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新青年》、北大、陈胡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新青年》、北大、陈胡(1)

当袁世凯请出孔子的幽灵,准备窃国称帝的时候,陈独秀于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第2卷改称《新青年》。创刊号卷首发表陈氏的《敬告青年》一文,便向全国青年“谨陈六义”,倡导科学与民主,①反对宗法传统旧文化,举起了新文化的旗帜。

胡适当时尚在美国,即与陈独秀书信往还,并向《新青年》杂志投稿。1916年9月,第2卷第1号《新青年》上便登载了胡适的第一篇文字,是用白话翻译的俄国泰来夏浦的小说《决斗》,这是《新青年》上的第一篇白话文。不久,胡适又陆续发表倡导文学革命的一系列文章和通信,成了《新青年》有影响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与陈独秀虽未谋面,却志同道合,成为神交了。

这年年底,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先生虽是科举出身,点过翰林,却是革命元勋,且思想上能毅然冲决樊篱,接纳新潮。民国元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便明令停止祭孔尊孔。接掌北大以后,又锐意改革,采取学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并广延“积学而热心的教员”,来校任教,掌管校务,力约当时著名的新人物陈独秀,来北大任文科学长。

1917年1月,陈独秀正式就任北大文科学长,也把《新青年》从上海迁来北京编辑。他把主编《新青年》与改革北大结合起来,并帮助蔡先生罗致人才。在给胡适的信中,陈独秀写道:

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按,此系“北大校长”之误)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归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均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②

这年7月,胡适返抵国门,8月即北上,也进北大当了教授。

当年的北大,还在景山东街,即是马神庙的“四公主府”。第一院沙滩的红楼尚在建造中,第三院的译学馆是大学预科。文理本科全在这马神庙的“四公主府”。

这里的正门尚未落成,平常总是从西头的便门出进。进门往北一带是讲堂;往东一带平房是教员休息室,每人一间,人们叫它做“卯字号”。卯字号里聚集着陆续进入文科的许多名人。其中有两个老兔子和三个小兔子的故事。前者指的是陈独秀和朱希祖,他们二人是己卯年(1879)生的“老兔子”;后者指胡适和刘半农、刘文典三人,是辛卯年(1891)生的“小兔子”。③胡适当年还不满26岁,真是翩翩年少的教授哩。

胡适进了北大,便直接参与《新青年》的编务活动,与陈独秀一起倡导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也向蔡先生推荐人才。蔡元培曾说:

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干基本教员,自从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所以兴会较高一点。④

与胡适、陈独秀同年进北大的,有周作人、刘半农等人;先后进北大的还有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陈大齐、朱希祖、刘文典、沈尹默、沈兼士、马裕藻等许多人;稍后,鲁迅也来北大兼课。真是新人荟萃,北大气象为之大变。他们都为《新青年》撰稿,使《新青年》阵容也更加雄厚强大,新文化潮流更加汹涌澎湃,不可遏挡。

1918年,《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扩大编辑部,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等六人轮流编辑。同年底,陈独秀又邀集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商议,另创一个《每周评论》,仍由《新青年》同人主持,以便及时发抒议论,抨击黑暗,鼓吹新思潮。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也组织新潮社,第二年1月创办《新潮》月刊,响应《新青年》,作新文化的有力宣传。于是,形成了一个围绕《新青年》的新文化团体,成为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而这《新青年》团体,事实上又与北京大学密不可分,北大也就成为新思想的大本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了。

不久,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亲日派,震悚全国。新文化运动,也因政治的助力,而涛起风从,迅速发展到全国各地,汇集成了全国规模的伟大文化革命的洪流。陈独秀和胡适是当时运动的最有力的倡导者,他们两人齐名,时人称之为“陈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五四”时期的陈胡,虽是志同道合,却也各有长短。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一员,但比起李大钊、陈独秀来,他较为温和,不怎么坚决,却也不武断。胡适自己承认,陈独秀当年确是“一个坚强的革命家”,他的主张和言论,总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⑤有时他不免偏激,对顽固势力却决不妥协。1919年1月,陈独秀为了回击顽固派各方面对《新青年》的非难与谩骂,写了著名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我们不妨抄录几段精彩的在下面: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新青年》、北大、陈胡(2)

……西洋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⑥

这样的答复,旗帜鲜明,态度决断,毫不妥协退让,不是胡适所能写得出来的。不妨再做一次“文抄公”,把当年钱玄同批评胡适思想的信,抄录一段来作证:

老兄(按,指胡适)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却有一点不以为然之处:即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平日对外的议论,很该旗帜鲜明,不必和那些腐臭的人去周旋。老兄可知道外面骂胡适之的人很多吗?你无论如何敷衍他们,他们还是很骂你,又何必低首下心,去受他们的气呢?我这是对于同志的真心话,不知道老兄以为怎样?⑦

胡适就是这么一个与人周旋,调和妥协气味较浓的人,跟陈独秀恰成对照。

但是,胡适与陈独秀那时毕竟是共同奋斗的同志。1919年6月11日晚,陈独秀因在北京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被北洋政府的密探逮捕,住宅亦被查抄。⑧胡适于当晚即写了《“威权”》一诗:

“威权”坐在山顶上,指挥一班铁索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

他说:“你们谁敢倔强?

我要把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

奴隶们做了一万年的工,头颈上的铁索渐渐的磨断了。

他们说:“等到铁索断时,我们要造反了!”

奴隶们同心合力,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

山脚底挖空了,“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⑨这么激烈地抨击专制统治的诗,是《尝试集》里所罕见的。陈独秀留下的《每周评论》,也由胡适接过来继续编辑,一直出到这一年8月30日,印刷第37号时,被军阀政府封禁才停刊。

①陈独秀在《敬告青年》文中所陈“六义”是: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五、实行的而非虚文的。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在逐项解释这“六义”时,鼓吹“人权平等之说”,并指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因而“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人权平等说,即是民主。见《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出版。

②此信约写于1917年1月,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上册,第6页。

③参看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二一卯字号的名人(一)”。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4年出版。

④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载《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1934年1月1日出版。

⑤胡适《逼上梁山》(1933年12月3日),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出版。

⑥见《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出版。

⑦此信约写于1918年2月,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5~26页。

⑧陈独秀这次被捕的事,可参看毛泽东写的《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载《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陈氏所散发的传单,为《北京市民宣言》,据当时北京警视厅、署的档案所存,原件有16开纸大小,分上下两半排印,上半中文竖排,连标题共16行;下半英文横排,连标题共13行。中文全文如下:

北京市民宣言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左:

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二、免除徐树铮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三、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总司令两机关。

四、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五、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以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言,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

⑨《“威权”》一诗,原载《新青年》第6卷第6号,篇末注“八年六月十一夜”。后《尝试集》增订四版,增“是夜陈独秀在北京被捕;半夜后,某报馆电话来,说日本东京有大罢工举动”的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