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晨雾中看到了绝妙的景色。那美景简直令人无法描绘。

造型优雅的了望楼和城墙浮现在水中。长在城墙边的水中杨柳更增添了一种风情。尤其是火红的朝阳挂在树梢上，河水灿然生辉，那景致美不胜收。配备在大快艇上的步兵炮吐出火舌，击中了城墙。一发、两发、三发，但坚固的城墙纹丝不动。几分钟后，大概是害怕了炮击的衡水县城的居民们，挥着赶制出来的太阳旗一溜排开在城墙上，表明了归顺之意。

停止炮击，继续前进，但我们的船很难通过架设在河上的低矮的石拱桥，不得己，决定等待工兵队炸毁这座桥。这时，传下命令让我们做饭。我们正做着饭时，一个当地居民过来，我给了他五十钱让他买糖，他只买了一点点回来，我用乱七八糟的支那语抱怨他，并让他领路，我自己去交涉。那家店在城外。

在那里，我发现了可怕的事。许多士兵在那里大肆掠夺商品，商店的主人和伙计们一脸悲痛地呆立在门边望着他们。我已经没有必要再交涉什么砂糖价格的贵与贱了。

轻率盲从的我们肆无忌惮起来了——这是战胜国士兵的权利。首先得还回我的五十钱！我打开了店主的抽屉，五十钱还在。

就像饿狼一样看了一圈，想着掠夺什么东西。首先是砂糖。葡萄干味道不错吧，又抢了一盒葡萄干。罐头也挺好的。

手电筒也很需要。香烟不拿上一点也不行。扔掉献县的支那米，换上糯米吧。有了砂糖，面粉一定更好吃。哎呀，还有皮手套，到了冬天没这可不行。这东西少拿些，就拿两副吧。露宿时羊皮也是很需要的。

正当我抱着这些多得抱不下的东西要出门时，大队本部的经理部的下士过来了，他怒吼道："谁允许你们拿走的？"

我磨磨蹭蹭地走了过去。其他士兵大大咧咧地拿着东西出了门。我没法回答这个问题。

"钱付了吗？如果没付钱，赶快付钱，随便多少都行。"

我从怀里掏出了一枚硬币，交给了店员。那个店员可能很生气，又把那硬币掷还给我了。但我硬塞进店员的手里就势跑了出来。宽阔的河岸上，分队的战友正在等待着我这个圣诞老人。这边也喊，那边也喊，都为掠夺品之多而惊叹。两三个战友又拿着东西回来了，我们分队的食物真够多的了。

我们常常因吃不上东西而大叫其苦，这次拼命弄来了食品，但又不可能吃完，最后剩下的连运也运不走。我们一直吃到想吐为止，死命往肚子里塞。吃葡萄干，吃果脯，吃罐头，吃年糕团，吃油炸饼，一直吃到我们松了裤带。我们说："这不是掠夺，是征收。是胜者之师必须进行的征收。"

不知怎么，"掠夺"这个词让人觉得心情黯然，而说"征收"，便不会感觉到罪恶。

突然响起"轰"的一声，工兵把桥炸毁了。

天快黑下来时，下起了瓢泼大雨，砂糖和面粉全随泥水流走了。尽量带上出发命令允许携带的食品乘上船，前行了一阵之后，装甲艇在爆炸的地方过不去，便停了下来，没办法之下又往回走，系好船开始宿营。

第二天，吃上了征收来的蘸上果酱的糯米团子，吸着香烟，手浸在水里，赞颂着美丽的风景，那心情就像乘游览船观赏风景一般。下午五点左右，到达了新河县城前面的一个地方。那里有敌人的粮草仓库，看守仓库的两个敌兵正在午睡。

一个是大个子军人，一个是学生兵似的年轻人。两个人身上都带着相当数量的纸币。翻译审问了他们。士兵们充满了仇恨，又是用香烟火烫他们的脸，又是用刺刀捅他们。西原少尉举起军刀摆开架势砍了其中一个，军刀砍歪了，没有杀死敌兵。另外一个被翻译的手枪打死了。这个少尉看上去好像对杀人非常感兴趣。他至今已经砍死了不少可能是无辜的平民，尽管说是试刀。粮仓有米有点心，点心都是带糖的，特别好吃。

命令我们分队负责搬运弹药，所以脱离了中队，这下要急着赶上中队。亲爱的横山淳工兵伍长提醒我说："喂，东君！洪水太大，小心点！"

从上岸地点到刚才的村庄有两百多米路程全浸泡在水里。在这么大的洪水中我使出很大力气走了起来，但要走这两百米很不容易。有的地方深，有的地方泥土粘脚，更何况扛着背包和弹药箱，移动身体真是难上加难。泥水漫过腰部达到了胸口处。好不容易弄来的砂糖和香烟全浸透了泥水，但我这时已经顾不上这些事了。背着背包，左肩扛枪，右肩用棍子和前面的人扛着弹药箱。前面的人一闪，后面的人就跟着一闪；后面的人站稳了，前面的人又进退两难。脚被泥土粘住的话，脱也脱不开。好歹花了一个多小时过来了，弹药箱终于没受潮。我们嘴里说出的话都一个样——"畜生！真他妈的！"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话能更好地表达此时的心情。

可是，洪水的困难并未就此结束。诺亚方舟时代的大洪水在等待着我们。横山淳的忠告成了严酷的事实。穿过村庄，出现了茫无边际的一大片洪水，简直让人怀疑是大海。看到这情景，想想刚才的辛苦，整个人就要垮了下来。暮色苍茫，弄不清部队前进的方向，我们十二个人望着洪水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地抽起了香烟。

无边无际的洪水，沉重的弹药，方向不明，残敌的袭击，黑夜的来临，我方人数太少等等，一想到这些，就神经质似的焦躁不安起来。

好不容易征用了六个当地人，我们决定让他们扛弹药。

其中一个是七十多岁的患了中风的老人，走路摇摇晃晃，看上去起不了任何作用，很可怜，但这时不是同情的时候。这样的病人扛着别国军队的沉重弹药，被迫跟着别人在黑暗的洪水中行走，而且还不知走到哪儿才是尽头。这是战败国民众的悲惨可怜之处。

老人摔倒了好几次，求我们放了他，但我们坚决不听。他终于瘫在地上，一动不动地哭了起来。我们对他又打又踢之后，又像神一样命令他背起了背包。本该让他扛弹药的，由于他是病人，就让他背了个背包。我们为他找来了一根拐杖，不是因为同情他，而是为了防止他中途死掉或者不堪痛苦而倒下。从他的病势来看，估计他会死在洪水泛滥的、漫长的跋涉途中。我们为什么如此惨无人道呢？这是因为对巨大痛苦的厌恶使我们漠视了人道，再加上扛过一次背包和弹药，我们自身也难保了。

十二名战友开始游泳前进。天已完全黑了下来。踏稳地面，浮出水面，摇摇晃晃，摸索着，我们静悄悄地走着。一寸一东史郎孩子奄奄一息的生命之躯开始痉挛，迎来最后一口呼吸，死神掩没了他的肉体。

呀，老人被刺中了。

刺杀老人的那个士兵真是一个太狠毒的士兵。

老人呜呜地呻吟，他以自己的鲜血喷出了自己鲜红的老命，同时喷出了想使之存活的孩子的红色生命。

三十几具尸体惨不忍睹地叠在一起。

杀人工业！

我们是这个工业的忠实职员。

死亡到处播撒着尸骨。

播下尸骨的地方又萌出嫩芽。那嫩芽又不分昼夜，不分春夏秋冬地在成长。

残酷狰狞的杀戮结束了。我们继续前进。

晚八点左右，我们到达了百尺口。

听见了"隆卤的枪炮声。

终于遇见了敌人，发生了战斗。但是，我们中队是预备队，依旧没参加战斗，弹药一点也没减少。微微昏暗的道路上，通讯兵不停地拨打着电话。他说，一百米前方已经开始交战，我军也有几人伤亡。我们聚在道路的一侧坐着。这里虽说是后方，但并没有片刻的安宁，当火线上友军的某处阵地出现危机时，我们必须立刻去增援。就在这等待时机的时候，上面给我们发下了一点极为珍贵的食品：一粒奶糖和一条乌贼腿干。

这点贵重的食物由两个人分。由于太贵重，我们都没动手。一粒奶糖和一条乌贼腿干，两个人不知怎么分。

在内地恐怕不屑一顾的一粒奶糖和一条乌贼腿干，在这里却是极珍贵的。

听说这些东西还是空运来的。

我把奶糖，还有乌贼腿干放进嘴里，一面深深地感激，一面有滋有味地咀嚼着。

每大的过度疲劳要求身体补充糖分，这时正是连一粒糖也都想要的时候。

仅有的一粒奶糖既可笑但又难得。

火线上在激烈交战，天完全黑下来后，枪声渐渐低了下来，不时地响几下之后便戛然而止。

黑暗中子弹漫无目标，所以射击停止了。

这样，黑暗给战斗带来了休息，我们就决定在路上睡觉。

白天的汗水沾在脊背上，随着温度的下降，我们开始感到阵阵寒冷。就在我们睡不着、阵阵发抖的时候，命令让我们做饭。

我们进入屋子里。

为了不让做饭的火暴露目标，我们只能在大门紧闭的屋子里做饭。

街上有一口井。许多士兵都用这仅有的一口井，水是用一只旋转式摇柄打上来的，每次只能打一点，打水的队伍排得很长。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坚持把粘有剩饭的饭盒洗几下，然后再用饭盒淘米，这是因为我们还留有内地生活时的习惯，或者说还有清洗的习惯。

其实，早已不是需要这种清洗习惯的时候了，我们有的人还没能完全摆脱在内地时的习惯，不适应野战生活。

腾腾烟雾之中，我们终于做完了饭。野口好像物色到了什么东西，他摸出了糖果。听了他的报告，我们电击一般地飞出去，到了一家商店一看，一个大罐子里全是茶色的糖果。

这时已经有几只肮脏的黑手伸进罐子里了。我一面把糖放进了嘴里，一面想起了孩提时代见过的一个老头儿，他把这种有些酸味的松软的糖绕在棒子上卖。这家店可能也卖香烟，地上散乱地扔着空的香烟盒，但我一支烟也没见到。烟和糖，我没福气兼而有之。

十二日，早晨七点，我们担任军旗护卫小队，出发去攻打宁晋城。和联队本部一道排成纵队在高粱地中前进着，这时，从右侧"嗖嗖"地飞来了子弹。我们立即散开队形，继续前进。

飞机飞来，在我们头上盘旋，好像在寻找降落地点。盘旋了两三圈后，发出轻轻的声音漂亮地着陆了。小队长命令我们去看清是敌人的飞机还是自己人的飞机。我们走近飞机，内心在想肯定是我们自己人的，只是带着一些好奇，想知道到底乘坐的是什么人。

飞机上下来了炮兵科参谋，会见了联队长后又跳上了飞机。敌人的子弹依旧在我们的头上掠过。苦力们因害怕，拖着铁皮弹药箱在地上爬行。

子弹命中分队长竹间伍长前面的铁箱，子弹引爆了里面的几发子弹，它自己也停留在里面了。竹间伍长奇迹般地捡了一条命。

他说这个弹药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要带回去作纪念。

中队长也感慨万千他说："好！我给你办手续。"

面对敌人密集的射击，步兵炮开始发威了。旗手紧紧握着军旗精神抖擞地前进，我方的炮击终于压倒了敌人的射击，联队再次排成纵队，我们小队处在本部前方三百米，顺着炮车的轮印螨跚前进。二三十分钟后，高粱穗的前方浮现出了宁晋城的影子。

一想到靠近宁晋城了，就觉得令人高兴的休息似乎正等着我们，脚步也不由得加快，可是，敌人的子弹突然呼啸着飞过来。我们再次慌忙散开，踏倒了高粱秆。子弹好像是从三个方向交叉飞过来的，我们四面都是敌人，怎么办？我们必须尽快冲出包围圈。穿过高粱地，来到了有六间（日本的长度计量单位，1间约合1．8米。）那么宽的很气派的大路上，这里可能是敌人的军用道路。道路的两侧是深深的堑壕，多半是敌人来来去去用的。

不论敌人怎么射击，我们一枪都不还击，因为我们发现不了敌人的影子，从子弹声来判断，敌人可能是在四五百米或者更远的地方朝这里射击的。

命令让我们在宁晋城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宿营。我带着哨兵去了司令部所在的前面的房子里。本部人口处必须有一个哨兵。紧紧关上哨所人口的大门，我们一面烧着火一面吃着从分队运过来的晚饭，海阔天空地谈论起来。

"东！"这时，正在站岗的步哨带进来一个二十岁左右的支那人。在士兵之间，谁都不说某某上等兵先生，某某伍长先生，某某哨长先生。即使是现役兵也是直呼其名，如称"横山淳"。

"什么事？"

"这家伙在本部旁边的小路上转来转去的，我把他抓来了。"

"是间谍？"

"也许是的。"

"脸长得挺秀气，也许是学生军。"

步哨踢了那年轻人一脚。

"喂，关上门，别让火光漏出去。"我对哨兵说，然后在年轻人的怀里搜了搜，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我随手给了他一记耳光。

"给我好好看着他。我去叫翻译官来，哨兵快站岗去！"

哨兵和我来到屋外。检查了一下年轻人转悠的小路之后，我去叫翻译了。

年轻人回答翻译说，他是前面四十多里地的一家当铺的掌柜。但是，我们不信四十多里地前面的当铺掌柜有什么理由来这个打仗的地方，都说他是残敌。他说他没想到这里正在打仗，他来宁晋是做生意的。

不论他怎么辩解，我们决定把他当做残敌或便衣侦探处理。不当班的哨兵们说，用粗绳子把他绑在柱子上站一夜。

我说，讨厌敌兵可以理解，但有的人也是强制征来的，明天就该他见阎王了，算啦，今晚就让他坐坐吧。于是，便把他绑在柱子上。那青年闭着眼睛，一句话不说，似乎沉浸在回忆之中。他也许在想他那如明天的朝露一样的生命，想他的父母和故乡吧。他闭着的眼睛里流出了露珠一样的泪水。我想踢他，可看到他可怜的晶莹的泪光，靴子又抬不起来了。

这时，我深深地为自己不懂支那话感到悲伤。撇开这个青年不说，我们因语言不通，不知错杀了几百个无辜的良民。

语言不通会引起误解，进而恼怒，最后发展为杀人。我们在杀死的农民身上，有时撒一些冥钱，几千元不等。冥钱上印的数额都很大，商店的抽屉里多的是，上面写有"南无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