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我身边都是摩登上海女郎我的外婆是外公的二老婆，据说出身不是特别体面，是吃青春饭的。据我妈说，我外婆年轻时候的风格是她永远在旗袍的扣眼里放一球新鲜的茉莉花，每天都换。

解放后，我外公从香港回到北京，外婆就带着我妈从上海搬到北京。

开始，他们住在东四八条的朋友家，等我出生的时候就搬到史家胡同现在的四合院了。我不记得外婆穿旗袍，可能是那时候她老了，也不记得她有茉莉花，但是记得她是全胡同最特别的一个老太太。她留非常短的头发，每一根都整齐地背到脑后面，没有一丝乱发；她穿的衣服永远是素的，没有花的，颜色永远是各种调子的黑、灰和咖啡；她对料子非常讲究，夏天当然是各种丝绸裤子和中式衬衫，冬天是呢子的裤子和中式外套，有时候外面还穿一件缎子的棉背心。

我至今还有一套我外婆梳妆用的银具，每一件都是精雕细刻。我从小有个感觉，外婆是个很讲究的人，她喝茶永远用一个小的紫砂茶壶，白开水永远是放在一个小铜壶里面，夏天我渴了，拿起壶来对嘴喝水总是要被外婆训一顿，她永远把我的错误归结为保姆和北方人。

除了外婆、干妈，还有黎姑姑和夏姑妈。黎姑姑叫黎明辉，是上海30年代的影星，据说她由于唱了一曲叫《毛毛雨》的歌而走红。解放后就当了幼儿园阿姨。我4 岁的时候，父母再不能忍受我在这些30年代摩登女郎身边鬼混，死活要把我送幼儿园。外婆先是不同意，后来妥协了，条件是我只能在黎姑姑当阿姨的幼儿园待半天，这样不会染上太多的北方人的坏毛病。

夏姑妈是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女人，天天小酒喝得高高的。她是从巴黎回来的，所以也非常讲究穿，在我的记忆中她比外婆要洋气，头发烫成大波浪，也是一丝不苟地捋到耳朵后面。

我小时候的衣服都是我的干妈做的。如果当时有时尚刊物我干妈可以当服装编辑。她天天研究什么百褶裙、背带裙、连衣裙、卡腰、下摆、袖子的收口等问题。

每个周末她的到来都是十足的一场时装秀，她每次都穿得不一样，衣服都是她自己做的。干妈就像我的形象设计师，每周都带新衣服来，都不一样，都是她的设计，也是她自己缝的。衣服带来我就得换上，然后还要摆姿势、拍照。有时候外婆高兴了就请所有人去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吃冬菜包子，或者去新侨吃西餐。

从某种意义上我是这些摩登女郎的时尚发泄点，60年代已经不能随心所欲地打扮自己了，而她们一生惟一的嗜好可能就是打扮自己。解放后，她们已经不能在大街小巷随心所欲地炫耀自己的时髦，我这个关在大四合院里的女孩，正好是她们的时尚发泄和挥发的一件小玩具。

我妈妈是个大美人，这是我在她调到外交部，从湖北干校回来那一天发现的。

那天我去火车站接她，在她从月台到车站的隧道中走出来那一刻，我有一种由衷的自豪，我发现我母亲身边似乎有一个光环，她比别人都亮。至今她的光环犹在，当她走进一个房间，她就是中心。我妈妈的美比上海那些摩登女郎要含蓄得多，我当然更喜欢我妈妈这种风格。我妈妈那时候都是穿很严肃的制服，但是我记得她总是有一件非常好看，颜色鲜艳一点的衬衫或毛衣穿在深色制服的里面，露出一点点鲜艳的领子。到了70年代，妈妈已经是外交部长夫人的时候，她的美容用品也不过只有檀香肥皂、友谊牌擦脸油和美加净牙膏。妈妈出国带回来吃的、小人书，从来不记得她买什么口红之类的东西。

1970年我外婆去世了。这是我童年的一个句号。同一年，我妈妈走后门把我塞进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念英文，当然是为了我的前程考虑才这么做，可是我那时候9 岁，不太理解这一切，只是觉得我的好日子没了。

刚进这所学校时，我连公共厕所都没有太用过。在史家胡同小学的时候，我外婆叫我不要在外面撒尿——脏，憋着回家再撒。这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我根本不会用蹲坑厕所，只会用抽水马桶。同学们笑死了，没见过9 岁还不会撒尿的小孩。

我小时候几个摩登女郎精心培养的服饰美容意识大概在半年内就被彻底革命化了。在我学会用蹲坑后的不久，就开始改变我所有的服装。要穿军装，要白衬衫蓝裤子，要穿解放鞋和军鞋。1973年，我妈妈再一次为了我的前程，把我送到纽约。

就这样，在短短12年里，我的“时尚观念”从30年代上海摩登到“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又到了70年代纽约嬉皮。从此以后我彻底乱了，也就不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