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出版了那本以描写复旦教师为主的《海上学人漫记》之后，就打算接着再写一本记叙复旦往事的散文集子，但因为其他事忙，一直因循未果。现在，复旦大学百年校庆将临，我想乘此机会，将这本书写出来，一则为百年校庆凑个热闹，二则也算是给自己在复旦半个世纪的生活留个纪念。

复旦百年，大致可以1949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以前，复旦虽然有马相伯、严复、于右任、邵力子、李登辉、章益等名流学者掌校、任教，但在抗日战争以前，毕竟是一所规模较小的私立大学，抗战期间改为国立，也算不上名校。听老学长们说，抗战时期国内的四大名校是：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组成）、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抗战胜利以后，复旦在民主运动中较为活跃，但主要影响还是在上海地区，并不算是全国的先锋。1949年上海解放，复旦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支持，才有了长足的发展。所以复旦将上海解放的日子：5月27日，作为自己的校庆日，是有它的道理的。

复旦之成为全国性重点大学，是在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

1952年的院系调整，是以前苏联的办学模式来改造欧美的办学模式。因为那时号召一边倒，举国上下正在全面学习苏联老大哥，高等院校自然不能例外。原来按欧美模式建立起来的大学，

一般是由文、法、理、工、商五大学院组成的多科性大学，有些大学还有医学院、农学院，院系调整之后，就改造成为两类大学：一类，是由文、理两个基础学科组成的综合性大学，如北大、复旦；另一类，是以某一两个应用性学科为特长的专科性大学，如清华以建筑和机械为主，交大以造船和电机为主。当然，院系调整也有很强的政治因素。教会学校被认为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有关，一律撤销，如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学校也要撤销或削弱，如中央大学直接由国民党中央所掌握，自然不能继续存在，所以早就改组为南京大学，广西大学的许多教授是桂系首领的智囊，这所大学与桂系军阀的关系太密切，也被撤销了，——现在的广西大学是后来重建的，而且校址也由桂林改在南宁。而复旦之所以能得到扶持，则与它在战后反对国民党政权斗争中的出色表现有关。

近年来，我们的高教界又在进行调整了，虽然并无“院系调整”的名称，其力度也相当的大。但调整的思路却与上次截然不同，甚至可说是反其道而行之，即以欧美模式来改造前苏联模式，又重新合并和改造为多科性大学，而且仿佛是以大为好，学校愈并愈大，有些还以全国最大的学校相标榜。行动虽然在变化，但对1952年的院系调整，却一直不见有什么认真的总结。这场改革到底给中国的高教事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古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于前事倘无清晰的认识，那么，后事进行的根据又何在呢？

到得1950年代末期，复旦校门再次东移。这个校门造得很有气派，是师生们拍照留念常选的背景。这张照片是中文系61级部分毕业生回校时所摄。

1952年的院系调整，对于有些大学造成了致命性的伤害，但复旦却是这场调整的受益者。它归并了许多学校的师资和设备，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院系调整的前奏，其实在1949年8月就开始了，从那时起，就陆续有一些高等院校并入复旦，如暨南大学、英士大学、华东新闻学院等。刘大杰先生在暨南大学当过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他是1949年9月，在暨南大学撤销之后调入复旦的，所以才会在复旦经历1951—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而且有轰动一时的跳黄浦事件；郭绍虞先生也是1949年9月从同济大学调来的，他原是同济文法学院院长。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是思想改造运动基本结束之后，在1952年八九月份进行的，因为经过了思想改造运动，又是按上面的指令办事，所以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并没有费太多周折。

据《复旦大学志》记载，从1949—1952年，前后计有18所高等院校的有关系科并入复旦。其中有公立大学8所：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南京大学、英士大学、安徽大学、华东新闻学院；私立大学6所：大同大学、大厦大学、光华大学、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上海学院；教会学校4所：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金陵大学。加上复旦本校，这所新的复旦大学是由19所高等院校的有关系科组成，是全国院系调整中组合高校最多的一所大学。

当然，复旦也有调出去的系科，如：财经学院的会计、统计、企业管理、银行、贸易、合作6个系，以及统计、贸易、银行3个专修科，就调出去组成上海财经学院；农学院的农艺、园艺、农化3个系，调至沈阳，新建沈阳农学院，茶叶专修科调至安徽大学农学院；法学院法律、政治两系调出，与圣约翰等9所大学的有关系科合并，组成华东政法学院；外文系的德文组调到南京大学；理学院的土木工程系并入同济；文学院的教育系并入华东师大。此外，还撤销了一个系：社会学系。

但总的说来，复旦是进多出少，力量壮大了。

复旦大学于1949年7月29日成立校务委员会，主任张志让（左），副主任陈望道（右）。1952年10月3日，陈望道担任校长。

办学的决定因素是师资力量。复旦在院系调整之后，汇集了一批著名学者，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1950年代的学部委员和一、二级教授，就有一大部分是从别的学校调来的，如：苏步青、陈建功、谈家桢、吴征铠、卢鹤绂、谭其骧等来自浙江大学，周同庆来自交通大学，顾翼东来自大同大学，吴浩青来自沪江大学，郭绍虞、杨武之来自同济大学，赵丹若、王恒守来自原中央大学，刘大杰、吴文祺来自暨南大学……当然，也有些在院系调整之前原就在复旦任教的，如陈望道、卢于道、陈子展、周谷城、周予同、全增嘏、陈传璋、张孟闻、孙大雨等。

我在1953年入学时，院系调整已经结束，复旦的校舍虽然还很窳陋，但名师荟萃，实力强大。后来盛传当年复旦中文系有十大教授，其实，当时的教授何止十人。影响较大的就有：郭绍虞、刘大杰、朱东润、陈子展、蒋天枢、王欣夫、赵景深、徐澄宇、吴文祺、张世禄、郑权中、李笠、乐嗣炳、贾植芳、方令孺、余上沅等人；陈望道原是新闻系教授，当时因为做校长事忙，也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他创立的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与中文系有关，也可排在中文系教授名单之内。当时这些“老教授”大都还只有50岁上下，用现在的标准衡量起来，大概只能算是中年教师，而鲍正鹄、胡裕树、蒋孔阳、濮之珍、王运熙等中年教师，都还只有30岁上下，照现在的说法，则是青年教师。他们当时大都精力充沛，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可惜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使人不得安闲，而且对人伤害很深。

除了思想改造运动之外，20世纪下半叶的政治运动我都身历其境，可以说是与复旦共同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往事虽然不堪回首，但是又不能不去回首。因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

凡有老同学回校，每每要我陪着重游故地，看看当年上课的教室，抢过位置的图书馆和住过的宿舍。被打成右派，历尽坎坷的叶鹏同学，还要去凭吊当年批斗他的场所，以及他和当时的恋人依依惜别的地方。是的，无论是欢乐还是痛苦，这里都存留着我们岁月的印痕，它印在我们脑子里的，是抹不去的记忆。

我将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下一些20世纪下半叶的复旦往事。为朋友，为后来者，也为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