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是1958年从农业战线开始的，但很快就带动起各行各业，出现了全面的跃进局面；而且时间上也不止于1958年，接着还有“继续跃进”，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了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之后，更是跃个不停了，直到1960年全面大饥荒的出现，才被迫停顿下来，转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阶段。

复旦大学跃进大会现场。大跃进从农村开始，不久就遍及全国各行各业，文教战线自然不能落后。跃进大会上动员、誓师，热气异常高涨，会后就开始通宵苦战。

复旦是重点大学，先进单位，在大跃进年代里，更是一马当先，时常有点创造发明，影响所及，遍于全国的文教阵线。往事虽然只越过四十几年，人们却早已将它遗忘。然而历史却是无法回避的，如果你不肯认真地对它加以总结，那么它必然会化为一种惰性，影响今天的行动。与其让历史左右现实，还不如对它加以正面的认识。

红专辩论与深挖个人主义思想

“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和“大批判开路”等口号，虽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正式提出来的，但实际上却是行之已久的做法。全国的大跃进运动是以批判“反冒进”思想开路的，农村的大跃进运动是以拔白旗来清除障碍的，高校要开展大跃进运动，除了拔几面白旗之外，还全面开展红专大辩论，深挖个人主义思想，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更彻底。

其实，反右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清路工作。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发表，捧场者就出来赞道：地基已经清理出来，道路已经开辟好了，文艺上的千军万马可以纵横驰骋了。

但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必须集中力量打击重点对象，不可能全面铺开。待到反右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全面深挖个人主义思想的工作也就开始了。

还在1957年下半年，复旦就组织中青年教师开展红专大辩论，目的在于清算教师中的单纯业务观点。因为在领导上看来，这种偏重业务的观点，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但是，教师本来就是从事文化科学专业工作的，业务不好，何以教人呢？这一层意思，无论如何总是想不通。不过大家鉴于反右运动的经验，不敢明确地说出罢了，只有数学系一位姓徐的教师，因为得过一个什么数学奖，1956年参加过全国青年积极分子大会，还有些政治资本，他发言说，大学教师首先要把业务搞好，在专业上应该成为拔尖人才，否则，就谈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至于政治上，只要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就行了，一般教师不可能花太多的时间去做政治工作。此论很受教师们的欢迎，不料却被一位政治课教师批评为中派观点，——还好，没有当作右派观点。据这位左派教师的意见，教师首先在政治上要红，其次才是专业知识。不过他始终没有说明，缺乏专业知识如何能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到得1958年，在学生中也展开红专大辩论，听说辩论得很热烈，当然也是“红”字派占上风。

我参加过三四回这样的红专辩论会，虽然知道正确的结论应该是又红又专，但始终搞不清“红”的内涵是什么。有人说，只要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就是“红”，但左派们认为这只是社会主义公民的基本准则，还够不上“红”的条件，连陈毅副总理所说，飞行员首先要技术过硬，政治上只要不飞到台湾去就好了之类的话，也不被认可。有人说，“红”就是多参加政治工作和社会工作，不能怕工作耽误业务学习，——这种说法自然有一定的针对性，我们系的教师那时就极不愿意担任行政工作，生怕影响业务。但政治工作和社会工作是由领导上分派的，不是谁要参加就能参加，哪来的自主权？

我虽然很想做到又红又专，但一直被认为是只专不红的人，当时也颇感苦闷。后来有一位学长私下里给我说了一句掏心的话，他说：“你的问题在于太喜欢写文章，文章发表多了，自然要引人妒忌；当然，不写文章也会被人看不起，你看我，发表过两篇文章之后，就不再发表了，这样，别人既不敢说我不会写文章，我也不致太引人注意，一直平安无事。”这是经验之谈，很有几分道理。但有一位领导找我谈话说：“写文章不一定都是白专道路，要看怎么写。”他云里雾里谈了一通大道理之后，结末说：“我们可以合作写文章。”我知道他与别人合作的经验，那就是他出点子，别人执笔，然后他署第一作者之名。我不喜欢这样做，当场就拒绝了，于是就成为白专道路的典型而受到了批判。这是后话。

我不知道红专关系的辩论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但不久就开展了双反运动，直接转入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批判。《人民日报》在1958年4月13日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论：《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5月8日，该报又发表了党内著名理论家冯定的文章：《知识分子在大跃进》，文中指出：“个人主义的最普遍的表现就是名利思想。名利思想在资产阶级的高级知识分子中，既深且透，真是到了刻骨的程度。”这就把矛头指向说得非常清楚了。

为了深挖个人主义思想根源，于是又掀起一个贴大字报的高潮。复旦曾经规定，每人每天要贴上一百张，才算完成任务，大家只好把大字报纸裁小，一裁二，二裁四，四裁八……最后是大字报变成了小字报。不但贴满走廊，而且贴满寝室，甚至连床架、书橱上都是。这回不是帮助共产党整风了，而是群众性的自我整风和“向党交心”，即教师之间和同学之间的相互批评、学生对教师的批评和各人的自我批评，——这种自我批评，叫做“自画像”，即自己画出自己的丑恶形象。内容主要是狠批深挖成名成家思想和名利观念，旁及享乐主义和谈情说爱现象等等。谈恋爱在当时虽然并不犯规，而且许多左派也在追求女生，但女生若与别人谈恋爱时，却要算是小资情调，丧失革命斗志的表现，所以有位革命性很强的女生，虽然入学之前就已定情，但那时她的男友来找她时，她却装得工作十分忙碌，把他晾在一旁。当时我还在葑溪乡劳动，算是躲过了这一运动，但高云却因谈恋爱而受到批评，也作了自我批评，画了自画像，当然就牵涉到我。好在当时几乎是人人过关，也就并不显得突出了。有位男生床头贴了个“佛”字，这是逃避革命的典型；有位女生枕边放有饼干罐，有时吃些小点心，则是享乐主义的表现，都被贴了大字报。总之，那时是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大家拿着放大镜来观察别人，同时又被迫加油加醋地暴露自己，竞相上纲上线，竭力丑化自己，丑化别人，这叫做“自烧”和“互烧”，务求将个人主义思想搞臭、烧净。复旦的做法得到了上级的表扬，《人民日报》还特别报道了复旦大学举办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画像展览。

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狠批知识分子中的“名利思想”，是要剥夺掉知识分子最后一点资本——业务专长的资本，断绝青年学子向这方面发展的路，而且把知识分子凭脑力劳动而获得的高于体力劳动者的收入，说成是合法而不合理的“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在考虑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张春桥那篇《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文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上出笼的。这篇文章深得毛泽东的赞赏，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后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张春桥从此开始飞黄腾达。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文艺界的一些老积极分子提出了降低稿费的要求，把本来就不高的稿费标准，又降低了许多，并且取消了版税制度。姚文元还批判傅雷是索取稿费的猛将，而傅雷是没有工资只靠稿费生活的自由翻译家。

使人最不可解的是，高等院校本应培养各类专家的，各系所订的培养方向上，也有培养本门学科专门人才的规定，而且国家的建设也正需要各类专家，批判成名成家思想，就是不再培养专家，更加不要名家，这与办学目的岂非矛盾？

反右运动以后，多次进行红专问题辩论，不断批判白专道路，要求师生树立又红又专的思想。图为复旦教授们在拟订红专规划。

大概为了解决这一明显的矛盾，接着就重新讨论培养方向的问题。别的系怎样调整，我不大清楚，在我们中文系，则经过反复讨论之后，提出了一个以办党校的精神来办系的方案。也就是说，中文系不再培养语言、文学学科的专业人才，而要培养能够积极贯彻共产党的各项政策任务的党政干部。这个方案得到了学校党委的肯定，中文系也成为先进单位，向全校介绍经验。

与新的形势相适应，在课程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比如，“文学概论”被认为太偏重于介绍文学理论基本知识，政治性不强，就以“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批判”两门课来替代，——这时，姚文元正出版了一本遍批许多右派和准右派作家的《论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著作，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是一个极为时髦的课题。同时，语言、文学两个专业也各自选中靶子，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开初，语言学专业的批判靶子是张世禄先生，说他宣扬的是高本汉的资产阶级语言学思想。文学专业选的是刘大杰先生，集中批判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还出了一本专门批判这本书的论文集。后来，文学方面又增加了一名蒋孔阳先生，说他有超阶级文艺观，是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到得1960年春夏间，在中共上海市委策划的、由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持的持续49天的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大会上，蒋孔阳先生又被作为三大重点之一受到批判——另两名重点批判对象是华东师范大学的钱谷融先生和上海师范学院的任钧先生。

到得1961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时期，中文系党总支才奉命对这三位受批判者赔礼道歉，并将中文系培养规划重新调整到接近原来的轨道上来。也就是说，不再提以办党校的精神来办系，而仍要培养专业人才。但是，经过双反运动，经过重点批判，再加上不久之后情况又有反复，中文系又推出新的白专道路典型人物来批判，怎能不教人警惕呢！于是许多青年教师就不敢踏实地搞业务，更不敢写学术论文，有些人甚至课都上得很少，整天忙于社会工作，以求将自己涂成红色。而到得“文革”结束以后，学校的工作一旦转向以教学科研为主的时候，有些人就跟不上形势了，因为业务知识不是一下子能够补得上的，学术论文也不是马上能写得出来的，而另一些人，在情急之下，则利用别人的劳动，来垫高自己的学术地位。

后来者常常对这一辈人的业务水平有所非议，其实这是特定时期文化政策的产物，当然也与当时的选才标准有关。

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日子

大跃进时期的各种活动也真多，任务一项接着一项，不但后辈难以想像，连我们这些过来人也难以一一备述。

炼钢炼铁，本来是钢铁厂的工作，但这时却变成了全民的任务。因为毛泽东在1957年11月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代表会议上与苏联相约，提出了超英赶美的任务，即在15年时间内，中国要超过英国，苏联要赶上美国，这样，社会主义阵营就可以战胜资本主义阵营了，——后来，毛泽东又认为：“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15年，可能只要10年或11年。”“再有20年就赶上美国。”但到得杨西光在复旦党代会上传达时，却说是：“赶上英国不是10年，也不是8年，而是5年！赶上美国，也不是十几年，而是8年！”这当然不会是杨西光本人的创造，肯定也是从上面传达下来的。因为不久毛泽东在薄一波的报告上批示道：“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可见决策者对经济形势的估计是非常乐观的，所以计划指标一提再提。

当时中央领导的看法，认为超英赶美，就是要在钢铁产量上超过他们，所以号召全党全民用最大的努力，来提高钢铁产量。1957年我国的钢产量是535万吨，1958年生产指标是1070万吨，翻了一番，毛泽东希望1959年的钢产量能达到2500万吨，再翻一番。要完成这样的高指标，原有的设备当然是不够用的了，于是就发动群众，搞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不但炼钢厂要炼，而且机关、学校、农村都筑起小高炉来炼钢，这叫做土法上马，全民炼钢。复旦自然不能例外，校园里也筑起小高炉，火焰日夜不熄。没有原料怎么办？就发动同学到处拣废铁，这叫做工业抗旱。外文系学生一直找到江湾机场，在废墟里挖出一架国民党军败退时丢弃的汽车壳，大喜过望。但这样的机会毕竟不多，一般拣到的大抵是些零碎的小件。而且学校周围的废铁是有限的，没有几天就拣完了，于是就把各种可拆的铁器拆下来做原料，一直拆到陈望道校长家门口的铁门。历史系学生还到学校后面的铁路上拆下一段备用的铁轨。而炼出来的成品呢，则连原来的铁门也打造不出来，更何况铁轨。这时，大炼钢铁的目的性已经没有了，只是为完成指标而完成指标，至于炼出来的钢铁质量如何，能否有用，就在所不计了。这其实也是我们生产统计的老毛病：只计产量，不管销路，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将生产与流通联系起来考察的观点。

不过在那时，却另有一种说法，叫做：不能只算经济账，而是要算政治账。大炼钢铁，在经济上显然是得不偿失，这一点不必等到彭德怀指出，谁都能够看得出来，但领导上却以为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就是最大的成绩，赔几十亿钱，只是交学费而已。毛泽东最崇尚群众的积极性，说是人多议论多热气高，所以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搞群众运动。全民赶麻雀就是一种群众运动，虽然动用的人力甚多而轰毙的麻雀很少，但除四害的声势却造起来了。后来虽有科学家为麻雀正名，将它从四害名单中除却，不再加以围剿，但除其他四害，仍旧用的是人海战术。我还记得1959年夏天全校灭蚊的情景：每临薄暮，大家都在面盆里涂上一层肥皂水，然后到树丛、草坪、屋角等蚊虫出没之处去扑，不一会，就能沾满盆底，于是再涂，再扑，效果的确不错。灭蚊当然是好事，但何以不用药水喷射，而要动用那么多人力，当时只觉得时间可惜，事后思之，大概也仍是要发动群众，制造跃进气氛吧！

要有跃进气氛，就不能按照常规办事，更不能搞得冷冷清清。领导上一再强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多、快、好、省”的灵魂是一个“快”字，这种快的速度，就如马克思在描述共产主义社会时所形容的：“一天等于二十年”，于是就拿这句话作为行动口号，响遍全国。

既然要快，于是什么事都讲究速成，连体育成绩也不能例外。那时体育锻炼实行一种劳动卫国制，简称劳卫制，各项运动成绩都订有较高的指标，要达到并不容易，只能根据各人情况量力而行。但那时各个班级却要限期全体通过，当然就要采取许多超常规的措施。比如，学开摩托车，一般总要先会骑自行车，能够在两轮车上平衡住身体，再掌握摩托车的性能，慢慢学开，但这样按部就班地学起来时间太长，不符合跃进精神，于是有些不会骑自行车的，就直接跨上摩托车飞驰起来，一下子撞到篮球柱子上，撞得头破血流且不说，有人还撞掉了门牙，——好在他们还是在体育场上学骑，如果骑到马路上，就更危险了。跑一百米也有新的措施：将那些跑得不好的人拉到桥头上往下跑，利用斜坡的冲力来提高速度，如果再达不到标准的，食堂里还准备了许多猪尾巴给他们吃，据说吃猪尾巴有助于提高速度，——于是大食堂门口出现了一张漫画，画着猪八戒面对一群没有尾巴的猪，并附有一段对话，猪八戒问道：“孩儿们，你们的尾巴哪里去了？”群猪答道：“到复旦大学食堂里去了。”但也有人提出，说是老是供应猪尾巴，是因为膳食科有人贪污，把便宜的猪尾巴当肉来供应了。学校还对此追查了一阵子，后来把中文系的一名调干生派去做膳食科科长。

当然，这些并非复旦的主要跃进成果。复旦领导很明白，正如农业上要抓粮食产量，工业上要抓钢铁产量一样，教育上也必须有自己主要业绩，才能站得住脚，这就是教学与科研。而复旦，正是在这两个方面跃居全国领先的地位。

在1957年以前，复旦的教学工作一直是老教授唱主角，中年教师为辅，以我们中文系53级为例，专业课程的任课教师是：文艺学引论——蒋孔阳讲师；语言学引论——吴文祺教授；现代文学作品选——鲍正鹄讲师及余上沅、方令孺教授；古代汉语——张世禄、郑权中教授；现代汉语——乐嗣炳教授、胡裕树讲师；写作实习——濮之珍、王运熙、杜月村讲师；先秦两汉文学史——蒋天枢教授；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文学史——刘大杰、王欣夫教授；宋元明清文学史——朱东润、赵景深教授；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教授；汉语史——吴文祺教授；俄苏文学——原任课教师贾植芳教授因胡风案被捕，请外文系杨烈教授讲授；西方文学——外文系伍蠡甫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课因排在四年级，原任课教师在人事上有很大的变动，除贾植芳教授被捕外，余上沅教授又因潘汉年杨帆案被捕，方令孺教授正忙于出席各种会议，鲍正鹄副教授则被派到埃及和苏联去讲学，一时竟无人上课，临时请华东师大许杰、徐中玉二位教授各做两次讲座。这四年的课程，除中国现代文学史无人系统上课，略有欠缺之外，总的说来，师资阵容是相当强大的。但到得1958年，随着拔白旗运动的开展，许多老教授都下岗了，而由青年教师顶上第一线。

复旦的青年教师要走上讲堂，原先是有很严格的一套程序的：先给老教师做几年辅导工作，再写好讲稿，由主讲教师审阅后试讲一部分，到了一定的火候，才能独立开课。就职称来说，也总要讲师才能讲课，顾名思义，他们是讲课的教师嘛。这套程序，原是为保证教学质量而设置的，但在大跃进年代看来，却是少慢差费的做法，非加以突破不可。所以当时是不给一点准备时间，一下子就把一批青年教师——有许多还是助教——推到讲台上去，美其名曰：边干边学，在战斗中成长。并且还把这种做法，作为一种培养青年教师的经验向外介绍。

我不知道其他青年教师的感受如何，在我自己是被搞得非常狼狈的。

大概是因为只专不红的缘故（当时还未给我戴上白专道路的帽子），我在乡下锻炼的时间特别长。理科的许多教师，下放劳动只有半年就调上来了，文科的大部分教师也只下放一年，而我则在乡下劳动了将近一年半时间才调回中文系。回来之后，系领导就通知我，说系里新成立了一个文艺理论教研室，已将我的名单划归这个教研室了。我是作为现代文学助教留下来的，对文艺理论并不感兴趣，但那个时候一切都要听从组织安排，不能讲个人兴趣，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所以只好服从。而当我的感觉还没有调整过来的时候，系领导就通知我要给外文系学生上“文学概论”课了，我虽然很感困难，但也只好应命。我提出了一点要求：给点备课时间，却无法得到满足。

说起来，现在的年轻人简直无法想像，我们那时几乎是每天都在开会，或写大字报，早中晚三班，一班不缺。开会时，大家轮流发言，一个都不能少。不发言自然是不行的，发言太简短也是态度有问题，于是大家都练就一付啰哩啰嗦的八股腔，能够不着边际地长篇大论。有位学长听得打起瞌睡来了，小组长突然点他的名，叫他发言，他睁开惺忪睡眼，马上就能滔滔不绝地讲上半个钟头，毫不离题，因为有许多话套到随便哪个会上，都可以用的。这样的会，当然毫无意义，说等于不说，听等于不听，但不出席是不行的。即使第二天有课，也不能回家备课，顶多只能获准晚上提早退席，在吃过夜点心后回家备课。这时，已近午夜时分，身体早已疲惫不堪，哪里还能认真备课，也只好拼凑个讲课提纲，第二天在课堂上临场发挥。好在那时学生们也跃进得非常疲劳，有些人还在课堂里打瞌睡，他们也没听清楚我到底讲些什么，大家都糊里糊涂过去了。后来又在新闻系教了两个班级，直到1961年回来教本系的“文学概论”，才有时间坐下来认真备课，详细地写讲稿，因为此时已经开始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会议开得少一些了。

这样仓促上阵的，大概还不止我一个人。刚毕业不久的、临时改变学科方向的——如古典文学研究生临时改为现代文学助教，大概都不会比我更从容。所以有些课是几个教师合上，被称为合伙抬轿子。

至于那些被赶下台的老教师，后来虽然大都陆续回到讲台上，但已没有1957年之前那种盛况了，这对教学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高薪（相对而言）养着一批教师，却不让他们好好上课，真不知是哪一家的经济学！

但当时的领导，却认为这是夺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占领的教育阵地，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伟大胜利。

那个时候，是以1949年为界来划分知识分子群的。1949年以前毕业的，是旧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1949年以后毕业的，则是共产党自己培养的新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还被作为新生力量，而重视了一阵子。虽然有许多人不久就被作为走白专道路者来批判，而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则1949年至1966年这17年间所培养的大学生，又都成为修正主义路线的知识分子，而化为异己的力量了。

在大跃进时期，这种夺取工作，同样表现在科学研究领域。

1958年，郭沫若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豪言壮语，说是中央提出，我国在钢铁生产等方面要在15年内超过英国，他在史学研究方面，也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叫“当仁不让于师”。

郭沫若一向是紧跟形势的人，他的话无疑是一个信号，表明文教界在科学研究方面也将与钢铁生产那样地大跃进了，而且要向“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挑战。

果然，小将们闻风而动。他们在批判了老师的资产阶级学术著作之后，就自己动手来编写无产阶级思想指导的学术著作，用以在学术界占领阵地，真是“当仁不让于师”了。

在全国文科方面领先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他们组织55级学生集体编写了一套红皮本《中国文学史》，出版之后，风靡全国，表现了文教战线的跃进成果，而且大大地鼓舞了青年学子的信心。复旦大学自然不甘落后，紧接着就组织学生编写出黄皮本《中国文学史》，同样产生很大影响。而且，复旦中文系还有后来居上的势头，因为它不满足于单本著作，而是配套成龙，搞起一组系列教材。除《中国文学史》外，还有《中国近代文学史稿》、《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等。因为这是大跃进时期的新生事物，而且又显示出革命的力量，所以领导上大力鼓励，出版社也十分支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还刚开始编写不久，上海文艺出版社就派出三位编辑进驻复旦，直接介入编写工作。这在编辑史上也是超常规的。

但中国的事情，往往要看形势而定。到得《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好，大跃进已经落潮，编辑们的热情受到上面的批评，他们的头脑也冷静了下来，结果是这部书只出了上册，还是内部出版。而更迟一些编成的几部书，如我所参加的《文学概论》和《鲁迅评传》，则根本不能出版了。

《文学概论》编写组的主力是57级同学，在确定大纲之后，各人分头编写，几个星期就写出初稿，再讨论，再修改，大家工作得非常紧张，有一次讨论时，金子信同学突然昏倒在地，把大家吓了一跳，但他很快就苏醒过来，说是连日劳累，睡眠太少之故，并没有什么病。由此可见当时的跃进精神，是何等高涨。但这部书定稿时，统编教材的工作已经启动，此书当然不能出版。系领导让我与57级同学顾希恩一起，将书稿送到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交给《文学基本原理》编写组，作为前期工作成果。但后来该书出版时根本不提此事，大概觉得我们的书稿质量太差，根本不值一提吧。

《鲁迅评传》是现代文学组的项目，由鲍正鹄先生指导，承他看重，把我借调过去做辅导教师。参加人员是56级同学。这部书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鲍先生还派我与王继权、盛钟健两位同学到北京进行调查访问，我们除寻访鲁迅在北京的故居和常去的地方之外，还访问了周作人、周建人、许广平、孙伏园、常惠、钱稻荪、冯雪峰、许钦文、章川岛、唐弢等十多位亲属和知情人，回来后又在鲍先生指导下研读原著，讨论大纲，然后几易其稿写成。在当时看来，写得还算认真，可惜错过时机，也未能出版。

已出版的几部书，其实也并非完全由学生编写，都有一些教师参加，《中国近代文学史稿》则是鲍正鹄先生将他多年的研究成果贡献出来，指导同学编写而成，还请青年教师章培恒参加工作。因为当时正提倡学生编书、集体编书，所以教师的名字都隐而不提了。

大跃进时期的著作，不但内容非常革命，而且在写作方法上也突破常规，创造出自己的特点：

其一，组织学生写书，打破著书的神秘感。

过去是学有专长，多年积累，才能著书，但大跃进时期必须打破一切常规，而且当时还认为，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打而不倒，批而不臭，就是因为他们有业务专长，这也是他们与共产党对抗，向党讨价还价的资本，必须加以剥夺，才能彻底改造。现在要组织一些初学或未学过该学科的人来写书，就是一种占领阵地的革命行动。

其二，提倡集体著作，组织大兵团作战。

学问应是沉潜研究的结果，著作乃个人劳动之结晶，但当时却认为，个人写作是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的表现，而集体著书则可以培养集体主义精神，所以总是组织编写组来集体写作，几个人分工负责一个章节，许多人分头进行，这叫做大兵团作战。

一本书同时有许多人在写，当然写得很快。当时以为这是符合多快好省精神，但其实快是快矣，却未必就好。时隔不久，这些著作就为人所遗忘了。试问，现在的中文系学生和中青年教师，还有谁记得北大红皮本《中国文学史》和复旦黄皮本《中国文学史》？倒是当时受批判的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又出了新的版本，说明它至今还有存在价值，——当然，现在重印的是40年代中华书局的初版本，而不是70年代以儒法斗争为纲的修改本。

大跃进的年代已经过去很久了，当时的集体著作也已风流云散，但由于我们对这段历史没有好好地加以总结，其中许多想法和做法，还是作为集体无意识遗留了下来，对今天的科学研究工作仍旧产生影响，为害不浅。比如，不肯潜心研究学问，喜欢做表面文章；不讲究质量的上乘，只追求数量之多；不愿个人付出长期的劳动，喜欢拉班子集体速成。这些做法，其实都是大跃进的遗风，目的还是追求轰轰烈烈的效果。只不过现在不再用“大兵团作战”之类的军事术语，而改为“某某工程”等工科用词。

大跃进带来大饥荒

大跃进时代总要有大跃进的气氛，凡事总要搞得热火朝天，才能像个样子。最容易造成气氛的，是挑灯夜战。那时，整个复旦校园里每夜都是灯火辉煌。听物理系的朋友说，党委副书记王零常常半夜三更跑到实验室里来检查工作，我们文科各系，也天天晚上由系领导督阵。每到半夜时分，每人还能领到一张就餐券，大家可到食堂免费就餐。

但到得1960年，这免费就餐券没有了，夜班也逐渐取消了。因为物质供应日益紧张起来。开始是某些物品短缺，接着，就闹起饥荒来了。

本来，自从1953年下半年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政策以来，这三样东西就开始定量供应了，但一则当初定量较宽，像我辈男生，粮食定量每月有34斤左右，二则其他副食品供应较好，油水充足，所以吃饱饭是不成问题的。而实际上，我在1953—1957年四年上学期间，食堂根本不用饭票来买饭，而是划卡取菜，主食则随意取用。1957年毕业后在教师食堂用餐，开始时也是饭菜票不分的，就是说，将粮油票交给食堂之后，即可随意购买饭菜票，这饭菜票既可买饭，亦可买菜，只要有钱，随你吃多少。我已记不清何年何月开始将饭票和菜票分开来，饭票以两计算，菜票以分、角计算，两者分用，不能混淆。也就是说，你付出多少斤粮票，就买多少斤饭票，不能多买饭了。而感到粮票不够用，则是在1960年初。因为那时大部分农产品都要凭票供应了。除原有的粮票、油票、布票、棉花票之外，又增加了肉票、鱼票、蛋票、豆制品票等，而且供应量很少。肉是每人每月4两，油是每人每月半斤，蛋以户计，大户每月2斤，中户每月1斤半，小户每月1斤。过旧历年时则增加一些分量，并增发家禽券之类。粮食定量也减少了，我从34斤减到28斤，数年后再加到30斤，妇女更少一些；布票每人每年10尺，还不时要动员上交。还有其他一些日用品也发票，如线票、烟票、火柴票、肥皂票等，买牙膏则要用旧牙膏管去换，买电灯泡亦要用废灯泡换。还发有一种工业券，用来买其他紧缺物品，如钢精锅之类。这些票券，是直到“文革”结束之后好几年，才陆续取消。

上海总算得天独厚，发的各种票券，基本上都能保证供应，但品种好坏之间就差得远了。平时卖的都是很差的籼米，粮店里偶尔到了一点好米，大家就奔走相告，排起了一字长蛇阵来；为了买一点稍微像样的鱼、肉、蔬菜和豆制品，也要起早排队，有时天不亮就起来，也买不到好的。

副食品供应一紧张，肚子里油水不足，人们的饭量就大起来。本来，教师的运动量小，粮食定量一般是吃不完的，现在却大大的不够吃。每餐都要算着吃，如果哪一天吃得超额了，就得在第二天省回来。但在当时，多吃几两容易，少吃一两就非常困难了。有时一顿多吃，就得好几天扣紧。为了应付粮食不够吃的局面，复旦食堂想出了一种办法，使得饭的体积增大，当时的说法叫做增加出饭率。即先将米煮得半熟，再放在大蒸笼里蒸一次，使米粒充分膨胀开来。这其实只是骗骗自己的肚子，刚吃下去时感到饱了，不一会，很快就饿了。但在那种时候，能够暂时欺骗一下肚子也是好的，所以这种做法还得到了上级表扬。复旦还自己养猪，以弥补食堂猪肉供应之不足，但是饲料缺乏，无法多养。虽然也曾动员师生去采摘树叶来发酵作饲料，但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后来又用人粪喂猪，效果也并不佳。

而且，粮票的用量也增加了。本来，到饭店吃饭是不用付粮票的，现在也要付粮票了；本来，到食品店买糕点也是不用粮票的，现在也要付票了。当时，上海市区户口每月还发有若干就餐券和糕点券，复旦是郊区户口，这一切都没有，就相差得很大了。在1959年上半年以前，复旦原属杨浦区，也是市区户口，偏偏到了经济困难时期，却随着五角场地区，划给了宝山县。陈望道校长为此觉得有负于复旦师生，一直到临终前还在为复旦划回市区而向市委市府领导力争。但等到复旦终于划归市区时，这一切差别早已取消了。

那时对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还是有些照顾的。因为教授另有肉、蛋之类特供，讲师也有些黄豆补助，所以被称做猪肉教授，黄豆讲师。后来见到1960年8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的报告中的材料，才知道其中一些具体数字：知识分子一级人员（按：指一级教授、一级研究员、一级作家、一级演员等）和行政7级以上人员，每人每月肉4斤、白糖2斤、甲级烟2条、鸡蛋3斤；知识分子二、三级和行政11级以上人员，每人每月肉2斤、白糖1斤、甲级烟2条、鸡蛋2斤。至于我辈小助教和广大职工，则不属补助之列，虽然我们早已做着讲师的工作，但到这种时候，还是按级论价的。

不过比起外地饿死人的惨况来，我们总算是幸运的。虽然大家饿得肚子难受，有不少人还生起浮肿病来，但毕竟还是挺过来了。

即使在这样严酷的现实面前，大家还得众口一词地说“形势大好”。领导上教导我们，不能从菜篮子里看形势，不要看现象，要看本质。本质是：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滥下去。党委副书记徐长太在登辉堂做大报告时，说了一句广为传颂的名言：“目前形势大好，比任何时候都好。什么叫大好呢？它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所以是大好！”

那时，从报纸上、从广播中是得不到灾难的消息的，小道上有一些传播，但也到处在堵塞。我有一位同班同学分配在兰州工作，回沪探亲时约了老同学到我家夜谈，他讲了一些甘肃饿死人的事，第二天就得到警告，叫他不要散布消极情绪；有朋友从安徽探亲回来，说起安徽饿死人的事，却受到了批判，说他是对大跃进的攻击。

不过，毕竟出现了普遍的饥荒，不能不有一个说法。当时官方正式的说法，叫做“三年自然灾害”，原因是天灾和苏联逼债。天灾自然是有的，苏联逼还抗美援朝时购买武器的债务，也是事实，但大家心里都很明白，这并不是主要原因，只是鉴于彭德怀事件的教训，谁也不敢直言而已。后来传闻，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了一句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家觉得这还算是老实话。但后来打倒刘少奇时，这却是罪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