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定位的严重失误，让李鸿章丧失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他只能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老师曾国藩身上，希望曾国藩能够给他提供飞黄腾达的平台。

但李鸿章没有意识到的是，这是一个更为虚无缥缈的愿望。虽然史家称“先有曾国藩而后有李鸿章”，但真正的历史本身，远比他们所希望的要别扭得多。

曾国藩，圣人也。他被誉为圣者，是因为他以道德学问立身，并成了洪秀全的克星。洪秀全就是被他生生克死的，临死之前，洪秀全流下了眼泪，说：朕为解救同胞兄弟，却反为同胞兄弟所困……这是洪秀全给曾国藩的最高评价，在此之前，洪秀全坚信，曾国藩就是伊甸园中引诱夏娃吃了禁果的那条蛇。

诡异的是，曾国藩确实患有严重的皮癣，身体酥痒不堪，每次抓搔都见哗哗的皮屑纷纷飘落。这个生理特点从侧面印证了洪秀全的判断。

曾国藩究竟是不是大蟒蛇转世，此事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这个克星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艰苦的生活磨砺中成长起来的。

与李鸿章的家世一样，曾国藩同样也是出身耕读世家，而且他的家境比之于李鸿章更为贫寒。在曾国藩的自我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在考中进士、入朝为官之后，自始至终都面临着严重的财务困难。每一年，他因为繁重的家务拖累，都要亏欠一大笔钱。

在返回家乡训练湘军之前，曾国藩的人生课题只有一个：如何才能弄到足够的钱，当然是在合法合情合理的限度以内。

为了弄钱，曾国藩干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他承包了湖南会馆，他在别人的婚礼上充当司仪，这使得他比朝中所有的官员，更明白这个世界的基本运行法则，处理起事情来，比别人更懂得把握分寸，最是善于无中生有，于绝境中开出一条生路来。

很不幸，曾国藩的才干被皇帝发现了，于是皇帝如获至宝，鞭打快牛，让曾国藩担任礼部侍郎，后来兼兵部侍郎，兼工部侍郎，兼吏部侍郎。这就等于让曾国藩把教育部、国防部、建设部及人事组织部的工作，全都抓了起来，但只付给曾国藩礼部侍郎的微薄薪水，让曾国藩苦不堪言。

于是曾国藩的家庭财政赤字如雪球般越滚越大，让曾国藩不堪重负。他上疏希望皇帝放过他，或者给他一个能够捞点儿钱的职位。可是皇帝难得找到这么一个能干的员工，拒绝理睬。情急之下，曾国藩崩溃了，他愤然上疏，斥责皇帝不懂朝政。

咸丰皇帝怒不可遏，决定狠狠地惩罚曾国藩。

如何惩罚他，才能够最解气呢？

有了！咸丰皇帝传旨，让曾国藩再兼任最苦最忙的刑部侍郎。

朝廷一共六部，礼、工、兵、吏、刑、户，除了一个户部的工作没丢给曾国藩，朝廷其余所有部门的工作，全都丢给了曾国藩一个人，让曾国藩忙得四脚朝天，欲哭无泪。

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终于有一天，咸丰皇帝发了善心，给了曾国藩一个优差，让他赴江西监考。监考可以名正言顺地收取考生的孝敬，这实际上是咸丰皇帝默许曾国藩去捞点儿银子，以弥补他家庭的巨额财政赤字。

但曾国藩命中注定与贪官无缘，他刚刚离开京城，洪秀全就打了过来。于是咸丰皇帝急忙传旨，命曾国藩暂时先不要急着回京，先把洪秀全消灭了再说。

包括曾国藩在内，咸丰皇帝一共派了四十三名大臣出京，寻找消灭洪秀全的法子。但这个法子，只有曾国藩知道。

曾国藩最清楚的是，洪杨集团之所以能武装割据，正是因为这支恐怖的暴力军队恰好是腐烂的清朝军制的克星。要想克制洪杨集团，就必须踢开旧有的军事体系，另起炉灶，重建班子，非如此不足以解决问题。

曾国藩不只是自己这样做，同时他也把这个解决方案告知所有的人，比如说李鸿章，就收到曾国藩的书信，指点他训练淮勇的方法及诀窍。这些方法和技巧，都是曾国藩吃尽了苦头才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是最宝贵的智慧与经验。可是不承想，就连李鸿章都对此置若罔闻，更何况别人了。

所有人都想走捷径，找个最简单、最省心的法子。却不知道，最简单的法子往往是最无效的，因为基础不牢靠。最远的路，反而是真正的捷径，因为很少有人走这条路。

曾国藩之所以成为圣人，只是因为他做了别人不肯做的笨工作。

李鸿章想的是，困难的事情，就丢给老师曾国藩做好了，我嘛，跟在老师屁股后面占便宜，就吃现成的好了。

1858年冬，淮上失败者李鸿章投奔老师曾国藩。甫入幕府，他就发现了自己人生定位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