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我于1921年出生于中国，在长江上游的一个叫重庆的城市里。

怎么说我的出生呢？嗯，看起来是满顺利的。因为我从未听到就此有什么抱怨。那时除了一个从扬子江下游专程赶来的法国医生，城里没有专门的医生。在修女们的帮助下，正是这位维鸿医生使我降临人间。这些修女的特点是从不独自行动，她们在每一项护理程序中总是两两成行。那时候，年轻母亲要在床上度过三个礼拜。这三个礼拜是天堂，据说领事馆所有欧洲和中国的工作人员，每天不停地给小玛利带来礼物。

母亲当时应该是19岁，她没有乳汁，因而不能自己哺育我。维鸿医生只好请来年轻的中国母亲做我的乳母。所以我是一个中国女人奶大的。我保留了一张我的乳娘安娜发的照片。母亲因为不能亲自喂养我，总怀有犯罪感。

父亲和他的母亲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母子之情。我的祖母玛利亚死于1926年。父亲曾经非常敬爱她，所以把她也带到重庆来一起生活，尽管这对新婚的小两口来说相当不容易。我也很喜欢玛利亚，尽管她在我5岁时就去世了。我还是记得她的形象：总是微笑。有一天，我吃得太撑，她告诉我这样肚子会爆炸的，于是就用一根细绳子把我的肚子捆起来……

我和另一位法国孩子吕西安?博达尔出生在同一张床上。我们的母亲各自先后在使馆生产。我曾经很想与博达尔一晤，但未能如愿。毕竟他保存了关于重庆的秘密，而我留下了我的记忆。我读过他的一些著作，特别喜爱的是他的回忆录。我想他是9岁回到法国的，而我在中国呆到16岁。成为他的仰慕者，是因为我曾想要讲述他所讲述了的一切。

两年前，我又去了重庆。有一股强烈的冲动促使我重归旧地，为寻找我再也没有返回过的出生地。非常奇怪，重寻我出生的领事馆，我生命之源头的欲望，对于我惯常所表现的人格来说，显得有点偏执。虽然历尽周折，但这趟重庆之旅对我来说是非凡的。在旅行的组织过程中，我有幸碰到了一位年轻的法国女导游，而后她又和一个可爱的中国导游成为了朋友。

我带去了一张我出生时代的关于重庆法国领事馆的明信片，从上面可以辨认出一座欧式大型建筑坐落在山坡上，绿树环绕，四周散落着房屋。可是，如今的重庆已经变成了一个有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看了我带去的明信片，中国导游认为，法国领事馆是他知道的江边的一处所在。快10点的时候我们到了那里，两位导游开始询问当地居民，是否知道以前的法国使馆。一些人就像我们在中国总是碰到的那样，手臂一扬，给我们指示了非常模糊的方向。作为细节参照，我还带上了自己1岁时的照片。照片上祖母玛利亚扶着我，放我的那张桌子摆在一排小台阶上。我们继续在附近转悠，已是漆黑的深夜。突然，我停在一座楼前，大叫起来：“这就是我的台阶，这就是我的台阶。”这正是照片上石阶的梯坎！在这座美丽建筑的底层石块上，我看见这样的石灰题字：“法国领事馆”。石阶直通房屋，大花园被一条路取代。我们看见屋里有隐约的灯光，就敲门试探。一个人打开门，向我们解释说，这里原来是一座仓库，现在成了面粉装包车间。尽管时辰已晚，那人还是非常善意地让我们进去。

仍然有一丝怀疑。我不太确定，寻摸着，真的是这里吗？……直到在屋子里面的院墙上发现石头上刻着的题词 : “1919年，印度支那总督保罗?杜梅尔，在此指挥建造了法国领事馆”。这正是我出生的领事馆，令人震惊！我和两个导游都很激动。另外，当时的情景是深夜，我们提着小灯笼照明，给这一切增添了探险意味 。深一脚浅一脚地找到这个石头上的题词，真是奇迹。七十年后，找到我出生并于2岁就离开的领事馆，真是动人心魂。这趟在重庆的逗留，成为我一生中最深刻的记忆之一。仿佛普鲁斯特所说的追忆似水年华……

海南

1923年，我们来到中国南部的海南岛，海南当时的首府是海口，那里靠近广州。我的两个弟弟出生在此。领事馆环境优美，我还记得那些椰子树，因为我们要不断躲避掉下来的椰子。那儿有一些蝎子，曾经爬满了花园。还有海盗，曾在当地留下恐怖的传闻。有一次，海盗要去修道院。大修女看见这些人下船，就关上修道院的门，站在门口，双臂交叉。她们跟海盗说不能通过……反正后来他们就真的没进去！

对于修女们主持的圣万桑孤儿院，我有非常清晰的记忆。她们收养所有被扔到阴沟里的女婴，由于穷困，那时的人们不得不只保留男孩。我记得是三个大修女管理这个孤儿院，她们穿着异常宽大的裙子，戴着从圣万桑时代就未曾改变的三角尖锥帽。她们走来走去，怀里总是抱着小宝宝。这些任务让她们忙碌不堪。在我记忆中，现在仍然有一股淡淡的从婴儿室里传来的味道，夹着尿骚和奶腥，因为她们实在没工夫及时给每个宝宝换尿布。

这些小姑娘长大成人后，成为年轻男人向往的对象。由于接受了良好教育，又都在修女开办的刺绣工场工作，这些小姑娘接到许多求婚请求。修女们对这些婚姻都要从中插一手。她们扮演着母亲的角色，向当地人探听这些求婚者的情况，决定姑娘们的取舍。她们可不能让一手养大的女儿轻易出手。

我还记得海口的一个大胡子神甫朱里奥特，还有埃塞尔多医生，雷奥代神甫。雷奥代神甫是社区的活跃分子，总是用大嗓门唱着“水兵，起航，水兵，起航，船行在浪上……”在我年幼的眼中，所有这些人，神甫呀，医生呀，都年纪一大把。但其实他们也不过就30到35岁。那里还有一些英国人和一些美国人。有一位欧亚混血的贝特罗先生。他的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中国人。他有七个孩子，我的父母做了这些孩子们的教父和教母。这样，在我们的中国生活中，总能碰到七个小贝特罗中的某一个。无论在上海、汉口或者是广东……总有一个贝特罗在那里。

这是一段热烈多彩的领事馆生活。欧洲人为数不多，我们常常聚会，食品可以和当时法国最好的菜肴媲美。我母亲那时还是个小姑娘，从来没做过饭，她用一本法文菜谱来武装自己。我们的中国厨师阿发，按照我母亲的示意就能做出最好的西餐。于是我们就吃着一位中国厨师（对法餐不屑一顾）做的可口西餐和中餐。

尽管我们是惟一的欧洲小孩，可一点也不寂寞。我的两个小弟弟和我，有各种球和自行车。中国成为我们的大游戏场。父母从不让我们感受到他们碰到的各种忧虑和问题。我们常去外海的一个小岛上游泳。去那里首先要乘船走一段海路。为了爬到船上去，我们必须从水面上爬一段摇摇晃晃的绳梯。这可苦了那些穿着大袍子和肥衬裙的修女。

在野外游荡时，我们被那其实是坟墓的小土堆吓着了。我记得后来，我们还藏到那些土堆后面撒尿。除了上海以外，别的地方没有为欧洲孩子准备的学校，是父母担任了教育我们的职责。像其他欧洲的孩子一样，我们由一个中国阿妈抚育，由一位法国神甫启蒙语法和文学。

广州

在重庆和海口之后，我们到了广州。这段时日尤其动荡，国民党当政，革命四起……1925年，我6岁，从那时开始，我明白有一个做领事的父亲意味着什么。

对于我们来说，有一个代表法国的父亲是一件无比严肃的事。法国国旗在领事馆的屋顶上飘扬，热爱和尊重自己的祖国，这个念头在我心中非常浓烈。我认为自己的父母也是爱国主义者。母亲在“一战”中失去了九个兄弟中的六个，由于他们的献身，我的外祖父在被军队征兵后又获准免去兵役。所以，在1916年，他能够作为工程师去印度支那修筑铁路。1919年，我的外祖父母带着他们的两个女儿回法国，和回国休假的父亲正好在同一艘轮船上。在船上共度了一月，我记得他们曾告诉我这艘船的名字：“保罗?勒加”。父亲和母亲初次相逢，在船上，他们确认了要终身结合。

广州的政局非常紧张。中国起义者包围了法租界，我们无法出去。一个想出去的法国人被一枪击毙。领事馆的人挖壕沟，存粮食。停靠在珠江边的法国战舰给我们运送食品供给。任何中国人都不得留在欧洲使领馆工作。由于人手少得可怜，我们不得不自己维持日常工作。我们的厨师阿发是个例外。作为中国人，他被勒令离开，但他又沿着珠江悄悄回来了。父母惊喜地迎接了他。从1923年到1945年，他一直跟随着我们，度假也和我们一起回法国。他真正的家庭，是我们。

在广州的第一次起义中，租界被打破，我们和起义者发生了冲突。我当时5岁，清楚地记得，曾为了跨越领事馆的大花园而一阵疯狂奔跑。那是为了让我们三个小孩子能藏到旁边银行的金库里去。父亲此时出门总是着装整齐（随时准备遭遇不测），他并开玩笑说，他的脑袋已经被标了价，不比一个小牛头贵！

后来，我回法国休假。在休假期间，我接受了阑尾手术，为了表扬我的勇敢，医生特意为我请来了当时的大歌星露露。

从法国休假回来后，我们去往另一个新城市：汉口。去汉口之前，我们先回了一趟海口。那时，征战的军阀和黑社会都想方设法从租界往外运送军火、药材……在一趟从重庆到天津的旅行中，我母亲天真地接受了一个要她捎带的包裹。下船时，英国海关发现包里全是鸦片。这引发了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外交事件。报纸上大标题印着：“法国领事夫人偷运鸦片”！此事由于我父亲的抗议而得以平息。但您可以想象其戏剧性的效果。

上海

从1933年到1935年，我们住在上海，我在那里完成了小学的学习。2001年，我很愉快地回到了旧地。虽然不再有那所学校了，但那里的建筑外观丝毫未变。我发现上海法租界几乎和当时一样：是一个真正的城中小城。法国的艺术家、剧团、音乐家都到这里来创作表演。法租界洋溢着三十年代的所有豪华气派……领事馆已经被拆掉了，但我找到了曾经居住过的八层楼房（当时最高的建筑之一）——贝当街525号 。这座楼房已经被新建设的建筑和街道包围了。

那时我12岁多，和我那些同龄的女友一起，我们像成年人一样热衷于社交。总是有“big party” ，特聘的厨师，组织的舞会……孩子们的聚会很多。遗憾的是，我没能结交到什么中国朋友。父亲则和我相反，他认识了许多中国人，并可以和他们随意交流。我们的环境比较封闭。在上海的法国学校里，只有欧洲人、俄国人和几个混血的中国人。

香港

1936年到1937年，我到达了在中国的最后一站：香港。香港，非常british（注：英国化），非常眩美……然后我就回到了法国。在菲力克斯?卢梭号越洋船上，我碰到了莫里斯?德共布拉。他为了取悦众人而假装追求我。我还留着他的签名。因为父母的缘故，我得以认识当时的许多名人。

船上有三等舱位，我们来自领事馆方面，所以是一等舱的待遇。可以想象我们是怎样总处于让人观瞻的景况。在船上，我一天要数次换装。清晨，我们穿着宽大的缎子内衣下到甲板上。直到中午，我们要换上裙裤或者短小的运动衣，以便进行下午的羽毛球或板球比赛。晚餐时候，男人们都穿着无尾常礼服，女人们换上晚礼裙。那个时代，上流社会的人们总是要尽情展示自己的魅力……

我曾拥有多么灿烂的童年时代呀！尽管我们有不少佣人，父母还是坚持让我每天自己收拾床铺和房间。多亏有他们，我才真正接受了全面的贵族教育。通过他们，我也了解了什么是坚不可摧的伴侣关系。我和父母的关系很好，许多童年的幸福来自于一个开明、幽默和多才多艺的父亲。他演奏小提琴，钢琴，写诗，画画……对所有的人怀着爱意。看看，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善良诚实的人。母亲比父亲年轻许多，他们在船上初遇时，父亲32岁，母亲才18岁。首先是我的外祖母被这个对她关怀备至的年轻人迷住。

我们和母亲常常说起中国，这真的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好像我们有两个人格，一个在法国，一个在中国……要说明的是，那时在外交界的生活，不仅对于男人，而且对于女人和孩子来说，都不是休闲。领事夫人有非常重要的代表性工作：晚餐，茶会，开幕式，和传教士以及商人交流……在扮演这些角色的时候，母亲非常注重展示法国在接待宴会、节庆等软外交场合的礼仪和风格。有时，她和那些太太们打麻将，玩一下午会被弄得十分疲倦，但这是生活中不得不应付的一部分。生活还是满沉重的，父母总担心自己没有为国家尽职。法国军舰从上海或香港路过，也成为举办接待活动的理由，甚至飞机路过也要庆祝一番。因为那是个崇拜长途飞行的时代，从法国到日本的航行成为经典代表。这些使我在香港有机会碰见马司?赫兹和安德列?加比这样有名的飞行员，甚至还和多禾以及他的机械师作了一次从香港到上海的旅行。我们非常自豪，因为法国有幸在这一领域成为先锋。从那时的报纸上我们可以读到，加比从巴黎去一趟东京要39个小时（他不久就在那里坠毁了）！ 那是个处处让人惊叹的时代，可惜现在我们不太容易，也不去寻找这种惊叹了。现如今可以随便上月球，什么都容易多了……能在八十二年中看到这一切变化，真是我的运气！这就是生活。

我遇到的中国人常常问我是否有一半的中国血统，这问题让我感到愉快。有一个一眼可见的怪现象：我的弟弟扎维，和我同样在重庆出生吕西安?博达尔，我碰到的传教士……这些人都有着起皱眯缝的眼皮，就像我自己的一样。可能是中国的光线不同，使我们都眉眼低垂？……年轻的中国人现在正在通过手术把眼皮割开（这是我在法国电视节目上看到的）。看来世界正在统一，不知百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巴黎

1937年我回到了巴黎，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决定性的。我们本该在1939年重回中国，但看到政治事态严重，我父亲独自一人回去了。战争爆发了（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海底潜艇太多，外交人员的家属被禁止离开法国。母亲、弟弟和我，在整个战争期间呆在法国，而父亲独自呆在哈尔滨。因为满洲里的制度变化，他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一直孤守在领事馆里，直到生命结束。

关于他的死，一直有疑问。有人说他是被日本人毒死的。说此话的是沙莱叶耶神甫，东正教教士。1948年，这个神甫曾在满洲里被绑架，1955年又再次出现。此事成为法国报纸的头条新闻。我母亲很快就见到了他，对于人们说父亲是死于心脏病突发，沙莱叶耶神甫认为这是谨慎起见的说法。他曾经惊奇地亲眼目睹父亲突然倒下。父亲是否是被长期缓慢地下了毒呢？这始终是个谜……

战后，母亲用尽全力争取把我父亲的遗骨运回法国，但终未如愿。我们入葬了他的制服和指挥剑。一位曾经参加了革命，原籍俄国的科特加克先生，告诉我们父亲损失了三十二箱财产。父亲留给我们的所剩无几，除了他生前寄来的东西和信件……

这些信件在阁楼的箱子里放了三四十年。由于户主要求修复阁楼间，我才重新发现了这些信件。这笔精神财富使我又惊又痛。母亲将其束之高阁，从未想公布于世，一定是因为她不愿回到失去亲人的痛苦中去。而我，靠着精神和丰富记忆过活的人，想整理它们。尤其是从个人记忆上来看，一个年轻的法国领事，在中国历史的关键阶段去到那里，至死都在证明着他外交家的职业。他事业和精神的路程就摆在我们眼前。此事真的非同寻常。是的，他的见证对于历史和个人都无比重要，因为父亲始终是一个诚实的人。

玛利?乐和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