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家乡淮上，是一个尚武中心，是暴力高发地带。李鸿章青少年时代的淮上少年，最为崇尚的就是红胡子与拽刀手。红胡子是淮上少年的成年礼，每当一个少年成长起来，家人就会为他准备好用染红的棉絮做成的假胡子，戴在颏下，然后持刀出门，与伙伴们劫道杀人，抢夺钱财。少年拽刀手则是淮上最为拉风的景象，成群结队的少年手提长刀，呼啸着招摇过市，横行无忌。

其时的淮上，动荡不安，各村各寨不得不组织武装力量，聊以自保。据《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双重统治格局的演变》一书记载：

一村有捻一村安，一族有捻一族幸。村有捻，外捻不入，曰：某某我们都是混家子。族有捻，则曰：某某叔也，兄也，虽及第之荣不若是其赫赫也。由此，庄有稍悍者，众即怂恿：何不出头混着！既或帮以资粮，纠众而捻矣。捻子、捻党没有统一组织，各自独立，互不统属。各捻组织松散，居则为民，出则成捻，招呼成群，撒手立散。

当时就是这样，皇家的权力体制仍然对淮上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但崛起的年轻尚武之徒，却以铁血法则对现存的秩序与规则，形成了颠覆性的冲击与挑战。生长于淮上的李鸿章，注定要成为应对这一挑战并恢复秩序的人。但他在幼年与少年，其人生的成长过程，势必受到这种力量的冲击与打压。

这种冲击，这种打压，体现出的是一种暗灰色的调子。暴力行为是最易激发人性之恶的力量。李鸿章的幼年与少年，就生长于这种恶性的暴力氛围之中。其青春成长的苦痛，更甚于普通少年。当地人与人的关系，不是体现为宽和与谅解，而是龌龊的钩心斗角与隐秘的心理挤压。

决定一个人人生成就的，无非是内外两个环境。如果外部环境表现得比较宽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走向和谐，因为没有过于强大的压力，人性中的善更容易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表现为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鼓励与相互支持。

相反，如果外部环境压力过大，人人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之中，彼此之间的敌对意识就比较强烈。这种情况下的人际关系，更多表现出一种相互仇恨、激烈竞争与相互打压的状态。很明显，李鸿章正是生活于这样一个可怕的氛围之中。由于他的父亲高中皇榜，他们家族由普通农家一跃而成为庐州望族，这对于其他人家来说，即使不意味着一种明显的挑衅，也是一种严重的羞辱。

淮上糜烂，一发不可收拾，源于淮上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恶性竞争。据随工部侍郎吕贤基回淮上办团练的赵畇描述说：

细心体察，其故有三：富者明知团练于己有益，而吝惜资费，苟安目前；贪者则百计图谋，羼身其中，一经入局，百端侵渔，居局外者，有求不遂，争相讦讼；又有一种幸灾乐祸，希冀贼至可以肆行，惟恐团练认真，乃造作谣言，或云将征调远出，或云将按籍苛敛，摇惑人心，沮挠大计。

在这里，赵畇将淮上人物，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富人，目光短浅，吝啬非常；第二种是贪人，多吃多占，相互攻讦；第三种是坏人，造谣生事，破坏大局。任何时候，只要社会规则崩坏，不公开不透明，浮到社会表层上的，总是这三种人。理论上，一个公开透明的规范法则，能够约束这三种人，但这三种人会拼了性命阻挠公正的法则，直到社会彻底糜烂，大家全部死光光为止。

李鸿章生于淮上，长于淮上，对于淮上的人心人性，比任何人更为了解。他实际上是淮上尚武传统的反对者，注定要成为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人。即使这个历史使命不是由他来完成，也必然是由另一个对淮上风俗了然于心的人来完成。只不过，唯有他的智慧达到了这一境界，所以这个使命迟早会落到他的肩上。

人生的起步，取决于对人性善的认知。不了解人性之善，就有可能误入歧途，百死而莫赎。而人生能够走多远，则取决于对人性恶的认知。因为你的人生成就越高，就越容易成为众矢之的，难免遭到性恶之人的明枪暗箭。

李鸿章的人生开端，比他的父亲李文安更有起色，因为他踩在了父亲的肩膀之上。他赴京赶考，首先由父亲安排去见在翰林院的曾国藩。从此二人就有了师生之谊。这一年曾国藩是考官，李鸿章是考生，虽然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诗文赞不绝口，但李鸿章还是很扫兴地落榜了。

三年以后，李鸿章再入考场。这一次他如愿以偿地高中皇榜，进士及第之后成了皇家翰林院编修，正心花怒放地实现他的桂冠诗人之梦，却不料由于洪秀全这个极不稳定因素的介入，导致了社会与官场规则的变化，将李鸿章一下子打回了原形。他的人生，不得不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