒的情况会缓解；感冒病毒的数量也会减少。“如果在世界范围内降低感冒的发病率，”鲍林心里想，“那么普通感冒也会像英伦三岛的天花一样彻底地消失。我可以预测，也许再过十年或二十年，世界上有些地方就能达到这一个目标。”广泛而又适当地应用维生素Ｃ，也许就意味着普通感冒的终结。

当然，这不但会大大减轻这个世界上人们承受的痛苦，而且也会使莱纳斯·鲍林的名声更响亮。鲍林已经是快到古稀之年的人了。他发现阿尔法螺旋并获得诺贝尔奖，从而在国际上出了名，从那时算起，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此时，已有人开始谈论，因为他在镰状细胞上所做的工作，要不要给他颁发第三个诺贝尔奖，也就是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不过，这种说法并没有兑现。在这几年中，他的精力都投入政治了，而他近来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他已置身于科学发展的门外，成了一个历史性人物。

鲍林可不甘心做这样一个人。他不打算躺在徒有虚名的荣誉位置上，仅仅在一些礼仪性场合露露脸，让年轻人去摘取一顶顶桂冠，而没有他鲍林的份。他身体仍健壮有力，头脑仍机敏聪慧，他仍然是一名战士。分子矫正医学是他发挥雄心壮志的最新阵地。他主张为身体和大脑创造最佳的分子环境，至今尚无人能表明这一思想有什么不当之处。他发现了坏血病与维生素Ｃ之间的关系，表明人体大量摄入维生素Ｃ具有增进健康的作用。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将这些成果公之于众，不但有利于公众的健康，而且是用令人信服的实例证明他的一般理论是正确的。

1970年3月引日，他与长期来一直为他出版教材的弗里曼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正式出版一本关于普通感冒的小册子。这将是一本科普性读物，书中，他要通俗地介绍他的思想，沿着《不再有战争！》一书的思路，直接地向公众传授有关的知识，读者也许会从中得益。在接下去的两个月时间里，他把自己关在大苏尔牧场，潜心著述这本书。与此同时，他又草拟了一篇学术性更强的论文，准备将自己的发现向《科学》杂志投稿。

鲍林这本书的名字为《维生素Ｃ与普通感冒》。书中，他力求体现概念清晰、结构紧凑、通俗易懂的惯常风格，详细阐述了他研究有关文献资料得到的结果。全书综述了其他学者精心设计的五次试验，有关结果都证实了他的想法是正确的。文中还介绍了医生们多次用维生素Ｃ治疗感冒的经过，从中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据，表明大剂量服用维生素Ｃ是安全的。鲍林的书满怀信心地宣称，每天服用几克维生素Ｃ，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引起轻微的腹泻，这与药店里很容易买到的阿斯匹灵可能产生的毒性相比，应当说是非常安全的。这本书的其余部分总结了他关于分子矫正的设想，阐释了斯通关于进化的概念。许多篇幅用在个体的生化特征这一课题上，说明各人对维生素Ｃ和其他营养成分的需要量是很不相同的。

1970年11月18日，即将付梓的几份清样送到了有关的报刊，一场规模空前的公开争论沸沸扬扬地开始了。第二天，《纽约时报》引述鲍林的话说，为了处于最佳健康的状态，为了预防感冒，每人每天需要服用1至4克维生素Ｃ。鲍林则借此机会抨击医药界——从医药公司一直到医学杂志和广大医生——企图抹杀有利于抗坏血酸的证据。他们干吗要这样做？记者向他问道。鲍林回答说：看一下生产感冒药物的厂家吧：这是每年五千万美元的生意，有人愿意在医药杂志上刊登铺天盖地的广告。

这就迅速地招来了医生的反感，同时也触犯了医药刊物的编辑，因为他们不喜欢人们得出这样的印象，似乎他们把利润看得比人的健康更重要。医学界看到了鲍林的想法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感到有必要作出一定的反应，而且必须迅速地作出反应。

这本书非常畅销，维生素Ｃ也因此身价百倍了。至少在公众方面来说，鲍林选择的时机可谓是恰到好处。60年代又再次出现了崇尚“自然健康”的热潮，许多人凭着自身的经验，相信人的肉体、精神和灵魂是合一的。汇入这一时尚洪流的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归真返璞、选择天然食品的倾向；对瑜树修行的迷恋；对针灸、闭目养神和其他东方医药的信仰；早已失传的西方自然疗法和顺势疗法的新生。鲍林关于维生素Ｃ提供的信息回荡在千百万人的心目中。医学走上了公司化、程式化和命令化的道路，过分依赖于药物治疗，许多人开始对这种情况产生了反感，希望把自身健康的责任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要尽量采用顺其自然的做法。鲍林发出这一信息的时机，正好是在美国城镇的每一个角落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许多天然食品商店的时刻，几乎每一家商店都有供应草药的专柜，陈列养生和健康刊物的书摊，出售各种维生素的一个个庞大的货架。

鲍林这本书的出版在全国各地激起了一阵维生素Ｃ热。维生素Ｃ的销售量直线上升，一个星期里就翻了一番、两番、三番。药品店老板接受各地报纸记者的采访，鼓动人们到他们的商店去购买维生素Ｃ。批发店里的库存很快就出空了。“维生素现在已供不应求，需要量甚至超过了现有的生产能力，”一位药品公司的发言人在鲍林的书面世不到一个月时这么说，随后还补充了一句，“不过，提高生产能力并不合算，因为我们可以断定，这只是一时性的抢购风潮而已。”

这也招来了有关方面的迅速反应。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主任医师查尔斯·爱德华兹向报界宣布，全国范围内的维生素Ｃ热是“荒唐可笑的”，“尚无科学证据，而且从来就没有人做过重要的研究，可以表明维生素Ｃ具有防治感冒的作用。”鲍林发现，这个管理局曾在1966年提议，没有医生处方，不得出售每粒超过100毫克的维生素Ｃ片剂，因此，鲍林用讽刺的口气反驳了爱德华兹的说法：如果管理局坚持这一做法，那么，要是有人不到医生那里开药而想服用10克维生素Ｃ来治疗感冒，此人至少就得服用100片。“我想，吞咽那么多片维生素Ｃ碰到的困难，决不会亚于吞咽管理局在制定这些规则时所用的某些言辞，”他这样说道。

医药界报刊对鲍林的批评也同样激烈。《美国公共卫生导报》称，鲍林的书“只不过一种理论推测而已”。《美国医学协会学报》在评论鲍林的书时说道：“在此，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位追求真理的哲学家或科学家作出的论述，而是一个为了推销某种货物的广告商声嘶力竭的叫卖……甚至那些吹捧莱纳斯·鲍林的人也不希望他写这么一本书。”《医药信函》的攻击则最为尖刻，指摘鲍林的结论“是根据胡思乱想或者很不严谨的临床研究得出的，因而是一家之言”，同时，它还指出，尚未找到确凿证据可以表明，长时间大剂量服用维生素Ｃ是安全的。

鲍林对书刊评论界就写作艺术发表的看法只能闭口不言，但对事实方面的偏差则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你们对我的书刊登的虚假而有欺骗性的言论，破坏和诋毁了我的名誉，我要求你们在报上正式更正和收回，并向我公开道歉，”鲍林在给《医学信函》编辑部的一封长达12页的公开信的开头这样说道。接下来，他逐点驳斥了他们的文章，强调他引用的都是非常严谨的试验资料，其中既包括瑞士和明尼苏达大学的两份研究报告，也包括1970年爱尔兰学者对100名女学生进行的双盲试验①作的总结。这份总结报告表明，冬季每人每天服用抗坏血酸200毫克，就可以显著地降低感冒的发病率、病程的长度和严重的程度。至于服用超大剂量维生素Ｃ的安全性，至今可以得到的全部证据表明，大剂量可能造成的最坏结果是轻微的胃部不适或腹泻，再说，通过调整剂量，使人逐步培养起耐药性，这类症状就能得到缓解。鲍林还向这家刊物提出挑战，敢不敢到法庭上出示这方面的任何实例，说明到底有没有人服用大剂量维生素Ｃ后身体健康受到了伤害。

①双盲试验，是指药物试验中，试验者和受试对象双方对试验的细节均不知晓，其目的在于防止试验结果受成见或心理的影响，从而有助于测定药物的实际功效。

谁也没有站出来应战，然而也没有人向他公开道歉。与此相反，《医学信函》刊登的那篇文章为一些大众化杂志竞相转载。其中就有一家名为《消费者报告》的刊物，重申了《医学信函》的几个观点，严厉抨击鲍林的书，并且声言说，在没有更多关于维生素Ｃ的安全性资料的情况下，鲍林的行动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表现”、鲍林一家订阅《消费者报告》已有几十年了，因而深为这篇文章的粗暴语调所震惊，鲍林将其称为“肆无忌惮而又毫无根据的攻击”。在主办该刊的董事会主席和会员的联席会议上，鲍林夫妇为自己的论点作了辩护，不过该刊同样没有作出相应的更正。

从《科学》杂志传来的消息也不妙，鲍林关于人体发育需要维生素Ｃ的论文被退了回来。鲍林将这篇论文立即寄给了《国家科学院学报》，他知道，作为国家科学院院士，他这篇文章毫无疑问能在这家刊物上发表。

围绕着鲍林这本书进行的争议源出于这样的一点：他本人没有作过有关方面的调查和试验。这本书阐述了他对分子矫正医学的看法，作出了人体发育需要抗坏血酸的推断，这些结论是很有意义的，但毕竟没有理论的证明。另外，他只是选用了少数几例的研究，表明维生素Ｃ在一部分人中具有预防感冒或缓解感冒症状的作用。这些内容作为会议论文也许是很有意义的，但是主张全体国民根本改变饮食习惯，理由就很不充分了。批评他的人指出，鲍林既没有找到清晰无误的理论来说明维生素Ｃ作用的机理，又没有作过认真的研究——根本就没有亲自进行过研究——表明长期超大剂量服用维生素Ｃ是安全的。医药界当时崇尚的信条是，为了保证饮食的平衡，才需要摄入少量的维生素，每天服用数克维生素Ｃ可能造成种种不良的后果，诸如胃部不适。胆结石等等，谁敢保证不会带来其他毛病呢？

为了发表自己的看法，鲍林采用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抛开让科学家同行审稿的通常渠道，出版了一本通俗的读物，这就招来了猛烈的批评。他的行为更像是趋附健身法时尚的人，不像是一位严肃的科学家。大多数医生对于新出现的治疗方法一般都比较保守，非常看不惯那些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健身运动。他们受到的教育也使他们死抱着这样的信念，也就是维生素Ｃ只能用于防治坏血病。因此，在他们眼里，鲍林更像是一个玩弄营养学概念的江湖郎中，鼓吹使用维生素，但终究是一个没有行医执照的人。

不错，他是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但是，大多数医生对他辉煌的科学生涯了解得不多。他已上了年纪，已经对自己的研究领域生疏了；他这个人迷上了维生素Ｃ，然而又固执地相信自己不会错。维克多·赫伯特甚至在电视上为他作了这样的诊断：鲍林生了一种类似于老年性夸大狂那样的疾病。

让鲍林闭上嘴，这成了医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关于《维生素Ｃ与普通感冒》这本书的争议，在1971年这一年里始终是一个热点。鲍林对来自医学界的每一种指摘，都有他自己的答复。是的，他并不清楚维生素Ｃ是怎样起到预防感冒作用的，但是，的确有证据表明它具有抵御病毒和增强免疫力的能力。正如他在书中指出，不管怎么说，“我们也许能用经验所表明的那种办法，应用抗坏血酸来增进人体的健康，尽管我们对其作用的机理还缺乏具体的了解。”已经发表的文献都表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大剂量服用维生素Ｃ具有良好的效果。实际产生的最坏结果仅是临时性腹泻或胃部不适，而且只要慢慢地加大剂量，这些症状就可以缓解。还未见任何真正的胆结石病例证明是由维生素Ｃ引起的。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大肆宣扬服用抗坏血酸纳这一种形式会带来危险，它可能造成饮食中含有过量的纳，但是，这种情况是很容易避免的，只需使用更加普通的抗坏血酸的非盐形式就行了。除此之外，鲍林还指出，内科医生可以毫不费事地嘱咐病人服用阿斯匹灵，这是另一种药理尚不清楚的物质，而且事实证明，它比维生素Ｃ具有更强的毒性。至于说到发表文章的方式，鲍林曾经试图在《科学》这家权威杂志上发表自己的见解，然而这家杂志拒绝刊登他的文章。但是，维生素给人类带来的希望实在太大了，而且鲍林的确上了年纪，因此不能再通过平常的渠道来传达这一科学信息了。他是想通过公众的力量来帮助公众，医生们也许会想到采取同样的行动的。

鲍林在进行反击时，强调了两点。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并没有兜售任何一种医治普通感冒的灵丹妙药，他只是提倡控制感冒流行的一种可行的策略。他从一开始就强调指出，各人对感冒的抵抗力是很不相同的，因而对维生素Ｃ的需要量也各不相同。有些比较幸运的人，不管体内有没有维生素Ｃ，从来不会生感冒；也有些人，无论服用了多少维生素，感冒还常常不断。这两种人各处于钟形曲线的一端，大部分则处于这条曲线的中间部分。鲍林相信，已有确实的证据表明，正是维生素Ｃ可以帮助他们提高自身的抵抗力。他希望改变一下这条钟形曲线的形状，使千百万人能感到好一些，帮助人类减少一些所受的痛苦。

鲍林认为，在这一点上，医学界向钱看的风气和墨守成规的陋习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他说，医生们忙着挣钱，顾不上读一读有关维生素Ｃ的文献，他们一味依赖于自己专业领域里诸如斯戴厄和赫伯特那样的专家发表的声明。“他们三番五次重复那些陈词滥调，不愿意回过头来看一看实际的情况，”鲍林对一位记者这样说。“他们或者是相互吹捧，或者是迷信权威，得到的是一鲜半瓜的知识，甚至是错误百出的信息，就是不愿核对一下实际的情况，最终得出自己的结论。”

换句话说，这一争论不仅局限于对科学事实的认识，而且已经涉及到人们的世界观了。在此期间，这本书已经十分畅销，以至很快就安排出了纸质封面的简装本、在新版中，鲍林又专门针对医学界的批评增写了两章一此时，他对抗坏血酸的作用已更加深信不疑。事实上，为了回答某些批评，他又更加仔细地研究了有关的资料。他发现，即使他接受医生们为了证明药效而为试验规定的条件，也就是双盲试验（在这种试验过程中，病人和医生都不知道谁服用的是试验性药物，谁服用的是安慰剂），再加上他本人所作的限制，也即每人每天服用的维生素Ｃ要超过100毫克，随后再跟踪观察一段长时间内发生感冒的病例，所得的证据也是“无可辩驳的”：见诸于报刊的四次试验都符合有关的规定，其结果表明，维生素Ｃ在预防感冒和缓解感冒症状方面具有显著的功效。医学界现在应做的事不是在这个问题上争论，而是要进行一系列精心设计的试验，全面认识大剂量维生素Ｃ的作用以及作用的机理。

1971年12月，这本书的简装本正式面世。此时，由于冬天寒冷的季节已经来临，维生素Ｃ的销售量又再次扶摇直上。然而，试验所得证据并非全都有利于鲍林。马里兰大学的研究人员宣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对一批犯人注射感冒病毒，然后让其中11人服用抗坏血酸，采用的是鲍林建议的剂量，也就是每天3克，连续服用两周；另一些犯人则服用了安慰剂。结果，这11人和其他人一样，都患上了感冒。马里兰大学的这一研究很快就得到广泛报道，成了鲍林观点错误的一个证据——尽管没有迹象表明，这一小型调查是一次双盲试验，有关结果也是在一次会议上的报告中公之于众的，没有首先发表在一家权威刊物上。鲍林对此提出质疑，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比方说，事先人为地对这些犯人注射病毒，这就可能超越人的免疫系统能够承受的程度，此时，即使服用维生素Ｃ来增强免疫力，也都会无济于事。

一般公众仍然相信鲍林的看法。1971年，对维生素Ｃ的总需求量上升了15％，这比人们先前估计的要高三倍。到1970年年中，维生素Ｃ的销售量在欣欣向荣的维生素市场上已遥遥领先。据估计，大约有五千万美国人每日都要进补一定数量的维生素Ｃ。维生素Ｃ的制造厂家不无欣喜地将这一现象称作“莱纳斯·鲍林效应”。

莱汶谷

对于鲍林的工作，医学界一般都持否定的态度，但是，他提出的论点，至少在部分医务人员中引起了共鸣。鲍林不断收到一些医生的来信，从中可以得知，有些医生给病人服用过量的维生素Ｃ后，看到了积极的效果；有些医生还发现，一两克维生素Ｃ有助于战胜他们自身患上的感冒。

甚至还超出了感冒的范围。1971年11月，鲍林收到了一位名叫伊万·卡梅隆的来信。这是一位外科医生，在苏格兰格拉斯哥的一家名为“莱汶谷”的小医院里行医。他在信中介绍了用大剂量抗坏血酸医治癌症时自己看到的一些令人意外的结果。他在信中写道，每天用10克或10克以上时，癌症的发展似乎就慢了下来，在某些病例中，肿块甚至还缩小了。他只是在少数几位晚期病人身上进行了试验，但是他想，鲍林也许对他所作的初步研究感兴趣，因为他对抗坏血酸的作用机理持有自己的看法。卡梅隆早在五年以前的一本书中就提出，维生素Ｃ可能具有增强细胞间质的作用。细胞间质是一种黏胶状的富于胶原蛋白的黏多糖，这种物质在体内具有黏结细胞的功能。卡梅隆提出了这样的假设：细胞间质良好，就能有效地制止癌细胞的扩散，因为肿瘤人侵人体时，首先要破坏黏结正常细胞的间质。黏结细胞的作用越强，癌症人侵的能力就越弱，癌肿就更容易得到控制和治疗。

卡梅隆在给鲍林的信中指出，癌症在瓦解这种天然的免疫功能时，产生了一种酶，称作透明质酸酶。这种酶具有溶解细胞间质的作用，从而为癌症人侵人体打开了道路。维生素Ｃ有助于形成一种不利于透明质酸酶的分子，因而能抑制癌症的发展。虽然这一理论框架还有待于详细的研究，但卡梅隆对自己的发现和从晚期癌症病人身上观察到的临床结果感到很高兴。他和鲍林一样是使用维生素Ｃ的热情提倡者。“在您的帮助下，我可以毫不羞愧地表示乐观，我们不久就可以征服癌症，”他在给鲍林的信中写道。

鲍林对卡梅隆的发现颇为重视，并且急于利用这一新的线索探讨维生素Ｃ的作用机理。维生素Ｃ有助于增强黏结细胞的物质，这一概念不但能用来解释几次研究所证实的结论，也即维生素Ｃ具有抗癌的作用，适用于治疗人们已经知道的坏血病（其症状是组织坏死和牙床出血等等），而且也符合人们在各种情况下观察得到的结果，例如，维生素Ｃ对椎盘移位的人似乎也是非常有益的。维生素Ｃ很可能是一种人体组织的增强剂，一种有助于身体处于完好状态的物质。

鲍林开始与这位苏格兰外科医生建立起通讯的联系，并且很快就断定卡梅隆决不是一位异想天开的人。卡梅隆举止随和，精明能干，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医学院，是爱丁堡的格拉斯哥皇家外科学院的研究员。作为一名外科医生，他有效地治疗癌症已有多年，并且在癌症冶疗力面发表了多篇论文。他在1966年撰写了一本书，名为《透明质酸酶与癌症》，曾受到读者好评。鲍林阅读了这本书后，写信给卡梅隆说，“我颇有兴味地了解到您观察所得的结果……我感到，您的思想的确很重要，而且是很有根据的。”

过了一个月，从苏格兰方面传来了一条不那么令人鼓舞的消息。“过去几天里，我们这里在临床治疗方面似乎陷入了灾难性后果之中，”卡梅隆写道。在接受他进行维生素Ｃ治疗的几个病人中，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有三个病人已死去。其中一人死于大出血，也许是因为维生素Ｃ的作用很强烈，造成肿瘤自身的坏死而引起出血的症状。因此，他当初的热情很快就冷了下来，怀疑的情绪开始占上风。卡梅隆写道：“事情已经愈来愈清楚，虽然抗坏血酸有‘作用’，但是要具体运用于临床，还会碰到相当大而且目前还无望解决的问题。”

鲍林回信劝说这位同行坚持自己的努力。“据我所知，您在治疗癌症方面需要攻克的将是最为重要也是最有希望的问题，”他在给卡梅隆的信中这样说。“首先，最为关键的是要进行透彻的研究来弄清楚抗坏血酸的价值。”关于这一令人激动的新理论，也应当写一点东西正式发表。他致函卡梅隆说，最好的办法是对身患晚期癌症的病人进行双盲试验，让其中一些人服维生素Ｃ，另一些人则服安慰剂。但是，卡梅隆拒绝了这一建议。虽然有少数病人死亡，但是接受维生素Ｃ疗法的其他病人，无论是他原先的支持者，还是后来新列入这一名单的人，病情仍比预料的要好。他感到，只给这些已到癌症晚期的病人服用维生素Ｃ，不采取任何其他的措施，这是有损于道德的事。

鲍林心里想，即使不进行双育试验，也有足够的东西可以发表了。他认为，为了促使人们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应当将卡梅隆在维生素Ｃ与癌症问题上所作研究的结果尽快地公之于众。

鲍林帮助卡梅隆整理和提炼了关于透明质酸酶的理论，全面回顾了他在治疗癌症患者的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并着文在美国发表。两个人决定联名向《国家科学院学报》投稿。这家刊物是发表这篇论文的最理想的场所，不但是因为该刊发表文章的速度比大多数刊物来得快，而且是因为这样做决没有退稿之虞。该刊长久以来遵循的方针是，如果某人有资格进入国家科学院，那么此人撰写的文章就可以不经同行审稿而直接发表。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只有两三篇院士的投稿未被录用，那是因为它们直接地攻击了其他国家科学院院士的工作——这被认为是缺乏君子风度的事——还有一篇没有完全成稿的论文是例外，因为投稿的院士新近因中风病倒了。除此之外，院士投送的稿件全都刊登了出来，

因此，几个星期以后，鲍林收到《国家科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约翰·埃德塞尔的来函，通知他这篇关于癌症的论文不予录用的消息，他被惊呆了。埃德塞尔写道，决定是在编辑部的一次会议上经过激烈辩论之后作出的，大家认为，在诸如癌症治疗这样一个颇有争议的领域里，提倡某种治疗方法的论文，属于医学杂志刊登的范围，在那里可以得到更加适当的评价。埃德塞尔本人是作出这一决定的关键因素。他认识鲍林已有四十年，对他一直是非常尊敬的——事实上，在1952年英国皇家学会的会议上，正是埃德塞尔为鲍林的阿尔法螺旋进行了辩护——但是，他也是一位医生的儿子，他父亲对他的影响很深，教育他在使用一种新的治疗方法前，务必要不厌其烦地对其疗效进行透彻的检验。他从鲍林和卡梅隆的论文中没有看到这种负责的态度。“这是一个令人烦恼而又深感痛苦的决定，”埃德塞尔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情时说道。

这也是没有先例的事。“我也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鲍林在听到上述消息后，在给卡梅隆的信中这样说。“要将这篇论文在美国发表，我已无计可施了。我从来就没有在医学刊物上发表过任何东西，因此心里一点把握也没有。”最后，鲍林和卡梅隆对论文作了小的修改，对维生素Ｃ用于临床的建议作了低调的处理，然后又再次向《国家科学院学报》投寄。但是稿件再次被退回，这一次还得到了科学院理事会的支持。与此同时，《国家科学院学报》异乎寻常地退稿的消息在科学界传开了，《科学》杂志在8月初对这一争论又进行了全面的报道，因此引起了全国范围内广泛的注意。这件事进一步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就是鲍林在热情地鼓吹使用维生素Ｃ的时候，完全丧失了科学的目光，否则的话，从不退稿的科学院学报怎么会拒绝刊登他的论文呢？

在最近发生争论的这一事件中，唯一的好消息来自一家专门供癌症医生阅读的杂志——《肿瘤学》，该刊的一位持同情态度的编辑主动提出要刊登这一篇文章，鲍林和卡梅隆迫不及待地同意了。

这一风波似乎并没有使鲍林的热情冷下来。卡梅隆仍不断发现，维生素Ｃ对晚期癌症病人有延长生命、减轻疼痛、增强体力的效果。维生素Ｃ提高了他们生活的质量。甚至少数病例还显示了更好的疗效，病人在服用大剂量维生素Ｃ后，癌肿完全消失了。听到这类趣闻式的报告，鲍林的精神更加振作了。他又继续搜寻一些以前发表过的报道，说明抗坏血酸疗法在医治其他疾病时也有一定的疗效。现在，他更加确信，大剂量维生素Ｃ“几乎对每一种病症”都可能有其一定的价值，这也是他写信给卡梅降时表达的意思。“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灵丹妙药，”他又补充道，这不是包治百病的特效药，但是选择最佳的剂量，将有助于增强人体的组织结构和免疫系统，从而有可能战胜疾病或缓解其症状。这是一种价值很高的分子矫正型的治疗方法，它有助于克服体内遗传性缺乏抗坏血酸的现象。对患有维生素Ｃ饥饿症的动物来说，维生素Ｃ是一种补品。

鲍林相信维生素Ｃ是有效的。现在他要做的事是进行研究来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