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世界都是路

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一，对前途不可把握；二，生活越来越没有新意。

关于第一点，不是我论述的重点。你只需想想，你现在这副傻样子，是六年前的你、六个月前的你、六天前的你、六小时前的你曾经预料到的吗？……所以，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所以，今天的你不要贱乎乎地张罗，替明天的你做主设计什么事情（念到此处停一停，可能有掌声）。

打着“读书”这个附庸风雅的旗号，我来着重谈谈第二个问题。

诚如鲁迅先生所言：“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这句格言曾有效地鼓动起多少人的热情和勇气。

但鲁迅就那么对吗？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五千年的风和雨啊踩出多少路，早已没有一块地方是没被人走过的。

你想走出一条新路吗？

你的脚下早已是脚印杂沓，阡陌纵横，前见古人，后有来者。

读书、写字，更是这样。几千年的文明堆积下来，早已穷尽了文字组合的一切变化，故事情节的一切跌宕，食色性也的一切哲理。

满世界都是路。

在全民族集体发昏的年代，几亿人喊出的一句共同心声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从虚无主义怀疑论者的角度来分析有一定道理，读书越多，的确更容易让你灰心绝望。

比如吧，你的朋友喝得醉醺醺的来你家借宿，你一边忍耐着心中的厌恶，一边帮他擦拭吐到地上或床上的污物，还得扶他起来喝晾好了的浓茶。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你总得给自己戴顶高帽呀，于是你对柳眉倒竖的太太和追悔莫及的朋友说，没关系没关系……接下来，你要用一句话来说明你对友谊的态度。

A 如果你是个文化人，你会引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来表达自己的心意。你的太太和朋友会感动，并因这句耳熟能详的话而与你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B 如果你是个很有文化的人，你会说一句：“朋友来了，怎么折腾都是应该的”，然后很酷地告诉她和他，是兰姆说的，语见《伊利亚随笔选》中文版第116页、英文版第166页。你的太太和朋友会感动，并因这句来历偏僻的格言而对你产生了浓厚的敬意。

C 如果你是个很有个性的文化人，你会避开孔夫子和兰姆的格言，而采取百分百原创：“你能来俺家，是俺的面子。”这有可能产生三种结果——

a 你的太太和朋友会感动，并因这句没有来历的话而对你产生了深刻的鄙夷：“为什么不用一句人家孔先生的话呢？‘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丫真没文化。”

b 你的太太和朋友会感动，并因你说这是句原创的话而对你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你丫真操蛋，拿俺们没看过的书上的格言来蒙俺们，还说是自产的。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c 你的太太和朋友会感动，并认为这是句原创的话而对你产生了少许的钦佩，然后把你这句话广为传播，没想到被一个博览群书的大学问家听到，并对你产生了深刻的鄙夷：“丫真操蛋，拿老百姓没看过的书上的格言来蒙人家，还说是自产的。这明明是《吉尔·布拉斯》里的一句话嘛，详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实在是可怜极了，里外不是人，动辄得咎。一切都是在落人窠臼拾人牙慧，永远不要再指望能有什么新的发明了。

在我的眼中，人类的文明成果就像个高耸入云的专利局大楼，里面是一个个房间，堆放着前人的智慧结晶，并义正词严地告诉你，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你想独出机杼别出心裁吗？可怜的人类，除了将刻甲骨文的石刀变成计算机上的键盘外，智商没有任何提高。黑格尔申请了大小逻辑的专利，过了这么多年，都没人向他挑战成功。人家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比你早生几百年，先在茅坑里占了个位子，后来者只有居下了。

你想避免盗版嫌疑吗？那你总得先把已经申请专利的东西过一下眼吧。可怜那些东西，你就是花六辈子的时间都看不完的，更不用说挤出时间生产自己的专利了。你想伟大，就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巨人们的肩膀早已昆仑巍峨高不可攀。

你想破罐子破摔吗？于是你厚着脸皮说无知者无畏，我是流氓我怕谁。你对那幢高楼视而不见，对那些专利产品根本不屑于研究。可这世界不是你一个人的呀，别人的眼可盯着你呢。你刚说出句自以为是原创的话，写出篇完全自产的文章，就有大学问家们向你竖起义愤填膺的中指：“丫在盗版！丫在盗版！！”

我们真是活得越来越没有理由。

回过头来再看鲁迅那句话，不得不承认他是为古人预备的。活到我们这份儿上，灵感越来越没有新意。

于是你尴尬成这样，写篇文章，要不引用点古人的格言掉会儿书袋，就没人信服。

于是你沮丧成这样，读本书，就像去逛那个专利局，读得越多，你知道属于你发挥的空间就越小。

“满世界都是路，你只有来选择自己的脚步。”

在你还没有把所有的书翻遍，还不知道此前有哪位先哲创造了这句格言之前，就把这句话算成是我说的吧。

当我边吃担担面边对鹦鹉（1）说要写篇《关于读书的记忆碎片》时，他那比瞳孔还小的鼻孔里发出一声“嗤”。微言大义，我完全能明白他的轻蔑。

是啊，这小子读的黄色书籍都比我看的所有颜色的书加起来还要多，说什么读书，没的笑掉天下读书人的黄牙。

但是，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你不过是比俺多逛了几个专利局的房间而已，不过是比俺多知道几条挂着“此路不通”牌子的专利小马路而已。

在写作本文之前，我一再告诫自己尽量不去招惹专利局里那些产品，但写到这里，还是忍不住引用简爱小姐的那句话来反驳一下自鸣得意自命不凡的鹦鹉：“越过坟墓，我们都将平等地站在上帝面前。”

引用别人的格言，就是有说服力。走现成的路，就是好使。

不致敬也是可以的

俄罗斯电影大师塔科夫斯基在很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就给他读《战争与和平》，从此以后，他“再也无法阅读垃圾”。

可惜我像老塔那么大的时候没有《战争与和平》可读，并且按照合乎逻辑的推断，即使《战争与和平》放在那时的我面前，恐怕也看不出什么好来。

我读到的第一本书是《民兵训练手册》，非常喜欢里面粗糙的工笔插图，“立七坐五盘三半”之类（2），还拿较薄的白纸描募了一些。认识的字就从这本书开始，第一页是“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第二页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本书的主人是我小舅。他神秘地告诉我，第二页上的话是林彪说的，并叮嘱千万不要说给别人听，因为林彪当时已经“黑”了，按照规定，他的照片和语录是要被从书上撕去的。

童年时代文化生活的贫乏已经被许多人津津乐道过了，诸如如饥似渴地阅读能看到的每一份革命大批判报纸，《解放军画报》、《人民画报》是难得一见的珍馐，《小朋友》、《红小兵》、《儿童时代》等适龄彩色杂志更是只闻其名出现在梦中……我记忆中最有文化的游戏是背诵毛主席语录，有一个小哥们能一口气地连背三遍“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招致一片惊叹。

上学后，苦难的读书生涯开始了。毫不夸张地说，从小学到中学，语文课本里的文章多是垃圾，成心将我们往沟里带。不是垃圾的东西，也被他们有本事弄成垃圾式教法。这方面所受的精神虐待，不说也罢。反正那时老师对学生的要求是“多看课外书”，而对看多了课外书的学生又进行劝阻，怕影响课内的学业，由此可以鲜明地看出语文教学与文学审美和阅读需求之间的严重对立。

当我长大成人后，看到了郑渊洁的皮皮鲁系列，顿生无限感慨，恨自己童年时没有遇到这样的读物，并从此打心眼里认为老郑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

有人与我看法相同吗？

这世界上有一种贱人，叫嚷着苦难是什么财富，并对可怜的成长历程感激涕零，似乎只有在荒漠上才能知道水的可贵，才能充分吸收水的养分，让自己长得有个人样。如果在水源充足的地方，就会拿水当尿，渴死都不带喝的。

他们以为今天混得不错都是沙漠给的，他们以为这么爱书都是没书的年代给逼的，然后对现如今的孩子们生活在知识的海洋里感到忧心忡忡不可理喻。我也喜欢这样，显得自己的少年时光不至于真的那么可悲，而只是——在别人眼里看起来可悲而已。

我们总有一种错误的想象，觉得自己之所以能成为现在这副样子（而这副样子又是最好的），是惟一的可能性。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连制造苦难的人，也因此捎带着被感谢。仿佛童年时要是过的好日子，现在就会变成个二流子，或是个二傻子，至少也是个二楞子，绝对不会这样既知书又达理既文明又文化。

曾经看苏童评张爱玲，说《对照记》发表时配了一张她穿旗袍的照片，张爱玲对这件并不是很合身的旗袍做了很认真的解释，说是继母送的。“料子很好”，“领口都磨破了”——前一句话是继母说的，后一句话是张爱玲补充的。她记住了别人的恩惠，也记住了那恩惠的瑕疵。“她向现实生活致敬，同时对他人说，不致敬也是可以的。”苏童的这句评点可以视作对我们的童年时代的结语。

读书有一种真正可怜可悲的境地，我将在下次碎片中集中论述。相较而言，没什么书可读、以及读的书垃圾居多，这两种遭际还不算最惨。无书可读使我们更善于精读，读些垃圾书，也使我们不至于偏食，更知道好粮食的可贵——在垃圾场里长出的庄稼自有其茁壮之处。

其实世界上最不人道的事儿就是向别人转述自己读过的书。但在那个贫瘠的年代，几乎整整一个国家的人读的都是同样的书。这种共同的阅读经历使我有理由来回忆一些雕刻在少年时光里的记忆，因为那是我们共同的基因密码。

《动脑筋爷爷》，那一年，我和父亲一起拉煤回家准备过冬。他突然让我看住煤车等他一会儿，说去书店给我买两本书，这可是几乎让我晕眩的幸福。父亲问是要《动脑筋爷爷》还是《算得快》，我知道他没足够的钱两样都买，就权衡了一下，说出前者的名字。事实上早已觊觎那套书良久，对其馋得不行。父亲没有食言，过了一会儿给我买回来，共是四本，全彩印刷。我猜他心里应该有些后悔答应了我的要求，因为相较而言《算得快》要便宜得多。这套书成为我的珍藏，看了不知多少遍，书中传授的科学知识早就烂熟于胸，小天真和小问号的幸福生活也让我艳羡不已。后来这套书又出了第五册，但我忍着没要父亲买回来凑齐，因为老是见他和母亲为钱发愁。

《小灵通漫游未来》，这大概是高产作家叶永烈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了——除了该书，他还有以金明、戈亮为主人公的科学福尔摩斯系列传世，以及后来充满对话的政治人物传记，好像他当时就带了个录音机是人家身边似的，对了，他还是《十万个为什么》的骨干作者。前两年看到有人不无醋意地说老叶挣了多少多少稿费，我倒觉得他拿多少钱都是理所应该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开启了我们童年时的科学幻想之门，不过如今看来，那些幻想太傻大憨粗了一些，特别是“农厂”里高耸入云的向日葵，还有切开后有桌面那么大的西瓜，几头人才吃了一个角，剩下的就浪费了。这属于穷惯了的人的科学幻想。

《红旗飘飘》，这是个系列丛书，由一段段革命传统故事组成。当时喜欢它，一是因为规模大，共有几十本，看着解气，二是因为那时的小男人都喜欢打仗的故事，并通过对比知道自己现在的生活还不是最惨的。

《小狒狒历险记》，融动物知识与冒险故事于一体的童话，神秘的非洲大草原，紧张得让人掌心出汗的逃亡，特别是花斑豹追小狒狒那段。对了还有，长颈鹿是个哑巴，因为她没有声带。

《谁的脚印》，这同样是一部科普童话集，里面搜集了许多将浅显科学常识和人生道理糅合在一起的故事，图文并茂。我清楚地记得定价是四角二分，因为这笔钱是攒了许久才凑够的，攒钱期间往书店跑了一趟又一趟，担心这本书卖完。终于将其“请”到家中，如饥似渴地读啊读。其中有一篇介绍的是水葫芦，说长得飞快，公社的猪还特别爱吃，吃后也长得飞快，所以是件宝。二十多年过去后，我从电视里看到，南方水乡水葫芦成灾，原来既无营养又污染环境，都是垃圾，不得不花大力气清除之。

《宝葫芦的秘密》，该书属于文革后被解冻的童话，不过据我看来，把它冻起来并不为过。看过这本书，有多少人渴望像主人公王葆那样有个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宝葫芦，好让自己安逸享乐？这一点恐怕大违作者的教诲本意。张天翼在书中灌输了许多哲学教义，可惜一碰到那些空洞的对话体说教，我就将其翻过去不予理会。其实他老人家最好的童话还是《大林和小林》，可惜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上高中了。

小学的后半段，识的字多了，就开始看“大书”——俺们那噶对成人书籍的称谓。流传的大书多是文革前的旧书，纸已呈黑黄色，前后往往都掉了几十页，翻得太多导致中间开裂，如果再加把劲就能把三十二开的书分成六十四开的两本。除了这些劫后余生的古董，还有一些重版书和新版书风行全国。

《第二次握手》，文革期间就以手抄本方式流传的爱情小说，作者在上刑场前的刹那被平反释放，小说也得以正式出版，据说总发行量达到四百三十万册，成为建国以来当代长篇小说发行量的第二位，仅次于《红岩》。有着一双美丽哀愁丹凤眼的丁洁琼成为多少人的梦中情人。

《新儿女英雄传》，这是我看的第一部“大书”，冀中儿女的抗日故事，记得最清楚的是里面的两句情歌：“年轻人多得像细沙，你为什么单爱我？”最有趣的是牛小水扮成新娘去杀日本鬼子，最气闷的是张金龙婚后虐待杨小梅。这本书的主题也很女权，最后杨小梅改嫁给不打她的牛大水，完全无视所谓的节烈观。后来又看到一本《吕梁英雄传》，更放得开。

《白话聊斋》，我从小听说的一句话是“老不看《三国》少不看《聊斋》”（3），不看《聊斋》的原因说法不一，或曰那些鬼故事太恐怖，或曰那些狐狸精太狐媚。那种禁忌的诱惑让我连看了三册翻译成白话文的洁本《聊斋》，说不上有多好，也说不上有多糟。长大后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三册《聊斋志异》囫囵吞枣地看完，才发觉蒲松龄的语言魅力。文字就是这样，一改，就全走样了。

《林海雪原》，当年许多人可是拿它当武侠小说看的，确实过瘾，难得的是这是作者曲波的半自传体小说。小说中可能最招人待见的是杨子荣，但我崇拜的却是勇武飒爽的刘勋苍，还有草莽英雄姜青山，以及他的那条“赛虎”猎犬。许多人领略爱情的甜蜜也是通过这本书，二零三首长和小白鸽白茹的情愫唤醒了他们的怀春之心。说来话长，这些革命现实主义作品往往给人带来另类的阅读体验。在一次饭局上大家聊起让我们首度产生性冲动的文学作品，有一人居然说是《红岩》，说江姐穿裙子的样子让他第一次领略到成熟女人的风韵，包括她穿裙子时露出的腿，乖乖龙的东。

《封神演义》，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它排不上号，但这部小说中有两段比较色情的描写，是当年年轻人奔走相告的秘密。这套书传到我手里的时候，已经阅人无数。我把书合在那里看了一眼，白纸切边中有两条被翻黑的痕迹。顺着这条线打开，正是大家口碑相传的焦点：纣王收喜妹、土行孙娶邓婵玉。

《牛虻》，相较于其他外国革命小说，冷酷而有伤疤的牛虻无疑是最有魅力的，因为他有不对任何人言说的隐痛，以及相互刺伤的感情纠葛。爱人的一个耳光，隐秘的身世之谜，野兽般粗鲁的美……“不管我活着/还是死去/我都是一只牛虻/快乐地飞来飞去”，你怎能不心动？

……

《中国少年报》上开始连载《假话国历险记》；万人空巷齐看《流浪者》、《小街》、《庐山恋》；刘兰芳袁阔成的评书弥漫在一切有人烟的所在；小青年们拎着硕大的录音机走过一条条街道，张帝开始在磁带里自问自答；《三国演义》连环画共出了四十多本；中央电视台一边播《安娜·卡列尼娜》一边告诫观众要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列夫·托尔斯泰要树立正确的婚恋观；《读书》杂志创刊号的文章是《读书无禁区》；《大众电影》的封底登了灰姑娘与她的王子的接吻剧照；“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一本好书要到货时，一些人会在清晨的书店门口排队，露水沾湿了他们两边各有两道白杠的蓝色运动衣……

裹挟在这样的大潮中，我，我们，迎来了光荣的八十年代。

我们的八十年代。

曾经有一些书摆在我的面前

曾经有一些书摆在我的面前，我居然很珍惜

中学时代的读书生涯乏善可陈，大多属于功能性阅读，比如背诵《名人名言》好让自己的议论文有说服力等等，如果看点儿与高考升学无关的书，就会被联想到可能落榜。但文明的火花是谁也拦不住的，就像冯雪峰赞美盗火的普罗米修斯：“而反抗简直是天性”。

《作品与争鸣》，说来奇怪，当我在脑子里梳理中学时代读过的书时，第一个想到的居然是这份杂志。当时几乎所有的文学杂志都很畅销，我不至一次地在如今已经成名的文化骗子家里看到那个年代一期不落的《当代》、《收获》、《中篇小说选刊》之类，而导致这本杂志走红的原因当然是“争鸣”那个词。此外时代文艺出版社的“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也风行一时，我在那里读到了至今仍认为是最棒的当代小说《波动》（4）。尽管现在看起来争论的由头和观点都那么可笑，但被允许进行争鸣，无疑是一个时代最大的骄傲。

《朦胧诗选》，这是我见过的脱销次数最多的一本书，屡次去书店购之不得，都说卖完了。等到终于买到手，已经是大学毕业后，此时早已将其中的大部分诗抄了一遍背了数遍，再看一下版权页，印数已达数十万，实在不可思议。听说有人送给心爱的姑娘一盘录音磁带，在克莱德曼优美的钢琴伴奏下，那厮煞有介事地念着舒婷的诗，第一句“也许我们的心事，总是没有读者”，就把那姑娘煽哭了。还有拜伦雪莱泰戈尔（哦，有人记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的《青春诗历》吗？），那是一个诗歌被大声朗诵的年代，而我正处于极度需要诗的年龄，这是最幸福的合拍。

《寻找回来的世界》，这本小说是著名诗人、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贺敬之先生的太太柯岩女士的作品，不知道是不是妻因夫贵，但至少是小说因电视剧贵，成为文学与影视联姻的首个范例。本来我对小说毫无兴趣，但迷上了同名电视剧里冷酷的“伯爵”谢悦（许亚军饰），于是将这部小说找来看了一遍。如今再度回忆起它，聊以纪念青春期的同性偶像崇拜。

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这是我上高中后看到的最美味的书。《从地球到月球》，人类要完成登月大计的时候，一家剧院却在上演莎士比亚的《无事生非》，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幸亏老板识时务，急忙改成《皆大欢喜》，才让人民皆大欢喜。还有《神秘岛》，流落荒岛的哥几个为水手潘克洛夫偷偷种了些烟叶，然后把卷好的烟卷递到他的嘴上，为他点着。烟瘾憋了好几年的潘克洛夫“那忠厚诚实的面庞发白了”，他用粗壮的胳膊把伙伴们挨个搂了一遍，然后说了一句我至今记得的话：“我们的交情要继续一辈子的。”

《风流才女石评梅传》，这本书流行时我正上高三，看得荡气回肠，挤出许多宝贵的学习时间来抄录石评梅凄艳决绝的诗句。仔细想起来，石评梅的一生还是很符合当时人们的理想的：才貌双绝、被革命者俘虏的芳心，“生如闪电之耀亮、死如彗星之迅忽”的情人，“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的坚守。上大学后宿舍老二被我们称为“金石专家”，肉欲的他喜欢《金瓶梅》，纯情的他喜欢石评梅，故得此号。

金庸，这已经不用多说了吧？一段逸事是，我的师兄当年在《中国青年报》实习，写的文化通讯中有一句为“如今的中学生爱看金庸、琼瑶”，被明察秋毫的校对人员执意改成“如今的中学生爱看金庸的书、琼瑶的书”，弄得他几欲怀疑人生。香港八三版《射雕英雄传》上演时，我正值中考，根本不敢看。后来看了流传到内地的原著，再有机会看该剧，觉得真是垃圾。拍了新版《射雕》的张纪中先生也说那一版是垃圾，尽管我俩的参照物不同，但说明姓张的人都是这么耿直。

1987年，我如愿以偿地考入大学。报到不久，就和同年级的新生被闷罐车拉到山西临汾军训，独臂将军余秋里为我们壮行。在那片黄土地上，一个阳光普照的下午，我和同宿舍的老四挂在双杠上打磨肱二头肌，憧憬起即将拉开大幕的大学生涯，兴奋不已。

“证明我，沸腾的沉默”。我们可是要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啊，一定不能让这四年虚度。

我们制订了雄心勃勃的成材计划，阅读计划当然是最重要的部分，因为以我们当时贫乏的想象力而言，实在不知道除了读书，还有什么是成就事业的有效途径。

在我们的计划里，大一的第一学期，要将《鲁迅全集》通读一遍。

回到北京，我和老四先骑自行车去海淀文化用品商店，每人买了好几摞读书卡片，准备好好做读书笔记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然后，我们怀揣借书证，进了学校图书馆。如果拍到电影里，这一部分肯定要用慢镜头的，还要有雄壮的背景音乐。

但是，十七岁男生的雄壮，其实是很那个的（5）。那几百张读书卡片，我们都只用了不到六张，其余就像贞节的良家妇女一样，伴随着我们从毕业到工作再到换工作，始终是守身如玉。《鲁迅全集》？实在是看不下去啊。更可悲的是，由于该读书计划的第一项就太过艰巨，所以严重耽误了后面书目的执行，结果——这个滴水不漏的计划漏得滴水不剩。

若干年后，我终于有钱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鲁迅全集》，强忍着痛苦，看了前三卷。如今能记得的，只有《铸剑》中眉间尺的母亲教训他的话：“你都十六岁了，性情还是那样，不冷不热的，怎么可以呢？”看得我悚然一惊。然后母亲又对他说：“你从此要改变你优柔的性情，用这剑报仇去！”

在印象中，我看到这里时，是在内心向鲁迅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的。对于当时正徘徊犹豫在十字路口的我来说，有这一句话就足够了。十六卷一套的《鲁迅全集》，对我能有这么大的提醒，也足够了。

《鲁迅全集》为什么看不下去呢？除了麻将、恋爱、懒觉等更有吸引力的诱惑外，还有很悲哀的一点是，不是不想看，而是在看之前已经被别人看过了。别人看过不要紧，问题是别人的眼光变成了自己的。

鲁迅是中学课本里被选入最多的作家，他的文章还都是重点。每一篇鲁迅的文章，老师都说成是重点中的重点，肯定要考的。于是我就迅速把老师传授的那些文字背得流熟，并深深地烙入了自己的心灵：描述了……揭露了……批判了……揭示了……反映了……诸如此类大家都不会陌生的文字。

就靠这股老实勤奋劲儿，我在学业上一帆风顺考入大学。回过头来再想捧读鲁迅，发现教科书中“描述了……揭露了……批判了……揭示了……反映了……”之类的话全隐隐约约浮现在字里行间。

阅读的快感全没。

同样的悲剧发生在《红楼梦》身上。在读到《红楼梦》之前，为了应付各种各样的考试和论文和卖弄学问时的谈资，“红学”文章反倒读了许多。于是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虽然没有完整地看过《红楼梦》，但关于《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段落大意版本渊源包括各种红学流派和观点什么的俺也什么都知道；虽然特别想看一遍《红楼梦》，但一捧起《红楼梦》就全是各种“红学”文章在灵魂深处乱飞，弄得自己都怀疑自己，那种发自自我本真状态的感动和感悟在哪儿？

不好意思，《红楼梦》就这样也被我弄伤了。

这就是我所认为的读书的最悲惨境界。

“曾经有一些书摆在我的面前，我居然很珍惜，等到读过之后才追悔莫及。如果上天能够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说：‘去你的’。”（6）

谨以这句话，献给我下面说到的这些书。其实不是它们惹的祸，只恨我把阅读的顺序弄错，在原著之前，看了这些品评原著的著作。——仅有读书的欲望还是不够的，还要抗拒那些不该读或不该先读的书。

《红楼梦学刊》，那是在1986年，市图书馆要卖掉一批存货。我和同学巴巴地赶过去，在充分考虑了自己的支付能力和性价比之后，我用四元钱买了十二本《红楼梦学刊》，这是季刊，共计三年的。为了对得起那四元钱，我将这些书基本上全都看了。悲剧就是这样发生的——我还没有看过《红楼梦》呢。

《外国文学名著题解》（上下两册，共两元九角）、《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题解》（一元五角），这两套书均属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青年文库”系列，将中外名著言简意赅地一网打尽。这两套书我看得都很仔细，使得别人提到任何名著我都宛如看过的样子，学问大得很。但我看得太认真了，认真到渗入我的记忆中，使得我以后有机会读到原著的时候，都像在吃别人嚼过的粮食一样。

《语文报》，这份报纸由位于我曾经军训过的山西临汾的山西师范大学主办，当年可是所有中学生的必备读物。记得里面有一个专栏叫“文学形象画廊”，介绍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语言有趣，配以生动插图，所以很受欢迎，连载了许多期。通过这个专栏，我知道了葛朗台是吝啬鬼，奥勃洛摩夫是大懒汉，别里科夫是套中人。是啊，理解得多透彻。按照这个专栏的说法，哈姆雷特是优柔寡断无病呻吟的典型。但有一年，我沉浸在莎士比亚的原著中不能自拔，再看哈姆雷特，对他的犹疑和挣扎充满了同情和敬意。一个人，承担着自己必须要承担的责任，做着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连放弃的权利都没有，真的是“一生一世都不会快活”（杨过在离别之际对小龙女这么说），有什么可奇怪可指摘的呢？不禁怀疑那个专栏的说法：葛朗台真的是吝啬鬼吗？奥勃洛摩夫为什么选择像一摊泥一样的生活而懒得跟这世界较劲？别里科夫自己就愿意当套中人吗？

终点又回到起点，发现自己已投入到另外一个陌生。

不学有术

大学毕业以后，我有机会与一些饱读诗书的人为友，经常要谈到各自读过的书来佐证自己的品味，或引用读过的书来佐证自己的观点。看他们纵横摆阖手到擒来的样子，我经常陷入有劲无处使的境地，脑子里空空如也，想掏出点什么来，就像揪着自己的头发往半空里跳一样徒劳。

无奈之余，我就报以高深莫测的微笑：“我最喜欢的读书境界是，把自己看过的书忘得

爪干毛净，白茫茫一片脑海真干净，就像‘太极初传柔克刚’里的张无忌，努力忘掉，能记得半点儿东西都不行——俺们姓张的人就是这么智慧。我正在试图忘掉自己脑中的壁垒，而你们……切！”（7）

“此话倒也有理。”那些满脑门学问的人微微颔首。

我却打心眼里发出一声哀鸣。人家张无忌是肚里先塞进东西再执行忘记程序，而我却是，想忘都无从忘起。

但他们还是被蒙住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并没有高傲地将我排斥在他们的圈子之外。而我另一些不懂得随机应变的朋友就没有这么运气和这种待遇了，而是被他们轻蔑地斥为“俗人”。除了吃饱饭需要人结帐、被人欺负需要人助拳、老丈人来视察需要人开车去机场接送外，再也想不起搭理人家。

但我还是认为，不学无术的人，并不比学而无术的人更低级。

大学四年，我基本上过的是不学无术的生活。首先，我考上的就是个不需要太多知识积累和文化积淀（天，这在当年可是个时髦字眼）的专业，所以学校安排的专业课和必修课都是能逃则逃。有一年期末的晚上，我正躺在宿舍里怀疑人生，突然有人敲门，进来一个温和戴眼镜的中年男人，见到我，迟疑地问：“这是新闻系的宿舍吗？”

我忙点头：“是啊，您找谁？”

“我是你们中国现代文学课的老师，来给你们做考前辅导。”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8）。

我突然想起《鹿鼎记》中的一段话：“韦小宝的脸皮之厚，在康熙年间也算得是数一数二，但听了这几句话，脸上居然也不禁为之一红”。

不上课，图书馆总该去吧？但说实话，图书馆对于已经有了女朋友的男生来说，吸引力实在是不大。我们宿舍老三去图书馆是最勤的，我相信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绝不是自己刻苦攻读的情景，而是一个个女孩从他身边掠过，暗香浮动，裙裾飘飘，他的嘴张得像一张影碟，舌头恰恰伸出一点，就像影碟中央的那个小眼，并幻想着自己在书香世界里的浪漫邂逅。幸亏他大学期间一直没有恋爱成功，才得以保持我们宿舍上图书馆最勤最久的纪录。

图书馆给我留下的记忆，就是那种汗牛充栋的绝望感，所以宁愿躲在宿舍里看自己手头仅有的那五六本书。

一次期末考试，突然想起，借的书要再不还到图书馆，就要拖到下学期，就要被扣证了。于是在两门考试的间隙急匆匆来到图书馆，结果被管理员拦住，说不能穿拖鞋进去，这是规定。

不让穿拖鞋？那就不穿呗。我憨直的脑子根本没有多想，马上就把脚丫从拖鞋中脱出，光着脚跑进去。管理员也似乎觉得我这样做得很对，还在馆门口帮那双老鞋子放哨，直到我下来，也没说什么。

人在情急之下产生的逻辑真的是很奇妙。《野鹅敢死队》中也有这样一幕，敢死队员们被困在非洲，瑞弗上尉说要想办法出去。肖恩中尉一声冷笑：“切！难道你要我们走出非洲吗？”

“那你就跑吧。”瑞弗马上回答道。

工作后先住单身宿舍，室友毕业于兰州大学，非常勤学。他说起在兰州大学图书馆的逸事，经常会借到好些年没人动过的书。有一本书借书卡的上一个名字是顾颉刚（9），令他唏嘘良久。

按照推断，顾颉刚建国前在兰州大学执教期间借阅过的书，时隔半个世纪，才被另一个年轻人捧在手中抚摩，盯着借书卡上那个名字发愣。这一情景要让余秋雨老师知道，肯定能写出一篇很人文主义、很“大文化”的佳文。

而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尚在学校就读的弟弟妹妹们，看看你们手中的书，有没有先哲的体温和指纹？

图书馆里有许多书，就像野百合一样没有经历过春天，借书卡上永远是一片空白，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枯黄。但也有些书，就像春色无边的艳妇，五陵年少争缠头，秋月春风等闲度（10）。记忆中最抢手的，就是金庸的书了。每一本都被翻得破破烂烂的，连收垃圾的都不愿意要。

那年头的学校是很人道的，配备了许多套金庸来满足大家，但依然是狼多肉少，于是，一些有创业头脑的同学便集资大量购进畅销图书，做起了租书的买卖。为了追求高利润，他们还进行高投资、高风险的租书事业，比如斥巨资购进号称“足本”的港版《金瓶梅》等。这些历练对年轻的老板们很有好处，走向社会后他们中许多人当了书商，凭借对图书市场的准确判断，使其迅速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哦，如今他们又玩起了房地产和期货，再不济也玩起了小姐或二奶。

集腋成裘，老是花钱租书看，经济上也承受不起，好在此时贫富不均已经在我们中间开始显现。对门宿舍有头猪不知道为什么特有钱，能买许多闲书，金庸之外还有许多，都是图书馆里没有的好货色。我们就忍着他的恶声恶相，卑下地借来看之。

这同学是安徽蒙城人，后来我心目中的文化界一大公害牛群先生（另一公害是张俊以老师）要去蒙城祸害一方，说是扶贫。我深表怀疑，因为我觉得那里的人都富得流油，上学时就买得起温瑞安大薮春彦（11）之类。

对了，还有《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一本令我感到严重挫折和奇耻大辱的书。

前面提到的《青春诗历》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的，必须通过邮购才能买到。我高三和大一各买一年，得到的最大好处是疯狂崇拜上了有诗作收录其中的我校女教师杨榴红，得到的附加好处是经常收到该社的邮购目录。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这份书目都值得精读并憧憬好几遍的。

我们宿舍老二是个很有经济头脑的人，他研究了一番书目后，给湖南文艺出版社汇去四十元钱，求购十本《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半月后，图书到货，他给自己留下一本，然后去各宿舍游走，一层楼都没走完，就将其余九本以每本八元的价格售出，净赚三十六元——足够过很阔绰的一个月的生活费。

老二的这一举动令我艳羡不已，把自己补丁摞补丁的破衣服口袋翻了个遍，凑够八十元钱，也给汇出去，求购二十本。按照我的商业计划书，自己一本也不留，都给卖出去，就是三个月的生活费了——我比老二节省，或者，黑黑心一本卖十块，就可以赚一百二了……这一蓝图令我开始设计自己的大款生活细节，经常得折腾到黎明才能入睡——自从一次成功的失恋后，我再次尝到了失眠的滋味。

半月后，湖南文艺出版社给我来信，说《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一书已经停止发行——没有言说的原因是被有关部门禁止了，那一拨还有《玫瑰梦》等共四本。天可怜见，他们的信用等级还算较好，把本钱给我退了回来。跟风发财的一枕黄粱破灭后，我深刻地体会到了那句话：第一次把女人比喻成花的人是天才，第二次这么说的就是庸才。

《射雕英雄传》中，杨康和穆念慈的爱情与郭靖和黄蓉俨然形成两条平行主线，双峰对峙，两水分流。事实上前者更让人动情，因为郭黄之间的完美爱情太过平面乏味了些，相较而言，杨康的爱情夹杂了凄楚、禁忌、叛逆、毁灭，立体感十足，非常有嚼头。

爱情不坏，观众不爱。大学里的读书生涯也是这样。四年下来，那些平实扎实的阅读镜头很难想起，能浮现在脑海中的，还是这些悖离读书内涵的行为艺术。

尽管在我的回忆中充满了荒唐的碎片，但事实上我们还是要认真读些书的，因为、因为我们是读书人，要靠这个吃饭的。

钱钟书在《写在人生边上》一书中解读伊索寓言故事，在那则“蚂蚁与促织的故事”中写道：“促织饿死了，本身就做蚂蚁的粮食；同样，生前养不活自己的大作家，到了死后偏有一大批人靠他生活，譬如，写回忆怀念文字的亲戚和朋友，写研究论文的批评家和学者。”曹雪芹养活了一大堆红学家，钱钟书养活了一小堆钱学家，而我们，也要注定靠这些大师养活了。

我们大多状态下读书，就是为了这个，好让大师把我们养活起来——用他们来写稿子，用他们来搞研究，用他们来获取留京名额，用他们来申请去做访问学者，可以出国买那么多家用电器。

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办法，至少是我，还是琢磨出一些很好的偷懒窍门。

一，必修课的学分还是要拿到，意即那些某个圈子里必须要读的书，宛如通行证，又如装饰品。我们上学那会，这方面的书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拯救与逍遥》、《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理论风云》等，还有李敖、米兰和昆德拉，都不可不读。

二，要对那些大俗书做永不沾惹状，意即那些人民喜欢的书，如金庸、《简·爱》、《存在与虚无》等。第三本我要着重说一下，这本书本来是必修课范畴，但其兴也忽焉，马上风行全北京，我经常见到那些来宿舍里用袜子换粮票的小贩，他们的书包里也塞这么一本，就有理由对本来也读不下去的萨特先生挥手说拜拜了，其亡也勃焉。至于金庸，更为读书人所不齿，流风所及，连不读书的人也要对其嗤之以鼻，不信你看央视拍《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的那些杂碎，谁都有胆子说自己从来没看过金庸，或是——“只是在去外景的飞机上扫了一眼”，真够有性格。

三，留心搜集并阅读一些比较偏门的书，特别是那些印数只有一两千的，绝对是抬高你身价的不二法宝。漓江出版社出的《在路上》首版只印了2200册，而我就拥有其中之一，使得我在许多读书人面前腰杆硬了许多。而我无意中看过洛蒂的《冰岛渔夫》，后来跟人讲起，险些成功地俘获一个美女的芳心——如果我能再说出那本《巴比伦的抽签游戏》（12）的话。

四，多看些书评，将其观点窃为己用，也够抵挡一阵的。这方面最好使的工具是《读书》、《书城》杂志，你只要记住那上面说过的书名，然后在某个高级沙龙里淡淡地提起，就可以震晕一大片。并且我可以打包票，沙龙里那些尊贵的客人绝对没胆量与你接着往下深谈那本书，尽管他也“哦”地点一下头做恍然大悟并也曾读过的样子。后来见到了《读书》杂志的主编沈昌文先生，在心里对他深鞠一躬，因为他的杂志实在是帮了俺太多的忙。沈先生被人称作“沈公”，是我所知道的出版界惟一被人叫“公”的在世人，看来得其恩惠的绝不止我一个。

五，要有随机应变的机智。看书再多，也有不够用的时候，这时候就需要你发挥创造性思维了。大四下学期，学校给了我们半年时间来写论文，打足麻将之后，我用大半天时间将毕业论文一挥而就，除了将囤积在肚里的学问引经据典一番外，还编造了许多名人名言来增加说服力，如“诚如俄罗斯神学家傻彼德洛维奇所言：‘真正的无知就是意识不到自己的无知’”等等。最终，我拿到了学士学位，拿到了红彤彤的毕业证。这一诀窍在后来的社交场合也让我变得德高望重，如有一次我轻描淡写地说：“幽默感就是分寸感”，一个老实人赞同得差点儿背过气去。我马上加了个人名：“维多利亚时期的意大利诗人二头蛋说的。”伊不迭地点头：“说得真好。”我又冷冷地说：“赞成即是利用。——美国总统杰斐逊说的。”然后急忙去掐伊的人中。我现在惟一的愿望就是，在我去世之后，千万别在阴间真的碰到什么傻彼德洛维奇和二头蛋，让他们告我个诽谤。

六，如果你正看大俗书的时候被人撞见，一定要面不改色。要知道第一个赞美金庸的名人是数学家华罗庚——他老人家写的文章不知道要比那些所谓的作家精彩多少倍——做到人家那地步才叫“虽万千人吾往矣，强且矫”。如果捉你现行的是你心爱的姑娘，你就要跟她说，雅和俗绝对不是对立的，也绝对不是分别存在于两种人身上，而是一个人既有雅不可耐的一面，也有俗不可耐的一面，这样的混合体才符合刘再复老师的性格组合论。然后……你就向她展示你俗不可耐的一面吧。

我们的八十年代

曾经见某些人讨论，最希望生活在哪个时代？大家莫衷一是。我记得列举的年代有蒹葭苍苍的西周、游侠纵横的先秦、杜牧时代的扬州、李白生活的盛唐、名士风流建安风骨的魏晋、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拓荒与内战时的美国等等。

我想了又想，答案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上大学。

是的，我要高声歌颂的八十年代。

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用多少碎片也描述不尽的。只选择一些与这篇文章不跑题的花絮——那年头，一个偏远小城的路边书摊上摆的可能都是《快乐的哲学》（13）；那年头，学生可以在深夜踹开老师的门，就因为看了一本书激动得睡不着觉。

那年头，理想主义还有很大市场，我们学校有一个搞民俗研究的男老师，文弱苍白，衣着寒酸，却靠自己跋山涉水采集来的民歌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一个校花嫁给了他，他经常与年轻貌美的妻子在校园园散步，让俺们流口水。我都没有信心打听他们如今怎么样了，但愿他们的爱情能经受得起市场经济的冲刷。

那年头，海子可以从南走到北，又从北走到黑。在他自杀前的流浪岁月中，可以身上没有一分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据说他走进昌平的一家饭馆，开门见山说自己没钱，但可以给老板背诗，换顿饭吃。老板说诗他听不懂，但他可以管诗人吃饭。

大家的眼中只有海子，可有谁注意到他旅途中的路人，冬天里的柴禾，四季中的粮食？

是他们，不懂诗却懂得尊敬诗的人们，给了他所需的养分、绽放的信心，才让诗人成为诗人。

最后，海子痛苦得性起，索性想表演一把自杀。好在，他享受了选择死亡的权利，社会也尽到了让他吃饱饭的责任。那是一个好年景。

那年头，新闻事业也突破了从前的羁绊，进入了一个比较繁荣的时期，试举三例：某次人大会，有一位代表举手否决，一张照片便是，诺大的会场，只有一个手臂孤零零地举着，孤标而倔强；某次党代会，一位女记者给邓小平递了个纸条，告诉他今天是世界戒烟日，提醒他不要抽烟，小平笑着掐灭了烟头；某次工作会，与会官员纷纷睡觉，电视记者都没办法取景，灵机一动，将众人睡态拍下，标题便是《工作会竟成了睡觉会》。

我们尽可以赞第一个记者有眼光，第二个记者有勇气，第三个记者有头脑，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到这样的事实：那张照片获得全国好新闻奖，那张纸条被作为党代会花絮刊登于《人民日报》，那则新闻当晚被中央电视台播出。如果没有鼓励他们这样发现新闻处理新闻散布新闻的大环境，所有的眼光、勇气和头脑恐怕都无从谈起。

我们的八十年代。

热爱八十年代，我至少可以说出六十六条理由，但最重要的一条是，那个年代允许学生可以不读书。

像前面提到的现代文学老师，在我们宿舍进行了一番考前辅导（其实也就是划划重点，免得让我们作弊的时候都不知道从书上哪一页抄起）后，颇有感慨地说：“其实我教你们的，都是垃圾。要有人能重写现当代文学史就好了。”他抬起忧国忧民的脸，看着我们一双双愚昧又茫然的眼，不禁由衷叹了口气：“可惜，教的是你们这帮杂碎。”

有同学提议大家写《关于作弊的记忆碎片》，而在那年头，作弊是老师也帮忙的事儿。像我的偶像、青年女诗人杨榴红，她教社会学。《社会学概论》期末考试时，是我第一次上这门课，一见到她，惊为天人。她苗条纤细的身体用一袭阿拉伯风味的长裙裹着（十几年后有人叫这“波西米亚风格”），慵懒地坐在讲台的桌子上，一俟另一个长得很丑却很严厉的监考老师走出去，她马上便伸出修长的食指搁在红唇上，示意我们可以抄写了，脸上是宽容而调皮的坏笑。

毫不夸张地说，我在考试开始前一个小时，除了自己的名字外一个字也没有写，而是始终痴痴地看着她，一是因为我连抄都不知道从何抄起，必须得等旁边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答好后再让俺照葫芦画瓢，另一个原因是，我必须抓紧这最后两个小时将她铭刻在心中，弥补因为逃课而错失掉的整整一学期欣赏她的机会。

非常非常遗憾，那次考试我居然及格了。而按照我的如意算盘，是要重修《社会学》概论的，好能再盯着她看一个学期。未遂后，我与对门宿舍的大鼻子成立了一个杨榴红俱乐部，准备卖酸奶，用赚来的钱为我们的偶像买一副隐性眼镜——我们认为她不戴那副大框眼镜会更好看。

我的《社会学概论》得以及格，并不是因为我抄得有多好，而是那年头的老师都手下留情，轻易不会让学生为了一门傻课而蒙上不及格的灰尘。所以，想不及格也难。

所以，我要追忆一段永远钉在我的成长史耻辱柱上的往事。

那一年的英语课，我们换了个新老师。第一堂课，那厮用夹杂着迈阿密口音的英语说，他刚从美国回来，非常认同美国的教育手法，学生可以来上课，也可以不上课，no problem。

我这么一听，心里就有底了，那一学期的英语课，就基本上没去过。

期末考试，我们要通过学校的四级考试，黑色幽默的一幕发生了，我们宿舍四个考四级的，只有我一人及格，但最终总评成绩，却是只有我一人不及格。那厮还特有理地说，是因为我的考勤太差。

本来我在英语学习方面特有天赋——这一点有中外许多人士可以作证。但就是那个说话不算数的老师，让及了格的人不及格，又让不及格的人及了格，就这样把一个语言天才扼杀在摇篮中。

听说那厮家住动物园附近——我并没有说住动物园的人就是畜类，而我们经常去北展剧场看电影，都是坐332路到动物园下车，然后过一个天桥到马路这边，再走到北京展览馆。每次行走在天桥上，我都想，也许那家伙正骑着自行车往家赶，正在桥底下，我就拎起一块板砖，向那孙子愤怒地掷去，哈哈哈哈，痛快……

这一阴暗的复仇心理使我患上了强烈的天桥强迫症——只要在天桥上走，哪怕是在纽约，都有往下扔砖头的欲望。美国朋友，拜托躲远些。

可以不读书，听起来是很放纵的毁人，其实是诲人不倦的。

科学家们说，时代是懒汉们推动着往前走的，诸如不愿意甩墩布的人发明了吸尘器等等。如果一个人被允许可以偷懒不读书，那么他肯定会寻找一切不去读某一本书的理由，这将更有利于他不迷信权威和名著，培养冷静审视的态度、选择批判的眼光。

就是凭着这股子懒劲，我感觉到巴尔扎克的小说实在是难看，当然比起左拉的来还算有趣；路遥那么老套的文笔，怎么能得到那么多人的追捧？不过，他确实比贾平凹要老实得多，而老贾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农民，字里行间却充满了狡黠、算计、虚荣和市侩气，他的书不看也罢。

听北大人如数家珍地说，他们校园里那个工商银行储蓄所，里面一半的钱都是王力老师的——《古代汉语》给他挣的稿费，那真是一个人文主义的传奇。我们学古代汉语用的也是这套四本一套的教材——那时候特别羡慕所谓的签名本，就产生了一个自力更生的灵感，比如这套书，我就在扉页上写下了“老六先生雅正”，落款是努力模仿的魏碑体“王力敬献”。

玩笑归玩笑，崇敬归崇敬，但这门课实在是没意思，把文学和文字弄得跟搞科研一样。高考时我一门心思要考中文系，开始学这门课后才忍不住后怕起来。

幸亏可以逃课，老师也高抬贵手，才没有把古代汉语学得那么精细。

王力老师，对不起了，我失去的是古代汉语那门课的“优”，进而失去了当选优秀毕业生的资格，进而失去了分配到比较好的单位。但是在这门课结束后，我得以真正享受起古色古香的国语，并没有被拆成一个个的使动用法、语气助词和平仄，我看《诗经》也没什么磕绊，也才发现《史记》居然是那么伟大的一部著作。

可以不读书，从更深的意义上说，绝对是一个时代的进步，也是八十年代真正的魅力——你可以被允许进行相反方面的选择了。

是的，我可以热爱读书，也应该可以不读书；我可以说“是”，也应该可以说“不”；我最好是走直路，但也可以走弯路；我应该认真地过每一分钟，但也可以度过一段毫无意义的时光；我可以成就一番大事业，但如果碌碌无为过一辈子的话，也犯不着觉得对不起谁。

我被要求加入到你的行列里来一起建设，也应允许我进行一番破坏；你希望我赞成你，你也允许我对你质疑和反对；我可以对你充满敬意，但你也要接受我对你产生疏离和背弃。

在那个时代，你不用承受那么多“必须”，甚至，你的勇气与出格还得到鼓励和赞赏。

正如美国法学界进行的那番争论，公民焚烧国旗犯不犯法？——“如果一个国家连焚烧国旗的自由都给你，那这个国家还不足够你来爱吗？”

这种弹性和宽松度，比起萨达姆在只有他一人候选的总统选举中还要弄出个近乎百分百的支持率来，比起中央电视台鼓吹自己的春节联欢晚会有百分之九十几的观众好评如潮来，要人道得多了。

让我们把这种“不读书主义”发扬光大：

姑娘，我向你求爱，你可以点头，是我莫大的幸福，但是，我也能接受你的拒绝。

哥们，我们的交情是一辈子的，但是，如果你有新的，新的彼岸，就可以离开我。我同样也可以。

亲爱的，我知道你希望我爱你十足十，但是，也请允许我，爱你只有六成六。

幸福的感觉涌遍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