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金由于目疾，他即使在室内也总是戴着一顶遮阳帽，背对着光线，伏在一张小圆桌上专心写作。他是在重写他的《知识论》。

几年前他去李庄时就在写这部著作，回昆明后书稿已近完成。一次空袭警报响起，他带着书稿跑到昆明北边的山上躲空袭。把书稿放在地上，他坐在书稿上。

这次空袭持续时间很长，待到警报解除，天已黑了下来，他又饿又困，站起身就起，却忘了地上的书稿。等他想起来再回去找时，书稿已不见了。数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一本六七十万字的书是不可能完全记得住的，他只好再从头写起。

在抗战后期最艰苦的岁月里，他几乎一直不停地在赶写这部著作。在西南联大，金岳霖重写《知识论》的事情一直传为美谈。

林徽因和朋友们在一起，在昆明明媚的季候中，她的身体一点一点地有了好转的迹象。

徽因静静地倚在窗前看书。

天上铺了一层浓重的乌云，忽然就下起雨来。

雨下得很急，伴着隆隆的雷声，五月的雷雨中，有青蒿的气息，有泥土发酵的气息。徽因觉得有点凉，但她不舍得离开窗口，她被这一切所打动：“昆明永远那样美，不论是晴天还是下雨。我窗外的景色在雷前后显得特别动人。在雨中，房间里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浪漫氛围———天空和大地突然一起暗了下来，一个人在一个外面有着寂静的大花园的冷清的屋子里。这是一个人一生也忘不了的。”

这时期，思成忙着和同事们把营造学社的书籍、各种图片、图纸、资料、手稿和工具装箱打包，准备着一旦交通恢复正常就立即离开这里。

终于盼到了北归的消息，徽因回到重庆，和全家一起住在中央研究院招待所里等待回北京。和他们一起等待的还有西南联大和各研究所的几十个家庭。８年过去，他们苍老了许多，他们也坚韧了许多。尤其是那些教授太太，各个似乎都成了持家过日子的好手。

他们还需要在重庆等待一段时间，因为战后的陪都有太多的机构、官员及其眷属急于还乡。

这期间，在昆明、在重庆、在内地的许多城市，知识分子中弥漫着浓烈的幻灭和失意的情绪。国民党官员在战后大肆掠夺钱财，加速了政权的腐败，不可遏制的通货膨胀和持续的贫困使广大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看不到希望。

在昆明，西南联大的学生和教职工上街游行，抗议国民党政府对民主运动的镇压。大批军警、特务出动，造成四人死亡、二十余人受伤的“一二·一”惨案。惨案发生后，学生罢课月余，全国各地纷纷声援。从此以后，学生运动在国统区此起彼伏，形成了燎原之势。特别是闻一多先生被特务暗杀于昆明街头，更激起了全国反独裁、争民主运动达到高潮。

无处不在的绝望、穷困和落后，无处不在的腐败、无能和混乱，使得一贯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们开始了对国民党政权的否定和背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