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切姆太太7周之内就将乘船到达，必须找到一所公寓，埃达介绍了在梅达维尔的一处，位于伦敦名声不大好的地段。凯什琳不断写信给加纳特求他与自己联系，渴望得到他的支持，他没有回信。这是可以理解的，她现在是波登太太了。她去药房买了一些安眠药，等待母亲到来时，她还同埃达去西区一家商店买了一顶昂贵的大帽子——是园会上戴的那种——，想取悦母亲，为此花费了27先令。帽子是黑色的，看上去同她结婚时戴的那顶廉价的差不多。

凯突然心血来潮，去了一趟布鲁塞尔。路上写的日记谈到这次旅行（坐火车总使她想写些什么）：“车厢坐满了人，但是加尼，我觉得自己正在回①利物浦，英国重要港市。——译注①格拉斯哥，英国北部工业城市。——译注家。避开英格兰——这是我的愿望，我诅咒英格兰。”她时刻想着加纳特，因为怀着他的孩子。

她一直痛苦地感到“老爸爸”式的游荡不定：“几乎一写完，我就要在另一个房间读它，这就是生活。又打点好了行李，我启程去伦敦。我还会成为一个幸福的女人吗？我不能思索，不能生活。”然后回到安特卫普①，在火车上想着“什么时候能给我的小儿子朗读，”最后又回到梅达维尔的寓所。

5月27日，比切姆太太的火车驶进挤满亲属的站台——凯什琳站在一边，戴着那顶大黑帽子，几乎没有谁认得出她来。大家围着安妮，拥抱她，接着，母亲好像突然想起来了，转身寻找女儿。她不喜欢那顶帽子。

“呀，孩子，你戴的是什么？看上去像一个老妇人，好像要去参加葬礼。”

她拒绝住在梅达维尔，去了他们常住的曼彻斯特大街上的私人旅馆——就是在这家旅馆凯什琳曾写到她要尝试各种各样的生活。比切姆太太让女儿把帽子送给女仆。

凯什琳曾经告诉过J.M.默里，她母亲有时可以像钢铁一样坚硬冰冷，这次就是如此。比切姆太太两星期后就乘船回家了，虽然这令人难以相信。她并不知道怀孕这回事。她只知道女儿同别的女人的关系，在伦敦时，她见过波登先生（事先约好在新西兰银行见面），同贝克医生谈过一次话。10年后，波登先生在加利福尼亚想再次结婚，曾写信给未来的岳父：与我结过婚的那位女士虽然出身于正派富有的人家，自己也有些文学声誉，但是性欲不平衡，而且有时不负责任，尽管有时是完全正常的人。她在新西兰的家人知道这点，但伦敦的保护人却不知道。我们认识不久就结婚了，直到那时我才了解真情。

这封信接着说波登先生并“没有因为这种怪癖而采取什么措施要求离婚。”

于是决定把凯什琳送往国外，离开埃达。比切姆太太带她去“山上的修道院”，把她留在那里。埃达说她一点也不知道大人们心里想些什么（“我那时不知道‘同性恋朋友’指的是什么”），她和姐姐一起被送往加那利岛①度假。那时人们认为航海旅行可以治疗这种病，他们尝试过用同样的方法治疗波德莱尔（他竟然会爱上黑人妇女，还用牙去咬她们的卷发）。

比切姆太太回到新西兰，6月14日到达，她丈夫在港口迎接，后来才知道航行途中一位乘客病倒了，打动了她的心。病人最后死在她怀中，这使比切姆感到沮丧。后来凯什琳根据这次事件写了一篇最有名的短篇小说——《陌生人》。

比切姆太太一回到惠灵顿就去找自己的律师，从遗嘱中取消了凯什琳的继承权。她还会听到有关孩子的事，但已经有些丑闻传到了惠灵顿，有人偷偷告诉维拉那体面的加拿大未婚夫，叫他不要娶这样一个女人的妹妹为妻，这使维拉非常尴尬。遗嘱是1903年立下的，比切姆太太的个人财产似乎是每年250镑，主要来源于丈夫的收入，如果她死时，丈夫已去世，那么就平均分给所有年满21岁的孩子。但是1909年8月13日，她取消了凯什琳的财产①安特卫普，比利时港市，世界著名港口之一。——译注①加那利岛，大西洋东北部的群岛。——译注继承权，早些时候有关戴尔财产的继承权也进行了修改，取消了凯什琳的名字。

比切姆太太这才放心着手准备维拉的婚姻，婚礼将于9月23日在圣?保罗天主教堂举行，新郎是一位加拿大地质学家，等待着他的是辉煌灿烂的前程。

安妮?比切姆带凯什琳去的那个“修道院”，其实是位于巴伐利亚①旅游胜地沃里希奥芬温泉的一家最豪华的旅馆。沃里希奥芬既非富人或浪荡子经常光顾的矿泉区，也不是时髦的风景区，1880年这地区因为塞巴斯蒂安?耐普的水疗法而闻名。耐普是一个天主教神父，提倡一整套的自然疗法，主要包括冷水淋浴，此疗法至今还有许多人推崇。那时沃里希奥芬不过是松树林中的一个小村庄，牛在街上乱逛。整套治疗包括手浴，腿浴，脚浴，涉水，晨露中赤足行走。有利于肠胃的素食等等。水疗名声越来越大，城镇也开始远近闻名。至1909年，这儿已有了赌场，湖畔有网球场，还有国际俱乐部，从为中等家庭提供的公寓至豪华的十字旅馆，各种住所应有尽有，全部有倾斜的巴伐利亚式屋顶，便于抵挡冬天的风雪。耐普1897年去世，但他的书《我的水疗法》和《如此生活》在忠实的崇拜者中很有名，医生每年把他们大批送往那儿。

在德国，旅游者必须在警察局注册。1909年6月4日，比切姆太太和凯什琳住在十字旅馆，凯不再是“无业”未婚女子，因而决定自己事实上应该是位女作家，她注册为“凯什?比切姆-波登，作家，伦敦”。比切姆太太一两天后就回了伦敦，去搭乘10号离开的轮船。处理她犯了过失的女儿并没占用多少时间，除了在海上度过的14个星期。

有一个事实是所有爱德华时代做母亲的都知道的：对一个患有凯这种令人头疼的病状的女孩，最受推崇的治疗当然是冷水浴和锻炼身体，于是凯就被送去冲淋浴了。

十字旅馆价格昂贵，6月12日，凯搬入维拉公寓，这地方为她以后第一本小说集《在德国公寓里》提供了背景和书名。它是斯蒂哥劳尔家开设的（他们的姓名也出现在那本书中，拼法稍有出入），她在那儿呆到7月底。

在季节高峰时期，小小的城镇要接待2000疗养者，谁来了都很受欢迎。

人们会问及各种各样与疾病无关的事情，例如，费舍尔太太就会仔细打量新来者。这位固执的夫人来自埃格尔①，在那儿她拥有一家运输公司。顾客大部分都是饱食终日的资产阶级，虽然这个阶层包括上自王公贵族，下至来自于新西兰的女核子，她们的父亲不过是蜡烛公司的厂主而已。

病人如果真想痊愈，就要从一位叫宾彻尔的鞋匠那儿买一双耐普神父设计的拖鞋；以水果、蔬菜和坚果为食物，并同其他人讨论肠胃状况的种种细节。不远处——只需步行几英里一有一个叫施林格尔（德语的意思是狼吞虎咽）的小地方有一家酒店，病人们常溜到那儿去吃东西。

6月的一个早晨，吃饭前凯什琳赤脚走到挂满露水的树林中去散步，赤脚走路也是治疗的一部分，但这次却使她伤风了。在《日记》中写给加纳特的一段谈到此事，也谈到他们的孩子：①巴伐利亚，德国南部地区。——译注①埃格尔，现匈牙利北部城市。——译注总有一天孩子会问：“妈妈，我是在哪儿出生的？”我回答：“在巴伐利亚，亲爱的。”那时我又会重新感到这种寒冷——身体上的，精神上的——手冷，心冷，灵魂冰冷，亲爱的，我今晚没有那样悲伤..她回忆起他俩在利物浦和格拉斯哥共度的那些“充满甜蜜与苦恼”的星期天，她还在给加纳特写信（她仍保留着他的戒指），但是与他的关系己难以察觉，也不知道是如何结束的，留下的只有痛苦和羞辱。

夏日的一天，凯什琳想把箱子搬到橱顶上去，箱子太重，她受了伤，不久就流产了。她写了一封使埃达迷惑不解的信，把消息透露给埃达，埃达把信给朋友古德小姐看，她当过护士，猜到发生了什么事。

大概与此同时，她用一种奇怪的德语写了一些东西，其中有这样一段：“我必须竭力忘记..必须努力奋斗使自己能够再次工作。..”德语文体做作，有些错误，不像是摘录别人的话，可能她想用耐普会赞赏的语言来表明自己现在的想法：“我必须奋斗，必须忘却，必须竭力自重，我必须成为有用的人，为了能再次相信生活，”等等。

写了这些以后，她仍感到难以独自忍受失去孩子的痛苦，她渴望有一个孩子可以照料。她写信给埃达，埃达去找古德小姐商议，后者知道该怎么办。

在离威伯克大街①不远处的小巷内有一个小店主的儿子名叫查理?华特，他刚患过肋膜炎，需要晒晒太阳，换换空气。那时安排这种事情很容易，埃达说，“我们给他买了一张票，替他系上标签，把他送到她那儿去。”这时候，为了准备他的到来，凯什琳离开了公寓，同一位图书馆长罗莎?尼兹小姐住在一起。图书馆在邮局上面，位于离赌场和花园不远的大街上。他与她同住了几星期，凯让他称自己“萨莉”。

这是她唯一的孩子。将近10年以后，他变成了故事《帕克大妈的一生》中死去的一个小孩，名叫利尼。

儿年以后写的一些奇怪的，富于象征性的故事片断似乎是对这个阶段的评论。埃丽娜?本达尔是一位自我放纵、好出风头的歌唱家，有一个名叫彼得的病弱孩子。她把孩子带到德国的一个地方，那儿赌场外盛开着紫罗兰。

那年冬天，彼得病了，躺在公寓里，她情不自禁地想唱歌给他听，他用惊恐的眼光恳求她别这样，她知道，但她仍要唱，因为在她胸中有着一双迫不及待的翅膀：但是她会轻轻地唱，柔柔地唱。彼得听着雪在下，雪从天上飘下，像绿色和白色的玫瑰，除了月亮，没有谁能见到它们。她边唱边站起来，唱着走到窗前，双手抱着窗框，彼得闭上了双眼。他飘向母亲唱歌的胸怀。随着她的呼吸起伏，他了不起的母亲生了翅膀，是的，是的，她能飞翔，同他一起飞出窗外，给他白雪，给他一些玫瑰，他感到雪飘到胸前，爬到颈前，形成一圈小巧的项链。它还在向上爬——但不要盖住我的嘴，母亲，不要盖着我的双眼。

她还在唱着，医生来了，检查了孩子，发现他死了。

这篇故事是1914年写的，隐隐带着一些令人难以觉察的愧意，描写了一①威伯克大街，伦敦一地名。——译注个自私的年轻妇女，孩子只是她的一种满足而已，她需要“歌唱”，这象征性地造成了他的死亡。除了《在德国公寓里》外，这是唯一以沃里希奥芬为背景的作品。

沃里希奥芬也有它自己小范围的文学生活，似乎吸引了某些大陆文学家（甚至连R.M.里尔克也尝试过水疗，虽然他从没有去过那儿），毫无疑问，尼兹小姐的图书馆是会见他们的地方。

其中有一个游手好闲的穷文人是波兰人，叫弗罗扬?索比尼欧斯基，他在克拉科夫①受的教育，靠着自己的小聪明同文学沾点边；写点文学评论，搞点翻译（他后来曾将萧伯纳的大部分戏剧都译成波兰文，还译了很多高尔斯华绥的作品，直到后者讨厌他为止），据默里说，他“很迷人，引人注目，却完全不可信赖”，他有非常了不起的歌喉，“可以做陀斯妥耶夫斯基②笔下波兰人的原型”。

通过他和他那更令人信赖的朋友耶尔斯基，凯什琳进入了一个亲密的朋友圈子，他们将创办重要的杂志，发表各自的作品。索比尼欧斯基热爱波兰戏剧家斯坦尼娄?尤斯宾斯基③还想把这种热爱传染给她。他是惠特曼的狂热崇拜者，于是凯这位迷惘的殖民地人终于找到了同伴——在一群移居国外的斯拉夫人中。为了应答凯写的一首献给尤斯宾斯基的诗作，索比尼欧斯基写了一首花哨讨好的诗，把凯什琳捧为“年轻的英国女诗人”，她曾在一首题为《毛利人的奇境》中展示了自己敏感的心灵。她告诉他自己的祖先是爱尔兰人，并谈到自己在毛利土人中的历险。

也许是通过这两位波兰人，凯什琳才知道《青春》这本“为艺术为爱情”的杂志，杂志附有插图，是在慕尼黑出版的，就是此杂志称德国式的“新艺术”为青年学派。是此刊物的插图，而不是其文字，影响了她的写作或她看待自己疗养同伴的方式。1909年秋天的某个时候，玛格丽特收到一封长长的忏悔信，向她表示歉意，告诉她凯丝将要理清“自己乱七八糟的生活”，还谈到自己的健康。在沃里希奥芬写的一段话谈到她相信自己总有一天要死于心脏勃—她在以后的13年中一直这样相信，还谈到她认为自己活不长：“天知道，我看上去足够健康——就像这儿一个维也纳人说的，他们也只知道说这话——但我感觉一点也不好——我的心脏全出了毛勃—我因过分用心而受到伤害——或过少用心。”所以她想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拥有那么多：“当我独自一人时，好坏灵魂都来碰撞我的手肘，说——以后你会遇上许多这类事情——充分利用短暂的白天吧。”

她在沃里希奥芬一直呆到1909年年底，多少对索比尼欧斯基产生了一些恋情，无疑她喜欢他的声音。埃达回忆说，凯和那个波兰人计划一起去他的祖国，接着也许去俄国。他们将在慕尼黑会面（凯有时确实去那儿），他在那儿将找“两间起居室，他们可以在里面学习、读书和工作”，但凯什琳到达时，看见只有一个房间，“生活的计划也完全不同”，于是她离开了。

事实上不是去慕尼黑，而是在巴黎，凯什琳事先就知道只有一个房间，她没有去。1909年12月12日，星期天，索比到达华沙，渴望见到凯什琳，①克拉科夫，波兰城市。——译注②陀斯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著名作家，其作品大多描写因“被侮辱与损害”而变态的人。——译注③斯坦尼娄?尤斯宾斯基（1869～1907），波兰剧作家，画家。——译注用德语写信给她，同她约好圣诞节后在巴黎见面。

凯什琳，亲爱的，你今天不和我说话吗？邮递员来过三次了，什么也没给我带来——但我希望晚上会有信，天哪——你不知道我多么想你，我每时每刻都想着你——你在哪？现在在于什么？我总是看见沃里希奥芬，无论我朝哪儿看，无论我想什么，你马上就会来到我身边..他谈到惠特曼，谈到那位不称职的惠特曼波兰文译者，说那大晚上他本来要去看望朋友，但是出版商要来，他们将一起商讨将一位波兰诗人的作品译成英语的计划。

星期一她终于来信了，她写道，“我们在巴黎——我去沏茶——我们将抽烟，聊天，读书。”后来他果然同她一起到了巴黎！彼蛋薄蓿蛑辈恢盟凳裁矗撬浪母芯酰⑸艘桓銎婕＃骸拔颐浅晌惶濉！痹谕砘嵘纤霭嫔碳蚨痰亟惶噶艘幌拢笳咭惨グ屠琛强赡芑崤錾纤５峭砘崦挥惺裁匆馑迹约阂恢狈浅３聊灾劣谟腥司顾怠拔铱梢钥隙ㄋ鞅茸急感匆怀霰纭！?

晚安，凯什琳，晚安，那个梦怎么样？那白色的森林，现在我在你房间看见的森林，告诉我，召唤我去那儿，噢，凯什琳，也许18天以后，晚安，吻你的手。你的弗洛扬。

凯什琳曾写信给伦敦一位名叫维拉的朋友，告诉她自己的打算。维拉显然是个女演员或歌唱家，可能在比切姆公寓住过。得知这消息，她“几乎吓坏了”，写了一纣长达9页的回信，告诫她，恳求她，从这恳求中可以看出当时未婚女性对男人的看法。

维拉刚从戏院回来，读信时感到非常疲倦，所以至12月12日，也就是弗洛扬信中提到的那个星期日才回信：“孩子，为什么很难把一切都对我解释清楚呢？难道我不能感觉生活，不了解生活吗？你认为我不会理解或同情你吗？亲爱的小妇人，这总会到来的，我已看见它沿着生活的大道来了，用它所有的惊喜和秘密将你带走。”

她将要做到绝对坦率，希望凯什琳不介意。她绝不会非难她的情人，但是当一个男人，不管他是哪一国人，遇见凯什琳这样一位有着迷人外貌，了不起的头脑，受过感情创伤的女人，又知道她为何心碎的原因，那么，自然他希望占有她。“但是这个女人是个淑女，他不能说‘我要你做我的情妇’，不，他会说，你同我一起去巴黎，迫使你那野蛮的丈夫和你离婚”——否则他将受到朋友的嘲笑。那位波兰人是否也同时向她保证过她将是神圣的？——“就像受到一位兄长的保护那样？”他保证过他们只是假装同居以便获得离婚吗？实际上没有哪个男人能做到这点。女人天生如此，“一旦堕入情网，是不忍拒绝满足爱人的愿望的。”

她这样说，并非认为凯什琳做错了，而是因为将来她会饮下这杯苦酒，而且将来会那样令人绝望，“你将再也不会在乎自己做什么，成为什么样的人。”

因此她要求凯什琳给她一个神圣的诺言：一旦她同波登宣布离婚，而她那位波兰人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同她结婚，“你将用自己认为是最宝贵、最神圣的东西对我发誓，你会回到我这儿来，我们将一起设法修补你的生活。”

但是她必须保守秘密：“如果你的爱人背弃了你，我是你的王牌，但是不要告诉他。”当然，如果凯什琳知道怎么对待他（“你知道我的意思”），那么维拉将会对她万分钦佩，但如果她屈服于自己的爱情，去满足他的欢愉，那也没有什么，她不愿作出是非判断。凯什琳可以信任她，就像信任自己的工作一样（“除了你的工作，我找不出别的来作比喻，我知道它对你至关紧要”）。她唯一的要求只是凯的允诺，因为“亲爱的，除非你去找别的女人，而大部分女人总是会透过变型的眼镜来判断别的女人的行为”。

当然，还有另一位可以信赖而不会随意评判的女人，凯去寻求她的支持和金钱资助。圣诞前，埃达写信告知为迎接她所作的安排，电汇了6英镑作路费。凯最好在早晨来，“这是孩子到达的时间”，否则就不能去迎接她了。

1909年的圣诞过后几天，凯什琳来到伦敦，在新开设的海滨宫殿旅馆住了一段时间。在这无家可归者聚集的地方，她遇见了一位算命先生，一个古怪的人。她曾考虑过同他合伙，但是接着收到另一封信——谨慎地称她为“波登女士”：最亲爱的凯什琳，我今天下午1时到达，我住在告诉过你的那个地方。

我感到非常疲倦，但很高兴终于到了巴黎，如果你已先到就好了——这个星期将漫长无期，但是我会耐心等待——可是总感到焦虑不安。你怎么样？病好了吗？噢，亲爱的，赶快写信给我，写信给我，凯什琳，好让我放心..弗洛扬找到了一家旅馆，那儿一个较大的房间每月需60～70法郎，不包括伙食，他们可以住在一起。也许他们还可以花同样多的钱在别处租到两个房间，但是她不写信给他吗？收到了他的两封信吗？他都写着寄给旅馆的波登女士——没有留局待领，因为怕她可能生病了。早上他要去会一位朋友，这朋友曾答应过帮助他们寻找一处房子。

她没有去，似乎是算命先生救了她。因为当谈到那位太太的生意计划时，埃达说凯什琳考虑过这个主意，但是后来她突然告诉埃达“部分地是为了自己家庭的缘故”，她准备去同波登先生一起生活，“试试看能不能凑合”。

这确实是一个突然的决定，当时波登先生正在林肯郡参加一个家庭聚会，接二连三收到管家用托盘捧上来的几份电报，是用电话传达的，措辞急切，签名“你妻”，这使他感到大为尴尬。电报催促他马上去伦敦。他带着显而易见的不情愿——因为他猜测到凯什琳是受到亲戚的压力，而不是出于自己的判断才这样做的——去了那儿，凯什琳搬进了他当时居住的寓所，这是在1910年1月底或2月初。

她在寓所内住了几个星期，但“只是表面上的成功”——这是波登先生的话。她去过他在庞德大街的工作室，“稍微唱了唱歌”。她与他合作演出了一场音乐会，是在他任教的学院之一举行的，朗诵了自己作品的片断，使听众感到非常高兴。

在这段时间内，她曾陷入一种波登先生称为“黑色情绪”的状态中。根据这次体验，她写了一首十四行诗，题为《寂寞》。她拿给他看，而他觉得调子过于低沉，大胆改了一两个字，把标题换成《孤独》，说这样就使它由阴郁一变而为欢乐。当然这是不能容忍的，因为这样一来就改变了整个基调。

他还加上了一个逗号，而她对这逗号的评论近乎愤慨。

虽然波登先生知道凯什琳去过国外，却不知道他们分开后发生了些什么，也不知道孩子的事，她从不提到沃里希奥芬和那些波兰朋友。那时她整个身心都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但是当她把自己写的一些巴伐利亚故事草稿给他看时，他建议她自己送给《新时代》主编A.R.奥列加看。2月的这次会面极为成功，是凯什琳生活的一个转折点。

《新时代》杂志

我深知你在“过去”对我充满深情厚意，始终如一，感谢你让我从你那儿学来的一切..你教会了我写作，教会我思索，告诉我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致A.R.奥列加

1921年2月9日

《新时代》每星期四出版，在1910年，这是伦敦最有活力的期刊，尽管有着种种缺点。A.R.奥列加常常喜欢借用王尔德的话说它在世上没有一个朋友，但却受到敌人的喜爱。这么一份肆无忌惮的刊物显然不会令人感到舒服，任何对爱德华时代政治、文学、艺术等思想方式离经叛道的作品，只要写作水平高，都会受到欢迎，所以青年作家认为值得跻身其中，并非为了报酬它给撰稿者的报酬只是名义上的，或干脆没有。杂志每年亏本1000镑，奥列加自己从资助者提供的基金中每星期只取出4镑作为薪金，而他最有名的一些撰稿人——萧伯纳、威尔斯、本涅特、切斯特顿①和贝洛②——则自从1907年他任总编辑后就没有拿过任何报酬。

在萧伯纳看来，他是“一个名叫奥列加的神秘人物”（这个姓似乎曾经是霍列加），在离剑桥12英里的一个小村庄出生，没有父亲，但非常聪明，靠乡绅的帮助进了师范学院，成为里兹①一所小学的教员，再靠自己的本事爬到后来的地位——自己读尼采等人的书，创立了一个叫作里兹艺术俱乐部的团体，还曾邀请萧伯纳去演讲过。他后来改名奥列加，发音和法语中的“风暴”相同。

1910年奥列加37岁，高而瘦削，两眼炯炯有神。他戴一顶软呢帽（那时是反抗的一种表现，在爱德华时代的英格兰，帽子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标志），他那猫似的脸庞和猫一般的动作使他看上去总像要对什么东西扑上去一样。

许多认识奥列加的人都用“魅力”这个词来形容他，称赞他为人坦率，当然也有些恶作剧（正因为他让他们写些别人不会允许的东西，他们才肯不要稿酬）。

他喜欢格言，欣赏对仗工整的句子：“天才拥抱无限，别人则拒绝它。”

关于自己的刊物，他常说（以示区别于《观察家》）它具有表现作用，而不是代表作用。

在他那爱德华式的俏皮话中，有时可以听出一些虚假。尽管他机智聪明，但仍有一些缺陷，这使他对“终极答案”常有一种神秘的渴望，常想放弃一切而去追随某些握有开启宇宙钥匙的预言家或术士。其他时候则是一位了不起的编辑，虽然他的有些才能是自我毁灭性的。

刊物自称为“政治、文学和艺术周报”，由奥列加和霍尔布鲁克?杰克森①依靠费边社②的支持在1907年创办，但是1908年杰克森离①切斯特顿（1874～1936），英国作家。——译注②贝洛（1870～1953），英国作家。——译注①里兹，英格兰中部城市。——泽注①霍尔布鲁克?杰克森（1874～1948），英国作家，编辑，是萧伯纳的第一个英国传记作者。——译注开后，则更强调文化而不是政治——这里“文化”一词可用来代替所有的“艺术、哲学、经济理论和妇女权力，加上后来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异端邪说。奥列加尤其为刊物的第一版感到自豪，那是埃里克?吉尔③为他设计的。

人们能从《新时代》了解到欧洲戏剧家们正在做些什么，或能遇见某个默默无闻的俄国作家——例如，“安东?契河夫”④他的一些故事曾刊载在杂志上，而艾西利?杜克斯则为读者们介绍过他的剧作。在诗歌方面，《新时代》曾经在1908～1909年间帮助过意象派步入文坛。1909年，在罗杰?弗莱⑤第一次展示后印象派作品前几个月，它曾就其进行过评论，而当展览受到整个伦敦的嘲笑时，《新时代》却敞开了它的胸怀。

第一版“一周要闻”基本上是奥列加写的，备受推崇，但许多读者最爱看的却是阿诺尔德?本涅特以“雅各?汤森”的笔名撰写的“书与人”专栏，这是一种提供信息和观点的随笔，反映出本涅特那爱追根寻底的头脑的绝妙之处，那时成功还没有使他变得庸俗。通过杂志，他成功地促使威廉?海曼⑥在英国出版陀斯妥耶夫斯基；1909年3月，他还以极大的热情评论过契诃夫，但凯什琳不大可能见到这篇文章，因为那时她恰好去了利物浦。那些被称为“布卢姆斯伯里”的人可能从没有读过这份杂志，维吉尼亚?斯蒂芬小姐①可能会把它同后来自己称作“底层”的东西相联系，虽然她一定听说过杂志对后印象派画展的反应。伦纳德?吴尔夫②从未为它撰过稿，而李敦?斯特雷奇③有次“几乎要奇一篇文章给它，但却因为没有写妥收件人”而作罢。《每日邮报》④从没提到过它的名字（奥列加认为有人从中作梗），而《笨拙》⑤上甚至也没有对其开过玩笑，只是把玩笑留给了奥列加：他身着旧衣服，脚上的靴子前面打了补钉，声称杂志“无稿费”。

1930年左右，埃兹拉?庞德宣称他根本不知道谁会去读那种杂志，他当然是言过其辞了。他的朋友T.S.艾略特⑥就确实读过，后来还极力称赞奥列加，但是杂志从来就不受人尊敬，虽然它给权力机构带来了一些恐慌，却并没有造成什么重大的影响。

部分错误在于奥列加对编辑工作恶作剧的理解，他把自己视作一个坚持公开讨论时享有特权的主席，甚至对费边社的观点也不承担责任。如果他不同意一位撰稿人的文章，只是将其刊登出来，然后在下一期上自己撰文批评或请另一位撰稿人这样做，这并不难做到，因为那些无靠山，不满现状的所谓编辑部成员总是准备着提供新的笔名，他们就像木偶剧台上声势浩大的部队一样，浩浩荡荡地前进，当出现隘口时，则跑入幕后再换上另一种制服出②费边社，英国19世纪中期社会改良主义组织，萧伯纳曾为其主要领袖之一。——译注③埃里克?吉尔（1882～1940），英国版画家。——泽注④安东?契诃夫（1860～1904），俄国杰出的剧作家，短篇小说家。——译注⑤罗杰?弗莱（1866～1934），英国艺术批评家，画家，诗人，后印象派艺术的积极倡导者。——泽注⑥威廉?海曼（1863～1920），英国出版商，威尔斯，吉卜林等人作品均由其出版。——泽注①维吉尼亚?斯蒂芬，维吉尼亚?吴尔夫出嫁前姓斯蒂芬。——译注②伦纳德?吴尔夫（1880～1969），维吉尼亚?吴尔夫的丈夫。——泽注③李敦?斯特雷奇（1880～1932），英国传记作家，布卢姆斯伯里成员之一。——译注④《每日邮报》，伦敦主要报纸之一。——译注⑤《笨拙》，英国一讽刺性画刊。——译注⑥ T.S.艾略特（1885～1965），英国著名现代派诗人，其代表作为《普鲁弗洛克及其他》。——译注现在台上。他们的努力的确使读者感到星期四是个快乐的日子，但“演出”总是入不敷出；奥列加后来几乎同每个最好的“演员”都吵过架，最后甚至还失去了费边社的支持者，正是由于他们的种种不满，才在1913年创办了《新政治家》，成为《新时代》的主要竞争对手。

凯什琳对《新时代》的原则方针毫无兴趣，很可能在波登先生提出其鼓励性的建议前，她根本就没听说过此杂志的名称。但她自己去拜访了奥列加，这是一次私人会晤，双方都感到彼此有些“魅力”。

人们去拜访他时，总是经过一条胡同到印刷厂后门。两段散发着油墨香味的石阶通往一个小办公室，那儿放着两张办公桌，挂衣架，一套文件架，几堆杂志，还有一张供来访者坐的椅子。奥列加对这次拜访记得很清楚，“我可以肯定K.M.先称自己为女士，”很久以后他写道，“那是在我发表她的文章几天以后，我记得很清楚读这篇文章时她坐在我的办公室，愿意让我在下一期上发表。”但是似乎他从来没有意识到那究竟是篇什么样的故事。

《疲倦的孩子》其实可以说是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瞌睡虫》的英文改写，事实上当时在英国已经有此文的翻译，讲一位受虐待的女仆闷死了鞋匠的婴儿，以使自己得到一些睡眠，收在R.E.C.朗编选的小说集《黑衣修士及其他故事》①中，1903年出版，但是这个本子很小，不大为人所知，所以《新时代》的读者们没有注意到凯什琳的故事的来源，这些读者包括阿诺尔德?本涅特，因他在1909年曾提到过朗的书。故事中谈到“巴伐利亚婴儿”，因而可能使所有的人都忽视了那一事实。

很久以来评论家们都不加思索地宣称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受到契诃夫的影响，他的早期影响具有很高的象征性价值——而且当人们意识到这种影响出现在她离开沃里希奥芬回来后，包围着她的是欺骗和痛苦时，它的价值就更高了。

在两个故事中都有一个受到一对粗暴夫妇虐待的孩子，被迫终日操劳，还要摇着婴儿使其入睡；夜晚来访的客人又延长了她的劳累，直到她突然觉得孩子是自己的敌人，于是闷死了他，自己才安然睡去。其中有很多相同的细节，但是至关重要的是描写方法不同：契诃夫从前一天晚上开始讲故事，再详细叙述瓦卡的生活；凯什琳把故事局限于一天之内，集中于现在，为了加强疲乏不堪的感觉，她还加上了几个孩子，但是同时又使时间范围更为紧缩。《疲倦的孩子》实际上表明了年轻作者独立创作故事的才能。（例如，在她的故事中，结尾时的梦具有象征性意义，契诃夫的瓦卡则没有梦。）可能凯什琳在沃里希奥芬时读过契诃夫的德文版小说，也许作者的名字对她没什么意义——虽然她加上去的几个孩子中有一个叫安东①。有位评论家强调这是一种“无意识记忆”，说有一种想象力丰富的特殊头脑能吸收自己喜欢的东西，与自己的许多思维活动融汇贯通，几乎没有什么被动地欣赏，因此后来记忆中将它作为自己想象力的产物。无论如何，凯什琳如果知道此故事的英文译本，就不大可能把它作为拿给奥列加去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以后接连几期杂志就在本涅特的专栏上面刊载了《就餐的德国人》（讽刺他们的粗野），《男爵》（讽刺他们的势利）以及那篇妙不可言的自我嘲讽小作品《日光苑，这些都只是随笔，而不是故事，主题是女性面对粗野①《黑衣修士及其他故事》，在英国出版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集。——译注①契诃夫本人也名叫安东。——译注时过于敏感的退缩，方法是讽刺——但却用欢快的笑调写出来，加上洞察力，当时杂志上的其他文章是不能与之相比的。

她习惯于将《青春》作为起点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青春》的任何一期上都能找到绘画与漫画来说明她早期的作品，她所有的巴伐利亚角色都有了：男爵、现代灵魂、冒险的女士、在窗前梦想或独自在咖啡馆桌前抽烟的年轻女人。人们也可以在它的艺术作品中找到战前欧洲的风尚——热水瓶、自动搭扣、小型柯达照相机等——这些是飘浮在1910年平静天空中的时髦的先兆（然而，《新时代》上刊载的一幅漫画则将凯撒的胡髭画成了大炮）。

《新时代》那些无所顾忌的作家开始攻击这位新成员，《疲倦的孩子》一发表，他们就写了《致编辑的信》，如维迪（他很可能是贝阿特丽丝?海斯汀斯）写道：“据本人愚见，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小姐制造了一种这些人家庭生活的完全错误的印象。”所有这些废话对通信栏目非常有利，当然凯什琳很快就结识了这些天才的作家。

奥列加习惯于星期二下午在ABC茶室会见撰槁人，在地下室甚至妇女也可以吸烟。1910年常来的人中包括肯尼迪——“一位胖乎乎、尖嗓门的男人，同母亲住在一起，”还有一个叫作A.E.兰道尔，瘦削，眼睛直愣愣的，看上去像个饿痨鬼，寿命不长了。

只有一位妇女，贝阿特丽丝?海斯汀斯，她原名叫爱米丽?爱丽斯?海格，共使用过17个笔名，曾以“S.罗伯特?韦斯特”的名字同肯尼迪和兰道尔进行过长期辩论。她出生于南非，同一位拳击手结婚，生了一个女儿，但现在甩掉了那个拳击手，同奥列加一起住在肯辛顿①的一个寓所内，似乎两人都没有离婚。她比凯什琳大9岁，同她一样，也可以在紧要关头向父亲伸手要钱。海格先生是伊丽莎白港的一位富商。

海斯汀斯给杂志撰写了大量辱骂性的评论文章，一些结构松散的小说和辞藻华丽的诗歌。有一段时间她是妇女参政的鼓吹者，而后来又以同样的狂热加入了敌对的阵营，她写的有关生养孩子痛苦的作品（“人类生活最丑恶的现实”）是杂志上最激烈的争论之一。既然她自己的故事和诗作不能吸引什么评论界的注意，只有奥列加出于责任心评论一二，她最终的命运只能是疯狂地嫉妒那些使她相形失色的人，尤其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最后成了她愤怒的目标。她1943年自杀了。

有一次在拜访过“大个子B”②后，凯什琳告诉另一位朋友：“两个女人聚在一起时，那是很可怕的——不知道我们两人谁更令人讨厌。”而“大个子B”很久以后还断言说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从来不知道她的嘲讽性文章的价值，以为自己那些伤感的作品“更为成功”。

同《新时代》发生联系的最初几个星期，凯什琳和她法定的丈夫住在靠近贝克大街的寓所内。埃达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一直撒着弥天大谎，在那儿留言时总是使用莱斯利?莫尔这名字，这是波登先生不知道的。

3月下旬，埃达收到一封告急信，让她去一个陌生的地址，她在一个“二等住院病房”找到了凯什琳，知道她刚刚因“腹膜炎”动过手术。凯坚持要马上搬出去，说外科医生调戏她。因此埃达喊了一辆马车把凯什琳带到当时她与姐姐合住的寓所里（她父亲去了罗得西亚），古德小姐每天来给伤口换①肯辛顿，伦敦一地名。——译注②即海斯汀斯。——译注药。不久她在一家果品店上找到了几个房间，后来又在一块遍布雏菊的草地旁找到一所农舍，把凯带到海边去疗养。自从离开岛湾后，凯什琳就没有在海浪中嬉戏过。这次她写了一首悲伤的咏海诗，其中海成了“海之子”，严厉的母亲和新西兰则被理想化了，成了“远方的家”。

春天来了，乡村很美，但是凯什琳动过手术后，身体仍然很虚弱，伤口再次感染使她又病倒了，这时，她相信自己像母亲那样患了“风湿热”，好几年都受着病痛的折磨。其实炎症是淋病，而疼痛是由于这种病未得到及时治疗引起关节炎所致。

不久就该回城了——显然要去归还加纳特的戒指。她不会再去G?波登那儿，现在她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那是她的笔名，她已完全使用这个名字了。

奥列加提议让她使用自己一位画家朋友亨利?毕肖普在切尼街①的住宅，他那时已去摩洛哥过冬，她当然接受了。迁居时，杂志上发表了她另外三篇“公寓随笔”，这些同过去的几篇风格一致，但增加了一种新的笔调，其中两篇流露出对生养孩子和男性的厌恶，这种笔调很可能来自于同贝阿特丽丝?海斯汀斯“女性”的交往。

夏天的一个晚上，奥列加和贝阿特丽丝带着凯瑟琳和另一位《新时代》撰稿人爱德蒙?B?道尔林共进晚餐，后者记得她是一位冷静的年轻女子，对爱情抱着讥讽的态度。在他们面前，她像一位被迫扮演喜剧角色的演员——她必须维持自己在故事随笔中创造的形象。但是，毕肖普那舒适的寓所越过梧桐树顶俯瞰着河水，很快就使她摆脱了一切，那儿的一位新朋友①也对她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于是，有好几个月她从杂志的栏目中销声匿迹。

1910年夏末，威廉?奥顿在汉普斯特②的一次网球聚会上遇见凯瑟琳，他是一位与她同龄的中学教师，正循着她已熟悉的道路热切地探索着文学，他已经读过了佩特③、易卜生、惠特曼，但厌恶斯温伯恩——这在他的自传性小说《最后的浪漫史》中都提到了，其中也有一个章节谈及他与凯瑟琳在以后的一年中时断时续的交往。

这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恋爱关系，后来的凯瑟琳可能会称其为“孩子的爱情”，很显然，这种关系存在时，他们彼此非常了解，能自由谈论而不伤害某一方。奥顿说他们确实曾经谈到过结婚，但怀疑两人有谁真的希望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