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岁那年，李鸿章仍然屈身于曾国藩的幕府之中，落魄潦倒，愁肠满腹。

人到中年，却一事无成，这世上大有人在。大多数功成名就者，也都经历过坎坷与沉沦的灰暗时代。

人们普遍认为，只要一个人志存高远，不因环境的不利而丧失进取的勇气，终有迎来人生辉煌的时机。然而糟糕的是，随着时局的变化，李鸿章出人头地的机会越来越渺茫，可能性越来越小，主客观的诸多条件都似乎已经将他牢牢地锁定在一个失败者的位置上，看不出有什么转化或改变的苗头。

决定李鸿章此生终老于无望的，至少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他本人的自我认知出了问题；第二个因素，是他对人类社会的解读出了问题；第三个因素，则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整体性认知出了问题。

所谓他本人的自我认知，也就是他怎么看待自己，他认为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以及他期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诚如老子的《道德经》所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一个人对自我的认知越是准确，那么他自我调整与修正的努力越是容易有效果，越是容易成就人生事业。相反，如果一个人的自我认知不是那么精确，那么他的人生未来，多少就成问题。

那么，李鸿章是如何认识自己的呢？或者说，他在早年时为自己所规划的人生未来愿景，是什么样的呢？

1847年，李鸿章考中进士，他的父亲李文安闻之欣喜，赋诗曰：

少年气象自峥嵘，翘秀居然荷匠成。

老辈传衣原特识，儒生报国在和声。

品题尤重师庭誉，文字先邀海内名。

盛世辟门资拜献，要思竹帛有殊荣。

正所谓诗言志，这首诗是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对他的基本评价与认知。知子莫如父，按理来说，我们应该能够通过这首诗，感受到李鸿章人生的志向与抱负。但这首诗与李鸿章在历史上的作用与成就完全不符，李鸿章的父亲对他的期许与愿望，远低于他的真正价值。

于是我们就明白了，青年李鸿章的人生愿景，基本上很原始，并没有期许或者意识到自己能成为一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他想得很单纯，很实际，很本土化，他就是想做一个像唐时李白、宋时苏东坡、元时马致远、明朝唐伯虎那样的风流才子。不能说他这个愿望不妥当，但显然，这个目标妨碍了他本人的发展。

李鸿章渴望成为一个像大诗仙李白那样的文人，这是他早年的人生目标。事实上，他的前半生，多半是按照这个目标前进的。尽管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没什么地位，但他好歹也曾留下了一首比之于那些在文学史上有地位的人的作品更让我们耳熟能详的诗篇。

这首诗写在1843年，时年李鸿章二十一岁：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不能断言说，这首诗是李鸿章一生最高的文学成就。但事实上，李鸿章在此后的文学创作中，再也未有能超过这一首诗的作品。而这就意味着，当他四十岁时，回顾自己的人生与心路历程，最津津乐道的竟然是二十年前的一首诗。这纵然不令他绝望，多少也称得上悲哀。

绝望的人生，大抵是外界环境所致。而悲哀的人生，多是因为人生定位出现了问题。

事实上，李鸿章年届四旬而一事无成，是由于他的人生定位错误的缘故。

李鸿章不惟是当时也是后世少有的大德高才之人。他思维敏锐，目光清晰，头脑清醒，判断精准，对人心人性洞若观火了如指掌。他注定要成为解决时代问题的关键性人物，他自己丝毫也未曾怀疑过这一点。可要命的是，在他青年时代的人生规划中，他却画地为牢，莫名其妙地把自己规划成了一个不成气候的小文人。他就好比是一只能够翱翔万里的雄鹰，却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是一只温和的鸡，他眼望悠远辽阔的长天，知道那里才是自己的乐园，却死活趴在鸡窝中不肯挪窝。四十年来，他始终是一只沦落在鸡窝里的鹰，始终是牢骚满腹，抱怨别的鸡挡住了他的路，不给他一个展开翅膀的机会。

作为佐证资料的是，李鸿章在他本人的书信中所表达出来的愿望，是做一个像唐代韩愈那样的文臣，才情满腹，铁骨铮铮，上疏朝廷然后再遭到贬斥，在青史上留下他一生郁闷而不得志的黯淡足迹。

一生不得志的韩愈，独自对抗整个世界，出污泥而不染，这就是李鸿章青年时期为自己的人生设计的未来。他是一个认真的人，知道自己的雄才大略，但这个人生的目标如其所愿地影响了他的未来。他想成为一个不得志的人，而且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然后他发现这个目标有点儿闹心，真的不是那么好玩。这是李鸿章四十岁时仍然落魄潦倒、濒临绝望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鸿章这种错误的人生定位，多半源于幼年时代的外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