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三章 这是威胁吗?

我离开浦那先到拉奇科特和波尔班达去探望我的寡嫂和其他的亲戚。我在南非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时候,为了和契约工人保持密切的接触,大大地改变了我的服饰,就是在英国,不出门的时候,我还是穿得很简单的。在孟买上岸的时候,我穿了一身卡提亚华服装:一件衬衫,一条“拖地”,一身外衣和一条白围巾,全都是印度布做的。但是因为我要从孟买坐三等火车出去旅行,我认为围巾和外衣是多余的,所以我不带这两样东西,却花了八、九个安那买了一顶克什米尔帽子。穿起这样的服装,人们一定以为我是一个穷汉。当时因为黑热病正在流行,我不记得是在维朗坎还是八德弯,便有人上来检查三等乘客的健康情况。我有点发烧,检查员叫我等车到拉奇科特时,亲自向医务所去报告,并记下我的名字。

大概有人通知八德弯说我要经过那里,因为当地有一个知名的公共工作者,莫迪拉尔裁缝,到站上来接我。他告诉我维朗坎的风俗习惯和火车乘客因此必须遭遇到的困苦情形。我因为发烧,不大想讲话,想用一句简单的问话结束这次谈话:“你打算坐牢吗?”我把莫迪拉尔当作一个轻率的青年,以为他讲话是不加思索的。然而莫迪拉尔并不是这样的人,他以坚定的口气答道:“只要你领导我们,我们当然愿意坐牢。我们是卡提亚华人,我们对你有特别的权利。当然了,我们现在并不想把你留下,但是你得答应回来的时候,在这里停一停。你要看到我们这些青年人的工作和精神,你就会高兴的,你可以相信我们,只要你一声号召,我们就会立刻响应。”

莫迪拉尔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的同志夸奖他说:“我们的朋友不过是一个裁缝。然而他精通他的业务;他每月只需要15卢比,他一天只做一个钟头工便可以得到这笔收入,因此他就把其余的时间放在公众工作上。他领导我们大家,使我们原来所受到的教育感到惭愧。”

后来我同莫迪拉尔有密切的往来,我才晓得人们夸奖他一点也不过分。他决定每个月到当时刚刚成立的学院来住几天,一方面教那些孩子们学裁缝,同时他自己也为学院做一些裁缝工作。他天天同我谈维朗坎的情况和火车乘客的困难。说他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他因为害了一场急病便在壮年时死去了,八德弯的公众生活因为少了他而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一到拉奇科特,第二天便到医务所去报告。那里的人并不是不认识我。医生觉得难为情,他生那个检查员的气。这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那个检查员那样做是他的责任。他不认得我,就算认识,他也不能做别的。那个医生不让我再去看他,坚持要让检查员来看我。

在疫病流行的时候,检查三等乘客的健康情况是很必要的。如果大人物也愿意坐三等车,不管他们的地位如何,他们应当自动遵守穷人所遵守的规定,而铁路上的官员也应当大公无私,我的经验是,铁路上的官员并不是把三等车的乘客当作自己的同胞看待,而是把他们当作一群绵羊。他们态度傲慢,不容分说或争论。三等车的乘客必须服从官员,好象是他的奴仆似的,当官的还可以无缘无故地打他们或勒索他们,而且常常把他们弄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才把票卖给他们,有时甚至弄得他们误车误点。这一切都是我亲眼看到的。除非受过教育和有钱的人自愿屈居穷人的地位、坐三等车、不享受穷人所享受不到的待遇,而且不单单是愿意承受可以避免的艰难困苦、无礼和不公道,还得决心为消除它们而斗争,不然,改革是不可能的。

我在卡提亚华,到处都听见有人在诉说维朗坎海关的弊端。因此我决定立即利用威灵顿勋爵的建议。我搜集并翻阅一切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亲自证实那些意见是确有根据的,然后便和孟买政府通起信来。我去拜访了威灵顿勋爵的私人秘书,并求见勋爵阁下。勋爵表示他的同情,但是把责任推到德里身上。他的秘书说道:“如果这件事归我们管的话,我们早就把关卡撤了。这件事你得去找印度政府。”

我于是和印度政府通信,但是除了承认收到我的信件以外,什么答复也没有。直到后来我有机会见到了詹士福勋爵,这个问题才得到了解决。当我把这些事实告诉他的时候,他表示惊讶。这些情况他一点也不知道。他耐心地听我陈述,立刻打电话调阅有关维朗坎的文件,并答应说,如果当局不能说明理由或加以辩解,他就把关卡撤销。我会见他以后不过几天,便在报纸上看到维朗坎关卡已经撤销了。

我把这次事件当作是非暴力抵抗在印度的前奏。因为我去找孟买政府时,那个秘书对我在巴格斯拉(在卡提亚华)的一次演说中所提到的非暴力抵抗表示不以为然。

“这不是威胁吗?”他问道:“你以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会在威胁之下屈服吗?”

“这不是威胁,”我答道:“而是教育人民。把解除疾苦的一切合法的方法都告诉人民,这是我的责任。一个想要自立的民族应该晓得一切获得自由的方法和手段。这通常包括暴力,而且被当作是最后的办法,可是非暴力抵抗却是一种绝对不使用暴力的武器。我认为向人们解释它的做法和界限是我的责任。我不怀疑不列颠政府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但是我也不怀疑非暴力抵抗是一个最有效的良方。”

这位聪明的秘书怀疑地点一点头,并说道:“我们瞧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