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段时间与军人打交道的就是1969年至1971年，8341部队进驻外国语学院之后。我其实很喜欢这些军人，他们确实没有知识分子那些过分拘谨，遇事考虑方方面面的复杂心态。同他们打交道很符合我的性格，他们多数人都很直爽，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说话不拐弯抹角。但是，我们之间也发生过很大的争执，原因我想还是因为派一群根本不懂教学更不懂外语的军人来领导一所培养外语人才的高等院校这种决定本身就是错误的。

我与8341军宣队发生的一场最大的争论是关于外语教学改革。那是在1970年7月，我奉毛主席之命前往外国语学院湖北沙洋干校进行教改，筹备招生的过程中发生的。

我在《忆主席》这篇散文中对当时的这段背景有如下叙述：

1970年5月，外国语学院在8341军宣队率领下离开北京，赴沙洋干校。当时，我母亲已于前一年去世，父亲九十高龄。周总理考虑到父亲无亲人在旁照料，在请示了毛主席之后，建议我留在北京。我向总理请求不要让我和老弱病残一起留在学校留守处，还是让我去工厂劳动锻炼。总理同意了，指定我去北京针织总厂，并亲自写信给当时进驻针织总厂的8341部队军代表孙毅同志，请他安排我在那里的劳动与生活。这年5月1日的清晨，在湿漉漉的晨曦中我送走了赴沙洋的浩浩荡荡的学校大队人马，独自徘徊在顿时显得无比空旷的大操场上。喧闹了六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校园里已经落下了帷幕，留下的却是诸多破灭的理想和期望。我即将走进工厂，当一名普通的纺织女工！昔日的梦想与抱负已化作一缕浮云，渐远渐逝，剩下的不过是一片空白……我告别了学校的书斋，告别了西方文学的殿堂，走进了北京针织总厂的大门。孙毅同志把我分配到这个厂的模范班组――台车甲班参加劳动。这个班是当时创造学习毛泽东思想“七字经”的先进车间里的先进班组。工人热情地欢迎我这个下放的知识分子，认真地教我台车纺织的技术。很快地，我就能独立看一台织布机了。我随着我的小师傅三班倒地上下班，与工人们同吃、同劳动，再也不去想那些飘忽不定的未来，再也不去想我连自己也难于确定的追求，我心安理得，我安心要当一个工人。然而，毛主席没有忘掉我这个他戏称为“老师”的晚辈。我的生活不久又出现了重大转折。

1970年6月14日，正是我按农历计算的三十四岁生日。那天我是早班，清晨六点就接班了。到了八点左右，军代表办公室派人来车间找我，告诉我说毛主席来电话，要我立即去见他。孙毅同志还告诉我，主席特意关照要我向工厂请假，不能因为他要我去就不请假。我对这突如其来的召唤有些发懵，有些兴奋。六年的风风雨雨使我觉得过去与毛主席在一起谈论英语，倾听他充满智慧的教诲的时光已是悠远的过去，我没有想过是否还有机会再见到他。

我急忙换下工作围单，与六年前一样地骑着我的自行车沿着那条熟悉的马路去中南海。

主席正在游泳池住所等我。我进去时他还半靠在床上喝茶。我说：“主席，你好！很多年不见了！”主席很高兴地笑着拍拍床沿叫我坐下，还把他的茶杯推给我，叫我喝他的茶。主席说：“哎呀！我的章老师，好多年不见！你好吗？这些年，你经风雨，见世面了没有啊？”

我顿时惊奇地愣住了。毛主席有着多么惊人的记忆力！在这六年中，他处理了多少这场“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他竟然还记得六年前带给我这个小人物的那个口信！于是，我说：“主席，没想到你还记得这两句话。这些年，我经了点风雨，见了点世面，不过很多事还是不明白。”主席说：“不明白不要紧，慢慢地都会明白的。”主席接着问父亲的情况，并多次嘱咐我好好照顾父亲。他说：“行老是不可多得的朋友，要把他保护好！总理给我写信要采取保护措施，我很赞成！”

之后，毛主席从床上起身，边披晨衣边对我说：“我有事要同你商量，我们到外面去谈。”于是，我陪主席走到大会客室。他要我坐在他旁边的沙发里，问我说：“你那个学校停课多久了？”我答：“从1966年到现在整整四年了，中间搞过几次‘复课闹革命’，都没搞成。学校打派仗，没法复课。”毛主席说：“过去就算了！现在我在考虑学生应当回到课堂里去了，也就是说应当上课了。不过不能像过去那样搞教育。教育要改革。外国语也还是要学的，但是也要改革。我找你来是同你商量外语教学改革的事。你想想怎么改法，反正不能走老路。我派你回外国语学院搞教育改革，你愿不愿意去？”我说：“主席派我去我当然愿意。我只是怕搞不好，辜负了主席的期望。”主席说不要紧，什么事都要试验。他又问：“你们外国语学院过去有多少外国教师？”我说：“总数我说不清，但每个系都有，英语系最多的时候有十多个。”毛主席说：“这些人现在在哪里？”我说：“都不在了。多数因为学校闹革命，停了课，都回国了。也有个别的支持过一派，被抓起来了。”主席说：“喔！要弄清楚再解决。”我本想多谈点外国专家被抓走的问题，但主席似乎不想深谈，他转换话题问我：“你觉得将来还需不需要请外国人来教书？”我说：“至少对外语教学是完全需要的。”我仔细地讲了我的意见。毛主席点头说有道理，并说：“学校要开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选择地请一点外国人来教书。”可是，毛主席却又说：“不过要请一些外国的工人和农民来。”我的固执劲又冒上来了，我说：“那不行，我们培养的学生将来要搞外交，要教书，培养人才，所以要求教师也应当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至少是大学以上的。同时还要学文学作品，纯粹的外国的工人、农民是教不了的。再说，在口语方面，尤其是英国人，工人的发音也同受过高等教育的不一样。所以还是要请知识分子。”毛主席望着我兴奋地滔滔不绝的样子，笑着说：“好吧！我们今天不争论。我的章老师还是一个‘文学派’！”毛主席还记得1963年有一天在学完英语后，我陪他吃晚饭时发生的那场“争论”。毛主席当时说学外语应当以政治体裁的文章作教材，我说应当是文学题材的。毛主席说那就妥协一下，七分政治三分文学。我说还是倒过来吧，七分文学三分政治。大概那时候毛主席完全把我当一个晚辈，一个他的老朋友的女儿，所以他并不计较我与他的争议，反而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你可真是个‘文学派’啊！”事隔七年，毛主席竟然还记得我是个“文学派”，直到那时，毛主席的记忆力还是惊人的。

后来，毛主席给我布置了任务，要我先向杨德中和周恩来总理报告他与我的这次谈话并请他们两位帮助落实。毛主席同意我的要求，在准备工作做好之后立即去湖北沙洋干校与学校的大部队一起进行教改工作。毛主席一再关照我一定要安排好父亲的生活再动身。他说给我半年时间把教改方案搞好，并准备重新招收新生，第二年秋季入学。我还应当组织教师着手编写新教材。

从毛主席那里出来后，我先到了8341政委杨德中在中南海的家中。我向他报告了毛主席的指示，他说一定全力协助，准备再派几位8341部队的干部与我同去沙洋。

我们在周总理指导下在北京开了几次会后，于7月中旬乘火车赴武汉转沙洋。8341部队又派出了几位得力干部与我同行。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一个人与一群军人结伴同行，一路上他们对我很照顾。

那时候，旅行本身就是件很艰苦的事，而从武汉再去沙洋唯一的交通工具是汽车。可是我们没有小卧车，我们只能搭乘去沙洋的运货的大卡车。那两年我几次来回北京都是搭乘这种无遮无盖的敞篷运货大卡车。路途遥远，颠簸七八个小时才能到达沙洋干校。夏天，湖北高温至四十多度，那卡车在烈日下行驶，把人真是晒出了油；冬天又奇冷，坐在凛冽寒风吹打的卡车上，不论穿多么厚的棉衣棉鞋，都有一种冻僵的感觉。我们也没有像样的地方住。武汉有一个接待点，在一个乱哄哄的招待所里。遇上那里有床位就算是很有运气了。经过一路折腾能在这脏乱的招待所一个床铺上睡上一觉，那感觉和现在住上五星级饭店真的差不多。遇上运气不佳，招待所客满，我们就要满街去找住处。记得有一次回北京，在武汉找住处一直到晚上十点多还未找到。最后找到一家公共澡堂收留了我们，他们在洗澡的澡盆上放一块硬板，铺上一条薄薄的褥子，发给每人一套脏兮兮的不知多少人用过的被子和枕头。但就是这样在当时也心满意足了，至少有个避风的地方！那种艰苦的岁月，现在想起来真不知是怎样度过的。不过那时候的人还真是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不论叫做个人崇拜还是叫做信念，只要是毛主席的指示，再艰苦的路程也会去闯，而且还真的不觉得苦！

沙洋农场正如当时许多“五七干校”那样，原来是一个改造罪犯的劳改农场。为了要办干校，一部分已刑满留场劳动的前犯人就被迁移到旁边一块土地上去了。这些人被称为“新人”。1970年7月我第一次到沙洋时军宣队安排我住在总部所在的一大队的一间小房间里。这无疑是十分特殊的优待。总部离开英语系所在的二大队走路还要大约半个小时。我所住的小屋好像是泥瓦结构，旁边的一大间是办公室。左边的两间也被用来作了教改办公室。对面有一道沟，过了沟是东欧语系的住地，所以那时我很难得见到英语系的同事，倒常常见到德语系的李肇础、殷桐生这些“战友”。

我的小屋简陋得不能再简陋。泥土的地，泥土抹的墙。一扇门，一扇门边的窗。屋里只有一张小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那时正值7月酷暑，这小屋像一个闷罐，温度起码三十七度以上。周围宿舍的教师晚上都把床搬到院子里。即使这样，也要到午夜之后才能入睡。我不能搬到院里去睡，只好大半个夜晚都坐在屋外，屋外蚊子多，幸而从北京带了防蚊子叮的药水。

但最糟糕的还是下大雨。有一次天降大雨，屋顶漏雨不说，由于没有什么排水设施，院里的水开始灌进屋里，最后放在地上的脸盆都漂在水面上。床也差一点被淹了。整个大队只有总部那一排房子是砖瓦房，而且有台阶，比较高，不怕水淹。孙泽福政委派警卫员把我接到了他的住处外的办公室才解了我的围。第二天，水退了，我那小房间的泥地湿透湿透，踩下去一个个脚印。人就睡在这满是潮气的房间里，这日子也就过来了。

外语教学改革就在这样的干校开始了。军宣队成立了一个教改领导小组，组长是留下来的一位原海军军宣队的王政委。他倒是一个好人，不过8341军宣队进院后，原海军军宣队也就没有权了，凡事都由8341军宣队的领导决定。我被任命为副组长。各个系也派了代表参加。

记得我们开了许多会统一思想。进入8月份时，教材组就开始编写新教材了。我和8341军宣队关系的危机也开始了。

为了保证党的领导和教材的政治性、思想性，所编教材都要经过8341军宣队审定。而8341军宣队的领导又没有一个人懂外语。于是，只能把编出的教材全部翻译成汉语送审。

第一批送审的教材就出了问题。孙泽福等8341军宣队的领导把我找去说要讨论教材的政治思想性的问题。他们一开始就讲这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一次招收新生，必须体现“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体现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等等的大道理。

然后，他们指出这批新编教材政治性、思想性、阶级性都非常薄弱，应当加强认识，统一思想后再重新编。

我请他们举出具体实例。他们说：“譬如说有一课是讲家庭成员，其中介绍了‘这是我父亲’，‘那是我母亲’，还有兄弟姐妹，叔叔阿姨等等。可是人都是有阶级性的，革命的战士有父母，反动派也有。你们只讲父母兄弟，这不是模糊了人的阶级性吗？”我问他们如何突出这个阶级性。他们说：“你们至少应当说明：我的父亲是工人，或者我的母亲是农民。”我说这是编新生的教材，而且未来这批学生都是工、农、兵学员，没有任何外语基础，我们必须合理控制词汇量。我可以考虑他们的意见，但编教材首先要考虑的是外语教学的科学性。

8341军宣队很不以为然，接着又指出我们的教材中教了一日三餐和三餐的内容。他们说，孤立地教给学生早餐、午餐、晚餐以及每餐吃什么，这是完全抹杀了政治思想内容，至少要说譬如“晚饭后，我们开展谈心活动，互相帮助”。

更无法接受的是，他们要求在三餐内容中删去面包、黄油以及刀叉等餐具的出现。他们说，这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不能编入教材。

这种讨论使人啼笑皆非，也完全违背外语教学的科学性。我试图向他们解释初学者的词汇量的问题，也试图说服他们在西方国家，资本家主食吃面包、黄油，工人、农民吃的也是面包、黄油，这里没有什么阶级性，甚至语言本身，斯大林也说过是没有阶级性的。这就更炸开锅了。在那个年代，谁敢说有什么事是没有阶级性的？！8341军宣队坚持新生上的第一课应该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他们说：“就这么几个字怎么会学不会？”

教材问题还未解决，很快又出了校舍问题。当时在去干校前，先遣的基建队只造了宿舍和少量的办公室。此时要在全国招生，新生和已在沙洋的原有学生都要在沙洋干校上课，教室问题是当务之急。我提出来做个计划，立即建造一批简易的教室。没想到这个提议又遭来反对。军宣队说：“要发扬延安作风。当初延安抗大的学员都是拎了马扎在露天上课，现在就要恢复延安风气。复课并不是全面恢复旧的教育制度，为什么一定要教室？学生可以在室外地边上课！”我问他们如果天下雨怎么办？湖北的夏天是多雨的，难道让学生和教师冒着倾盆大雨上课？他们说：“下雨可以到宿舍内上课。”我们宿舍是休息的地方，而且脸盆、毛巾、晾洗的衣服，琳琅满目，总不能在这种环境上课，何况一个宿舍往往住十多个人，万一有人生病，一边在上课，一边有病人在呻吟，这怎么能安得下心？然而军宣队对这些问题统统归之为“资产阶级办学路子”。

我实在忍无可忍，我说难道我们革命成功就是为了一切都倒退到缺衣少食，什么也没有的旧时光去吗？共产党革命的目的难道不是要摆脱贫穷，使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吗？我们今天已不是当年的延安，为什么要形而上学地去模仿延安？

我无法说服这些质朴的军人，他们当时完全是教条式地追寻着所谓彻底革命的模式。最后我对他们说我永远无法与他们取得一致。我说这叫“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尽管我与8341军宣队争论十分激烈，但在初期，我们的关系却仍是很友好的。会上争论完毕，会后仍是热热闹闹围在一起吃大锅饭。这在当时的“扣帽子”风气盛行的时代已是很不容易的了。为了影响他们，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我对孙泽福说：“我说服不了他们是因为他们不懂外语。假如他们学一点外语可能他们的观念就会转变。”我建议在晚饭后给军宣队开设英语班，由我任教师。

孙泽福欣然同意，还热情支持，带头报名。于是，我的军宣队外语班开张了，学生很多，大部分都参加了。一周三次，晚饭后就在军宣队的总部会议室里上课。应该说他们学得非常认真。我逐渐忘却了我是为了这场争论而开设的英语班，我真的很喜欢这些非常认真、非常用功的学生，这大概是我作为一个教师多年来养成的一种感情。

如果一切照这样发展下去，也许我们同军宣队之间是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点的。然而，那毕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孙泽福的这种态度可能在他们8341军宣队内部引起了争论。从9月中旬左右，我明显地感到气氛渐趋紧张。终于有一天，孙泽福派警卫员叫我到他自己的办公室去。我到了那里，他却不在屋里。桌上放了一份题目大致是外国语学院教改中存在的问题的报告。我并不认为那是秘密文件，因为我是教改组的副组长，我以为那是一份总结，于是随手翻阅。出乎我的意料的是，这份文件旁边有许多批注，大致说目前教改中的两种意见分歧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企图利用教改向毛主席革命路线进攻，抵制毛主席亲自派遣的军宣队的领导，大肆进行串联活动，企图全面复辟外语教学领域的修正主义路线……等等。报告最后部分充满斗争味道说只有发动群众，把这股复辟的逆流打下去，教改才能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轨道前进。

多少年来，我每当想起这件事，我都猜测孙泽福是有意把这份报告“忘”在桌上而自己却出去了，被我“偶然”见到。从后来他的不得志，被替代，直至最后撤离外国语学院之后不久被派遣回山东的一连串对他不公平的处理看，也许当时孙泽福并不真正反对我们的意见。而当他们内部意见分歧尖锐化时，他是故意让我看到这份他们的内部报告，从而给我一个警告。为此，尽管我从来没有问过他这些事，但我心里却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孙泽福是个能理解知识分子的好军人。可惜好人常常没有好报，他的结局并不好。在他被替代架空之后，听说他犯了心脏病，很危险。以后就被派回山东一个岛上去当了一个驻岛部队的政委。我到外交部的初期接到过他的信，但后来就音讯全无了。

当我看到这个警告之后，我立即意识到我的处境不妙。虽然我有“钦差大臣”的身分，是毛主席派来的，但一旦群众被“发动”起来，再加上原来两派的派性，我在这“山高皇帝远”的沙洋，恐怕就插翅难飞了。我和朋友们商量后决定立即回北京向周总理汇报。

因为当时我所具有的特殊身分，同时这场“反复辟”的运动还未发动起来，因此当我向军宣队提出我要回北京汇报工作时，尽管他们十分不情愿放我走，但也无法阻拦。当时的情况下我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不过我的走是为了再回来把教改工作真正落实而不是一走了之！

我是9月30日离开沙洋的，那天有一辆卡车去武汉，我可以搭车。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天发生了一件悲剧事件。早饭后，我出于礼貌，去向军宣队告辞，却发现他们那几间屋子空无一人。我在廊下转悠了一会儿，见通信员小董神色慌张地跑回来。我问他出什么事了，他说英语系的教师吴道生在树林中上吊自尽了！

吴道生是当时英语系中年讲师中极有才华的一个。我记得他毕业于原南京中央大学，好像是最早一批参加华北革大从南方来到北京的。他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他才华横溢，却在反右斗争中被划为“极右”。他被送去劳改，听说在那吃不饱肚子的大跃进之后的自然灾害年代，吴道生承受着最繁重的搬石头的劳动。大约四五年后．他终于回到了外国语学院教书。但那时，他的家已破碎了，带着一个儿子住在一号楼进门第一间的小宿舍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自己被批斗，所以也弄不清吴道生处境如何。也许那时的造反派要抓“活老虎”，对“右派”这样的“死老虎”并不太感兴趣。可是军宣队进院后，他却被点名说他幕后煽动学生造反派。在沙洋，他在英语系所在的二队，听说也被勒令交代问题。也许他最后走这一步是不奇怪的，因为命运对他太不公平，他失去的太多了。

我和吴道生并不熟悉，但我在读四年级时参加排演了一个萧伯纳的短喜剧“Augustus Does His Bit”（“奥古斯塔为国效劳”），吴道生是我们的导演。他不仅英语水平很高，还非常懂戏剧，是一个很好的导演。他劳改回来后，我与他分在同一教研室教同一个年级。我常常请教他一些备课中的问题，知道他的学识很有根底。可惜他大概只在人世间逗留了四十多个年头，而其中相当长的时间是经历苦难。

作为吴道生的学生和同事，我和他来往并不密切。后来在80年代，他的儿子出于尽管不合情理但我却能够理解的怨恨情绪把当时英语系教师中的党员都看作是对他父亲的自杀负有责任，因而莫名其妙地对我也有一种仇视。但这又怎能责怪他呢？他本应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才华出众，都很会生活。在我1953年入学之初他们当时是英语系教师中的佼佼者。然而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毁掉了这本应很美满的知识分子家庭，最后真正地是“家破人亡”。吴道生在沙洋的树林中告别人世至今已是二十七年了。在这漫长的二十七年中，大概没有人为他写过悼文。我虽称不上是他的朋友，但我仍想以这段文字来悼念一位学识渊博却命运不济的知识分子，愿这类事情如同我的同学吴璞的不幸，永远永远不要在我们的生活中重现！

我在国庆节那天从武汉乘上火车，急匆匆赶回北京。回来等了几天才见到杨德中同志和周恩来总理。我向他们汇报了我们与军宣队在教改问题上的争论。当时，我的目的也只是希望周总理说一句话，要8341军宣队心平气和，尊重知识分子，不要乱扣帽子，动不动就要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万万没有料到，周总理如此重视外语教改的问题，他以外国语学院的教改为实例，进行仔细的解剖分析，从而为全国的外语教改指点了方向。

周总理当时正忙于准备接待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但他却指示说他要亲自听取争论双方的汇报，并且命令沙洋的8341军宣队主要领导回北京参加汇报。我们这边除了我之外，也调回了另外几位参加教改的骨干教师。争论双方旗鼓相当，汇集北京，摆出一副决战的气势。

当时，北京的高等学校差不多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去了。只有北京大学，不知为什么，招了一部分新生在北京上课。周总理布置我们去北大西语系听英文班的课。除了我们和8341军宣队的人员之外，周总理说他很忙，没有时间亲自去，但是他派他的代表，我记得好像是张大夫去听课。周总理说听课回来，他要听我们汇报。

我们这些人天天去北大听课，大概有一周时间。这时，周总理已接待完叶海亚?汗总统，通知我们准备开会。大约在这年的11月下旬，周总理每天召集我们双方在西华厅会议室开会，他竟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认真地听取我们教师代表和8341军宣队的意见。在听完双方意见后，周总理说他想实地听一听北大的课。但他没有时间在上午去北大，因此就调了北大西语系英语组的一个班级和他们的老师晚上到西华厅去当着周总理上了完整的一堂课。总理听得那么认真，还时常做些记录。外交部的主要领导也被叫来参加这些会议。我猜想这些领导实在是很不愿意抛开他们繁忙的外交工作，天天晚上坐在那里听这些他们毫无兴趣的外语教学问题和我们与8341军宣队的争论。我记得冠华也来参加过几次会。我看得出他觉得很乏味，常常抽着香烟，眼望天花板。

周总理听完北大学生的课之后，亲自抽问学生。他问的问题都是最为简单的世界地理、历史问题，而学生对这些基本常识的贫乏是令人吃惊的。例如，周总理问一个学生智利在哪个洲。学生犹豫不决地答：“在欧洲。”周总理紧蹙他那浓密的双眉，不做声，学生看出周总理的不悦，于是又说：“在亚洲！”周总理请那位学生坐下，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培养的外语人才中将来有不少要担任重要的外交工作，也有的要为人师表。知识这样贫乏，只会喊口号，那怎么行呢？”周总理又说，“问题反映在学生身上，但根源是在教学的本身，学生应当学些什么，教师应当如何去教。所以不能怪学生。他们对外语及国际知识是一张白纸，要看我们这些教育者如何去培养他们成为有用的人才。”

在经过十多天的调查研究之后，周总理决定表态了。其实，我们当时从周总理的调查方法以及插话评论中已经很有信心他会支持我们这些专业教师的。这场争论，如果不用政治上扣帽子、打棍子的强制办法，而允许公平辩论、尊重科学、以理服人的话，我们肯定是会胜利的。而8341军宣队之注定要失败是因为他们先天就不足，他们既不懂外语，又不懂教学，他们怎么可能讲究科学性？自从“文化大革命”中期，毛主席让他们到地方去参与“支左”之后，他们依仗着来自毛主席身边的警卫队的光彩照人的旗帜，所到之处，一片称颂，一片

赞扬，一片俯首听命，因为他们代表毛主席！从而又使他们滋长了骄傲的情绪，听不得不同意见。

8341军宣队在外国语学院做过很多好事。只是在教改这个问题上，他们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科学领域。他们受着那时代的局限，不可能认为在教改问题上他们也应当虚心向知识分子请教。结果把一个学校的问题推到了周总理的面前，由他来作裁决。

周总理在最后一次会议上的表态是非常鲜明的。可惜我已找不到当年的记录，但他大致的意见是外语教学要遵循客观的规律，学习外语必须从语音、语法、词汇这三个语言要素出发，科学地编写教材，循序前进。周总理还强调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强调说8341军宣队应当团结知识分子，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不是排斥他们，动辄就说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会上，8341军宣队也承认了他们工作中的缺点，表示回沙洋后一定把教改搞好。我们在北京又开了几天会才分头回湖北沙洋。

周总理在会议结束后单独与我谈了一会儿话。他关切地问我父亲身体如何，家里安排好没有。我说一切都安排好了，请他放心。父亲已请人照顾，女儿也已由8341驻外国语学院军宣队帮忙转入了学院附校，可以住宿。周总理又问我是否还想回沙洋。他说我也可以不回去了，教改的事思想统一了就交给他们去办吧，我可以去外交部报到。我说我还是愿意回沙洋干校。主席给了我外语教改的任务，我还未完成，不好半途而废。周总理也就同意了。

我在这年的11月底最后一次回到沙洋干校。那时湖北的气候已经很凉，转眼已入隆冬。教改的事虽然没有大的争论，但进展仍不尽如人意。8341军宣队的领导心里大概存有芥蒂，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就冷淡多了。有一次，在争论比较剧烈时，他们派来替代孙泽福的第一把手对着我气冲冲地说：“你还可以去告我们状嘛，大不了把周总理请到沙洋来，我们列队欢迎！”我无言以对，也不懂为什么我们都出于一个目的想使外语教学开始一个新阶段，却如此计较个人意见得失而耿耿于怀。我明白了我自己过于认真，而许多事是那个时代的烙印，非我能力所及，因此后来在许多事情上，我也就得过且过，尽量求个妥协了。所以我在沙洋的最后一段两三个月的时间倒是很悠闲超脱。到了3月下旬，8341军宣队政委张随之通知我，他们接到指示要我立即回北京，正式调离外国语学院，到外交部报到。

我的沙洋生活就这样匆匆地开始，又匆匆地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