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六章 工作方法

要详细记载三巴朗的调查,就必得叙述三巴朗农民本身的历史,而这不是这几章的篇幅所能办到的。三巴朗的调查是对真理和“非暴力”一个大胆的尝试,而我不过就我认为值得写下的情况逐周写出来而已。读者要想了解详细的情况,可以去读一读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先生用印地文写的《三巴朗非暴力抵抗运动史》,现在听说就要出版英文译本了。

现在言归正传。调查不可能在戈拉克巴布的家里进行,除非叫不幸的戈拉克巴布把屋子完全腾出来,而那时莫提哈里的人还没有消除他们的恐惧,还不敢把屋子租给我们。幸而布拉兹吉索尔巴布巧妙地弄到了一所房子,周围还有相当大的空地,我们于是搬进去了。

进行这件工作没有钱是不行的。当时还没有为这种工作向公众募过捐。布拉兹吉索尔巴布和他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律师,他们或者是自己出钱,或者是有机会的时候向朋友募捐。当他和他的朋友都还出得起钱的时候,他怎么能要求别人出钱呢?这大概是他们当时争论过的问题。我已决心不接受三巴朗农民的任何东西。那一定会引起误会的。我同时也下定决心不为这次调查向全国发动募捐,因为那可能会使这件事情带有全国性和政治色彩。孟买的朋友们捐助15,000卢比,但是被我谢绝了。我决定尽可能在布拉兹吉索尔巴布的帮助下,向不住在三巴朗的比哈尔富户那里募捐,如果不够,便求仰光的朋友梅赫达医师设法。梅赫达医师答应我们如有需要,他就寄来。于是我们便不必再为经济问题担心了。我们并不需要大批的钱,因为我们决心竭力节约开支,以符合三巴朗的贫苦情况。最后发现我们果然不需要大量的钱。据我记忆所及,我们总共花了不到三千卢比,捐到的钱,还剩下好几百个卢比。

最初阶段,我的同事们所过的那种奇特的生活方式,是一个经常使他们难堪的笑柄。每一个律师都有一个佣人,一个厨子,因此也都各有厨房,他们常常迟至午夜才吃饭。虽然费用是由他们自己支付的,这种不正常性使我发愁,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成了很好的朋友,彼此不致有什么误会,他们接受了我很多嘲笑。最后,大家都同意不雇佣人,合并厨房,并严守一定的时刻。因为大家都不是素食者,而两个厨房又太费钱,大家就决定只要一个素食厨房。大家还觉得有必要坚持简单的饮食。

这些措施大大地减少了开支,也给我们节省了好多时间和精力,而这正是大家所迫切需要的。成群的农民前来向我们申诉,他们带着一大队同伴,把空地和花园挤得水泄不通。我的同伴们想要使我免除那些前来的人的“朝拜”,但是他们的努力常常没有效果,而我不得不在一定的时间被弄出来展览,以供“朝拜”。至少需要五个至七个志愿工作者来记录来访人的谈话,即使这样,还有不少人得不到谈话机会而不得不在晚上走了。他们的所述并非完全有用,其中有很多是重复的,但是他们不这样做便不满意,而我也体谅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感情。

那些做记录的人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每一个农民都需要经过严密反复的盘问,不合格的就不得申诉。这就要花很多额外的时间,但是大部分的材料便因此而确实可靠。

我们做记录的时候,罪犯调查所总有一个官员在场。我们本来可以阻止他来,但是我们自始就决定,不但不必介意罪犯调查所的官员在场,并且要从礼相待,并尽可能供给他们所有的情况。这对我们毫无害处。相反,农民看在罪犯调查所的官员面前记录谈话这一事实,就使得农民更无所畏惧。这一方面可以消除农民对于罪犯调查所的过分畏惧,另一方面正是这些官员的在场,是对言过其实的一种自然的限制。考查人民是罪犯调查所的职责,所以农民们是必然要提防的。

由于我不愿激怒种植园主,而想用温和的办法取胜于他们,因此我必须写信并会晤那些被人严厉指控的人。我也去见种植园主联合会的人,把农民的疾苦向他们提出来,并听取他们的看法。有些种植园主恨我,有的置之不理,也有少数几个人以礼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