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妈妈：

这种管理领馆的经验真是我们想象当中最奇特、最有趣和最困难的。这段时期，邦思先生继续在塔仙楼呆着。那里或许是零下许多度的冰天雪地。我这礼拜给他寄了封信。他至少能收到吧？我有点担心他，不知部里会怎么想这件事。至今为止，他已经离开三个月了，而这段时间里正发生着动荡。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在圣诞节回来。他回来时，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帝国，而是一个共和国了。现在在中国发生的各种政治事件，无疑是历史上最重要和最不确定的。当然，不在场的人就没有兴趣。而对于我们这些一天天关注这场和平革命的人来说，简直太让人激动了。同时，也让人疲倦，因为看到他们是如何拖延而使人无法预料结局。

现在，让我们以互相拥吻千回来结束这一年吧。感谢上帝，我们是极少数对个人生活没有抱怨的人。

儒勒

在政治纠结还没解开之前，成都最后一次进入混乱状态。1911年12月初，这座城市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暴力洗礼。情况十分严重，到了几乎所有欧洲人都应被疏散的时候。让儒勒向我们讲述这个日子吧，就像他12月11日向外交部汇报的那样：

我们上周经历了非常惨烈的一段时间：军队起义，把成都洗劫了，很多地方都在起火，他们要求建立一个新政府。

从12月1日起，一阵可怕的交火在新军和旧军之间展开。后者中有三人被杀。他们去营里寻找救援，一边喊着新军起义了。消息并不可靠，却在城里引起了很大的骚动。除了这三桩屠杀以外，还有零散的几桩。卡思戴尔先生在门口发现一个中国士兵的尸体；一个去码头租船的中国人看到一个无头尸；两个警察被殴打；还有受伤的，断肢的，瞎眼的商人，挤在慌张逃离的平底驳船上……

这种情形，虽然不一定绝对危险，但我看在眼中，认为事态严重，产生了“让所有没有不可避免的任务的人都不要逗留”的想法，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去重庆。我特别为妇女和孩子们担忧。其实，木雅克夫人和特里浮夫人都决定离开。我指定特里浮先生陪伴她们，并且暂时结束他在医疗队的职责，以书面命令让他在重庆工作，让他呆在那里，直到陆路开通再回到这里的岗位上来。几乎所有的新教教士都收拾起行李：一个真正的小舰队组织起来了……

周五，12月8日

新军和旧军聚集在童桥场（音）上。那是一个和领馆街垂直交叉的练兵场。为了表示接受停火，六个兵团出发去万县沿线的主要城市之前，进行了最后一次演习。我在领事馆的门口观看练兵。突然，听到一阵猛烈的枪响。起先我以为是练习和朝天开的空枪，但是士兵和人群慌乱的奔跑，让我意识到情况严重。我立刻回屋，关门之前迎进了几个逃命的人。我留在那儿，想借着门栅栏看看风头。我的一个被吓坏了的仆人跑来告诉我，绿营士兵们从花园里纷纷进了领馆。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士兵们是来杀我的，他拼命要把我藏起来。我则宁愿自己去看个分明。我发现假设来杀我的人一点也没有敌意：“别害怕，别害怕！”他们一看见我就向我嚷道。在这个时候，另外的人继续跳过墙头，很快就有百十来人，平民或军人，都是来躲子弹的。我向他们打探事情起因，但毫无收获。后来才有了满意的解释：从战斗一开始，有人就向军队许诺了双倍的薪金，可是却只发了一份。于是新军就有人高声反抗，还跑去抢劫军饷。可能有人朝天放枪，由于人群庞杂密集，他们说，两个人被打死了。

新军一边跑，一边叫“到皇城去，到皇城去”。他们一边跑，一边要沿途的人拔掉“汉”旗。那些旗子迅速魔法般地消失了。朴总理空谈了一番要等着他们，实际上却消失得至今不见痕迹。士兵们分发弹药装备给最底层的人民。很快，城市里的抢劫开始了。银行、慈善机构、杂货商店很快就被愤怒的人群占领……我步行一个个地拜访了同胞，我想不必再说明所有人是如何焦虑。我碰到了好几拨抢劫的人。他们的情况实在悲惨。披挂着子弹，步枪或大刀握在手里，他们拿着的要么是一件衣服，要么是一篮货币，要么是一条被子。我还了解什么？在这种图景中增加恐怖的是人们的态度：所有的居民都在那里，在他们的门槛边，空睁着眼，不说一句话，不做一个姿势。在我的最后一站，木雅克医生家，我找到了几乎所有的非神职的法国人。在外部环境恶劣和我同胞中大部分人极端绝望的情况下，我发布了一条逃往重庆的命令。除了我应坚守岗位外，我解除了所有医生和护士的责任。我坚决要呆在成都，因为这个职位上不能没有主管。

一百多名欧洲人要乘三十多条船离开。中国政府提供了一百名保卫安全的士兵。儒勒说，那时侯，“街上可疑的人随时被截住搜查，如果他身上带了太多钱，就会立刻被处决”。

儒勒终于遇到了第一次危机，这可不是最小的一次。他真的是惟一和传教士一起留在这个血腥的城市里的法国人。

成都，1911年1 2月18日

亲爱的妈妈：

政治局面好像又好转一点，可上个星期是多么可怕呀。我是最无畏的一个，可我现在还发着高烧，牙齿打颤。两三个月前，我和你说：“不可能每个人在刚干外交的时候，就碰到亚历山大屠杀一类的事”。现在，我再也不用嫉妒任何人了，我看到了足够多的可怕的事，它们足够使我得神经病。

再会，亲爱的妈妈，我十分温柔地吻你

儒勒

成都惟一的非神职法国人

如果这个12月的黑色的日子标志着8月开始的暴动的一个终结，那么在一个身心俱疲的儒勒那里，则是一个真正的灾难。紧张或许只来源于对他所经历过的危机的意识，和他需要调动的以供独自完成使命的勇气和精神。四个月里，他在领馆和成都外的世界隔绝，而且要单独对十几个法国居民的生命安危负责。从暴动的前夕开始，四川就成为所有在华外国势力的关注中心，这种孤立的压力应该是非常大的。恰恰是在这个具有反叛精神的省份，千年帝国开始了在被共和国替代前的崩溃。

袁世凯向即将就任共和国总统的孙中山提出了一个交换建议：他不再用军事打击分隔革命者，然而却要求以他的意志来完成最后一个皇帝的退位和向共和总统制的转化（即篡夺总统职位）！1912年2月12日，这个建议生效了。所有人都以为新的中国终于产生了一个现代化的政治。

尽管还没脱离革命的风暴，儒勒却无论如何要在重新面对这段对他来说很艰难的中国历史之前，享受一次休息的机会。他要开始三年来第一次回国度假。我们不难想象他登船离开这个混乱国度之前的轻松。四川虽然在这么漫长的几个月内没让他停止担忧，他却从没对这片土地感到幻灭。在离开之前，他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中说：“从各个方面来看（事务、天气和生活条件的各种好处），觉得对自己的职位十分满意，将对休假后能回这里来进行一段新的工作而感到幸福”。

外交部将对儒勒的作为十分敏感，就像1912年政治和商务部做的一份记录中所提到的那样：“这个官员，天生十分冷静，证明了他是一个值得称赞的勇敢的工作人员。如果从他的年龄和级别来看的话，就知道他展示出一种严肃的独特素质。政治和商务部的部长将很高兴提名他参加下次院金棕榈奖的选拔。”

所以，儒勒是怀着完成任务，并且好运临头的感觉去休假的。他父亲的信也证明了这一点。阿尔弗莱德，他的父亲，杰出的外交官，刚刚以一级部长的身份退休。对他儿子的事业表现十分乐观。而且毫不迟疑地对亚洲事务部副部长贝特罗先生施加影响，以帮助自己的儿子。在信中，他也告诉儿子，他母亲非常关注他所经历的事情。

巴黎，1912年2月16日

感谢上天，你终于有消息了，而且是好消息！听你来信的语气，我感到你圆满勇敢地完成了任务，并且在休息中恢复着力量。这次任务会在你的事业中留下痕迹。稍微等一等，你就会收获果实。

我2月10日去看望了贝特罗先生，他读了你的报告，欣赏你的漂亮的作为。只是他认为，医生护士都离开了成都，只有你自己留下，令人感到有些遗憾。真是说得容易！他想象不出，在12月8日那个可怕的日子之后，欧洲侨民的精神状态会如何紧张。他提出，外国人没有受到革命运动的威胁。这可能是真的，但是我们有可能在如此可怕的事件之中失去判断，因为成都正是动乱中心。如果他在现场的话，自己也可能误判。

在谈话之后，我给他写信，建议表彰你，让你跳过成都使馆“特派员”这一级，到新的岗位上，也能保留你现在的级别。他回答说：“……很遗憾，这是不可能的，成都使馆已经有一个人选。我能做的，就是把他调到上海工作两年，以使乐和甘能够享受两个半期的任期。”他还说：“别为您的孩子担心。我对他很感兴趣。我欣赏他。这个表现会影响他的事业的，因为我从不放弃一个优秀的官员，也不会缩减我能做的部分。”

无论如何，你应该有信心，你既不会浪费时间，也不会浪费心血。这对刚开始工作的官员是个不错的机会，这会使自己为人所知，表现出自己的价值。这些业绩不会被人遗忘。

我想你不会感到吃惊，你母亲在你度过悲剧的时刻，非常激动，深受刺激。她因此得了神经性皮炎。她现在好点了。她总是警觉和勇敢的，不会被击垮。可是，她无限的母亲柔情，经过了一次强硬的考验。

阿尔弗雷德·K

儒勒离开中国的日子到来了，中国将经历更困苦的时日，而儒勒的目光从此转向了法国。他没有乘坐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而是乘坐了一艘海船。心情轻松，精神平静，他只是稍稍关注了一下他父亲1912年5月发给他电报中的消息：“你们听说那巨大的‘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可怕消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