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纽约空降红小兵(二)

吕贝卡告诉我,刚开始她们觉得我傻,挺好欺负,后来看见我“不怕脏、不怕臭”换猫粪箱时那种先进工作者的嘴脸,他们觉得我不正常,有病,而且我的作为都有点假惺惺的感觉,后来我不干了,天天跟她们下棋,谁输了谁干脏活,她们反倒觉得我正常了。

我正常了的第二个迹象是开始表达自己。这是美国人给我上的第二课,加恩一家住在离学校不远的华盛顿广场村。公寓面积不小,但是只有两个卧室,所以我们四个孩子都挤在大卧房里。吕贝卡是老大,所以有自己的床,维多利亚和克里斯托弗睡上、下铺,我有一个折叠床,每天晚上拉出来睡觉,每天早上再放回吕贝卡的床下面,睡觉的地方有了,但是东西没法儿放,所有的柜子都塞满了,基本上一开柜门就跟雪崩一样:衣服、玩具、书劈头盖脸地倒出来。

怎么办?加恩家不是有钱人,又不好意思跟中国代表团要钱,所以就为我买了一个简易、用硬纸壳做的小柜子,是深蓝色的,我最喜欢的颜色,有六个小抽屉,还配了一支小蓝台灯。柜子搭起来之后我心里非常高兴,但是想到使馆曾教育过我们,收外国人礼物的时候要不卑不亢,千万不得过分感激,好像中国什么都没有,有失我大中华的威严。因此,当加恩先生将他辛苦了一早上的小蓝柜子放在我面前时,我以一个中国部长视察工作的方式看了一眼,说了一句“不错”之类的不阴不阳的话,然后接着看书。据说这一举动把加恩全家的鼻子都气歪了,他们背着我开了个全家会议,差点儿把我送回代表团去,后来还是加恩先生心软,说算了,送回去还不知道代表团里怎么整这个不争气的小丫头。他后来告诉我,他看了好多讲苏联斯大林时期的书,特别是索尔日尼琴的《伊万·德索维奇生活中的一天》他怕我因为做错了事情,被送到中国的西伯利亚去。至于我什么时候开始坦率地表达自己,我实在说不清楚。人的意识的转变永远是悄悄的,潜移默化的。直至后来我回国以后,我的团委书记说我说话不走大脑,我才意识到我真的变了。

在美国我还学到两样东西,其一会给我的后代带来幸福,其二毁了我一辈子的财运。第一件事是因为我和吕贝卡的一次争吵。孩子们在吵架的时候是可以说出恶毒的话的,特别是敏感、聪明的孩子。吕贝卡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吵架的起因早就忘了,我只记得她恶狠狠地对我说:“就是因为你不可爱,你爸爸、妈妈才不要你,把你送到美国来,我们真倒霉,还得收养你。”

我也不依不饶地说:“你懂个屁,只有中国人的尖子才能出国,别的父母想送还送不成呢,我将来是当外交部长的料,你八成是纽约街上的垃圾工人。”

吕贝卡反驳道:“我父母绝对不舍得让我离开他们,我再没出息他们也爱我,我是他们的女儿,你要是再没出息就更没人要了。”

我哑口无言,像吃了个苍蝇。至今,我还能清晰地听到吕贝卡的伶牙俐齿。我要是有孩子,我不想也不让他十二岁就漂洋渡海求个学业,我一定把他搂在怀里,紧紧不放。我头脑很清楚,我母亲为我做了一切她所能做的,但我心里摆脱不了一种被抛弃的恐惧,因为吕贝卡的话我会在梦里听到。

其二是我们几个孩子在美国的经济状况,当时我们虽然不愁吃不愁穿,但是口袋里没有一分钱。代表团从来没有发过零花钱。我们学校外面有个卖意大利冰的小摊,天热了,孩子们午闲时都去排队买意大利冰吃。我只好看着,别人要请我吃,我还要面子,说不喜欢。有一次学校组织春游,去中央公园,大家都在街上买吃的,我实在感到委屈,居然在一边掉眼泪。我的班主任是个中年妇女,她过来问我怎么回事,我在她怀里痛诉了一番。她笑了,拉着我的手到中央公园里的动物园去了,在那儿我能亲手喂羊、喂马。等我们回来,同学都吃完了,我也把事情忘了。回家的时候班主任又过来问我玩得开心吗?我说开心,她笑着说:“明白了吧,开心跟钱没关系,得自己找乐子。”

1995年我去美国最有名的高盛投资银行应聘考试,有一个比我小七八岁的资深副产品交割员死活看不上我,理由是我没有“饥饿感”,就是说我对钱的欲望不够旺盛,使我立刻意识到我十二岁时班主任把我带坏了,十五分钟动物园就让我一生没有了饥饿感。到末了,高盛真的没要我,就是因为我不饿。

现在想想当年小时候洋插队,一半是童话,一半是噩梦。可惜的是我们去了四个孩子,只有一个现在在外交部做事,其他的又都跑出去移民了,国家钱白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