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由低调到抗战

1937年7月7日深夜,黑暗笼罩着多难的华北平原。在古都北平的西南,永定河幽咽泣诉着,从卢沟桥下流过。桥两边石栏上精刻的485只狮子,瞪着大眼凝视着:

日本强盗的铁蹄踏上了卢沟桥头。中国守军实在忍无可忍了,奋起反击,揭开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第一幕。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胡适离平南下,去庐山参加蒋介石、汪精卫邀集的谈话会。16日谈话会开始,蒋介石致辞谈到这次事变,还在说:

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外交方法来求得卢事的解决。

同时,讲话也号召全国人民: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①

蒋还徘徊在和战二策之间。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也于19日返回日本,发表谈话说,中国政府对卢沟桥事变,坚持“不扩大”与“外交解决”两大方针。这就是蒋介石定下的调子。他从不抵抗转到了“应战”,但仍幻想对日妥协,希望“和平”。

胡适在谈话会上,便也慷慨激昂大谈教育问题,提出“国家高于一切”和“教育独立”的主张。在山上,蒋介石请吃茶,冯玉祥送煎饼,汪精卫邀聚餐,又与陈诚、卫立煌、胡宗南等武人会见,与陈布雷、吴铁城等文官晤谈,又到庐山暑期训练团讲演颜习斋的哲学。他的应酬颇多,高兴之余,还写了一首诗:

那有猫儿不叫春?

那有蝉儿不鸣夏?

那有蛤蟆不夜鸣?

那有先生不说话?②胡适是当教员的人,以说话为职业,平素又喜好演说,他在山上自然也到处说话,锋头十足;只是在抗日问题上仍唱低调。

7月28日,胡适下山去南京,又做过不止一次的所谓“和平的大努力”。他与高宗武、周佛海、陶希圣等人过从甚密,据说他们都是当日南京“低调俱乐部”的成员。③7月30日,胡适与高宗武等人“深谈国事”,决定由高宗武去打通与日本“和平”交涉的路线。第二天,蒋介石发表了《告抗战全军将士书》。这天中午,他请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等人吃饭。席间,蒋宣布决定作战,张伯苓头一个慷慨陈词,举手赞成。胡适对蒋的抗战决定仍持怀疑态度,但又“不便说话”,直到告辞的时候,他才向蒋进言,说“外交路线不可断”,并推荐高宗武去负责进行。他一直在做着“和平”交涉的迷梦。④

但是,卢沟桥事变以后,局势是一天天紧张了。日寇的猖獗侵略,大片国土的沦丧,全国军民各界抗日运动的高涨,也使胡适的和平梦想逐渐动摇了。7月31日,他复蒋廷黻的信,中说:

你说的话诚然不错。苏俄预备了这么久,还不能不以避战为外交方针,何况我们这个国家呢?但事势虽如此,其中有一点重要区别:苏俄可以有避战的资格,而我们没有避战的资格。苏俄所以能避战,第一因为对外有抵抗力量,第二因为对内有控制的力量。我们这两件都没有。对外力量太弱,故不能阻敌人深入,六年的避战只见敌氛日深,受逼日甚,结果是因为无力抵抗,故终不能避战。第二个因素更重要。我曾说过,只有强固的政府能忍辱,能接受屈辱的和平。……今日政府比二十四年更强了,但恐怕还没有强到一个可以忍辱避战的程度,——又无政治家能担负大责任,——故至今飘泊(drifting),终陷入不能避免的大战争。⑤

胡适的思想开始有些转变,他看到了避战只是梦想,不抵抗所得的只是“敌氛日深,受逼日甚”;然而以乐观主义著称的胡适,在抗日问题上却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悲观论者。他并没有从“和平”迷梦中完全醒来。

8月2日,胡适记下了他还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的方案,如下:

回寓见蒋先生约谈话的通知,先作一长函,预备补充谈话之不足。

主旨为大战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理由有三:

(1)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

(2)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

(3)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

和平外交的目标:

(1)趁此实力可以一战之时,用外交收复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

(2)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五十年之和平。

步骤可分两步:第一步为停战,恢复七月七日以前之疆土状况。第二步为“调整中日关系正式交涉”——在两三个月之后举行。⑥

8月13日,上海战事爆发,对日全面抗战开始。胡适等人的和平幻梦便彻底破灭了。到9月初,仗打了一个多月,胡适的思想也逐渐乐观一点。他离国赴美前,去看汪精卫和高宗武,还劝他们“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观”哩。他对高宗武说:

我们8月初做的“在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但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⑦

从此,胡适抛弃了和平的梦想,走向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倾向于支持政府抗战了。

①蒋介石的这篇谈话全文,载1937年7月19日《中央日报》及各报。

②转引自胡健中在台北传记文学社召开的“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我和适之先生诗文上的交往》。其中说,庐山谈话会上,他和胡适坐在一起,听了胡适的发言,即席写了一首打油诗送给他。诗云:

溽暑匡庐胜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

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辞又一回!

胡适的诗乃是和胡健中的。见《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

③参看J.H.博伊尔著《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JohnHunterBoyIe:“ChinaandJapanatWar,1937—1945”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8月出版)

一书第9章“低调俱乐部”。

④参看胡适1937年7月30、31日日记,见《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下册,第576页。

⑤胡适1937年7月30日致蒋廷黻信(稿),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363页。

⑥胡适的这个方案,据台湾《中国时报?人间》1979年6月16、17日所载后羿的文章《残存日记中的爱国者》看,似系胡适8月2日的日记。查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胡适的日记》,胡适留存北京的1937年日记,8月2日无此记载,这天日记似不全;8月3日至9月6日原缺,胡适当另有所记。现据后羿文录存。

⑦胡适1937年9月8日日记,见《胡适的日记》下册,第581页。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赴美欧作国民外交

1937年9月,胡适受命以非正式使节赴美国及欧洲,进行国民外交。

9月8日,他便乘船西上汉口。在船上,给北京大学秘书长郑天挺写了一封信,并请转告校中各同仁。那时北京已沦陷,故信以一个商人的口吻,隐喻说:

弟与端、缨两弟拟自汉南行,到港搭船,往国外经营商业。明知时势不利,姑尽人事而已。……故半途出家,暂作买卖人,谋蝇头之利,定为诸兄所笑,然寒门人口众多,皆沦于困苦,我实不忍坐视其冻馁,故不能不为一家口之计也。①

胡适的思想虽仍不免有些悲观,“明知时势不利”,但还要去“尽人事”,努力为国事奔走,爱国之心,抗战救国的责任感,跃然纸上。

9月13日自汉口乘飞机,经香港、菲律宾、关岛、中途岛、夏威夷,于26日上午10时飞抵旧金山。

到了美国,胡适便大忙起来。当天午饭后,他便到大中华戏院演说,讲题是“CanChinaWin?”(中国能战胜吗?)30日,又出席加州大学校长的招待会,并有演说。10月1日晚,又到哥伦比亚电台作英语广播演说,题为“WhatChinaExpectsofAmericainthePresentCrisis”(中国在目前的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当时美国正处于孤立主义时期,全国上下厌恶战争。因此胡适婉转地批评了他们的孤立主义,并说:

中国对美国所期望的——是一个国际和平与正义实际与积极的领导者。一个阻止战争,遏制侵略,与世界上民主国家合作和策划,促成集体安全,使得这个世界至少可使人类能安全居住的领导者。②

这次演说,还发生过一点波折。胡适9月30日晚上从加州大学回寓所,已经半夜了,匆匆吃了一点宵夜,凌晨一点开始写广播演说稿,直到天明才写完,交给了电台。那时美国的新闻似乎也要检查。下午,有人来转告说,电台嫌胡适的演说词太厉害,要他修改。胡适听了大为生气,告诉电台中人说:“宁可取消广播,不愿修改。”这样一坚持,电台中人反而更客气了,稿子也不要求修改了,按时于晚上7点45分播出。当他10点回到寓所时,便收到了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和美国朋友布朗(M.I.Brown)夫妇的贺电,祝贺他演说的成功。③

10月8日,胡适到达华盛顿。12日,便与王正廷去白宫谒见罗斯福总统,报告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实际情况,希望得到美国的同情和支持。罗斯福对战局甚为关心,问中国军队能否支持过冬。胡适答以定能支持。罗氏又说到九国会议及美国中立法案的困难;临别时,嘱胡适不要悲观,态度很诚恳。从此至第二年7月,胡适即在美国、加拿大各地作巡回演讲,说明日本侵华的暴行及中国抗战的决心,争取美国朝野和世界公论的同情与支持。

胡适在美国的演说和活动,颇有影响。据那时住在日本的杨鸿烈致胡适信说:

在日本人眼中,先生(按,指胡适)是他们的“侵略主义”的大对头,……先生在美的一言一动,日本的报纸都详为揭载。日本人或以为先生故意诬蔑他们的皇军在我国施行武力的假“王道政治”;或以为先生们善于为有组织的宣传,而同时政府又肯拨给巨万的宣传费,不似日本代表宣传技术既已拙劣,政府又过于小气(器),故使美国排日的空气甚为浓厚,云云。④

1938年7月,胡适又往欧洲游说,对英、法、瑞士诸国说明中国抗战的意义。8月4日,他住在伦敦的旅馆里,突然想起国内的好朋友周作人,尚陷身在日本侵占的北平,甚是放心不下,便写了一首诗,其词云: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⑤

胡适对周作人,可以说是很讲友情的了,君子爱人以德,劝他要识得“重与轻”

,勿为日人所利用。但那时的周作人,“事变未久,即借口于米盐蔬笋诸事而向人宣称‘准备出山’了”。⑥收读了胡适寄赠的诗,似亦有所愧悔,曾略仿藏晖体作答诗一首,其词云: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号苦住。

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话,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是个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⑦

周作人虽然在诗末作了这样的声明,并把他与胡适的赠答诗,竭力向友人间传播,似乎也想借此表示忏悔;但他仍借口米面问题,未能听从胡适的诚心劝告,终于附逆当了汉奸!历史竟是这般严厉,毫不容情啊!

①胡适此信作于1937年9月9日,曾载《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转引自吴相湘著《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载《民国百人传》第1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第175~176页。

②这篇演说,载《远东杂志》第1卷第1期(TheFarEasternMagazineV.1,N1.),有郭博信先生译文。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第1619页。

③关于这次演说的事,参看胡适1937年9月30日及10月1日日记,见《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下册,第591~592页。

④杨鸿烈1937年7月16日致胡适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375~376页。⑤此诗当时曾在一些友人中间传观;后收入《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出版)及《尝试后集》(台北胡适纪念馆1971年2月印行),均题为《寄给在北平的一个朋友》。

⑥参看邓广铭1938年11月30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88~389页。

⑦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4年出版)第161则“北大感旧录(七)”;其中也录存有胡适寄赠的诗。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书生大使

正当胡适赴欧洲游说期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连续致电胡适,敦请他出任驻美大使。胡适颇有些踌躇。他曾经打定主意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入政界。他的夫人江冬秀也总是劝他不要走上政治的路上去。这一年恰恰是他们结婚20年。这20年中,胡适早谈政治了;政界虽然也沾些边,却始终不曾正式出山做官。现在出山,觉得对不住妻子;但是国难当头,眼见民族危机,炎黄子孙能不勉力奔走吗?经过反复考虑之后,胡适还是复电政府,答应出任。电文略谓: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唯自审廿余年闲懒已惯,又素无外交经验,深恐不能担负如此重任,贻误国家,故迟疑至今,始敢决心受命。①

同时,给夫人写信说:

那20年中“不谈政治”一句话是早就抛弃的了。“不入政界”一句话,总算不曾放弃。……今日以后的20年,在这大战争怕不可避免的形势里,我还能再逃避20年吗?……我只能郑重向你再发一愿:至迟到战争完结时,我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②

9月17日,国民政府发表特任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10月5日,胡适赴华盛顿就任。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当官,是在国家民族最困难的时期,当最困难的官。他曾作白话小诗一首,其词云:

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③

当时正是广州陷落,武汉失守的危急时刻,胡适以一介书生,担当驻美大使的重任,就任后即致电行政院长孔祥熙,表示“外交至重要,当以全副精神应付”。

后来,又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说:“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④这种以国家民族为重,拼命向前,吃苦效力的精神,自属难能可贵。

就职伊始,国内因战事节节失利,和战问题又起,主和派大有市场,并且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出面“主持和平”上。10月18日,胡适收到蒋介石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报,内称:

日本似知武力无法解决问题,一再央请德意调停和平(按,此是面子话);但中国人民深信惟有美国政府为惟一可以为获取公正和平之领导者;如美国有意发起邀集有关国家举行谋致远东永久和平之会议——如华盛顿会议之先例,此正其时。

16日,蒋介石又致电胡适,希望美英“合作干涉”。翁文灏致胡适的信中则说,“言和之事不但孔王二公(按,即行政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长王宠惠)对合众社记者谈话盼美总统调停而已,且闻某要员(文官)已派人在上海与日人板西谈判”,翁自己也认为:

盖目前仅赖“抗战必胜”之信念实犹不足。……实际出路,似又莫如由美国严重压迫日本,联络英法,召开会议,共图解决。国命存亡,关系至巨,兄能否与美国要人面商具体办法,以达救国目的。⑥

由此可见国内主和空气之一斑。

自日本侵华以来,胡适对国际局势十分关心。他多年主张和平交涉,是希望得一个喘息备战的机会。1935年6月,他曾与友人通讯,评论形势,估计两种情况以为决定国策的方针:

(一)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唯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裁判。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

(二)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惨的国际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这也是不很可疑的。⑦

以这种分析和预见为前提,故胡适主和以待变,应该说是有他的理由的。而他审察世界两三年来的情势,已经完全改变了主和的立场。7月30日在伦敦,他曾给傅斯年一信,已经提出“国事至此,除‘苦撑待变’一途,别无他法”。⑧10月20日,他便向蒋介石电陈“和谈比战争更难百倍”的意见,反对和谈,指出:

美苏两国均不愿中国讲和。就目前情形论,此言已得印证不容再有存疑。苏俄不愿我谈和,故以武器助我。美国不愿我溃败,故愿经济援助。故就我国现状言:

惟有等待时势演变。⑨

他所提出的“苦撑待变”的主张,对世界形势及我国抗战前途的分析,大致是切合实际的,对国内和谈妥协的空气有所抑制。12月29日,胡适又致电汪精卫,反对他的和谈路线。电文如下:

铁如兄亲译请转汪院长:上月曾由翁咏霓兄详陈和战问题之鄙见。此时国际形势果好转,我方更宜苦撑,万不可放弃18个月的牺牲。适6年中不主战,公所深知。

今日反对和议,是为国家百年设想,乞公垂听。适。⑩

但这时汪精卫已经秘密离开重庆,潜往河内转香港,已发表了向日寇投降的“艳电”,无法挽救了。

胡适接任大使时,既无外交经验,也无外交天才,他又是一个最不愿意向任何人或任何方面作任何请求的人。他只是一个书生,主张一种“诚实与公开”的外交,或所谓“水鸟式”外交,却居然以他的诚恳态度和学问声望,受到美国朝野的敬重,完成了他肩负的外交使命。

他所完成的第一大使命,是在武汉沦陷后不久,促成美国政府给予我国2500万美元的第一次借款,即“桐油借款”。现在看来,这数目不算大,但在当时却是国际间相当大的一笔贷款了,而对于当时万分困难的国民政府,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对我国的士气民心也起了相当的鼓舞作用。那时的美国政府,受中立法案的限制,我国原任驻美使节是一位老外交家,曾多次向美交涉借款,迄无成就;而胡适就任短期内便告成功。后来又签订了“滇锡借款”的合同。由此可以想见,他配合专责谈判者作了何等艰难的努力,也可见美国政府对这位“书生大使”的相当尊重。

那时,罗斯福总统昼夜忙碌,许多盟国大使很难有晋见的机会;而胡适却得到他的相当敬重与信赖,晋谒晤谈也颇多便利。1941年10月,日本东条内阁成立,派野村、来栖赴美国,以谈判遮人耳目,实则加紧对美作战的准备。在这紧急时刻,胡适多次拜谒罗斯福,就远东局势的最近发展情形交换信息。12月6日,他在纽约演说,得到华盛顿电话:罗斯福总统约见。胡适当晚返回,7日上午至白宫,罗斯福见面便说:美国已拒绝日本的要求,从此太平洋上随时有发生战争的可能。胡适回到双橡园中国使馆,刚坐上饭桌,电话铃又响了,罗斯福亲自打来电话,告诉胡适说:“日本飞机已在轰炸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胡适闻讯,真为国家民族松了一口气,他提出“苦撑待变”已经四年,至此总算实现“变”了。

胡适作大使,最大的努力,还是坚持到各地巡回演说。他熟悉美国的历史,了解美国的民情,又颇擅长演说,所以能赢得美国朝野的普遍同情。如有一次,胡适在纽约市哈摩尼俱乐部演讲,讲题是“北美独立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他根据美国的历史及康奈尔留学时游览独立战争战场的经验,把美国的独立战争与中国的抗日战争相比较。他说:美国的成功,一方面是由于华盛顿领导军民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誓达独立目标的决心和行动;一方面是得到了法国对美国的精神和物质援助。中国的抗战与美国独立战争,在历史的背景上虽有若干不同,但两者艰苦奋斗的精神与誓求独立自由的目标却是相同的。因此,中国期待美国友人的援助,而美国也有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义务。胡适又说:华盛顿当年在佛尔居山谷苦战,需要用七辆车满载钞票才可换得一车麦粉;而中国今日情形还未有如此恶劣!如有美国的援助,中国抗战必定胜利成功。他这篇演说,后来又在别的重要场合讲过,被人称之为“佛尔居山谷”演说。这佛尔居山谷的演说,还有一个中美人民友谊的动人故事:1938年12月5日,胡适在一个午餐会上演说,讲到美国独立战争最初的困难,说1777年12月17日,华盛顿领导的军队退至佛尔居山谷时,兵士衣履皆破,往往赤脚赶路,流的血洒在雪地上。他怕人家说他卖弄自己的记忆力,故解释说:“我记得这个日子(12月17日),因为那是我的生日。”当日演说后,胡适因心脏病住进医院。而当时在座的客人Ylayier,回家对他的夫人说,“中国新大使的生日和我同一天。等他生日我们送点花去。”后来听说胡适病了,到生日的那天,托李国钦送了一张百美元的支票,由胡适把这钱捐给美国的“医药助华会(ABMAC)”,胡适自己也捐了一百元,李国钦也捐了一百元。不幸第二年这位Ylayier死了。到12月17日,他的夫人又送一百美元来,纪念她丈夫的生日,胡、李二人也各捐一百元;第三年四年亦如此。连续四年中,ABMAC共收得一千二百元。这是胡适演说中一句闲话引出的一则佳话。

后来,胡适又因心脏病住院70多天,体质转差,却仍经常赴外地演说。1942年5月17日,胡适致王世杰信说:

今年体质稍弱,又旅行一万六千英里,演讲百余次,颇感疲倦。六月以后,稍可休息。我在此三年,不曾有一个周末,不曾有一个暑假。今夏恐非休息几天不可了。

四个多月里,“演讲百余次”,差不多每天有一次演讲,由此可见胡适为国拼命效力精神之一斑;而中国抗战的决心和意义,得为美国朝野所了解,并得到普遍的同情和支持,应该说与这位“书生大使”的演说也是分不开的罢。

但是,胡适又毕竟是个书生。且不说在强权外交及尔虞我诈的国际交往中,他那书生式的“诚实与公开”的外交,难以对付;即就国内来说,自胡适任美使以来,便有各种议论,反对和责难,也是书生胡适颇难应付的。据他的学生和好友傅斯年归纳,当时熟人中之传说,有可注意的几点:

一、馆中staff(职员班子)始终未曾组织好,凡事自办,故efficiency(效率)难说。……又言馆中纪律亦缺乏,先生看到人家打牌,自己也加入。此事似值得考虑也。

二、对介公(按,即蒋介石)未能“奉令承教”,去年说是介公有一电,先生回电径告以不可行。当然介公的想法不见得做到,然此等对付法,非其习也。

三、近日高贼宗武夫妇常住大使馆,此则此间友人大有议论。

这些确是书生的见识与行事,被人议论,怎可奈何?傅信还说,反对者又有指责“先生只好个人名誉,到处领学位”的,这也不无根由。胡适任大使以后,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大学慕名趋奉,请演讲,赠学位,胡适也素好虚名,乐此不疲,4年间竟领得27个荣誉博士学位,占他一生所受荣誉学位的70%以上。正如傅斯年所说:“此自非坏事,但此等事亦可稍省精力,然后在大事上精力充足也。”胡适不如此想,被人当作话柄,岂不是好名太甚之过吗?

国内对胡适使美的议论,在1940年达到高潮。这一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去世,评议会推举胡适等三人为继任院长候选人,供蒋介石圈定。因之谣言纷起,美国的《中国日报》上“中国要闻”栏登出重庆航讯:“最近我驻美大使易人消息,此间又有所传”,谓胡“患失眠症甚剧,有回国暂事休息之意”,将任其为中研院长,而以颜惠庆继任美使。胡适看了这条消息,在报纸上划了许多“?”,实为不满。他自己说:“以私人论,中研院长当然是我国学者最大的光荣;但为国事计,我实不想在此时抛了驻美的使事。”胡适还想为国效力,但政府却派来了宋子文等一群“太上大使”,使胡适的使事增加不少困难,也受了不少闲气。

到1942年8月15日,胡适收到免去他大使职务的电报。他本来无心作官,是为国家民族的危难才勉力出来任事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便想寻一个机会,决心求去。收到免职电报的当天晚上,即复电中枢,表示感谢。9月8日,便交卸了差事。18日便离开双橡园使馆,告别华盛顿,移居纽约,重新开始他的学术生涯,打算留住美国续写《中国哲学史》。

①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3册,1938年7月27日。(三版注)

②胡适1938年7月30日致江冬秀信。1948年12月,他逃离北平时,留在寓所的大批书信、电稿、笔记、文稿和日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曾经“中华民国史组(研究室)”整理出版了部分“往来书信”和《胡适的日记》;尚有一批重要文稿书信未刊。此信转引自耿云志编《胡适年谱》,附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的耿著《胡适研究论稿》一书。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函电,均据此。

③此诗作于1938年10月31日。作者在华盛顿,题在照片上,送给当时也在华盛顿谈判借款的陈光甫先生。后收入作者1952年9月初步选编的《尝试后集》,题为《题在自己的照片上,送给陈光甫》,诗后有跋云:

光甫同我当时都在华盛顿为国家做点战时工作,那是国家最危急的时期,故有“过河卒子”的话。八年后,在卅五年(1946)的国民大会期中,我为人写了一些单条立幅,其中偶然写了这四行小诗。后来共产党的文人就用“过河卒子”一句话加上很离奇的解释,做攻击我的材料。这最后两行诗也就成了最著名的句子。

按,1946年重题此诗,情过景迁,自有新意,共产党的文人解释是否离奇,将在本书67节里再说。1964年12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一书,所收作者手迹已有跋,大约便是1952年编《尝试后集》时写的。诗的一二句为“略有几茎白发,心情已近中年”。此处引诗,据作者1939年题在照片上的手迹,诗后署有“去年11月自题小照”一行字。

④此信写于1939年9月21日,参见注①。

⑤此电文转引自吴相湘撰《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见《民国百人传》,第1册第178页。

⑥翁文灏1938年10月21日致胡适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383~384页。

⑦同注①第12册,1935年6月19日后所附胡适致王世杰(雪艇)信。(三版注)

⑧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5册第1640页。

⑨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第1620页。

⑩转引自台北《中央日报》记者李青来采写的《当国家艰危时的胡适先生——

罗家伦讲的三个故事》,载1962年3月2日该报。

当时王世杰致胡适等信中说:“罗总统复介公函(即7月23日函)于适之兄信赖倍至,弟阅之不胜快慰。”又朱家骅、顾翊群致胡适信,都说到美借款对国人和战事的鼓舞,感谢胡适之功绩等,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中册,第449、498~499页。又可参看李青来采写的《王世杰谈胡适与政治》,载台北《中央日报》1962年3月1日;又载台北《中国一周》第620期。

这篇演说,曾译载重庆《大公报》1939年2月10日、11日,改题为《日本在中国之侵略战》,曾经蒋介石阅过。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民国百人传》,第1册第181页,曾引雷格曼(HaroldRiegelmam)先生回忆当时胡适演说的情形,说:

他(胡适)将中国当时情形比作美国革命战争中美国军队在佛尔居山谷的处境,他以充分的信心预料美国之参战和中国的最后胜利,以后的演变果然如此。在哈摩尼俱乐部宴会演说后,他和我同到东70街,我已故的法律事务所伙伴摩利斯?古柏第二世的家中和几位朋友宵夜。我们同坐在一张小沙发上,他忽然站起来说他身边感觉到剧痛,他的脸上汗流如注。有人递给他一杯威士忌苏打酒,他一饮而尽。我劝他离开,并且委托在座的彼德?格林顺路亲送他回到大使饭店去。这是胡适第一次患心脏病。他此后在医院住了99天。但是他不肯遵守医师的命令,在发心脏病的第二天,他还坚持在另一个重要场合再度发表他那篇“佛尔居山谷”

演说,然后才进医院。他的医生告诉我:人家好意递给他的那杯威士忌苏打酒,也许救了胡适的命。

雷格曼是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的同学,当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馆法律顾问。

参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册1942年1月22日记。(图文版注)

此信未见,引自王世杰在台北传记文学社“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胡先生的政治人格与政治见解》,载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

傅斯年1940年8月14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477~478页。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旧金山--伦敦--北平

1944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前夜。在欧洲战场,苏联红军和英美联军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在亚洲,中国艰苦地坚持了对日抗战,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也占了明显的优势。这年秋天,便由中、美、英、苏四大国在华盛顿郊区乔治城敦巴顿橡树园召开会议,为发起建立联合国做准备工作。1945年2月,雅尔塔苏、美、英首脑会议决定,于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会议。由美、英、苏、中四发起国,于3月5日向已加入《联合国家宣言》的反法西斯国家,发出了参加旧金山会议的邀请。3月2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了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名单,包括顾问共11名,其中有中国共产党的董必武;胡适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①

4月25日,正当美苏两国军队在德国领土会师的这一天,胡适出席在旧金山开幕的创建联合国的会议。会议开了整整两个月,于6月25日在旧金山歌剧院召开全体会议,无保留地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第二天又在退伍军人纪念堂会议厅举行了签字仪式。然而胡适却借口反对极权政治,不同意《宪章》中五个常任理事国有一票否决权的规定,而没有在《宪章》上签字。

旧金山会议期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英美集中力量在太平洋对日作战,6月22日美军攻克冲绳,并于8月6日和9日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中国军民转入全国规模的对日大反攻,苏联也于8月8日对日宣战。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于是胜利结束,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战胜利前后,国共两党之间,在关于战后和平、民主问题上,斗争复趋激烈。

胡适使美以来,仍始终抱着反共立场,曾为国民党发动的皖南事变辩护,说“新四军之解散,为军纪上必需之举动”。②1944年9月,美国赫尔利以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的名义来华,调处“国共关系”。他与蒋介石一唱一和,提出要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换取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的阴谋计划,抵制和反对中共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1945年8月中下旬,蒋介石又接连三次电邀毛泽东主席去重庆举行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当时任驻华大使的赫尔利也为此专程飞到延安。

胡适自然也十分关注“国共关系”。③旧金山会议期间,他曾与董必武讨论战后政治问题,也劝中共放弃武力,从事“和平奋斗”,遭到董必武的驳斥。8月24日,胡适又致电毛泽东,电文云:

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

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18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销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50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

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与董君谈话要旨,今托王雪艇兄代为转告,用供考虑。胡适,八月二十四。④

当时,中国共产党为了避免内战,争取国内和平,决定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等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后,便收到由王世杰面呈的胡适这个电报。重庆谈判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正是胡适电报所说的“武力”问题。在谈判中,毛泽东坚持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坚决拒绝国民党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和政权的无理要求,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也作了一些让步。经过43天的谈判,达成了《双十协定》。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于17日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其中谈到关于军队“武力”的问题,说:

国民党宣传说,共产党就是争枪杆子。我们说,准备让步。我们先提出把我们的军队由现在的数目缩编成48个师。国民党的军队是263个师,我们占六分之一。后来我们又提出缩编到43个师,占七分之一。……这样一来,他们无话可说,一切谣言都破产了。是不是要把我们的枪交给他们呢?那也不是。交给他们,他们岂不又多了!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⑤

这是对蒋介石的答复,也可以说是对胡适电报的答复。

这时的胡适,又成了文化教育界名声大噪的风云人物。人还没回国,舆论却造得很响了。8月30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电告胡适,拟请他出席将在伦敦召开的世界教育会议(即后来的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9月,国民党政府任命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返国就任前,由傅斯年暂行代理。9月13日,蒋介石致电胡适,希望他“早日回国主持校务,并图良晤”。10月10日,国民政府明令颁给胡适胜利勋章一座。11月1日至16日,胡适作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⑥在伦敦出席创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参与制定了该组织的宪章。会议期间,他曾提议于1949年纪念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周年;并往牛津大学接受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直到1946年6月5日,胡适才由美启程返国,在海上航行30天,于7月5日抵达上海。他在南京、上海勾留20余日,会见了许多朋友、政客和名流,京沪两地住所都积有两寸厚的名片。月底才到北平,住进东厂胡同1号一所十分阔绰的宅院里。9月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胡适回国的这段时间,蒋介石正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破坏停战协定,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部署并发动全面内战。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民,又被推进了战争的深渊。国民党政府又在全国加强法西斯特务统治,镇压爱国民主运动。就在胡适回抵国门十天之内,知识界著名的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二位先生,在昆明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一般有良心的人都感到失望苦闷乃至忿怒,盖原意中事”。⑦而胡适却与“一般有良心的人”

都不同。7月20日,他在上海文化教育界名流举行的欢迎茶会上,还劝人不要悲观,说:

我们文化界,教育界,应当在这五年十年之间,咬紧牙关,尽力挽救和改善目前的局面,如果我们自己先就悲观,觉得世事不可为,那末国事真更将令人悲观,令人觉得不可为了。⑧

如果说这是胡适的“乐观主义”,那么,他在北平对记者谈话,竟宣称“中国民主有了进步”!⑨这样颠倒的“乐观”,不迹近阿世吗?

10月10日,北京大学举行复员复校后的开学典礼。胡适以校长身份首次对全校员生讲话,便抬出南宋理学家吕祖谦的两句话:“善未易明,理未易察”,要大家深省;他提倡所谓“独立的研究”,要大家——

不盲从,不受欺骗,不用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用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用别人的头脑当自己的头脑。⑩

可以说这便是胡适给“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加的注脚,并无甚么深意。而当内战硝烟弥漫,青年学生向往民主自由进步,反内战反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广泛开展的时候,胡校长却反复申说这些人所共知的道理,用意还不明白吗?

①中国代表团成员,除董必武、胡适外,还有宋子文(团长)、顾维钧(副团长)

、王宠惠、魏道明、吴贻芳、李璜、张君劢、胡霖、顾问施肇基。

②胡适1941年2月在纽约的演说,曾载2月8日重庆《大公报》。

③参看胡适1944年12月8日日记,见《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版,下册,第605页。

④胡适致毛泽东电曾载1945年9月2日重庆《大公报》。又附见胡适致王世杰(电稿),《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1版,下册,第26至27页。

⑤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4卷横排合订本,第1106~1107页。

⑥中国代表团成员共五人,其他四人是赵元任、罗家伦、程天放、李书华。

⑦周炳琳1946年7月9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12页。

⑧胡适在上海文教界欢迎会上的讲辞,载7月21日《申报》;又载南京《教育通讯》复刊第1卷第11期。

⑨见1946年7月30日北平《华北日报》。

⑩见1946年10月11日天津《大公报》。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北大、“国大”两副乱摊子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蒋介石以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于是国共两党和平破裂,全面内战爆发了。

战争初起的时候,国民党在军事上、经济上都占着显著的优势,又仗着美国援助的大量飞机、大炮、坦克等现代化装备和作战物资,所以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叫嚷3个月至6个月即可消灭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避开优势敌人的锋芒,曾主动放弃一些地方和城市,以求得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10月11日,国民党军进占张家口市,达到了他们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高潮。蒋介石兴高采烈,于当天下午下令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想借民主宪政来做面子,掩盖发动内战的罪责。

胡适当了这个“制宪国大”的代表。参不参加?他原也有些踌躇,曾对当时的《中央日报》记者又是绩溪同乡的叶由说过,一是因为“国内这个局面,闹不清”,想再等一等,看一看;二则是北大也离不开身,“到北大才几个月,复员以来,北大还是个乱摊子,非常复杂,要花大力气整顿。”①胡适心情又很矛盾,他觉得这是实现美国式民主宪政的一个机会,不可错过,准备去参加。但是,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都坚决抵制,并声明它违背政协决议,是非法的;只有青年党、民社党几个小党派追随国民党摇旗呐喊。北京大学的同事周炳琳也劝胡适不要出席,说“此时赴会,是否为贤智之举动,琳以为尚值得考虑一番。”②而蒋介石却切盼胡适这位“社会贤达”出席,给他做做面子,故亲自电邀,电文云:

国民大会准于文(十二)日开会,先生为当选代表,德望允孚,举国景仰,务希即日命驾,莅京出席,藉慰众望,并盼电复。中正,蒸(十日),府交。③

胡适便只好于11月11日飞南京,出席于15日开场的国民大会,还当上了大会主席团主席。大会的任务是“制宪”,胡适知道宪法草案早就有了,这种堂而皇之的文件,有各国的蓝本,不会有大问题。他便抱着厚本厚本的《水经注》出入于国民大会;又趁机去国学图书馆和中研院史语所看各种版本的《水经注》。12月25日,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都发表声明,不予承认。只有美国的马歇尔、司徒雷登大加捧场。胡适也对记者说:“余对此次中国实验民主政治认为一大成功”;④又著文称赞大会通过的宪法“包含最高最美理想及35年来若干人的梦”。⑤

在南京开会期间,胡适与闻人名士、阔佬政客往来频繁,应酬颇多;还有些人请他题字。在为人写单条立幅时,他挥笔重题旧作“做了过河卒子”一诗。这首旧作原来没有发表过,当时被记者传抄出去,在报纸上刊登了。时过境迁,当日为国家民族拼命向前的卒子,现今却是为国民党蒋政权卖力了,旧作新题,也正好表达胡适为国民党政府卖力的心愿。

果然,国大开过不久,蒋介石准备“改组”政府,要倚重这可贵的“卒子”了。

1947年初,蒋氏多次约请傅斯年谈话,提出请胡适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⑥又在南京两次接见胡适,多次亲致函电,说“中正对于延请先生参加国府,固出于平生向慕之忱,亦实以国家与政府殷切之需要为前提。”⑦实际上却正如傅斯年所说,乃是出于“美国之压力”,想借胡适这块“社会贤达”的牌子,为独裁政权涂饰一点民主的油彩。所以蒋介石曾坦白地说,是“撑面子,要如此”。胡适经过反复思虑斟酌,力陈衷曲,说:

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蒋先生的厚意,我十分感谢,故此信所说都是赤心的话。

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30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⑧

多么绝妙的自白!既感蒋介石的知遇之恩,愿意帮政府的忙,给他做面子,又要保留着“独立”的面具。这便是过河卒子特别聪明的地方!胡适终生未参加国民党,大约也与此有关罢。

胡适不入政府作官,仍留北京大学当校长,但北大已不是当年的中国公学,更不是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了,时世的变化,使北大真成了一副乱摊子。

当时,蒋介石政府政治黑暗腐败,贪污贿赂公行,加上内战军费开支浩大,便滥发纸币,引起通货膨胀,物价暴涨,把老百姓推到了饥饿与死亡线上。教育界人士的生活也是朝不保夕,诸多困难与忧虑。大学里正是“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的年月。胡适出长北大,本来也想学习蔡元培的作风,把北京大学建设成为现代学术的重要中心。1947年,他曾提出一个《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即发展高等教育的十年计划,建议政府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在第一个五年之内,办好北大、清华、浙大、武大和中央大学等五所重点大学,使它们成为学术研究的大本营;第二个五年再办五所,以求“建立起中国学术独立的基础”。⑨应该说确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宏伟设想,也反映了胡适作为一位教育家执着教育学术事业的见解与态度。但是,当他在北大召开教授会,讨论这个十年计划的时候,他的梦想却在现实面前碰碎了。到会百余位教授,大家想的,谈的,“都是吃饭”!一位教授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这是实际情况。胡适当校长,为师生的粮食,教员薪水,以致冬天取暖用煤等奔走,竟花去不少精力。素以乐观著称的胡适也难免悲观起来,说:“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⑩这年5月,国民党统治区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展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北平的学潮,以北京大学为重要中心,更是来势不凡;也弄得胡适校长应付不暇,处在既不敢得罪政府又不能对不起学生的两难境地。

他虽然拥蒋反共,其实面对时局,内心也很矛盾,而对学生运动也大致还抱同情态度。1947年5月,他在答《经世日报》记者问时,仍说:

二十年来我发现一个通则,古今中外均可应用。即凡一个国家政治没有走上轨道,既不满人意,又无合法代表民意机关监督政府改善政治,干预政治,提倡改革政治的责任,一定落在青年学生的身上。

胡适主张“疏导”的方针,反对武力镇压。他曾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声望,奔走于行辕市府之间,希望避免惨案的发生,并极力阻止“军警入校捕人”。谈到南京学潮时,胡适还公然说“学生与政府双方均动了感情”,且批评蒋介石告全国同学文内“显受反动共产党直接间接之策动”的说法,“立言不太公道”。以胡适之聪明与阅历,岂不知道当年反内战反饥饿的大规模学生运动,与中共的领导和影响分不开,但他仍扬言“不相信学潮为中共煽动”,而强调是“由于客观环境所造成”。由此可见他心境的矛盾。

当年还有一桩美国水兵皮尔逊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案,轰动全国。对于此案,胡适也非常愤慨,曾对记者说:“此次美军强奸女生事,学生、教授及我自己,都非常愤慨。同学们开会游行,都无不可,但罢课要耽误求学的光阴,却不妥当。

”他以北大校长作为学生监护人的资格,聘请著名法学教授燕树棠、费青、蔡枢三位为沈崇的法律顾问;并亲自赴美驻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军事法庭旁听审理。

法庭判皮尔逊强奸已遂罪,胡适对记者谈话时,肯定“此案判决极为公正”。后皮尔逊上诉,美海军部军法检察官长,取消其罪状,胡适曾对英文版《时事新报》记者发表谈话,说“余对此新发展,表示不满”,并“希望美海军部长不会批准”。然而后来竟经批准,将皮尔逊无罪释放,胡适也便无可奈何了。

蒋介石鉴于政治局面不可收拾,后来又想请胡适出来当行政院长。胡适为此甚为焦虑,且数度失眠,仍坚辞,抱定不入政府的主意,以在野的独立身份,为政府说“公平话”。他作为学者和校长,曾邀集京津各大学的一些教授及名流,组织“独立时论社”,对“重要的时事问题”,各人发表所谓“独立与公正”的意见,将文稿寄发国内外各地报馆同时发表,在舆论上给蒋介石政府以帮助。

对学生运动,胡适所主张的“疏导”方针,反对军警入校捕人等,固有同情爱护学生的一面,但也是为国民党政府当局着想。他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联合致朱家骅电,说得最明白:

若以军警入校,则适、琦以为不可行,行之必致学校陷入长期混乱,无法收拾,政府威信扫地,国内则平日支持政府者必转而反对政府,国外舆论一致攻击政府。论者或以为美国亦有清共法案,必能谅解。殊不知美国清共全用法律手续,决不能谅解军警入校捕人等等现状。试设想最近云南大学的怪象若重演于北大、清华等校,国家所蒙有形无形损失固不可胜计,而全校学生骚动,教员解体,适、琦等亦决无法维持善后。故敢本平日忧虑所及,以去就谏阻此事。

胡适不像蒋介石及其他官僚一样,简单地说学潮是共产党煽动的,赤裸裸地责骂一通,甚至武力镇压,造成流血惨案。他主张“疏导”,一方面劝导学生,反对罢课;一方面奔走于行辕和市府之间,尽力避免惨案发生,果然也收到效果。以至有的学生竟相信“胡校长已渐渐接近青年了”,相信他是“爱惜学生”,“和学生站在一起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也致电胡适,说“主席(按,即蒋介石)对兄竭力安定北方教育,极表感佩”。如果胡适进政府当了官,能发挥这种作用吗?

6月2日,北大工学院学生邓世华写信给胡适,信中表示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尤其恨蒋介石“一味迷信武力统一,不顾国家人民的利益及民意,一味地进行残酷的内战”,说他是“国父的叛徒”。但邓缺乏政治头脑,对共产党也不了解,对国共两党都恨都骂,以致感到悲观、苦闷、彷徨。胡适觉得这个青年的苦闷悲观有相当的代表性,便于当天深夜给他回信,劝他不要悲观,要谅解国家的困难,说“悲观是不能救国的,叫喊是不能救国的。责人而自己不努力是不能救国的。

易卜生说过:‘眼前第一大事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此外都不重要。’”胡适又特别为蒋介石辩护,说:

蒋介石先生有大长处,也有大短处。但我在外国看惯了世界所谓大人物,也都是有长有短,没有一个是天生的全人。蒋先生在近今的六个大巨头里,够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他的环境比别人艰难,本钱比别人短少,故他的成绩不能比别人那样伟大,这是可以谅解的。国家的事也不是一个人担负得起的。

胡适就是这样给蒋介石吹嘘“做面子”,为蒋政府帮忙,他对蒋介石是何等体谅忠心!随后,胡适又根据复邓世华的这封信,引申改写成《青年人的苦闷》一文发表,希望把一切苦闷的青年,都“疏导”到脱离现实政治,只关心“把自己铸造成器”的道理上去。蒋政府的官僚政客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吗?

然而,历史的车轮并不因少数人的阻拦而停止转动,它总是碾碎了一切障碍,滚滚向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1947年7月至9月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也不断高涨。到1948年,国民党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连美国也对它失望了,总统杜鲁门说:“中国政府是一自私自利者的集团,所以美国无法帮忙。”

蒋介石无可奈何,心急乱投医,企图再祭起“民主宪政”的法宝,来挽救行将坍塌的政权,便匆匆忙忙在南京召开所谓行宪的第一次“国民大会”。胡适又是“国大代表”,又匆匆忙忙飞赴南京。3月27日在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经5轮投票,选出第一届院士81人。3月29日,国民大会开幕。第二天下午,王世杰来见胡适,转达蒋介石旨意,谓“蒋公意欲宣布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议胡适做总统候选人,蒋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并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4月4日,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央全会,蒋便声明不候选,而提议由国民党提出一个无党派的人来做候选人,并说此人须具备五种条件:

(1)守法,(2)有民主精神,(3)对中国文化有了解,(4)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5)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

蒋介石没有说出姓名,但大家都清楚明白,指的就是胡适。而胡氏初听此言,很觉惊异,自认“实无此勇气”,却又觉得蒋的想法“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胡适倒也想试一试,但没有自信心。3月31日,他与周鲠生、王世杰商谈了很久,直到晚上8点一刻,竟决定接受;到4月1日又“还是决定不干”。4月4日国民党的临时中全会开了六个多钟头,会场上乱成一锅粥,中委们七嘴八舌都不赞成蒋的提议,有的竟痛哭流涕劝蒋介石作总统候选人。

其实蒋的提议只是一个政治上的花招,他怎么会让别的人凌驾于自己头上来当总统呢。而胡适却实在书生气十足,还以为“蒋公是很诚恳的”,被蒋玩弄于股掌之上犹不自知。最后,他还是高高兴兴地帮着蒋介石登上了“总统”的宝座,并以大会主席团主席和民意代表的身份,向蒋致送当选证书。这次大会原来不过是为国民党政权尽送丧的礼仪了,胡适却还要为这次丧礼式的大会吹嘘,说是什么“真正自由意志的表现”。然而,他们的“自由意志”表现之后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发起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政府便风雨飘摇,土崩瓦解了。

1948年12月15日,因北平已被我人民解放军围困成了孤城。胡适见大势已去,便同他的夫人江冬秀乘蒋政府专机,仓皇飞往南京,做了北京大学的一名“不名誉之逃兵”。临行时,东西也来不及收拾,只捡了他父亲的遗稿和他自己的著作手稿,及一部甲戌本《石头记》。真是凄凄惶惶,好不惨伤。17日,自身也难保的蒋介石,特邀胡适夫妇晚餐,在惶恐中为胡适做58岁生日。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告“引退”。4月,胡适也乘船逃亡美国,踏上了他晚年飘零而凄惶的途路。

①参看叶由的《我对胡适的印象》,载《胡适研究丛录》,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2月版,第22~28页。

②周炳琳1946年11月9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1版,下册,第140页。

③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41页。

④见1946年12月18日天津《大公报》。

⑤《宪法与宪政》,见1947年8月15日天津《大公报》。

⑥参看傅斯年1947年2月4日,2月22日,3月28日,4月7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68~170、174~175、190~192、195~196页。

⑦蒋介石1947年4月2日致胡适电(抄件),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93页;并参看同书第179~180、196~197页。

⑧胡适1947年2月6日致傅斯年信(稿),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73页。

⑨见《独立时论集》第1集,北平独立时论社1948年4月版,第143~145页。

⑩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15册,1947年9月23日。(三版注)

见1947年5月20日《经世日报》,转引自《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册,同年5月18日后所附剪报;引文中“发现”二字系胡适所改。(三版注)

同注。

参看北京大学学生高炳生等致胡适的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300~303页。

参看《申报》1946年12月31日,1947年1月7日,1月17日,1月19日,1月25日,6月22日,及天津《大公报》1947年10月29日有关沈崇被污辱案的报导和胡适对记者的谈话。

参看《独立时论》第1集(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4月印行)《序》,署“独立时论社同人”,疑为胡适所作。据该书卷末所附之《作者介绍》陆续参加独立时论社的作者,列名的共有42人。

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417~418页。

可参看胡适6月3日致北京市长何思源信(稿),6月1日《华北日报》所载《胡适赞扬“疏导政治”》,及高炳生等致胡适信,分别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03~206、300~303页。

朱家骅1947年6月19日致胡适电(抄件),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10页。

胡适1947年6月2日复邓世华信(稿),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01~203页。

《青年的苦闷》一文发表于1947年6月21日,后收入次年4月出版的《独立时论》第1集。

转引自高宗武1948年4月6日自美国致胡适的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375页。

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6册1948年3月29日至31日、4月1日至8日。(图文版注)

胡适1948年5月10日对记者的谈话。转引自1955年5月4日《大公报》所载胡华的《批评胡适派为封建买办统治服务的“民主”“自由”论》一文。

胡适于1948年12月17日参加在南京的北大同学会举办的“北大五十校庆大会”,在会上致辞,一再说“我是一不名誉之逃兵”,“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度艰危,实在没有面子在这里说话”。见1948年12月18日《申报》所刊《胡适自认逃兵》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