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企孙（1898.7.16—1977.1.13），上海人。中国卓越的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校，旋即赴美深造，1920年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他还是中国物理学会的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国物理学会第一、二届副会长，1936年任会长等。

“事关抗日”，极力支持

1937年，卢沟桥事变，平津沦陷，叶企孙于8月中旬随清华大学师生秘密赴天津准备转道南下。就在等船的时候，叶得了副伤寒症，不得不住进天津医院治疗。在治疗期间，他得到了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从南京拍来的密电，令他在天津留守，组织部分人员负责接待经天津转道南方的清华大学教职员工。叶服从了这一决定，并于10月初出院后移住在天津“清华同学会”办公处，一边疗养，一边主持接待事宜。熊大缜作为叶的助手随侍左右，并出面署理食宿接待、买船票、送站等繁琐事务。旧历年过后，清华教职工大部分已经南下，叶的留守已无必要，遂准备赴长沙。正在这时，又听到已迁长沙的清华、北大、南开等组成的临时大学欲再迁昆明，叶决定稍缓行动，以便不经长沙而直达昆明。就在这个滞留的空隙，一个决定叶、熊二人命运的意外且有几分诡异的事件发生了。

1938年3月的一天，熊大缜突然对叶企孙说：“我要到冀中区去，帮助那里的人们进行武装抗日，那里需要科技人员帮助。”

叶听罢有些吃惊，便问：“是谁介绍你去的？”

熊答道：“是一位姓黄的，事情紧急，我这几天就要动身。”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叶在后来的交代材料中说：“我起初是不赞成他去的，但因事关抗日，我无法阻止，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他，就极力支持他。几天后，他动身了。我只送他到同学会门口，没有看到带路的人。”

他明知这学生在河北没有相熟的人，又没有政治经验，但是国难当头，他只能送他去。熊走后，他曾“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

到了这年的端午节，熊大缜与一位北平工学院的毕业生结伴来到天津找叶企孙。师生见面，叶才得知熊到冀中后，在吕正操麾下的后勤部门工作。

吕正操时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冀中区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晋绥军区司令员等要职，率部在冀中地区与日军展开游击战，创建了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平原抗日根据地。

当时的冀中军区极需武器弹药特别是无线电收发设备。熊大缜安全到达预定地点后，很快被任命为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并着手筹建技术研究社，开展烈性炸药、地雷、雷管等研制工作，以炸毁从北平到沧州、石家庄一线的铁路，切断日敌的交通大动脉。同时研究、安装短波通讯工具，以保证军事通讯的畅通。要完成这一工作，就需要购买材料和寻找相关的技术人才，于是熊大缜于1938年的端午节来到天津寻求恩师叶企孙的帮助。

叶企孙利用自己留津的空隙秘密帮助自己的学生在后方搜购一些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同时按熊的要求，他先后介绍了汪德熙、李广信、阎裕昌、胡大佛等清华师生、职工和平津高校的毕业生去冀中军区参加了“技术研究社”，开展各种军火、通讯设备的研制工作。

熊大缜得到了叶企孙推荐的人才与购买的材料后回到部队，在制造炸药的同时，又用土办法、土设备成功地研制出了合格的枪炮弹药。1938年9月，熊大缜等几位技术人员与官兵一起，在平汉铁路保定方顺桥附近埋设了由“技术研究社”研制的含TNT烈性炸药的地雷，将驶来的日军机车车头炸得粉碎。自此，这种含TNT烈性炸药的地雷在冀中平原广泛应用，日军闻之丧胆，吃尽了苦头。

与“三钱”

“三钱”的事业道路受过多人指引，但如没有最初叶企孙的慧眼识珠和破格提携，就不会有后来的“三钱”。

钱伟长曾说过：“我有很多老师，而叶企孙教授是对我影响最深的老师之一。”钱伟长是1931年考进清华大学的，以历史和国文满分，数理化英语合计25分的跛脚成绩被破格录取。钱伟长1931年9月16日到清华大学报到，9月19日晨就传来“九·一八”事变消息，钱伟长决定弃文学理为国造飞机大炮抵抗日本侵略。当天他就找到吴有训教授要求转物理系，但吴教授不同意，因为当时物理系是热门，而钱伟长数理化成绩太差。吴教授还说学文史同样能救国。钱伟长在同学建议下向时任物理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求援。叶企孙热爱青年，尤其热爱有创造力的青年和敢于实践试验的青年，是一位人所共知的开明教授，华罗庚就是他拍板破格进清华的。钱伟长初到叶企孙家，出乎意料之外，叶企孙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位西装革履的教授，而是一位身穿灰色长袍，脚上穿着一双布鞋，身材不高的和蔼长者，说话有些口吃。一听见钱的诉说，叶就安慰钱说不要着急，你这点要求可以慢慢研究，说青年在国难当头，弃文学理，科学救国，无可厚非。当听说钱的数学和物理考得不好时，就鼓励钱说，听说你文史考得很好，如能学好文史，只要有决心，同样也能学好数学、物理。叶还以如何学史记为例，对钱说读史贵在融会贯通，弄懂它，不在于死背熟读某些细节。学物理也是一样，也是重在弄懂，不要死背公式，熟记定律，懂了自然就记得，会用就肯定忘不了。所以，能学好历史，同样也能学好物理。叶企孙这场谈话，使钱伟长学物理的信心倍增。叶企孙让钱伟长继续找吴有训磨，除吴有训外，还要疏通文史两系的学者教授，因当时陈寅恪、杨树达教授都非常欣赏钱伟长。叶企孙知道钱伟长叔父钱穆和燕京大学郭绍虞、顾颉刚教授关系较好，而郭、顾两教授都是当时开明爱国教授，估计他们一定也会同情钱伟长的志愿，通过他们对钱穆的劝说，一定能动员钱穆去疏通清华两系教授的。钱伟长遵照叶企孙的叮嘱去做了，居然取得各方的同情和吴有训教授的批准，以试读一年的名义进了物理系。如果不是叶企孙的破格和指引，钱伟长转系难以得到清华物理和文史三系同意，也许中国会多一个史学或文学大师，但“三钱”会少了一“钱”。

到物理系后，钱伟长自大三第二学期起就在叶企孙指点下从事北平大气的测定研究，克服困难，自己动手制作仪器，曾和北平每日天气的变化联系起来，连续9个月日以继夜24小时测定了大气电的强度。这一工作就是钱伟长的学士学位论文，论文长达200页，图表70余幅，曾在1935年青岛召开的中国物理学会上宣读。在物理系四年中，在叶企孙的直接指导下，钱伟长在数学、物理、化学和工程方面建立了较为广宽的基础，而且学到了一整套自学的科学方法并树立了严肃的科学学风，为钱伟长一辈子的科研教学工作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钱学森之所以能成中国航天功臣，是许多航空先辈对他精心培育的结果。其中包括叶企孙以及为他选派的三位导师的悉心指导。

1934年钱学森在上海交通大学铁道工程专业毕业后，同年考取了清华大学第二期留美公费生，与他同时考取的还有上海交大土木系毕业的张光斗，以及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赵九章、王竹溪等20名。从清华保存的档案来看，钱学森考试的成绩与清华大学毕业的赵九章、王竹溪等人的成绩相比略有逊色，而且数学还不及格。其他成绩亦不理想，但是他在“航空工程”这门课程的考试中，却得了87分高分。当时清华大学负责招生选派留学生的是叶企孙，时任理学院院长、特种研究所主席。他发现钱学森这个航空工程天才人物，破格录取并且决定派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硕士研究生。按照清华大学的规定，凡选派出国的留学生，必须由学校指派导师补习一年的课程，于是叶企孙就为钱学森选派了三位教授组成导师组，对他进行具体指导。这几位导师都是当时中国顶级航空工程专家，由他们对钱学森的学业作了精心的筹划和严格安排，使其在国内补修了航空工程基础知识。钱学森仅用一年工夫顺利地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1936年又被冯·卡门选中，1939年6月取得了博士学位；并与冯·卡门一起在空气动力学研究方面占领了学术制高点，一举名扬天下。

1947年钱学森回国期间，曾于8月17日至9月1日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讲学。由清华大学接待，住在他的恩师叶企孙家。8月29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致电钱学森，请他担任交通大学校长。朱又专电叶企孙敦促钱氏接掌交大。当8月29日叶企孙将朱家骅邀钱学森当交大校长的电文转达给钱学森时，问他意下如何？钱学森当时表示：“目前国内局势战乱不止，各级政府又腐败无能，在这种形势下，我不能回来为国民党装点门面。”于是叶先生告诫他说：“你要不愿意，那么就赶快走，晚了恐怕就走不成了”。钱学森听明了叶企孙话中的含义，当即于9月1日飞回上海。9月17日在上海与蒋英完婚后，于9月26日回到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波士顿安了家。等待时间将来再回国效力。

钱三强原来是准备当一名工程师的。1930年秋，17岁的钱三强以优异的成绩被北大理学院录取为预科生。在北大，每周都有各种学术报告会。钱三强带着浓厚的兴趣听讲，有一次听了清华吴有训讲授近代物理学。吴有训与众不同的讲法、生动的课堂实验，在轻松愉快中向学生传授了难懂的概念，使钱三强渐渐产生了对物理学的热爱，最后萌发报考清华物理系的念头。1932年秋，钱三强在北大预科毕业后，转而考取了清华物理系，师从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等教授。父亲钱玄同欣然题写了“从牛到爱”四个大字送给他。这成为钱三强人生的转折点。1936年，他以毕业论文90分的优异成绩毕业后，担任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严济慈所长的助理。在严济慈的推荐之下，翌年通过叶企孙主持的公费留学考试，进入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做研究生。

1946年11月底，梅贻琦致函在法国的钱三强，邀请其回母校任教。1947年2月1日，钱三强接受聘请，并提出“甚望教学工作外，尚能树立一原子核物理研究中心”。梅贻琦与叶企孙、周培源等研究后即决定以五万元（美金）作原子核研究设备之用，并着手发展原子能科学的计划，依钱三强建议筹措原子核物理研究中心。1948年5月，钱三强、何泽慧夫妇和襁褓中的女儿一起从马赛启程回国，历经一个多月海上颠簸到达上海。清华特派叶企孙专程抵上海接钱三强来清华工作。

就是在叶企孙身陷囹圄时，位居高官的钱三强一直未忘记恩师。1969年的冬天特别冷，人们常在中关村看到作为特务嫌疑关押而后监督劳动的叶企孙，他已经70多岁了，裹着一身旧棉袄缓缓行走，没有人知道他要去哪里。当时已是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老师时，他就会马上跑上去跟叶先生打招呼，表示关怀。叶先生一看到他来了，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因为钱三强当时是负责原子弹工程的，叶企孙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大师的“专职”提携者

叶企孙对人才，一向都是求贤若渴。许多经他提携上来的老师，不少都成为了大师级的物，可以说，叶企孙就是一个“专职”的提携大师的人。

清华大学物理系成立后，吴有训是第一个被叶企孙聘请的教授。

叶企孙知道吴有训的大名，当是他要攻读哈佛博士学位时的事情。吴有训在留美学生中声名鹊起的缘起，是他玩命于实验，在短短的几个月中，竟用坏20多个X射线管。后来，他又和老师康普顿连续发表了轰动世界物理学界的系列论文，成功验证了康普顿效应。为此，康普顿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当得知吴有训要返回中国时，康普顿几次劝说他留下来，但吴有训谢绝了。他要回祖国去，去完成一项毕其一生才能完成的使命。这就是科学救国。正是这个伟大的使命使叶企孙与吴有训走到了一起。

吴有训回国后，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几易其校，有些仓皇的味道。他是要找一个能搞科研的环境，找一个令他满意的实验室。他在等待，等待生命中的知音出现。

终于这一天来到了。当叶企孙先生向他发出邀请时，他欣然应邀。1928年深秋时节，吴有训走进了清华园。为了表示对吴有训先生的敬重，在研究他的薪水时，叶企孙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吴有训的月薪在物理系最高，比他这个系主任还高！

正是在叶企孙的实验室里，在外已荒废两年时光的吴有训又一次焕发了斗志，他在很短的时间内连连报捷，再次吸引了世界物理学界的眼球。严济慈发表文章说，“在国内作研究，最早而最有成就者，要推吴有训，他于民国十九年曾把一篇关于X线散射的研究论文，寄往英国《自然周刊》发表，我们中国人在中国做的物理研究，寄往国外杂志刊布，这还是破天荒第一遭，确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据统计，从1930年至1933年四年内国内重要论文共有16篇，而吴有训就撰写了8篇。

叶企孙是清华大学理学院的首任院长。理学院下辖除物理系外，还有算学系、化学系等共7个系。理学院犹如一支声势浩大的船队，指挥者就是叶企孙先生。

这一天，算学系主任熊庆来先生来到图书馆翻阅报纸杂志。在《科学》杂志里，有一篇论文吸引了他的注意。这篇论文的题目是《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程式解决不能成立之理由》，作者署名：华罗庚。

熊庆来看得亢奋，便不觉赞叹有声，一时引来室内同仁驻足。“这个人身手不凡，是不是哪个大学的教授？”恰在此时，助教唐培经来到，听大家如此评判，不禁哈哈大笑：“这人是我同乡，只念过初中，在我家乡浙江金坛县中学当庶务员呢。”庶务员就是杂工。大家听后都不做声了。

唯有熊庆来反倒兴奋起来：“这样说来，这个人可是个奇才了。唐先生，你能不能从中牵个线，把华罗庚请到清华园来让我们看一看？”一个月后，唐培经碰到叶企孙，叶企孙问他：“熊先生让你联系华罗庚，联系上了吗？”

1931年8月，当华罗庚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时，在大学内部，特别是在教授会上，有关他的身份和生理问题，引发了一场相当激烈的争论。

华罗庚不仅是个初中生，还是个残疾人。18岁那年，华罗庚得了一场重病，命是保住了，左腿却变得僵硬，必须左手执拐，左脚要在空中画上一个圆圈才能落地。现在，华罗庚以这样的特立独行的身影每天信步在科学馆或工字厅，在众多以天之骄子自居的清华人心目中，未免有些有碍观瞻。加上他仅仅是个初中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与漂洋过海觅得硕士博士学历回来就教的大多数教授相比，名不正言不顺。

关键时刻，叶企孙再次力排众议。他说：我希望大家认真看看华罗庚先生的论文再说话。他来清华后，我们曾经交谈多次，每次我都颇受教益。以我个人的判断，不日之后，华罗庚会成为我国数学界闪亮的星辰。

华罗庚在叶企孙和熊庆来的倾力关注下，当上了算学系的助理员，工作任务是整理图书报刊，收发文件，代领工具，绘制图表。华罗庚十分珍惜这份工作，干得尽心尽力。除此之外，他一有空就博览群书，看了许多中外数学书籍。叶企孙特批他跟算学本科班的课程学习，一年半时间他就完成了全部课程。另外，他还在这段时间自学了英文、德文和法文。

华罗庚又连续在中外数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取得了可喜成绩。一次，叶企孙发现了他的论文被日本一家学术杂志刊用，欣喜之余，立即找来熊庆来、杨武之等算学系领导们商议，最后决定破格提升华罗庚为教员。

不仅如此，叶企孙还“打破常规，送华罗庚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这使他接触到世界数学领域的前沿，追踪顶尖的数学大师，跃上世界一流的数学家队伍之中”。

对叶师的考试风格记忆犹新的，有李政道先生。

李政道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投在王淦昌门下，后转学西南联大。有一天，叶企孙发现班上有一个学生总是低头看书，似乎并未听他讲课。然而，若提问题，他却总有出色表现。于是就对这个学生格外留意。拿来他看的参考书，分明是毕业年级的课程。但观察他的实验课发现明显薄弱。

叶企孙知道了这个学生的来历，他是自己学生王淦昌的学生，这一课程已经听讲过。从他的学习程度上可以清晰看出自己学生的教学成果。但这个学生的薄弱处是，理论高于实验，数理能力优于动手能力，或许这正是他要转学的原因。因为在颠沛流离中，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各种实验室形同虚设，而缺乏实验室的大学，就像折断一只翅膀的鹰，无论如何也难展翅高飞。

叶企孙洞察到这一点后，就找李政道谈话，说：“以后有我的课，你可以不来听了，我批准你免课。但是，实验你必须做，绝对不许缺课！”

一天，李政道所在班级进行电磁学考试。考题是叶企孙所出。李政道很快做完了考卷。他认为十拿九稳能得100分，最差也得95分以上。考试成绩公布了，李政道仅得了83分！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叶企孙说：“你看，你的理论成绩我给了58分，它的满分是60分，这个分数在你们年级应是最高的。但你的实验不行。如果实验分数总分是40分的话，你仅得了25分。把两项成绩加起来，因此你的考试成绩为83分。”

李政道听叶师这样一说，立时心服口服。

一次考试，牢记终生。以后，作为一个物理学家，正是实验把他送上了物理科学的顶峰。

1946年春，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三位教授受政府委托，分别推荐数学、物理、化学方面的优秀研究生去美国深造，其中物理系有两个名额。吴大猷当时推荐了已留校任教的朱光亚，还有一个名额没有定下来，就去找叶企孙商议。叶企孙推荐的正是李政道。

去美深造，所学乃博士生课程，因此，政府明文要求必须是“优秀研究生”才有资格去读。而此时的李政道，一个19岁的大二学生，连本科也没毕业，竟被叶师和吴大猷破格推荐为留美博士生，一时成为西南联大的重大新闻。

叶企孙并没有看走眼。仅仅11年后，李政道就在美国与自己的师兄杨振宁摘取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桂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