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继续歌唱八十年代。

那个年代，百废待兴之际，有一句特别有名的话，“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失血过久的肌体突然恢复了正常的血液循环，难免会兴奋异常，流动加速。人们的读书热情就像六年不让泡妞的拉塞尔·克罗（14）被突然扔在梅格·瑞安面前一样，怎能不荷尔之大蒙？

拿电影来说吧。1985年，北京举行法国影展，一部《火之战》（15）的票被炒到了七十元一张，而那时我上寄宿高中一个月的生活费是十五元，这张票够生活一个学期——这部片子如今出了DVD，可以用七块钱买张D5，约等于一个麦香鱼；1989年，《走出非洲》在武汉的一家音像资料馆放映，大屏幕投影，画质模糊得如同气象云图，配音糟糕得如同街女拉客，但仍是万人空巷，成为那两个星期内恋人之间的最佳礼物，文化人之间的最佳话题，多少人如醉如痴，感慨奥斯卡是多么实至名归——十五年后，当年那个连看三遍的汉子与我一同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突然停下脚步，揪住街边小店飘出的一缕音乐——“听，《走出非洲》！”

拿书来说吧。看过憋到极限的山洪喷薄而出的情景，你就能理解为什么一本《红与黑》能让那么多人看得泪如雨下；你就能理解《日瓦格医生》的出版是比如今美国攻打伊拉克更让人们奔走相告的消息；你就能理解一个姑妈是书店员工的人能得到多少人的献媚；你就能理解一个姑娘为什么能让你像个疯子一样寤寐思服心旌摇荡——在十几年后的这个春夜，你仍能想起她捧读《天使望故乡》（16）的样子：头发枯黄，脑袋埋在书里像个虾米，戴着大大的眼镜，嘴出神地抿紧，两条长长的腿紧张地交结在一起，浑然不知世界的转动，还有你的存在。

中断的时间链条被重新接上，不管新的，还是旧的，在你眼中都是簇新的。你既在争夺失去的时间，又在与世界一同前行，你既在温故，又在知新，那时候的中国，比谁都丰富，我们在用一天走别人几年的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与师兄师姐们相比，我们这一代生逢其时，没有被失去太多的时间，反倒是别人被压缩的时间也释放到我们的校园。知识大潮涌来的时候，正值消化力和吸收力最旺盛的青春期。在自己最能读书的年龄，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读书，有大把的书可以读，有大把的人可以一起读，世上还有比这更让人愉快的事情吗？

孟德斑鸠说：没有。

至今想起来，仍是幸福的感觉涌遍全身。

从初中时看到浙江文艺出版社的三册删节本《飘》，知道这是生活方式腐朽没落的江青最爱看的外国小说，惊诧于书中“郝思嘉”、“卫希礼”的译名开始，我就开始了寻宝之旅。就像段誉被乔峰带到丐帮，杏子林中，商略平生义，四周高手如云，每一个人面前都要抱拳作揖（17），而我在书海里，见到每一本书都要说一声“久仰”、“与君相见，幸何如哉”，然后一见如故，联榻抵足而眠。

啊，我的勃兰兑斯（18），我的威廉·曼彻斯特（19），我的《流放者归来》，我的《伊甸园之门》（20），到买到十二本全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整整半年沉浸其中，看得手心冒汗体似筛糠时，这种探宝旅程达到了高潮。当看到拉斯柯尼科夫走在广场上，突然想俯下身亲吻那片肮脏土地的时候，正是深夜，我趴在被窝里，赤身裸体，泣不成声。

我的八十年代。

1991年，我走上工作岗位，一个月工资和奖金加起来是一百二十元，所以大家都哭着喊着要上夜班，这样每月可以有五十元的夜班补助，很大一笔钱耶。

汇报这个帐目不是为了哭穷，而是为了显富——两年后，国家普调工资，我一个月的收入突然成了六七百元。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你的工资是六七百元，可那会儿的书还是按照人们一二百元的工资水平定的价呀！

这是我另一处生逢其时的幸福生涯，并且更愉快的是，此时的我恰如其分地失恋了，不用把钱捐给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真是——从来没这么款过。

中华书局二十册一套的《资治通鉴》是58.2元，精装的《剑桥中国史》全部九本才一百多块，《中国人史纲》两本一套才8.45元，而两本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你知道是多少钱吗？

对不起，猜错了，是三元整。

你觊觎许久的美书（有人反对我创造出这个词吗？），终于可以被你如愿以偿地搬回家了。记得那时总是哥几个一块去书店，分头觅食，那厮喊道：“老六，我看到了一本浅蓝色的书。”

“你大爷的！”我的色盲并不怕人笑话，可毕竟书店里有那么多人，如果让我循色找去，结果捧着红宝书回家，岂不污了读书人的名头？

“是左琴科（21）的《一部浅蓝色的书》。”

“哦。”我的脸羞得连自己都知道那是红色了，“帮我暖住！”

“暖”是我们之间发明的淘书专用词，类似抱窝的母鸡孵小鸡，要将其牢牢地摁在自己身下，迈克尔·泰森来抢都不给。

抱着一大堆书到结帐处，一边从口袋里排出几张大钞付帐，一边吩咐人将书用牛皮纸捆扎起来，那种感觉跟二奶押着大款席卷燕莎赛特（22）没什么两样。

迫不及待回到宿舍，打开纸包，一本本书拿出来，捧在手中，许多还是老相识，当年在图书馆就一见倾心，却直到现在才真正属于自己，平展的页面，整齐的切割，把鼻子凑近，嗅一下诱人的芳香。

你怎能不幸福得直哼哼？

如今有个字眼叫“物流”。应该说，当年的物流是很不发达的，这是商品经济不完善的症结，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一桩好事——你到任何一家书店，都忍不住进去看看，并且总能发现在别处找不到的美书。美书就像美女，不能太容易得手。

每到一个城市，去考察一下当地的书店，像燕子积巢一样往家里搬书，这是一个多会过日子的男人啊。

1993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是我第一次去这个繁华的都市。住了两天组委会给安排的豪华所在，心疼得不行，就跟另一个朋友搬出银星宾馆，住到了旁边的交大招待所，然后，他去淘碟，我去买书。

让出租车拉到一条书店云集的街上，一家家店逛起，到得傍晚，落日熔金，拎着两大包书走到街边，正要拦手招出租车，却又停下，咬咬牙冲进书店，将刚才犹豫半天的《经史百家杂抄》暖住，才心满意足地回到住处。为了弥补开销，只好和室友食红烧牛肉面两碗——真是好吃。

室友买回一大堆老电影VCD，后来他转战“东方时空”，与战友们攒出流芳一时的《分家在十月》（23），而我也得到了莫大的欣慰——这套曾国藩攒的《经史百家杂抄》再也没见在江湖上出现过。

朋友是用来喝酒灌醉的，但用来买书也挺好。我和分居北京的斌斌小强经常相互为对方买书。说实话，北京人当时生在福中不知福，逛书店反倒没有我这个出差到京的人勤。那次在商务印书馆，看到大学时让我们秉烛夜读传诵一时的《光荣与梦想》，狂喜莫名，怒买三套，分送两人。天可怜见，这套书再没重版过，据说是因为版权问题。

他们感动之余，看到好书也经常为我暖住。一次到得北京，先和斌斌去吃朝鲜冷面，饭桌上掏出准备敬献给对方的书，居然都是《停滞的帝国》（24）。

还有人记得《爱情故事》中那香艳的一幕吗？奥利弗和詹尼一起躺在床上看书——

“奥利弗，照你这样坐在那里就知道看我读书，这次考试你恐怕要过不了关了。”

“我没在看你读书。我在读我自己的书。”“瞎扯。你在看我的腿。”

“只是偶尔瞟上一眼。读一章书瞟一眼。”

“你那本书章节分得好短哪。”

这一段馋得我不行，想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情景也不过如此了吧。

尽管这一境界没有达到，但到我结婚时，人生理想还是实现了一部分——依靠多年来的辛勤积累和多方采购，我终于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一伸手就能拿到书的环境，从床到沙发，从厕所到饭桌，俯仰皆拾。

不能像奥利弗一样看詹尼的腿，但可以看男人的毛腿。一起看书的，是加我在内的三个男人，三人均已婚，都设有高大的书架——出自同一个设计师之手；三家的藏书大致相同——基本上都是一块买的；书的摆放也基本一致——全是采用我的编目法。

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饭后一人抱着一大桶可乐，相互炫耀自己读过的书。背是背不下来的，但可以从书架上取下书，掰到那一页，然后念起来，要掰不着，就要被嘲笑一通。憋得熟了，三人一起去撒尿，三股水柱一起射入马桶。

三人读书，相互印证，彼此发现，是比一人效率高些。那天我看了余华首发在《收获》上的《活着》，觉得好得不得了。正巧中午另一头猪来我家吃炸酱之面。饭后我向伊推荐这篇小说，冷冷地说句：“快，看。”——注意，吃过蒜之后，跟朋友说话一定要多用爆破音，最大限度地喷发，将其熏晕。然后，我去午休。

春梦做至六成，被吵醒。

是那厮如同牛吼的哭泣。

爱情的另外一种译法

最近生活中发生了一桩小小的笑话。一位朋友在英国，某一天逛了伦敦的书店一条街——查令十字街，为我买了一本期待已久的书《查令十字街84号》（84 Charing Cross Road），然后寄往北京，还兴冲冲地先用数码相机将书拍了照mail过来，让我预热一下。结果，不幸的很，这本书在大英帝国的邮政系统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朋友的手上——她将收件人与寄件人的位置弄颠倒了。

其实以我的英文修养，肯定啃不动原版书，但对于这本书，还是希望能保留一本，因为它被誉为“爱书人的《圣经》”。

这本书讲的就是一个纽约爱书人通过书信往来在伦敦一家古旧书店（书名即是这家书店的地址）淘书并建立深厚友谊的故事。来往的书信被她汇集成此书，成为读书人的掌上明珠。刚被台湾翻译出版，译者便是一位古旧书店的工作人员。

不管是原版还是中文版，得到这本书都并非易事。好在，根据原著拍摄的同名电影已经有DVD出售，约在半年前，我买到了。该片由美国哥伦比亚公司1986年拍就，片长100分钟，担纲主演的是演技派演员安妮·班克劳夫特和安东尼·霍普金斯，拍的真是无可挑剔。后来查资料得知，该书还曾被BBC于七十年代拍过一个电视电影。

且慢高兴，我敢担保，即使你看到这张影碟，最大的可能也是与其失之交臂，因为，影碟被碟商译成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动作片名字——《迷阵血影》。

所以，你也许注定与查令十字街84号无缘了。

所以，请允许我复述一遍这个非常简单的故事。

穷困的女作家海伦受不了纽约昂贵庸俗的古旧书店，便按照《书评周刊》上的地址，给位于伦敦查令十字街84号的马克书店（后来被海伦派去伦敦侦察的好友形容成一家“狄更斯时代的书店”）写了一封信，求购一些绝版图书。这一天是1949年10月5日。

很快，回信和她要的书就来了，那些书令海伦的书架相形见绌。双方的信任和欣喜很快达成，除了海伦有一点点麻烦，她是个连付帐和找零都搞不清楚的女人，更不用说将英镑换算成美元了。马克书店的经理弗兰克除了满足她购书的要求外，还给她准备了英镑和美元两种发票。

温暖的相知借助娓娓道来的书信，很块就俘获了远隔重洋的海伦和弗兰克。

五十年代初期的英国百废待兴，物资实行配给制。海伦就从美国给书店的店员们寄来火腿鸡蛋和香肠，让他们吃到很久没有见过的“完整而大块”的肉。而弗兰克并不是不知感恩的人，他开始在英国各地奔波，出入豪宅，为存货不多的书店添置新品，踏破铁鞋，为她寻觅难得一见的珍本。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书信成为他们平静流淌的生活中无时不在的旁白。

海伦不是没想过去伦敦看看书店看看弗兰克。她终于有了自己的积蓄，而英女王的登基又使得赴英的费用打了折。眼看可以成行，但她的牙逼着她留在了纽约。她只好给弗兰克写信：“我陪着我的牙，而牙医却在渡蜜月，他的结婚费用是我出的……”

弗兰克只好为她和刚刚登基的伊莉莎白女王祝福。

书照买，信照写。

到了这一天，海伦的信三个月后才接到回音，她被告知：弗兰克于1968年12月22日病逝。

海伦马上赶到查令十字街84号。走进即将被拆迁的马克书店时，距离她第一次给这里写信，已经过去了二十年。

她笑着对空荡荡的书店说：“我来了，弗兰克，我终于来了。”

影片让我对原著更加渴望，因为通过胶片来诉说图书的故事，总显得不太解气。不过，看平静的生活围绕着他们的讨书买书谈书一幕幕展开，仿佛将惟一彩色的道具放在黑白环境里，使原本素朴的书本也显得绚丽，一如荒漠甘泉。

事关读书的故事总是令人解颐。

海伦对一本英文版《圣经》极为不满，在给弗兰克的信中说英文翻译简直是想毁掉这本世界上“最美的散文”，建议拿拉丁文版对照来读，才不致暴殄天物，并出卖了她的七大姑八大姨的说法加以佐证。可爱的女人，总是将自己试图保守的机密在另一种心情下泄露无遗。

弗兰克看到纽曼的《大学宣道集》，写信问海伦：“有兴趣买初版的吗？”同时叮嘱店员为她留下来。镜头马上从伦敦切到纽约，海伦对着空气质问：“你有初版的《大学宣道集》，只要六美元，居然还傻傻地问我‘你要吗’？”“亲爱的弗兰克：是的，我要。我本不在乎是不是初版，可这本书的初版！……”

等她收到这本有百年历史的初版书后，写信对他说：“我占有它有一种罪恶感，那么漂亮的封面和烫金，它理应属于某个英语国家的图书馆才对。”

“这是个堕落颓废的年代，他们居然把漂亮的旧书页撕下来当包装纸。上面描述的是一场战役的中段，但我已经看不出是哪场战役了……”海伦在信中抱怨，又该可怜的弗兰克忙活了。

在一家豪宅，弗兰克见到了帮海伦遍寻不着的伊莉莎白一世时期的情诗集，以书店全体员工的名义寄给她。“你们相信它是在我生日那天寄达的吗？这是我拥有的第一本镶金边的书。可惜你们太客气了，将字句写在卡片上，而非扉页上。你们全都是爱书人，惟恐会减损书的价值，其实你们已经为书的主人甚至书未来的主人提升了它的价值。”海伦在回执中兴奋地絮叨。

……

1969年1月8日，海伦收到马克书店通报弗兰克的死讯，那封信的最后一句是：

“你还要我们寻找你所订的书吗？”

该说说海伦和弗兰克之间的事儿了。

海伦的爱人死于二战，她终身未嫁。弗兰克则有妻子和两个女儿。一大两小三个女人会收到海伦寄自美国的尼龙袜，弗兰克的太太也和海伦雅谑几句：“弗兰克给你的照片够难看的，但他狡辩说本人比照片帅多了，我们就让他臭美去吧。”

一切看来都那么正常，正常到两人相识二十年却吝悭一见，正常到两人通信数百封而未涉一个“爱”字。

但是，弗兰克死后，他的太太写信给海伦说：“不怕你见笑，有时候我还会嫉妒你。”

马克书店的店员们把海伦想象成一个“年轻，成熟，时髦”的女人，海伦老实告诉他们，她“和百老汇的乞丐一样时髦”。就是这样一个执拗邋遢的女人，将骄蛮趣致的女性一面全都呈现给弗兰克，她会为一本欺世盗名的书而冲弗兰克发飙，将满腔怨气倾泄到打字机上，然后突然收起霸道，对着空气娇媚地笑了：“弗兰克，你是惟一了解我的人。”

独身的海伦是自由的，而弗兰克眼前连这团自由的空气也没有。他只能努力让自己正常地度过二十年的光阴，只是在某一刻，他会注意到书店中驻足的一个女子，[奇`书`网`整.理提.供]大概就是他想象中那个女人的模样？她说她来自美国，他的眼光一下子变得热切，却又不是，他好像习惯了这种失望和等待。电视机里在转播纽约元旦嘉年华的情景，广场上人多如织，他的眼睛在搜寻什么？

只是到了打烊的时候，书店里再没有别人，最柔软的情思才在这一刻展开，他会让自己的眼睛盯住某一处，款款道来。此刻，那个女人正躺在自己的床上，身罩破旧的睡衣，翻看着他抚摩过的书，点燃一支烟，不时发出一声声咳嗽。

弗兰克死后，海伦来到查令十字街84号，站立的地方，正是他深情凝视的所在。

经过了二十年岁月的打磨，他们的眼神都那么一致。

海伦所推崇的英国玄学诗人、散文家多恩（John Donne；片中译成邓恩）有一句话：“全体人类就是一本书。当一个人死亡，这并非有一章被从书中撕去，而是被翻译成一种更好的语言。”

我想，当爱情以另外一种方式展现铺陈时，也并非被撕去，而是翻译成了一种更好的语言。上帝派来的那几个译者，名叫机缘，名叫责任，名叫蕴藉，名叫沉默。

还有一位，名叫怀恋。

不读书主义

关于读书，有一些迥异于社会主流道德的价值判断。比如偷书，在读书人看来并不羞耻，反倒是一种荣光。三七就写过一篇《偷书者说》，文尾说自己“还有些道德上的自责，为了解决良心上的问题，我偷了一些伦理学的书”。

但坦白地说，我尽管干过假冒签名本的事儿，但偷书的义举，并没有足够的胆子参与。只是有一次……

那年，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由译林出版社翻译出版，这绝对是一件盛事，我当然不能错过。但纳闷的是，这套书洋洋七卷，我去的那家书店却只有前三册，不知道是出版社陆续推出，还是由于物流不畅。又过了半年多，才买到后三册，独缺第四。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和师弟在中华书局读者服务部看到全套的《追忆似水年华》，长出一口气，抽出老四，记得还有一本汪荣祖的《史传通说》，一块到付款台交钱。普老四却被服务员甩回，说是不拆开单卖。

“可我原来就是拆开单买的呀。”我急道。

服务员却很文静地对我说，拆开了别人要买整套的可怎么办，也该为书店想想啊。

我的头马上大也，想原是从另两家书店买了普氏六兄弟，那本老四，还不得流落到天涯海角？

这时师弟拉了拉我。我完全知道他的意思：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而大兵——哪怕是横扫伊拉克如卷云的美国大兵，如果遇见中国的售货员，也是有苦难辩的。

走出书店，寒风呼啸，想到从此普氏不团圆，几欲放声一哭。

又走了几步，师弟挤挤我的肩膀，然后掀起自己的军大衣，从里面掏出一本散发着他体温的书。

《索多姆和戈摩尔》——《追忆似水年华》第四卷！

我只觉风也轻柔。

七卷《追忆似水年华》被我庄重地堆在床头，精装，书脊有道道金光，好不体面；挺括，味道如同沤烂的麦秸垛，好不幽香。

有朋自远方来，看到后，做大惊小怪状：“哇，你居然有这种书，一共才印了三千五百七十五套耶。”

我心中暗笑，又来了一个版本学家、印数学家。

他开始炫耀自己的学问：“这可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山鼻祖。”

我并没有被他唬住，马上见招拆招：“是的，写得优雅极了，精致极了。这种书在一间充满阳光的屋子里读起来，感觉非常好。”

“对，再放点儿肯德基（25）的萨克斯风《Going home》，真是enjoy。”娘的，他居然吐出了洋字码。

所幸我不是匹诺曹，所以尽管这套书一年多以来只看过前言和六七页正文，但我的鼻子软软的，短短的，一切还正常。

我俩头头是道地谈着，兴高采烈地附和着，相见恨晚地对夸着，寒舍中顿时飘满了高雅无比又虚无缥缈的书卷气。

嗟乎天，嗟乎天！我悲哀地发现，终于让自己生活在一个伸手就能拿到书的地方后，我读书的巅峰状态却已经过去。像《追忆似水年华》这样的重体力活，要不趁着年富力强的时候啃下来，就一辈子也看不动了。

原来读书也分青春期和更年期的，一个人要是在青春期不抓紧干活，等到了更年期，就会跟才娶得起媳妇的老光棍一样，对书的那种渴望已经力不从心，纵使有欲望，也显得有些勉强。

我确实地知道，自己老了。

后来看到一个词儿叫“功能性文盲”，意即一个人先期储存的见识往往会成为后来吸收新东西的障碍。那些事情那些人那些书，使你成为现在的你，于是你就有了成见，再读书，就不是一张白纸任意描画，而是顺我者昌逆我者呸了。

是啊，读了这么些年书，也该歇歇啦。

但是，十几年来养成的惯性，已经如同老夫老妻之间培育出的亲情，尽管激情不再，却又实在想不出还能干点儿别的什么，所以还是继续把书买下去，读下去。

这时的我，已经能够比较超脱地看待读书这件骚事了，更愿意用后现代的眼光来消解它，将其视为一桩行为艺术：款哥可以用纯毛地毯原木地板来装修房子，更款的哥可以用鳄鱼的阴茎皮来装修自己的卧室门扶手，穷哥们的屋子也不能闲着啊。而装修我们房子的最合适的材料，就是书。它不仅价廉，而且高雅，还免了一步到位然后日益破败的尴尬，可以时买时新，还可以愈老愈香。套用钱钟书的话，款哥的装修就像女人，老了就不值钱，穷哥们的装修就像酒，越老越值钱。

我开始向周围的猪头灌输我的这一理论，一些从骨子里透着高雅的人对我嗤之以鼻，但我反驳道，你买书就全是为了读并且都能读完？你读完这些书再拉住一个姑娘向人家孔雀开屏不也是一种虚荣？都是为了满足虚荣心，用不着这么精巧的不老实。

是的，就要理直气壮地接受这门学问并付诸实施，哪怕你买回书来束之高阁纯粹就是当成装饰材料来用，也没什么好丢人的。你总比花几千块买身假冒名牌西装的人要务实；你总比花掉几万块公款吃一桌豪门盛筵的人要道德；你总比买一个岁数比他女儿还小的姑娘挎在身边的人要高尚；你至少不像那些在大街上手持大哥大指手划脚的人那样阻塞交通扰人视听——我进行这番辩论的时候，马路边停下自行车打手机的人正大行其道。

确是没什么好丢人的。其实你看看那些广征博引的学问家写的东西，如果你能翻出原著的话，我可以打赌，他们引用的段落绝对不会超出那本书的前六页——没准儿还就是内容提要上的几句话呢。

这种行为艺术进行得最兴奋的时候，我恨不得写一本《书籍装修美学》，和那些美化生活的书摆在一起，肯定能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虚荣心的需要。

虽然书没出，但至少，我那点儿少得都发愁怎么花出去的钱有了合适的用武之地。

如果你接受我的观点，请听我絮叨一下我的书籍装修美学六大要点：

一，质地。你大概会说，既然不是为了读，那还不如直接买一些空书皮搁那儿省钱又省事，没准儿你还灵机一动准备印一些俨然摆放整齐的书脊的墙纸来申请专利大发其财。——快收回这个念头吧！聪明往前多走一步，就成了小聪明。真正的贵族一定要用最地道的材料，哪怕在寻找地道材料的征途中累死。你可不能像那些喝杯卡布其诺咖啡就以为自己是上等人的人那样，睡觉前连牙都不刷。

二，高雅。像那些《情书大全》、《如何成为百万富翁》之类，赶快扔掉；像那些他老人家自掏腰包出版的个人文集或诗集，比如见招拆招出的这本《记忆碎片》，赶快扔掉，尽管这些书印数极低堪称孤本，并谦恭地写着让你老人家斧正；像那些色情小说或情色小说，赶快扔掉——不！赶快扔给我，要实在舍不得，也一定要塞到床底下。

三，孤僻。要注意收购一些很难见到又确实不俗的书，印数是你选择的第一参考。看叶兆言的一篇文章，说自己买范烟桥（26）的《茶烟歇》，只印了一千多本，“记得我当时买一本，完全冲着印数低。”说得真老实。别人家看不到的书在你处比比皆是，既能让人惊讶赞叹一番，又可以让一位姑娘有理由向你借书——这个借口是那么充分，因为那些书是那么难得一见。

四，配套。这并不是说你要买那些整套的书，比如一套三十多本的随笔丛书，你若照单全买只能证明你的恶俗，但要是只挑一两本买反倒显得你眼光精到口味奇刁。我所说的配套，是指藏书要成系统，如钱穆黄仁宇唐德刚，他们的著作一开始不是由一家出版社出的，一定要收集个全，包括他们的夫人和弟子的书，包括评价纪念他们的书，这样不仅显得你苦心孤诣学有所成，更可以让那位姑娘有理由经常不断地找你，免得借了一本书便续不上劲。

五，陈旧。要尽可能买一些老版本的书，不仅可以省下一大笔钱——中国的图书涨价的速度比电视机降价的速度还快，难怪那么多人投入了电视的怀抱，而且更能装点门面。假如你手头有一本商务印书馆1974年出版的黑格尔《逻辑学》（精装本定价两元六角），别人看了准会对你赞叹不已：“你三十年前就开始研究老黑了？！”你高深莫测地点点头，尽管那会儿你正呀呀学语。

六，干净。你千万不要有那种在书上勾勾画画的毛病。假如你有一千本书，其实你这种业余选手充其量只能看完六十本，要是涂抹一番，别人马上就能对比出来：“你有这么多书，怎么就看了这么点儿啊？”但如果你的手不至于那么多事的话，你尽可以拿出一本崭新的书说：“写得真他娘好，我都看了六遍！”

就这样，我迈步进入了“新不读书主义”的时代。

《萧十一郎》中，萧十一郎和美女沈璧君看到一个栩栩如生的缩微世界，里面挂着一幅对联：“常未饮酒而醉，以不读书为通”。

写到这里，古龙忍不住赞道：“这是何等意境？何等洒脱！”

是的，不读书，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对于那些拿书混饭吃的人来说，读书没什么可夸耀的。我有个朋友是北大哲学系的博士生，研究维特根斯坦，对我说国内能跟他对上话的人不超过六个，如今他已经负笈远游，去维氏的故乡德国寻找共鸣去了。在我看来，他的读书境界宛如凭力气吃饭的蓝领工人，和飞速准确清点钞票的银行工作人员没什么两样，都是自己的手艺活儿。

不靠书吃饭的人，多是想从书中得到温暖和指点。温暖这一项，我们后面单说，而对于那些想通过读书获得启迪学以致用的人来说，其实人生的道理就那么多，几句话足够，根本不用看什么书。

大学毕业几年后，我的弟弟也考入同一所大学。我送他去学校报到，先在一家韩国烧烤店痛吃一顿。他像所有步入人生旅途的毛头小伙子一样踌躇满志，还向我讨教人生真谛。那天我高兴得喝多了，脑子格外好使，人生的一幕幕情景如电光火石般一一闪过，就对他说：“咱娘经常说，‘力气不用也是闲着’，‘少说两句，别人不会拿你当哑巴卖了’。这两句话，就够用了。”

家母只有小学四年级水平，她活得踏踏实实的，这两句话，也让我们兄弟受用不尽，比别的话都管用。

看许多读书多的人，那一肚子学问，只不过保证了他们说话写文章显得更漂亮更有理有据，做事情更能给自己找借口下台阶。他们的人生道理，并不是用来指导，只是用来解释自己的行为。事实上许多做出义薄云天之事的人，跟读书多否没什么干系。那些丧尽天良的人，也多不是文盲。

把几本书垫在脚下，确能显得比别人高些。但你真正的高度，还是取决于自己。

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

1997年，我离开生活战斗六年之久的石家庄，来到北京，开始了职场漂泊。当时心中是很兴奋的，那种既冲破牢笼又投入熔炉的感觉。

进驻北京后的一段日子新鲜而刺激，干的活经常能传诵一时，口袋里的钱经常是厚厚的一摞，同饭局的吃货经常是名动天下的大佬，真的是既有里子又有面子。

但是，但是，缺了什么呢？

在那三年多的时间里，换了四五处住所，从地下室到合租户，也借宿过别人的办公室，必须在别人上班前离开及人家下班后潜入。这些并没什么值得夸耀的，但一个人扛着自己的小包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委实可怜，经常感到是个不完整的自己，像玩具风筝在空中飘来飘去。

为什么会有这种心里没底儿的感觉呢？像我这样的普通人，没有陈寅恪先生那样照相机般的记忆力，在读书的过程中，早已将一些思想、记忆、感觉甚至自我转移到了书内，好让脑子不致那么拥挤。那些读过的书也已经成为大脑沟回的延伸、小件行李寄存处、谋生手段的一部分。这时的我，已不单纯是一具身高一米七十体重六十六公斤的肉体，把那些读过的书、写过的字都算进来，才是整个的我。但那一部分，却被丢在了石家庄家里的书架上。

当那些书不在你身边，不能让你随时掰开引证一番时，你的思想是不完整的，记忆是不完整的，灵魂是不完整的，自己也是不完整的。于是那段北漂的日子里，我经常急得一脑门汗，把手伸出去，也是没抓没挠的。有人能身作浮云常傍日，有人能处处无家处处家，有人能将异乡当作故乡，有人能将流放当作远航，但我，却连那一堆书都离不开。

朋友，在我死后，如果是你来处理我的遗像，一定记着，除了这张肉包骨头的脸，还要把我身后的那个书架也取进画框。

用抽屉锁住自己的秘密

在喜爱的书上留下批语

信投进信箱，默默地站一会儿

风中打量着行人，毫无顾忌

留意着霓虹灯闪烁的橱窗

电话间里投进一枚硬币

向桥下钓鱼的老头要支香烟

河上的轮船拉响了空旷的汽笛

在剧场门口幽暗的穿衣镜前

透过烟雾凝视着自己

当窗帘隔绝了星海的喧嚣

灯下翻开褪色的照片和字迹

这首诗名叫《日子》，作者北岛，描募的正是我最愿意过的一种生活。当我一往无前地扎到北京怀抱里的时候，却完全没有想到，事实上自己就是在远离那样的状态。

如今流行用许多指数来量化一些东西，如恩格尔指数、GDP什么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指数来统计这样一个时间比重——在你一天醒着的时间里，有多少是为了温饱而奔波？姑且称为“温时指数”吧，我相信这是衡量一个人或一个城市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北京无疑是全中国“温时指数”最高的城市。

在北京，每天醒着的时间至少有十三个小时——这首先是一个必须要保证的时间数，其中大约有三个小时需要耗在路上，交通问题是北京最可诅咒的地方；大约有三个小时需要安排各种饭局，饭店老板是北京最可羡慕的职业；大约需要跑三个地方来办各种事儿，这里净是些没多大必要但你又不得不办的事儿；大约能接到三个能挣钱的订单，最好一个也别推掉，因为打车吃饭租房喝酒买书看演出都需要钱，别人还羡慕你有这么多挣钱的机会呢；白天跑完了，晚上需要坐在电脑前处理接到的那些订单；一天跑完了，临睡前躺在床上，还需要拿出三分钟把第二天要做的事情和要走的路设计好……

坐在马桶上的时间大约是十三分钟，因为这是一天中惟一可以看会儿书的时间；偶尔有点儿闲空，会拿出三秒种的时间同情一下自己，看我像一个蚂蚁一样在骨灰盒般的高楼大厦中穿梭，这里居不易。

北京不是我想象的黄金天堂，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

但我还是来到了北京，然后继续怀疑这样的生活。陈寅恪总结王国维的自杀，说是因为他已经被那种文化所化，我也已经被北京文化所化吧。

我为自己抵抗不住这种选择而沮丧。也许，我根本就不是一个坚定的人。

如果不是二十八岁那么年轻，我大概就不会选择漂泊北京了。

石家庄那样的中等城市，待着好舒服啊，“温时指数”好低啊。在那里，我发明了许多睡觉的方式，如“头碰头”，即从晚上十一点睡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或“头盖头”，可以从凌晨两点睡到第二天下午四点，直到睡得睡不着为止；兴之所至下，我可以半夜从床上爬起来，溜达到朋友家里找他聊会儿天（那个城市出租车的起步价是五元，两公里，我所需要的路程多在这个里程之内）；在那里生活实在不需要许多钱的，哥几个去吃次火锅，饱得直哼哼，算下账来，七个人花了六十元，我那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交给单位不到六千元就算自己的了……在那样的一个城市里，每天只需拿出几个小时应付一下就可以满足自己的温饱，剩下的时间和空间全是自己的：用各种姿势躺在床上看书，跑遍整座城市去寻觅一张影碟，打麻将和拖拉机的战士更是随叫随到……

我们往往是抱着学以致用的态度来看书，在悠闲的地方读书，再去忙碌的城市里施展，被那里吸干你的精血后，然后无聊地老去。我就是这样甘心把自己交给了一个吸血鬼。

像我比较佩服的两个人，李皖（27）和三七。李皖在武汉，当年的一帮媒体精英纷纷到了北京或广州或外国，做成了一些看起来很大的成就，李皖还守望在武汉。这几年过去后，大家升官发财泡妞离婚买车买房，李皖却做成了许多事儿。几个当年的酒友聊起故事，比较一致的结论是，也只有武汉那种寂寞平静的生活，才能让李皖修炼成那样。

当然，不成就什么事业也行，就像三七那样，请允许我抄录一段写他的旧文：

我们在这世上活一遭，总是需要些证明的，有人用学问，有人用才气，有人用金钱，有人用不金钱，有人用某种级别，有人用某个类别，有人用发表的若干万字，有人用阴茎勃起的若干分钟。

但有一种人，活得很沉默，很市井，很没劲。

因为他实在懒得跟别人说些什么。

因为他实在不需要什么身份来装点门面。

因为他实在是提不起什么劲来跟这世界较真。

也只有在石家庄那样的城市，才能包容三七这样的活法。而在北京，哪怕你的不作为，都像是在作秀。

读书是世界上最不坏的事情

2000年的某一天，我从北京回到石家庄。尽管此前也是频繁往来于这两座城市，但这一次，却是怀揣若干份调动文件，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走。

下了大巴，再打车往家赶。出租车驰过的地方，育才街那个电线杆子还躺在路边，哥几个曾经穿着大裤衩坐在上面探讨人生，美女一个个地从身边滑过；科技馆礼堂如今改成了家具店，而此前这里周而复始地放着老电影，永远是固定的搭配，《罗马假日》配《鸳梦重温

》，《出水芙蓉》配《魂断蓝桥》，哦，还有我不朽的《野鹅敢死队》；梆子剧院门口烤羊肉串的小摊依然香烟缭绕，盛夏的傍晚，几个人将其包下来，躲在阿凯的吉普车后面，光着膀子，喝着冰凉的啤酒……那真是神仙般的日子。

流浪的脚步何时能停？我分明感到一种惆怅。

档案、户口、工资单、保险、住房公积金……一个个公章盖下来，一张张脸浮现在眼前，一顿酒接着下一顿酒。去保卫处退自行车存车牌（国家事业单位就有这种福利）时，和小李互道珍重。当年单位搬进新办公楼，淘汰下许多旧家具，我瞄上两个书架，就想随风潜入夜，运物细无声。那两个书架是六十年代产物——用《U-571》中美国兵的那句话夸一下它：“德国佬造的东西真他妈结实”，我根本移之不动，就去传达室叫了小李来帮忙（那时还不知道他姓什么），才搬到宿舍里。因为这次监守自盗，小李与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又去阅览室还书，有若干本实在不愿意还了，老着脸说扣我钱吧。钱倒是其次，像《宋诗选注》才七毛三，就是按照规定罚十倍也没多少——其实这本书已经出了新版的，但我一来喜欢那种小三十二便携式开本，二来重印次数多的书字体发虚——我是怕被别的借书人骂。但阅览室的人们说，不用罚钱了，去给我们买些雪糕吧，反正这些书搁回来也没人看。我忙不迭地下楼，心里哼着小曲。

拿着保卫处、总务处、阅览室等一大堆部门盖过的章，表示都结清了账，我才得以将调动手续办完。

再回来，这里也是异乡了。

石家庄有几家书店，几年来，我见证了他们的创业、兴盛或衰败，也与那些老板有了不大不小的交情。这次告别，也包括他们。

青园街一家小店，门脸不大，却颇有品相，老板下一手好围棋，是这个城市里众多读书人的经常光顾之地。几年前，我在这里发生过一段故事。

有天中午，我踱进书店，店中没有几个人。我注意到老板脸上的表情有些异样。注意一看，原来正在选书的顾客中有一个人是这个城市的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我们经常要在电视上见到的。

我挑了两本书，然后去结帐。由于我是常客，所以老板拿出计算器来算一下，要给我打一个折扣。这大概需要一段时间，我便在旁边等着，这时一只手伸过来，将几本书压在老板的计算器上：“来，先给算一下。”

我扭头一看，书记正往书店外面走，结帐的看样子是他的秘书或司机之类。

老板只好将我的帐目先销掉，然后开始打他们的帐。

大概是天热影响情绪，或是出于对秘书这一人种的天生反感，一贯被人加塞惯了的我这次爆脾气发作，用手拍了一下已经挤在我前面的这个人的肩膀：“唉，怎么回事？”

“怎么了？”那人很奇怪地看着我。

“有没有一点读书人的样子？”

“老赵有急事。”那人说。书记姓赵。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急事？”我反问。

已经走到外面的书记听到动静，返身走回来，用眼光发出询问。

“该我先结帐。”我说。

“你这是怎么回事？！”书记对那个人说道。

老板先把我的帐结了。

从那以后，老板给我打的折扣更低，有了好书还先给暖住。我也很得意于他对我的刮目相看，将这段一共进行了六句的对话对周围的知识分子复述了六次。

与老板告别，告诉他以后不用给我留书了，他又提起这段故事。我笑了一下，对他说，如今再有人夸我，我就会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要誓死捍卫你说这种话的权利。”

老板大笑。是的，以后我不再拿这种轻飘飘的荣光说事儿了。我确是曾经勇敢过，但也怯懦过，我牛逼过，但也操蛋过。没有人知道我内心的彷徨、犹豫、分裂和挣扎，连我自己也看不清。

再也没有什么字眼可以概括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就是这么泥沙俱下良莠不齐。

然后，要把这个家搬到北京了。

除了太太的钢琴和我的“黑格尔”电脑，就是那些书。我拿着角尺和计算器，仔细计算了一下这些书的总体积，然后得出一个结论：要把这些书装在纸箱里迁移，共需要五六十个容积为零点四立方米的纸箱。

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几乎走遍城市，终于找到一个纸箱厂。与厂家一番交涉，发现适合我用的纸箱只有一种，箱外印的字是“梦中情人超级保险套”，四百磅黑体字，加粗三级，右倾二十五度，阳字立体，格外有气势，看了就让人性起。

站在高大的厂房里（得有四层楼高），看着一垛垛的纸箱平放着堆到房顶，不得不感慨国人对其需求量之大。我当时脑子飞速地运算了一下，平均每一秒中，这世界上有多少对男女在做爱？天，我居然产生了一些诗意，诗风恰似里尔克（28）。

将六十个纸箱运回家，开始装箱、编号、用胶带封好。战斗了整整一天，排满一堵墙的书架终于空了。当年一起往马桶里撒尿的另两头男人，一个已经离婚，一个已经离了两次婚，他们的书架早不知失散到何处，我家这块最后的风景，也在时间的河中消散了。

清晨，石家庄的一家搬家公司将这些箱子搬到朋友提供的货车上，一路飞奔，到达北京，然后是北京的一家搬家公司守侯在新家的楼下，两位朋友也应召而来。

当那些“梦中情人”的超级纸箱被堆在楼门口时，邻居全侧目相看，过往少妇全饶有兴趣地盯着俺们的裆部，我们的脸迅速羞红。

把纸箱一个个拆开，将一摞摞书摆到书架上，顺便掸掉上面的灰尘，偶尔翻几页，忆起当初买它读它时的情景，发觉这次搬家还是挺好的。

书来了，家才家。

在北京安顿下来后，我发现了自己的贱：石家庄的家很小，却能很舒服地躺着看书，北京的家宽敞了许多，却经常是一个人躲在最角落的阳台上，呆呆地思考人生，不知所终。难道真的是越空的地方，人就越虚？

不管怎么说，书还是要读的。印地安纳·琼斯系列的《圣战奇兵》一集，琼斯父子被德国兵抓住。一个德国军官轻佻地用手里的一枝钢笔抽打着老琼斯的脸，老琼斯忍无可忍，猛地将其手中的钢笔夺下来，瞪着他狠狠地说：“你要多读两年书，就不会这样了！”老琼斯由肖恩·康纳利饰演，气度威严，那厮灰溜溜地收回了手，脸上的肌肉群组成“尴尬”两个字。

尽管我现在更多的时间献给了影碟，但对书还是有特殊感情的。《星际迷航》中有一集，敌人攻上了“企业号”飞船，船长带着一个美女东躲西藏的，最后进了图书馆。只见他拿出一个芯片，说是一部什么小说，然后插进去，诺大的图书馆马上成了一个三维立体电影世界，演绎着小说中的故事，他们得以混迹其中。这一段看得我很是气闷——难道未来文明高度发达后，所谓的读书就是看电影？他们难道就不知道文字的魅力和多义性是任何图象都取代不了的吗？他们难道就不担心将小说拍成电影的导演是张艺谋或张纪中吗？娘的！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也骂上自己一句，我是在写读书的事儿啊，怎么列举的例证都是电影他们家的？娘的！

我转过头，眼光投向身后的书架，心中突然涌起很久没有涌起的渴望。

读书吧，从三十四岁开始。

这个记忆碎片，拉拉杂杂写了快一个月，一边越拖越长越写越多恨自己车轱辘话说个没完，一边不时思考着用什么话来收尾。

再三思量，俺确定了三个结尾。

结尾A（摘自三七《重温》一文）：

重温是我的乐趣，并不只是新书中才有新的东西。如果一本书是用作者自己真正的经验和思想写成的，它就和一种完整的人生一样，永远有新的意义等待发现，永远能够拉着我们的手去重新审视自己。这样的书是一个老友，与你一同成长，分享你的秘密，预见你将要经历的一些事情，并用他的故事来安慰你、引导你，允许你享用他的头脑和经验。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对这样的一本书，假如我们也会遗忘，那只是因为我们遗忘了曾经的情感经历，遗忘了我们拥有过的一些东西，正如我们通常遗忘贫贱之交一样。

重温，我们会吗？我们不会的。除非到了人生的终点，在那个挂钟不停地计算我们的时间的夜晚，那个不再有早晨的夜晚，我们也许会被内心的冲动从梦中惊醒，打开手电，来到放杂物的屋子。我们在找什么？在尘土和蛛网下有一本书。当僵直的手指翻开那些发黄的书页时，我们的热泪会夺眶而出吗？

结尾B（摘自俺曾经写过的一个贴子）：

我是相信年龄这种东西的，现在的我，就是一个三十四岁男人的心态。

二十四岁的我，喝酒是为了以后喝更好的酒，读书是为了以后自己个儿写书，交朋友是为了以后有更有面子的朋友，和女孩交往是为了以后能跟她做一辈子这样的事情。

但是，如今的我已经三十四岁了，我喝酒就是因为喝酒的感觉挺好我就想喝，读书就是因为那本书闯入我的眼帘我就想读它，交朋友是因为那个人让我想跟他在一块坐会儿，和女孩套磁是因为我想看到她的笑脸，哪怕只是现在，一个略显长久的瞬间。

我要的生活已经就在我的眼前。我眼前的种种不再是途中的凉亭，过往的街道，甚至就可以做为我死前的风景，死后的坟茔。

在上天结束我的生命之前，让我能看多少就是多少，即使不能把手头的这一本书读完。

结尾C（为满足某种带有强迫症的习惯，凑六句）：

这时的我，从事的职业就是出版，深深知道自己造了多少垃圾。每年的全国图书订货会，到处都是“做”出来的书，挂羊头卖狗肉，扯虎皮做大旗，为婊子树牌坊，拿肉麻当有趣。透过那些五花八门的书，我看到的是被造成纸浆的小树苗们在呻吟在哭泣。

这时的我，不再吹嘘某本书很久以前就读过，那就像六岁就开始睡童养媳的阔少爷一样，不具实质内容。

这时的我，不再将一些门面书“漫不经心”地扔在床上，证明着我的口味。对那些难于理解的读物，我要表示出躲之惟恐不及的敬意。

这时的我，不再追求什么印数低的偏门书。其实人这一辈子读不了几本书的，与其把力气用在那些旁门左道上，还不如规规矩矩看完几本口碑相传的名著有用。

这时的我，经常不忍心去逛中国书店（29）。看到那些簇新的旧书，才知道人类的文明成果并没有多少被认真吸收，要不这世界也不至于混蛋成这样。

这时的我，开始打心眼里相信，读书是世界上最不坏的事情。

胡斐的这一刀，到底是劈向结尾A、结尾B，还是结尾C（30）？

注

（1）网上的名称叫“北方影武者”，职业编剧，以博览群书并喜欢掉书袋而在朋友圈中颇有恶名，“鹦鹉”是其昵称。

（2）关于人体结构的素描口诀。

（3）另一种说法是“少不读《水浒》，老不看《三国》”。

（4）作者赵振开，即诗人北岛。

（5）原话为“十七岁女生的温柔，其实是很那个的”（李宗盛歌曲）。

（6）这段话的母本如今实在是妇孺皆知了，出自《大话西游》。

（7）典出金庸《倚天屠龙记》。

（8）《江城子》，苏轼。

（9）顾颉刚（1893一1980），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

（10）《琵琶行》，白居易。

（11）大薮春彦为日本侦探小说作家，继西村寿行后，其作品一度在中国流行。

（12）本书作者是博尔赫斯，当时也属于小众读物。

（13）尼采著作，当年也畅销得近乎流俗。

（14）好莱坞影星，因绯闻不断而被称为“种马”，拆散了甜姐儿梅格·瑞安的婚姻，却始乱终弃。

（15）一部反映原始人生活的艺术影片，之所以这么走俏，全是因为据说“里面的演员都不穿衣服”。

（16）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的著作。

（17）典出金庸《天龙八部》。

（18）丹麦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其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曾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美国作家，其作品《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实录》传诵一时。

（20）《流放者归来》与《伊甸园之门》皆为当时轰动一时的美国文学史论著作。

（21）苏联幽默讽刺大师。

（22）燕莎、赛特均为北京豪华商场。

（23）一部以《列宁在十月》为蓝本改编的幽默剧，反映央视“东方时空”的诸多人与事，在网上流传甚广。

（24）全名为《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阿兰·佩雷菲特（法）著，三联书店1993年首版。

（25）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肯尼·基（Kenny G）。

（26）范烟桥（1894－1967），学名镛，字味韶，号烟桥，著名作家、南社社员。

（27）李皖，乐评人，著有《回到歌唱》、《听者有心》、《民谣流域》等书，先居武汉。

（28）赖内·马利亚·里尔克（1875-1926），奥地利诗人。

（29）中国书店是搜集古籍文物、流通古旧图书的专业书店，总部在北京琉璃厂西街，并有几家分店，是书虫淘旧书的去处。

（30）典出金庸《雪山飞狐》的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