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学院那几个年轻人毕业了，正式开始在空军服役。思成、徽因作为特邀家长出席了他们的毕业典礼。他们每天在昆明上空演练着飞行速度和驱逐格斗，时刻准备和日机决一死战。思成、徽因爱这些年轻人，他们对这场战争抱着必胜的信念，为了国家，随时准备死在战场上。他们惟一不满意的是自己驾驶的飞机太落后，速度和性能都上不去。

思成、徽因关心着前方的战事，台儿庄的血战令他们激动不已，内地那些激战中的城镇、小县，许多是他们野外考察时走过的地方，每当从报纸上看到，就唤起他们故土般的感情。看着报纸，徽因对思成说：“你猜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是什么?我真想在山西从军!”说着，她也觉得不大现实，就又说道，“不过在军队能做什么自己可不大知道!”

思成没有徽因那么多幻想，当他的身体开始恢复健康，他就开始了重建营造学社的努力。他总结了学社的工作，制订出新的工作计划，然后致函中美庚款基金会，问询如果他在昆明恢复学社的工作，能否得到基金会的补助和支持。不久，基金会的董事周诒春回信说，仅梁思成一个人还不能组成一个机构，如果学社的另一位骨干成员刘敦桢和梁思成在一起，就承认营造学社的存在，也就可以考虑继续给予补助和支持。思成立即给刘敦桢写信，请他来昆明共振营造学社。很快，刘敦桢从湖南老家回了信，同意携家来昆明。思成的学生莫宗江、陈明达、刘致平也先后来到了昆明。就这样，险些夭折的营造学社又重新竖起了旗帜。

１９３８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教师和学生陆陆续续从各地来到昆明。他们有坐汽车的，有徒步行走的，还有从越南绕行的。张奚若一家来了、赵元任一家来了、陈寅恪也来了。金岳霖没有家累，他绕道香港、海防，从河内乘窄轨火车到了昆明。闻一多身穿长袍，挽着裤脚，长髯飘飘，和学生一起从湖南经贵州徒步行走到了昆明。

中央研究院的一些研究所也迁移到了这里，思成的弟弟思永一家随着历史语言研究所来到昆明。

亲人、友人们又见面了。在流亡的日子里，许多人只剩下身上穿着的一套西装或一件长袍，即使找到一间住房，也是真正的家徒四壁。不过，彼此的处境都差不多，国难当头，兵荒马乱，大家能重新聚首，就是一种温暖、一种慰藉。

金岳霖在给费正清的信中谈到徽因：“……仍然是那么迷人、活泼、富于表情和光彩照人———我简直想不出更多的话来形容她。惟一的区别是她不再很有机会滔滔不绝地讲话和笑，因为在国家目前的情况下实在没有多少可以讲述和欢笑的。”

思成、徽因一家租住在昆明城内，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谈到了他们的生活：

……思成笑着，驼着背(现在他的背比以前更驼了)，老金正要打开我们的小食橱找点东西吃，而孩子们，现在是五个———我们家两个，两个姓黄的，还有一个是思永(思成的弟弟)的。宝宝常常带着一副女孩子娴静的笑，长得越来越漂亮，而小弟是结实而又调皮，长着一对睁得大大的眼睛，他正好是我期望的男孩子。他真是一个艺术家，能精心地画出一些飞机、高射炮、战车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军事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