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再次参与研究所的工作，并在其中作了某些变革。1983年初，鲁滨逊的诉讼案进入了第五个年头，申诉的事情很多，从终身职位的剥夺，到精神崩溃、诬陷和诽谤——正如鲁滨逊所说，“除了厨房水槽之外，无所不有。”双方花去的法律费用都达到了100万美元左右。最后，开庭的日期就要到了。

然而，这一诉讼案最终并没有搬到法庭审理。2月，研究所理事会感到负担不起有关的费用和名誉上的负面影响，决定庭外解决。鲁滨逊在向律师咨询以后，接受50万美元到60万美元之间的一个数字作为赔款——据他后来说，这个数目正够他还清拖欠的法律债务，还可以买上一辆新车——自此以后，他就走开了。他后来曾试图在俄勒冈的洞汇城外的一个牧场开办自己的医学研究所，但没有成功；他在那里坚持做了一些科研工作，在家除了辅导孩子的教育外，就防弹设施展开研究，并且发表了一些文章。

鲍林的生活有了新的节奏。他起身很早，往往在清晨4时左右。在牧场，则首先要在炉子里生火，吃些早点，然后就整天泡在书本里做理论研究。下午4时左右，他会停止工作，休息一两个小时，看一会电视，多半是《人民法庭》之类的新闻谈话节目，他非常喜欢。他自己动手准备晚餐，经常是牛尾汤或一些意大利面食，然后在7时左右上床，一直读书直到睡着为止。他不再喜欢科幻小说——他感到自己已经知道所有的情节和排列次序，不再喜欢那些谈论外星人性别的新热点——不过，偶而也会读一部路易·拉姆尔写的西部小说或者读一篇侦探故事。他也喜欢浏览一下彼得有时候寄来的英国幽默杂志。他喝伏特加的数量比从前略有增加。他也不再那么关心自己的外表；浑身上下的服装往往不很协调，头上永远是那顶黑色贝雷帽，上身是陈旧的运动衫或有多处磨损的毛衣，下身裤子有不少污渍。除了偶尔散散步或在牧场游泳池里裸游之外，他几乎没有其他的体育运动。不过，他还是非常健康的——他深信不疑，这应归功于他服用大剂量的维生素Ｃ。

他不知疲倦地外出旅游，经常不断地谈论世界和平和国际大事、赞成冻结核试验的运动，大声谴责里根“丧失理智的军国主义”和愚蠢的星球大战计划。他出访苏联，在那里，尽管他一再努力，仍然未能会见萨哈洛夫；后来又去尼加拉瓜，登上了和平舟，船上满载着来自挪威和瑞典的药品和食物，抵达后与奥德加总统同乘一辆吉普车前往首都马那瓜。

他发现，自己虽然不喜欢孤家独处，然而他至少已经习惯于这种生活。爱娃之死打乱了他生活的平衡，他深深地怀念着她。但是，他终于振作起精神，又继续上路了。

研究所再也没有回复到1978年时的兴旺状态。鲁滨逊的诉讼案吸干了研究所的资金储备，这些钱原本可以用来为一些项目提供稳定的资助。希克斯开始将自己的精力盯在一些富有的捐款人身上，其中有哈默，日本慈善家良吉佐川，还有帮助鲍林招待80周岁生日晚会客人的丹尼·凯耶。研究所开始举行一年一度的黑领结宴会表彰一位有可能捐款的有钱人，授予这个人一枚“莱纳斯·鲍林人道主义勋章”。有些活动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例如，哈默在接受鲍林研究所颁发的一枚勋章后，就捐了一笔数目相当大的钱。但是，研究所始终未得到足够的资金可以搬出这家仓库。

在超级市场的通俗小报上，在电视节目中，鲍林仍不遗余力地宣扬维生素Ｃ的作用，这无助于营造一种纯洁科学的氛围。鲍林应邀在《多诺胡》中拍摄广告，使人感到尤其尴尬。在这一广告中，他和另一名充当客人的老寿星杰克·拉·拉尼一起手执一系列营养品，向观众招徕和叫卖。

对此，鲍林似乎不以为然。直接与公众打交道，他已经习以为常，虽然他的许多科学界同行认为这有失体统。他的研究所已经离不开公众的支持。要是他能够得到科学部门的足够资助，他还不至于通过无线电波来推广他的思想了。

1983年春标志着他的学术形象的一个低潮。邮政法官在旧金山举行了一次听证会，控告一个从事邮购业务的维生素商人进行虚假和误导宣传，他的名字叫奥斯卡·法尔可尼。鲍林也被通知到场。法尔可尼经营着一家所谓的“营养品批发俱乐部”。他登出广告声称，维生素Ｃ能够防治膀胱癌，中止尿道感染，有助于戒烟和戒酒，并能清洗肠胃系统使其不受咖啡因不良作用的侵害。要是没有鲍林出席，这次听证会本来不会引起多大影响，但是，旧金山的几家报纸报道了鲍林的证词，科学刊物《自然》杂志又在新闻栏里转载，因此，鲍林在世界各地的同行都知道了这一消息。根据《自然》杂志所作的报道，鲍林“甚至愿意为法尔可尼的最为极端的说法辩护，”并特别关心维生素Ｃ在预防癌症方面的作用。记者还记下了斯通的证词。作为“一名已经退休的酿造化工师”，斯通作证声称，“所有临床疾病都有一个维生素Ｃ缺乏的问题。”

大多数科学家对鲍林的断言并不相信，但是，考虑到他在以前取得的伟大成就，因此都决定采用莫衷一是的态度。鲍林的学术生涯给他带来了一连串的奖励和荣誉，现在，1984年，美国化学学会又给他锦上添花，授予他最为权威的荣誉——普里斯特利勋章。在颁奖的前一天，《今日美国》注意到，“多年来，莱纳斯·鲍林一直受到社会的歧视，今夜对他在科学上的丰功伟绩作了最后的定论。”正如《华盛顿邮报》所说，这标志着鲍林恢复了自己受人尊敬的地位，大家应当表示欢迎。但是，在鲍林看来，比受人尊敬更加重要的是，让世界相信，便宜而又安全的维生素Ｃ可以大大消解人类的痛苦。

最大的怪人

此时，莫特尔发表了他进行的第二次试验的结果。一直到1985年1月，记者打电话给鲍林时，他才听到了有关的情况。记者告诉鲍林说，他们收到了一份新闻稿，其中提到第二次试验再次表明维生素Ｃ对癌症病人没有疗效。

鲍林这次甚至没有享受到给予一份预印稿的礼遇，但是，在他得到并且读了这份试验报告后，他愤怒极了。不错，莫特尔接受了鲍林早先提出的意见，受试病人的确在以前没有接受过抗癌药物或辐射的治疗——一共有一百例患晚期结肠直肠癌的病人接受了试验，现有的其他治疗方法对他们已经无效。这是一次随机分组的双盲试验，严格遵守了临床试验的所有规范。但是，据鲍林估计，莫特尔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试验人员看到肿瘤并没有缩小，就认定维生素Ｃ没有什么作用，马上让病人停服，而且在有些病例中又改用化疗了。在试验一种新的药物时，如果未见疗效，那就立即停药，这是一种常规的做法——不能很快地收到疗效，再加上可能产生严重的副作用，那就有足够的理由重新采用原先已经证明是有效的手段——但是，鲍林提出异议说，在维生素Ｃ的情况下，这样做是错误的。维生素Ｃ并非是药物，而是一种食品，在试验中间让患者停止食用维生素Ｃ，可能产生反弹效应，白血球的数量可能会下降到危及生命的程度。卡梅隆让病人坚持服用维生素Ｃ，一直到死亡为止，因而能保证维生素Ｃ在最大限度的时间内发挥其作用；而莫特尔让病人停服，不但没有重复卡梅隆的试验，而且在实际上可能加速了病人的死亡。

莫特尔的试验结果于1月17日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随文刊登的还有国家癌症研究所一名官员撰写的社论。这篇社论认为这次试验结果是“毫不含糊的”；暗示卡梅隆的发现是“选取试验样本时发生偏差”引起的结果；维生素Ｃ并没有显著地延长患者存活的时间；鲍林和卡梅隆都错了，这一争论可以了结了。

“我从来没有看到他那么恼怒过，”莫特尔的论文发表后几个星期，卡梅隆在写到鲍林的情况时这样说道。“他认为这件事自始至终都是对他个人道德的攻击。”然而，其含意还远不止此。更为严重的事情是，莫特尔的试验可能意味着：鲍林研究所对癌症的研究工作再也得不到大笔的资助。鲍林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反应，还可能包含着情感的因素。既然莫特尔的研究表明维生素Ｃ是毫无价值的，那么人们对鲍林在拯救爱娃生命时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打一个问号了。

因此，尽管鲍林已是86岁的高龄，他又像往常一样，与莫特尔的第二次试验结果展开了艰苦的斗争。他在向新闻界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说，梅奥研究小组声言重复了卡梅隆试验，这是“虚假骗人的伎俩”。他又写信给德维塔、莫特尔和另外五名论文的作者，写信给撰写那篇社论的作者，写信给《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编辑阿瑟·莱尔曼，要求他们“更正、收回所写的文章，并公开致歉”。他威胁要进行诉讼，控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国家癌症研究所和梅奥防治中心。他将莫特尔试验中的漏洞制作成幻灯片，并向医学界人士放映。他撰写了一篇论文，说明让病人突然中断服用维生素Ｃ会加速他们的死亡，并将这篇论文投寄给《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他曾作出努力促使议会就这个问题举行听证会。他还亲自出现在媒体上——据卡梅隆说，鲍林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显示出一副“疲惫、苍老、愤愤不平”的模样。

一切都无济于事。鲍林的猛烈攻击反而使莫特尔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他说，“我们现在应当转向更有希望的治疗方法，不能再抱住毫无价值的方法而停步不前了。”莫特尔遵循了对新药物进行临床试验应当采取的一切步骤；鲍林现在声称维生素Ｃ不应当看作为一种新药，实际上是企图中途改变竞赛的规则。他不再回复鲍林的信函。在国家癌症研究所，德维塔认为这件事情已经结束。律师劝说鲍林不要采取法律行动，因为法官不大可能在这样一个技术性的科学问题上明确表态。至于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方面，莱尔曼拒绝刊登鲍林撰写的两封来信——一封批评莫特尔所作的研究，另一封驳斥那将配发的社论——声称事情已经足够清楚。鲍林与他辩论此事几乎有一年之久，莱尔曼已经极为反感，以致这位很有影响的社论编辑最后也中断了与鲍林的联系。

夏季来临，鲍林在科学领域和公众舞台上展开的斗争以失利告终。医学界的主流看法可以归结为：他们已经超出常轨地对鲍林的思想进行了试验，两次试验都证明这种思想是毫无根据的，鲍林的愤怒反应只能说明他这个人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通俗报刊一般无法分析鲍林表达的反驳意见，因此，自此之后，关于鲍林的报道都要使用莫特尔的试验结果来衡量有没有发表的价值。直到最后仍然站在鲍林一边的只剩下一些在健康问题上喜欢标新立异的人了，这种情况使鲍林在医学界处于更加孤立的境地。有一个人在收到鲍林研究所发出的募捐呼吁书后，在回复栏中草草地写下了这样的词句：“你们这些家伙是不是一定要输得精光才肯罢休呢？我尊敬鲍林，但是你们不应当使用状告一家医学杂志的办法来解决医学上的争端。”

甚至卡梅隆也认为鲍林关于偏见和阴谋的说法有点过火了，他在私下里说：“我认为，我们反对的是一群傻瓜而不是一批恶棍。”一方面，他小心翼翼地避免被牵扯到鲍林对莱尔曼发出的威胁中去，另一方面，他力图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一些自己所作的研究结果，但是，卡梅隆的观点更接近于鲍林的看法。虽然他根据这家杂志评论员的意见，三度修改这一篇论文，时间又过去一年，他的论文最终还是被退了回来。

但是，鲍林仍然认为这件事情并没有完。梅奥中心的试验无法真正否定卡梅隆所作的研究工作。澳大利亚科学史家埃弗里恩·理查兹新近发表了一篇对维生素Ｃ所作的长篇分析，其中指出，莫特尔没有保卡梅隆那样坚持让受试病人长期服用维生素Ｃ，因此他不但采用了不同的治疗程序，而且他在确定结果时运用了不同的尺度。莫特尔是将维生素Ｃ用作抗癌药看待的，而在确定其药效时，衡量的标准是疾病进展的情况：在此就是肿瘤缩小的程度。卡梅隆试验的着眼点却不一样，他所察看的是疼痛有没有缓解，病人的精神好不好，存活的时间有多长——换句话说，就是生活的质量有没有改进。根据卡梅隆的经验，有些病人的肿瘤变小了，然而这仅是多种效果中的一种。将其作为成功与否的唯一的量杆，对卡梅隆所作试验的评价就有欠公允了。

理查兹又说，这不但算不上是对维生素Ｃ与癌症之间关系作出的最终结论，而且“这一争议的历史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实例，表明用临床试验的办法来解决医学上争议的问题，存在着局限性。”

如果说，莫特尔的研究算不上是关于真理的最终结论，那么暂时应当算作实践上最后得出的看法。就在莫特尔的第二次试验结果发表之后两个月，鲍林坐在一架飞机上，与在他身边的一位牧场主攀谈起来了。这位牧场主不清楚与他交谈的人是什么身份，声称看医生有其危险性，因为“你也许正好会碰到一个吹捧大剂量维生素Ｃ的怪人。”鲍林看了他一下，说：“我就是最大的怪人。”

他后来终于认识到，人们竟然这样看待维生素Ｃ，实在太出乎他的意料了。

因此，他决定重新开展对公众的教育。鲍林制订了一份规划，给普通读者写一本有关健康的书，通俗地向大众介绍自己在这个领域里所得知识的精要。这本书名叫《长寿与健康的秘诀》，1985年秋天写就，1986年初正式出版，出版者仍是长期与鲍林有合作关系的弗里曼出版公司。封面乃是一帧上佳的广告。已到80几岁高龄的莱纳斯·鲍林正面近镜头彩色照片：精神矍铄，面色红润，目光炯炯，笑容可掬，显示出一副健康的福态。在这本书中，作者清晰流畅地阐释了营养、维生素和分子矫正医学的知识，并且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论述医学界看待他思想的方式，特别还介绍了莫特尔所作的试验，鲍林将其称之为“梅奥中心临床试验的骗局”。不过，书末的语调还是乐观向上的。鲍林提到，美国的分子矫正医学联合会已有五百名成员，至少在某些医学院中已经开设严肃的讲座，介绍他在这方面的思想。

鲍林建议说，饮食宜清淡，不过可以吃自己喜欢的东西，包括鸡蛋和肉类，每天饮一两次酒也无妨，少吃糖，大量服用维生素。“无论如何得吃一点水果和蔬菜，”他补充写道。参加一点体育锻炼伤不了身体，吸烟的习惯要改掉，精神上的压力要避免。在健康问题上，他的唯一“标新立异”之处就是建议服用巨量维生素；此时，鲍林劝大家服用的剂量是每天6—18克维生素Ｃ，400—16000单位的维生素Ｅ（官方日荐量的40—160倍），25000单位的维生素Ａ（官方日荐量的5倍），1—2片含有各种维生素Ｂ的“超Ｂ丸”，再加上一些基本矿物质的补剂。

这本书虽然招来不少批评，但非常畅销——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列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首位——这一成功对鼓舞研究所工作人员的士气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给研究所带来了一些资金。在莫特尔的第二次试验结果发表以后，研究所的募捐活动一度进入低谷，直邮捐款的数量仅仅是几个月前的四分之一。鲍林献出了这本书的部分稿费，用来维持研究所的开支。

与此同时，加州理工学院为鲍林的85岁生日举行了一次庆祝会，这对鲍林个人的士气也是一个鼓舞。从他决定离开这个学校时算起，已经20年了，在这段时间里，理工学院与这位尊贵的校友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但现在看来，一切都已遗忘。加州理工学院正式宣布这一天放假不上课，并且举行了盛大的宴会。会上，发言者纷纷赞扬鲍林是20世纪最伟大的化学家，他所主持的镰状细胞的研究有资格获得他个人的第三次诺贝尔奖，他还是现代生物学真正的鼻祖。克里克也到会帮助筹备庆祝的活动。多少年了，鲍林第一次感受到在自己学术活动的故乡发自人们内心的欢迎。

向敌营心脏出击

1989年4月，癌症研究所新任所长萨缪尔·布罗德同意与鲍林进行一次简短的谈话。两个半小时之后，布罗德已经改变了原先对维生素Ｃ的看法。

在这次谈话中，鲍林施展了他雄辩的才能，令人信服他提出了他在维生素Ｃ问题上所有的论点，对卡梅隆的数据作了新的统计学分析，同时他没有忘记对莫特尔研究进行必要的攻击。这是一场艰难的推销。他在回忆中写道，布罗德“对我在两个小时中所谈内容根本就没有兴趣”。但是，在会见快要结束时，布罗德要求鲍林将卡梅隆保存的病历寄给他，并且邀请他对国家癌症研究所癌症防治组的大人物们讲一次话。

接着就传来了好消息。卡梅隆保存的资料寄来后几个月，也就是1990年1月，国家癌症研究所公开宣布，他们将在这一年下半年联合举办一次维生素Ｃ与癌症关系的国际研讨会，主题发言人将是莱纳斯·鲍林。

这也是鲍林本人所做的大量工作带来的结果。在莫特尔第二次试验的结果发表以后，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努力，尽管在此期间的某些时间内，他的注意力曾经更多地放在其他课题上。就是在1987年这一年里，鲍林已经是86岁的高龄，取得的成果总量，抵得上到达他一半年龄的三个普通科学家所得成果的总量。这一年他一共发表了6封致编辑的信，为4本书撰写的前言，3篇回顾历史成果的长篇文章，15篇有创见的学术论文——大约是每隔三个星期就发表一篇——刊登的杂志从《自然》到《物理学评论》，涉及的课题从晶体结构到核物理，从超导现象到新陈代谢，从化学键到世界和平。

在他发表的文章中，维生素Ｃ倒谈得不算多，不过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他的头脑中。研究所进行的研究继续证明了这样的看法：抗坏血酸在许多不同的情况下都能起到良好的作用。——新的研究已经把方向对准维生素Ｃ对艾滋病的作用——鲍林本人也与研究所同事齐勒克·赫尔曼合作，采用新的方法对临床试验的数据作统计学分析。他们用这种新方法研究了莫特尔和卡梅隆分别进行的癌症试验，再次发现维生素Ｃ具有明显的功效。他们关于这一研究撰着的论文第一稿以前曾被《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拖了一段时间，经过几个月时间的审稿后，被退了回来，但是，鲍林现在受到他与布罗德谈话的鼓舞，将这篇文章投到《国家自然科学院学报》。这标志着让维生素Ｃ在癌症治疗中合法化的运动又重新开始了。1989年9月，就在这篇论文发表的同一天，鲍林向敌营心脏出击了，他对梅奥癌症防治中心作了一次维生素Ｃ与癌症关系的报告，报告会结束后又举行了一次电视实况转播的记者招待会。

1990年秋天，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题为“抗坏血酸：与癌症有关的生物学功能”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是国家癌症研究所帮助筹备的。从鲍林的立场看，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首先，他的思想已经合法化，权威部门承认讨论维生素Ｃ防治癌症的作用是值得的。这本身就是向前迈进的一步，但还不止于此。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十位研究工作者介绍了他们在这方面所作的研究，其广泛的程度使会议组织者大吃一惊。在会上，与会者介绍了维生素Ｃ在酶反应和非酶反应中的重要性，维生素Ｃ对延迟肿瘤的形成和发展，延长病人存活的时间，减少治疗的毒性，增强其他疗法的效果，都有明显的作用。与会者特别注意到，维生素Ｃ作为一种抗氧化剂，有助于清除可能会形成癌症的自由基。“实在太妙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太使人高兴了！”这就是会议结束时鲍林所说的话。

会议组织者葛拉迪丝·布洛克对这次会议的结果也感到满意——她说，“毫无疑问，在许多学者的心目中，维生素Ｃ的地位已有所改变。”——但是，她对国家癌症研究所内部作出的反应感到不快。她曾邀请该所各部主任与会，但这些人“实际上谁也没有露面”，她说。几乎所有重要的医学刊物实际上都对会议的论文采取了拒之门外的态度，只有《美国医学联合会学报》是一例外。这次会议将维生素Ｃ作为防止药物治疗产生毒性的一种替代方式来看待，使一些人颇感兴奋。但是，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研究重点仍然是围绕着维生素是食物中的营养成分这一思路安排的——富含维生素Ｃ的食品有降低癌变危险的作用，对于这一点大家并无异议——他们考虑的是维生素Ｃ的抗氧化功能，而不是大剂量服用的价值。布洛德召集了一个专家小组审查卡梅隆临床试验的资料，他们得出结论说，使用历史性病例作为对照，其结果就难以令人信服。这样，癌症研究所的做法就更有根据了。

这是踏步不前的信号。但是，国家癌症研究所召开的这次会议毕竟使人们对维生素Ｃ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在国家癌症研究所里，这不再是一个严禁研究的课题，也有一些学者开始转向这方面的研究。维生素Ｃ之所以取得了部分合法的地位，其根源在于人们重新开始认识它的抗氧化作用，它能够清除体内一类危险的分子。这种分子又称为自由基，是体内化学反应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分子形式的“垃圾”，它们可能在不同层次上对细胞产生破坏的作用。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它们是包括癌症、心脏病和衰老在内的万恶之源。看来，抗氧化剂能减轻这一种威胁，而维生素Ｃ和维生素Ｅ就是出色的抗氧化剂。

1992年初，纽约科学院举行了一次专门的会议，集中讨论大剂量维生素和其他营养成分的作用。这次会议成了人们对维生素Ｃ的态度也是对鲍林的态度发生转变的标志。几轮会议开下来，大家讨论了维生素Ｃ的抗氧化功能及其在其他方面的价值，在小组讨论的阶段，有一位来自阿拉巴马州的营养学教授对大家说，“三天来，我听取了大家关于大剂量维生素Ｃ和其他营养成分的价值的讲话，但一直没有任何人提到莱纳斯·鲍林的名字。是不是到了这样的时候，我们应当承认莱纳斯·鲍林向来就是正确的？”这位教授后来写信给鲍林说，他的提议当即得到了与会学者的响应，会场上爆发出响亮而又热烈的掌声。

那年5月，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詹姆士·恩斯特洛姆发表了一篇流行病学的论文，表明每天额外服用500毫克维生素Ｃ的人，可以期望比不这样做的人平均多活5年。恩斯特洛姆与鲍林有长期合作的关系。《时代》杂志对维生素这种令人吃惊的特性作了有关的报道，并且在封面上反映了这一点。这篇报道强调了维生素Ｃ的抗氧化功能。《医学世界新闻》也向读者报道了一则封面标明的故事：“我们也许正处在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中，只要在我们的食谱中加进较大剂量的维生素，就会产生抵御疾病的能力。”接下去又向读者提到了国家癌症研究所新近发表的一篇综述性文章。该文提出，在作者考察的47次研究中，有34次表明维生素Ｃ具有抗病的作用，它有助于防止或控制各种各样的癌症，其中就包括肺癌、胃癌、结肠癌和直肠癌。

对于鲍林的研究所来说，这些好消息都来得太迟了。1991年，研究所经济上发生了严重的危机，没有足够的钱支付工作人员的工资。不过，这些人对鲍林还是非常真心的，他们给研究所捐献出自己的退休金，在有些时候甚至不领任何报酬，使研究所能够继续办下去。但是，到了1991年年底，即使这样做也无济于事了。研究所欠下了几十万美元的债务。希克斯说，要是在短期内得不到300万美元的经费，研究所就只得关门了。

鲍林现在已经是90岁的人了。当记者们向他问起研究所财务状况的时候，他把话题转到了一件比较令人愉快的事。

他说，维生素有助于防止心脏病。

鲍林几乎一开始就知道，维生素Ｃ与心脏病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他很早就读到有关研究的资料，得知抗坏血酸有助于降低体内的胆固醇，特别是与动脉粥样硬化有关的低密度脂蛋白的胆固醇。他在1981年左右就曾谈过，要在研究所展开对维生素Ｃ与心脏病关系的研究，但是癌症研究转移了他的注意力。

一直到1989年，潇洒热情的德国青年医生马修阿斯·拉思拜访了鲍林，他这方面的兴趣又提了起来。拉思曾在几年以前与鲍林见过面，那时他还是一名学生，鲍林在德国进行争取和平的旅行，两个人曾同乘一辆车。拉思受到了鼓舞，投身于鲍林从事的行业。他在取得硕士学位后，决定到美国定居。他拜访了鲍林，告诉鲍林他已经找到了一种重要的理论。他相信，维生素Ｃ与脂蛋白（a）有紧密的联系。脂蛋白（a），简写成Lp（a），是血液中胆固醇的载体，也是动脉粥样硬化期间在动脉壁上积聚起来的斑块中的一种成分。人们愈来愈清楚，Lp（a）是引起心脏病的一种危险的因素，因此许多人都将它作为研究的重点。根据拉思的理论，…（a）曾经是人体内演变而来的工具，其部分作用在于增强动脉壁。几十万年前，人类的祖先丧失了在体内生成维生素Ｃ的能力，因此动脉壁受到了削弱。拉思说，增大维生素Ｃ的剂量，就会降低…（a）的水平，心脏病的危险也就会减小。

对任何建议，要是能说明维生素Ｃ是有益的，鲍林向来就持热情欢迎的态度。鲍林接受了拉思的想法，并且开始了行动。他还聘用拉思担当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员，两个人一起在《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简要阐述了Lp（a）与维生素Ｃ间的关系。不久，鲍林又开始谈论起维生素Ｃ与心脏病之间的关系，这与他十年前谈论感冒和癌症的情况很相似。在研究所里，拉思开始用豚鼠作试验，以验证自己的想法。他还设法尽量与鲍林接近，以保证他对心脏病的研究在这位著名科学家的工作日程上永远处于最优先的地位。

这是令人兴奋的研究。在1991年9月召开的国家心肺和血液研究所的一次会议上，发言者提供的证据表明，如维生素Ｃ那样的抗氧化剂在老鼠身上具有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损伤，并有迹象表明对人也有同样的作用。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2则有种种不同的理论。国家心肺和血液研究所的学者们将此归之于低密度脂蛋白的氧化作用，但其效果是相同的。

1991年12月，莱纳斯·鲍林终于让年龄追上了。他曾感到自己有肠道不适的现象，心想这也许是憩室炎。然而，经过一系列检查后，医生向他报告了一条不好的消息：他同时患了前列腺癌和直肠癌。

1991年到1992年的冬天，鲍林接受了两次直肠癌手术。他在这一阶段中，许多时间都是躺在床上休养的，有时候去大苏尔庄园，有时候待在斯坦福的公寓里。拉思经常在他的身边，给他提供医疗的建议，鼓励他振作起精神，想方设法让他有信心在心脏病的防治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拉思此时又写了几篇论文。一篇论文的题目是“解开人类心血管疾病之谜：首要原因是抗坏血酸的缺失导致血管壁上脂蛋白（a）和血纤维蛋白的沉积”；另一篇论文的题目是“人类心血管疾病的统一理论：为消除引起人类死亡的这种疾病寻找一条可行的道路”。他说服鲍林作为共同作者署上了他的名字，但其写作风格与鲍林的不一样。

拉思对鲍林的影响日益增长，研究所里长期与鲍林在一起工作的同事们开始警惕起来，特别感到担心的是研究所理事会成员之一小莱纳斯·鲍林。

从研究所成立的那天起，小莱纳斯就是理事会成员。在他父亲生病以后，他愈来愈关注研究所里发生的情况。1991年财政危机发生后，研究所开始解体。到1992时，工作人员裁去了三分之一，其中有些还是学术带头人。2月，鲍林公开宣布他患了癌症。希克斯在3月辞去了副理事长的职务，由拉思掌管研究所的财务工作。7月，祖凯康德尔离职，开始创办他自己的研究所，小莱纳斯·鲍林接替他担任了所长。

在余下来的研究所人员中，争夺权力的斗争开始了，一方是鲍林的长子，另一方是拉思。整个春季，拉思驾驶着他那辆带有“NBL4MATT”这种装饰性牌照的轿车，伴随着身体日益虚弱的鲍林，风尘扑扑地奔波在丹佛和多伦多之间，出席各式各样的会议。一路上，他照顾着鲍林，同时也不断向他灌输自己进行的心脏病研究是多么重要。在多伦多，当鲍林宣布成立莱纳斯·鲍林心脏病研究基金的时候，他带头鼓起掌来。

拉思和鲍林之间的关系很快就变得极为亲密。7月22日，这一关系结出了果实，鲍林正式签署了一份文件，称：“不言而喻，拉思博士将继续进行莱纳斯·鲍林毕生从事的研究工作。”

但是，拉思的影响将会逐渐削弱。7月23日，新成立的理事会召集了一次会议，考虑研究所应付财务危机的对策。会上，莱纳斯·鲍林正式辞去了职务，由小莱纳斯·鲍林接替他父亲担任理事长职务。不久以后，拉思就离开了研究所。

鲍林已没有多少心思关心这些事了。岁月流逝，终生劳累，现在他打算休息了。他在用维生素Ｃ、生吃的水果和蔬菜、果汁，还有一种意在增强免疫系统的试验性方法，治疗自己的癌症。大部分时间都在牧场庄园里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计算，观望大海。疼痛时就服用普通的止痛片，要是仍痛得不行，他还有更厉害的止痛药。

“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人应当有权尊严地死去，”在此不久以前他这样写道。“如果疾病或伤痛已经将我置于一种绝望的境地，那么我希望能让我死去，没有痛苦，但要有尊严。”

这就是他现在所希望的生活方式。他尽可能地待在牧场上。他仍然在写作，这一次，他写的是原子核理论的最后一个版本。有时候，一些老朋友听到他生了病，前来看望他，实际上也是和他作最后的诀别。

最后，还是他的孩子们在身边照顾他，有时在牧场，有时在帕多拉谷地克莱林的家中，这也是爱娃临终居住的地方。鲍林仍然尽可能安排有关的活动。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中，他还在会见朋友们，仍有时间研究一些问题，并在床上书写了一份证词给拉思雇用的律师。此时，拉思已经宣布要诉讼鲍林和他的研究所。

1994年夏天，美国科学发展联合会在旧金山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期间，克莱林为了表达对父亲的敬意，特意在一个下午安排了一次研讨会。来自三个方面的听众占据了大型会议厅一半的位置：其中有上了年纪衣着守旧的科学家，留着长发的学生，也有身穿天然纤维服装热衷于健康的人士。只能用轮椅推着鲍林来出席会议了。不过，一旦到达会议厅门口，鲍林却坚持自己走进了会场。疼痛是那么剧烈，黑色贝雷帽下呈现着铁青色的脸庞。在他走进全场时，会场上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掌声愈来愈响，听众纷纷站起来欢呼。鲍林停了下来，向大家挥了挥手。然后，用他那商标式的笑容对着大家咧开了嘴。

1994年8月19日，鲍林在大苏尔牧场的庄园里永远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