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此不为工作，而是为了耶稣，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祂。

我们首先是修会会士，我们非社会工作者、教师、护士

亦非医师，我们是修女。

我们在穷苦者之中服侍耶稣。

我们在穷苦者、遭弃者、患病者、孤儿、濒死者之中，

照顾他，探望他，抚慰他，给他衣服。

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的祈祷、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苦痛都是为了耶稣。

我们的生命没有其他的理由与动机。

这点许多人并不了解。

——加尔各答仁爱爱传教修女会总部墙上的标语

同工意味着牺牲和奉献

1964年，德兰姆姆在帮助安德烈神父转会的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同工组织，全名叫“德兰修女国际合作会”，由她的老朋友安布莱克负责，虽然这个组织在1 969年才获得教会的正式批准，但在获得批准之前，它已经发展得非常成功。

同工组织的成员来自世界各地，既有天主教徒，也有基督教徒，还有一部分是信仰其他宗教的信徒；有男人，也有女人，有老人，还有孩童；各自的身份不同，社会地位、文化背景以及人生际遇都不同。但有一点却惊人的一致，那就是：他们都愿意效法德兰姆姆的牺牲精神，将自己奉献出来。

安布菜克女士是姆姆最早的同工，严格地说，是她的第一个同工。她与德兰姆姆的合作可以追溯到好多年前。那时，印度尚未独立，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安布莱克陪同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丈夫到加尔各答任职，之后不久，她和姆姆之间的合作就开始了。

同工，就是合作者的意思，所以也有人称他们为”协助会员”，还有人称他们为朋友。有一回，法国的一个团体给自己的组织取了个他们认为很美妙的名字：“德兰修女之友。”当他们兴致勃勃地拿着这个名字去请示姆姆时，却被姆姆当场否决。姆姆说，她需要的只是为穷人服务的助手，而不是哗众取宠的拥戴者。

姆姆对同工的要求很高，如果只是把奉献停留在嘴上，是不能成为她的同工的。只有那些脚踏实地的实际工作者，姆姆才会给予他同工“的头衔。同工没有任何待遇，连证件都没有。因为成为同工，就意味着牺牲和奉献。

据统计，到1976年时，合作会就已经有了22个分会，包括印度、英国、法国、奧地利、瑞士、意大利、德国、比利时、丹麦、西班牙、加拿大、美国、秘鲁、澳大利亚、委内瑞拉、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到1980年，全世界的同工人数就达到了1309万人。而这绝对不是一份完全的统计。有一位西班牙的联络员说：“有许多人虽然做着同工的工作，却没有登记在册。”

下面是关于这个同工组织的几个小故事，

高兰勃朗是荷兰协助会的联络员，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很清楚地记得德兰修女第一次跟我谈话时的情形。当时我对她说：“我是一个新教徒，我不可能改信天主教，我不能接受教宗和圣母。”结果她回答我说：“如果没有圣母玛利亚，我们就没有耶稣。”后来她又写信给我，再次谈到这个问题。她说：‘希望爱圣母之情，在您心中不断增长。请在您心中保存耶稣的喜乐，让他成为您的力量，等待着有朝一日您能爱圣母，就如同耶稣爱圣母一样。由于圣母赏给我们耶稣，而使我们有了喜悦的原因，因此，圣母也应该成为您喜悦的原因。…

最后，高兰勃朗对记者说：“从那以后，谅解一直在增长，我要为合一祈祷。”

高兰勃朗所说的“合一”，是指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合一。这两种宗教虽然有诸多分歧，却拥有相同的一主，一信、一洗、一本圣经。就像是一个树根上长出的两棵树。

法国的协助会，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组织。这个组织由高莱?乔治神父发起，高莱神父是一个热情如火的人，他不仅在法国发展会员，还把这个工作扩展到了加拿大、比利时、卢森堡和瑞士的一些地区。在他逝世后，年轻的达劳·吉星神父以同样的热情接替他的工作。达劳·吉星头脑灵活，他总是别出心裁地在他编辑的杂志的封底，印上一些这样的文字：

修女，我给你寄去525法郎的汇票。这差不多是我一个月的午餐费，我在我寄宿的地方牺牲了午餐，为的是能够用我的节食，来嘉惠那些饥饿的人。我认为，像我这样的人，由于神的保佑，拥有健康的体格，是可以节食的。下个月我将给你寄去同样数目的钱。

修女，我把这张小票汇给你，今年冬天，我曾计划买一件大衣。但左思右想之后，我还是没买。我觉得我现有的这件大衣还能穿一年两年的，这张汇票就是我那件新大衣的等值款项。

安布菜克女士作为协助会的国际联络员，必须每年向同工们公布一次简短的工作报表。其意义在于：提醒同工们不要沉睡在已有的荣誉里，而要开展更多更有效的服务，以使更多的穷人受益。

下面这段文字讲述的，就是记载在安布莱克女士工作报表中的一个事例，发生在丹麦。

编织铺盖和羊毛套衫的工作，使散布在全国的孤独病患者和年迈的男女，得以相互认识，以至合作无间。他们中的有些人，原本互不往来，如今则因为这共同的奉献而成了朋友。有许多病人和老人以及寄居在收容所里的人，一直过着孤苦无依的黑暗生活，如今却团结在一起，并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意义和亮光。甚至住院的病人，被拘禁的失去自由的人，对编织也产生了兴趣－－本来只是为了帮助穷苦的儿童，却同时看到自己竟然也摆脱了个人的难题，分布在全国的250座学校也参与了这项合作，许多儿童和求学的青少年，也因此了解到了印度和孟加拉穷苦儿童的生活状况。为帮助他们，这些孩子忍受了个人的牺牲，并经历了给予的喜悦。

因为这些参与者的牺牲和奉献，我们才能够寄往加尔各答、孟买和达卡1279床被子和2344件羊毛套衫，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印度和孟加拉寄去了190听奶粉，320万颗维生素丸，并为那里所有的穷苦儿童送去了178850公斤完好的食品，

接下来，是世界各地的孩子们奉献自己的故事，

西班牙：在西班牙的各种学校里，学生们每天节省一部分或全部的零用钱，然后集中起来寄往印度。这种节省零用钱的捐助行动，在西班牙的中小学生们中，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日本：有一位日本的同工在读了有关印度儿童的报道后，对他的两个孩子说：“我们虽然不是什么富贵人家，而且由于通货膨胀和能源危机，比以前更困难。但我们还能拥有相当好的一日三餐。按照报道里说的。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兄弟，那我们为什么不把面包分给比我们更穷的兄弟呢？”这个日本同工有两个儿子，一个8岁，一个5岁。8岁的儿子当即提出：“为帮助印度穷苦的儿童，我们可以每周3次不吃饭后水果。”他的提议立刻得到了全家的同意。

法国：有一部分法国的孩子，捐助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把节省下来的零花钱，用于贴补德兰姆姆的旅行费用，在他们看来，姆姆在世界各地的奔波太频繁了，而且旅程越来越远，这无疑需要很多钱。后来，虽然世界各大航空公司纷纷赠送机票给姆姆，使她的旅行经费大大缩减，但这些法国孩子仍然没有停止他们的义举。

丹麦：有一个专门的儿童协助会，负责日常工作的联络员说“我们把包装好的奶粉箱和维生素丸送往印度，已经有10年了。我们每个月都要送320箱奶粉和20万粒维生素丸，这些东西全都来自丹麦的各个学校，是学生们的自愿捐赠。”

加拿大：加拿大的中学生们创办了一个叫“吨计戒食会”的组织，规定在不同的日子里，强迫自己戒食24小时，以体验印度穷苦孩子忍饥挨饿的痛苦。然后用禁食节省下来的钱，定期购买一吨食品运往印度。这种虔敬的做法，令姆姆大为感动。

巴西：一个15岁的男孩，很偶然地读到了一本写德兰姆姆的书，于是决定效仿这位圣者，把自己奉献出来。但他考虑到自己现有的一切都来自父母，他还无权把一切都献出去，于是决定每年献出他一个月的所得，他说：“德兰修女的穷人比我更需要钱。”

印度：有一个加尔各答的孩子，只有4岁大。他听说姆姆没有糖了，就对父母说：“我愿意3天不吃糖，把这些糖都给德兰姆姆吧。”他的话不仅使他的父母甚感意外，更使姆姆感到慰藉。姆姆说：“你们看，一个4岁的孩子，就已经懂得分享，就已经开始与我们共同承担责任了。虽然他拿出来的只是微平其微的一点糖，但重点不在于他给予了多少，而在于，他在给予中投入了多少的爱，”

奥地利：有一群奥地利的初中生，在知道德兰姆姆的故事后，给姆姆写了一封信：

“可爱的德兰姆姆：几天前，有人在课堂上谈起了你，并给我们放映了幻灯片。我们借此了解了加尔各答人们的穷困，以及你对他们所做的事情。你给我们指出了：富裕并不能使人获得真正的幸福，爱上主，爱耶稣－－爱人，才会有真正的幸福。你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愿意效法你，并支援你。我们愿意在我们周围建起上主的国，使别人认识上主，并爱上主。我们送上小小的礼物，并借此向你证明：我们是你的敬仰者。我们为你和你的协助会员祈求服务人群的力量，和多多益善的耐心与喜悦。我们在祈祷中纪念你，同时呼求上主施予你丰裕的祝福。”

美国：有一个美国的小孩子用斗大的字给姆姆写了一封信：“德兰修女，我好爱你，我把零用钱捐给你。”他在信封里装了一张3块钱的支票。姆姆说：“从他的字就能知道他有多小。”

英国：有一个伦敦的小女孩，提了满满一袋子的一分钱硬币，来到仁爱传教会的门前，对修女说：“这些给穷人。”她没有说这些给修女，而是说，这些给穷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西方媒体披露了一份惊人的统计资料：在印度的6亿居民中，只有2，47亿人生活在贫穷的水准以上，其中只有1000万人口能够摄取到足够的营养。死于饥饿，几乎是大多数的印度儿童无法逃脱的宿命，而每年死于营养不良的儿童，就高达50万之多，差不多60％的印度儿童成长缓慢，或发育不良。

因此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的很多学校都兴起了一种有规律的捐款活动，并按季节把所捐款项寄往印度。参与这项活动的学校有很多：法国有120所，英国有96所，奥地利有]0所，比利时有13所，加拿大有70所，丹麦有1 10所，西班牙有14所，美国有250所，荷兰有95所，印度有]4所，爱尔兰有250所，意大利有10所，卢森堡有9所。

孩子们天性纯洁，他们光明清澈的本性，还没有被这个世界的尘埃所污染，所以他们本能地知道，德兰姆姆和她的修女们在穷人身上所做的一切，有多美好。他们的善良和慷慨，更使支持德兰姆姆事业的捐赠，达到了高潮。

如今，在仁爱传教修女会很多会所的建筑上，都刻写着这样的字：西德儿童捐助、美国儿童捐助、丹麦儿童捐助，等等。

印度教里有一句话，听起来很睿智，我忍不住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如果你有两个面包，那就送一个给穷人，再把另一个卖掉，然后去买几朵风信子来，让你的心灵饱餐一顿。

义工在彼此相爱中自我完善

到了1993年，德兰姆姆却解散了她的这个协助会。因为她越来越担心，这个拥有董事会、银行账户和多种联系的联合组织会不会膨胀成一个臃肿的官僚机构，以至与她最初的为穷人中的穷人服务的宗旨背道而驰。

然后，德兰姆姆写了一封很亲切的公开信，请求她的同工朋友们，与其通过这个机构来为穷人做事，还不如直接去各个修会里帮忙，或者就近照顾附近的穷人，或者自己家里那个需要爱的人。姆姆说：“你们每个人都可以祈祷，即便你们不做协助会员，也可以在自己的家乡建立另一个拿撒勒(耶稣虽然出生子伯利恒，却在拿撒勒长大，所以他被称为拿撒勒人)。你们不需要到贫苦的陋室去寻觅穷苦和缺爱的人，在你的家庭里，在你的近邻中，就有受苦的人。愿你们在自己的家里、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城市，成为上主仁爱的阳光。”

事实上，从仁爱传教修女会创建以来，尤其是在它成为国际性的修会以来，每年，每月，甚至每天，都有许多善良而热情的人从世界各地来到加尔各答，在这里义务服务和参加集体敬拜，其中有的是天主教徒，有的并不是。不仅如此，在仁爱传教会分布子世界各地的各个分会中，也有很多义工。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长年累月在修会工作，被称为全职义工，而在每个分会的圣母院门前，都有一个招募义工的广告：你来到跛足、伤病、垂死者之间服侍耶稣，我们很高兴，很感谢你愿意借着这个机会来见证上主的爱，并付诸行动。记得是耶稣在透过我们工作－－我们仅只是服务的工具。问题不在于我们做了多少，而是我们在进行中投注了多少爱。

在加尔各答的仁爱传教会里，各种身份的义王都有。有医生，有教授，还有模特。很多学生放假后就一直待在这里，有一位意大利的银行家每年必来，一来就是两个星期。美国加州州长也曾在那里服务过一个月。修女们假装不认识他，安排他和其他义工做同样的工作。

台湾静宜大学校长李家同先生也曾在加尔各答做过义工。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天，却把他以前从未做过的事都做了一遍。第一件事是洗碗。第二件事是替病人穿衣服，给病人喂水，冲牛奶。第三件事是替病人洗衣服。第四件事是送药。第五件事是搬运尸体到火葬场。这最后一件工作，使做了40年基督徒的李家同先生深深地震撼，他写道：

“我过去也号称为穷人服务过，可我总是找些愉快的事做，我在监狱里服务时，老是找一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做朋友，绝不敢安慰死刑犯，不仅怕看到手铐和脚镣，更怕陪他们走向死亡，我不敢面对人类最悲惨的事。我虽然也替穷人服务过，可总不敢替最穷的人服务，我一直有意无意地躲避人类的真正穷困和不幸，因此，我虽然给过，也爱过，可是我始终没有，心灵受到创伤的经验，现在，我才知道，其实我从来没有真正地爱过，真正地给过，”

“耶稣的苦像在我的面前，我又看到了，我渴”做了四十年的基督徒，今天才明了耶稣当年所说，‘我渴’的意义，可是我敢自称是基督徒吗？当基督说‘我渴’的时候，我大概在研究室里做研究，或在咖啡馆里喝咖啡。”

不只是李家同先生，几乎每一个到仁爱传教修女会工作过的义工－－不管是在加尔各答的修会，还是在美国、英国和德国的修会，都会有这种近平重生的生命体验，都会因此领受到，“爱，直到成伤”的真正含义。

有一个叫若望的义工写道：“在安息之家工作的经验使我的生命有了重大转变，我原先计划只去一天，但后来我决定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每天都去那里工作。每天下午当我完王的时候，我总觉得好像到了天堂。我已经能够体会生命的另一个层面。这工作传达给我超于一般的感觉－－我无法确切地形容，它正是一种和平，每一天都有极大的和平感降临我身。”

一个叫戴夫的义工写道：“自从我开始在伦敦的安息之家工作以来，我所得到的远远超出我所付出的－－我每一天的工作都被喜悦所充满。但这并非笑声满堂。喜悅有其严肃的一面，它可能是清淡的，却带着极其深沉的和平感，就像一对父母面对自己的新生儿一样。”

一个叫路波的义工写道：“自从我有机会与修女们一同工作以来，我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并没有比别人更优秀，我只是学着以人性来回应每一种情况。你给予的越多，你得到的就越多。当你在给予人、爱人、帮助人的同时，这世界就已经变得很丰饶了。比我们只关注自身的时候所能看到的更多，就像是我们和世界的心灵有了共同的脉动。”

曾经在朋克时期做过流行服饰平面模特的彼得写道：“至今为止，我和修女们一同工作已逾]3年，它改变了我的价值观。我想我终于了解到，你拥有的愈少就愈快乐。当你见到修女们简单的生活方式，你的生命将会全然改观。我喜爱这样的单纯。我相信最简单的路，就是最容易接近上主的路。”

杰若汀，一个自觉内心支离破碎需要安慰和救赎的美国人，在洛杉矶的仁爱传教会做义工的时候，亲历了地狱旅馆的苦难和一个叫玛格丽特女人的极度绝望。在救助玛格丽特的过程中，他突然发现，获得痊愈的不是玛格丽特，而是他自己。他写道：

“我花了很多时间来想这件事。我相信我们是上主医疗能量的传输轨道，可以将这种力量传输给彼此。我无法确定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谁病愈了。遇见玛格丽特的经验意义之所以重大，在于我已经许久未曾因为他人的痛苦而哭泣了。与我在地狱旅馆所经历的事情相比较，像以前那样只为自身的痛苦而自怜，实在是太微渺不值。”

在儿童之家工作过的琳达写道：“帮助加尔各答希舒?巴满的儿童是很特别的经验，他们使我非常感动。有一天早上，我们坐在楼上围成一个圈圈－－我们常常这么坐着一起唱歌－－我看见一个残障的小男孩，他看着我，眼中洋溢着喜悦与爱，有一种说不出的清朗与沉静。这是我记忆中一次深沉的心灵体验。”

玛丽写道：“当我返回伦敦后，我深感震惊，我仍然试着接触这里的穷人，尽管情况变得更为困难。”比如说：在我步行上班的途中，每天都会在高架桥下遇到一个流浪汉。有一天我发现，有个人会在早上上班的时候留一瓶水和几块三明治给他，下班的时候再取回水瓶。所以我想我也可以放个橘子在那里－－后来我天天这么做，也对他说

“哈罗”这个小小的行动，让我觉得自己和修女们有一种精神上的联系－－现在的我不会觉得不同国家或文化之间的差异有那么大。一如德兰修女所言：＂我们只是被抛入海中的石子，激起些涟漪。我只是放一个橘子，但这个小小的服务动作，也可以激起一圈涟漪－－可以是许多事情的开端，不是吗?”

尼格写道：“德兰修女说，我们在全球各地的仁爱之家都免费提供别人赠予的东西。我觉得这真是美好。我在伦敦的庇护所工作时，许多留驻这里的人间我：‘我们要付钱吗？”或者“政府会出钱吗？”“这一切为什么都是免费的？”我就回答他们：“因为这都是别人免费提供的。”那真是一段极其美妙的体验。我想我大概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开始真切地了解到其中的奥妙。”

这都是一些短期义工的经历和体验。还有一些长期义工，他们长年累月地在修会工作，为那里的穷人和病人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仅在加尔各答的豪拉火车站附近，就有一个长期的义工组织，其成员除了一些年轻学生和普通市民外，还有医生、护士和中小学教师。他们在火车站里照料那些流浪的儿童和少年，每天都多达四十多个。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就像野人一样群居在车站里，这种毫无约束的生活常常导致一些小女孩怀孕，而婴儿就在月台上出生。警察对这种事已经司空见惯，以致麻木不仁了。所以，很多时候，当义工们强迫这些孩子离开火车站去上学的时候，甚至会被警察当作肇事者拘捕，而他们所要做的，不仅仅是给这些孩子提供衣物和饮食，更主要的，是要把他们送到修会或正规学校里去接受教育。事实上，他们做到了。虽然不是全部，但至少有很大的一部分流浪儿童因为他们的努力而得到了安置。

仁爱传教修女会的义工遍布全球，如果没有他们的付出和努力，德兰姆姆的仁爱事业不可能发展得这么迅速，这么蓬勃。姆姆自己也说：”如果没有义工，我们的工作将无法进行。”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真实付出的群体，尽管在这个世界上，伪装爱是那么容易。

德兰姆姆曾说“我所要传达的有关和平的信息只有一个，那就是彼此相爱，如同上主爱你们一样。”很多义工对彼此相爱都有独特的体验：并不只是付出的一方在爱，实际上，接受的一方，也在爱。有些深感人生空虚的义工在为穷人服务的时候发现，原来人生还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而最后获得满足的不仅是被服务者，还有他自己。

有一个叫琳达的女孩写道：“我开始哭泣。原本以为自己是在为别人付出，现在才知道根本不是这回事。我是在为自己奉献，而不是为他们。我这么做，是因为内心需要帮助，我的付出是为了心中急需治疗的事物－－那是我对爱的需求。”

所以德兰姆姆说，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没有一个是依然故我的。

是的，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他们全都被改变－－他们只是服侍病人，搬运尸体，但最后却全都被改变了，如果以前是空虚的、疏离的、冷漠的，那么，现在则变得充实、信任、喜悦；如果以前是恐惧的、愤恨的、自怜的，那么，现在则变得宽恕、慈爱、感激；如果以前是不安的、怀疑的、贪婪的，那么，现在则变得果断，知足、接纳，并富有创造力，总之，如果以前是自我毁灭，那么现在－－当他们从仁爱传教修女会走出去的时候，则开始自我完善。

事实就是这样，很多义工带着心灵的贫穷和疾患而来，但当他离去的时候，却成了一个健康完整且身心明媚的人。

患病和受苦的同工燃烧自己，拯救他人

基于这种对付出的独特理解，仁爱传教修女会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帮助群体－－“患病和受苦的同工”。德兰姆姆把这个群体叫做“我们的宝库”，这表明姆姆对它的珍爱是非同一般的。姆姆认为：“一切被人视为愚昧无用的，只要上主愿意，就能让它发挥出伟大的力量。”

还是在1952年10月的时候，德兰姆姆在巴特那的圣家医院遇到了一位病卧已久的比利时妇人。在照料这个妇人的时候，姆姆忽然得到一个奇妙的启示，那就是：让这些在病痛中受苦的人成为她的精神会员，为她的修女们献出病痛和祈祷。于是，德兰姆姆对那个妇人说：“你在病痛中所能做的，比我为穷人所能做的更有价值。你可以将你的痛苦为修女们和我奉献出来。”

后来这位妇人回到欧洲去了，但姆姆一直与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她将要接受第17次手术的时候，姆姆专程去比利时看她。她对姆姆说：“我知道你今后将要面对的事情非常艰巨，你要到处奔走，工作，与人交谈。我明白你的处境，它跟我脊椎患处的疼痛、和我将要接受的那个十分痛苦的手术，是一样的。”

所以，德兰姆姆的这个宝库实际上就是病人。他们因为患病或体弱而无法亲自参与具体有形的服务，因而他们献出了自己的痛苦和祈祷。姆姆对他们说：“你们作为仁爱传教会的精神会员，已经参与了我们的祈祷和工作。我们修会的目标是借拯救穷人灵魂的工作，来解除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口渴，什么人能比你们这些受苦的人更能做到这些呢？我们确信可以在神的宝座前，支取到你们的爱，我们彼此相辅相成，补足我们各自与基督关系中所欠缺的。你们的祈祷和你们的痛苦，就像一个圣杯，我们将我们所获得的爱放在里面，因此，你们和我们同等重要，如果你们能够和我们一起依靠那赐予我们力量的主，那么，我们将无所不能。”

德兰姆姆规定：作为修会的精神会员，每个病人都必须在精神上“收养”一个修女或修士，用自己的痛苦做牺牲，为修女或修士代祷。而修女或修士，则要为“收养”自己的病人奉献自己的工作。

姆姆非常看重精神会员”收养”的意义，她说：“每个修女或修士都有一个‘替身’，或者叫第二个我，这第二个我为她(他)祈祷和受苦。无论何时何地，修女修士们都要视患病的同工为另一个自己，好像已与他们成为一体。这些受苦者的生命就像一根点燃的蜡烛，燃烧自己，拯救他人。”

德兰姆姆一直认为她就有“第二个我”。她说：“我也有另一个自己，每一次，当我有特别困难的事需要做的时候，她就是那站在我背后、给我力量和勇气的一个，使我有足够的能量完成上主的心意。作为另一个我，她事实上正在担当我的工作里面最艰巨的环节。”

姆姆的这“第二个我”，显然就是那个患病的比利时妇人。

对这些患病和受苦的同工，姆姆非常尊重，也非常爱护。她把他们的爱和牺牲比作生命之灯里的油，而这油，正是饥渴的基督忧伤的基督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