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比洪杨之乱更早的，是淮上的捻乱。正是淮上的捻子，为这场漫长而浩大的战争，储备了过多的尚武人才。这些人拒绝读书识字，坚定不移地信守铁血的野蛮法则。他们蔑视那些木讷老实的农民，视这些人为待宰的羔羊。对于李鸿章这样的耕读世家，他们一半人极为仰慕，因为他们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另一半人则是恨之入骨，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读书人是良知的种子，很容易取得人生事业的成功，而这就意味着野蛮法则的失败。

淮上新捻子，是流窜中的太平军残余与淮上第三代捻子化合而后衍生出来的全新品种。

淮上的第一代捻子，就是被僧格林沁捉到的张乐行与将英王陈玉成捆绑后卖给官兵的苗沛霖等人。其时也，淮上凶名最盛的巨捻，就是张老乐张乐行，其人啸聚十八铺人马，攻城略地，横行四方，让朝廷痛苦不堪。

第一代巨捻张乐行太凶，势力太大，挤得与他同辈的苗沛霖都没个落脚之地。至于像刘铭传、潘鼎新、张树声、吴长庆等二代捻子，他们能力极强，尤其是刘铭传，传说他曾于大潜山秘密树捻，只是由于时辰诡异，突然卷起一阵神秘的黑风，将刘铭传刚刚树起来的旗杆绞断。事发后刘铭传惊心不定，询问长辈，告之时局晦涩，不可轻动，刘铭传这才停手。实际上，这个故事透露出淮上豪强势力强大，市场饱和，新成长的刘铭传等人，已经没有了占领地盘的机会。

第一代巨捻走向了朝廷的对立面，成了太平军的同盟。第二代成长起来的捻子无处落脚，只好追随李鸿章去上海打拼，成了第一代巨捻的对立面。

但等到李鸿章功成名就，追随他的捻子也都将自己的身份洗得清白时，淮上的第一代老捻子张乐行已经落幕，成长起来的第三代新捻子，发现在李鸿章这边已经没有机会，就只能与残余的太平军合流，填补了第一代老捻子离开后出现的巨大势力真空，这就是新捻子之由来。

淮上新一代巨捻任化邦、张总愚等遇到了流窜而来的赖文光等太平军，于是双方迅速融合为一体，并分化成东捻和西捻两支武装力量。东捻由任化邦、赖文光率领，而西捻则由张总愚率领，纵横山东、河南、陕西，威胁京畿。

话说京畿重地，关乎朝廷安危，向来由最信任的军队把守。此时把守直隶门户的，就是僧王僧格林沁。

僧格林沁是咸丰皇帝的舅舅，此人虽然对帝国忠诚无比，但脑袋落后于时代的距离比较远，对于现代政治一无所知。说透了，老僧王是典型的权力动物，只知道对坐在龙椅上的皇帝效忠。正是他炮击英法兵舰，而后又在谈判桌上掳走了铁匠的儿子巴夏礼，并虐杀其随从。但是中国人没有因此而责怪他，因为权力体制下的国民，和僧格林沁同样缺乏是非判断，认为僧王打的是洋人，洋人就该打，所以僧王是爱国的，应该大力支持才对。

但经历了如此之多的事件，朝廷已经渐渐醒过神来了。爱国是好事，但不遵守国际行为法则，就是流氓行为，这个事可不是披上件爱国的外衣，就能够蒙混过去的。于是，朝廷开始对僧王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满。

当南京被攻克之时，朝廷紧张地盯着曾国藩，生恐这老夫子造反。等发现曾夫子根本没有此意，而是大力裁撤湘军以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朝廷松了一口气之余，忽然觉得曾国藩、李鸿章这些汉臣，真的很有见识、很能干，你看他们把洋人玩儿得团团转，这个就叫本事。

曾夫子的智慧与李鸿章的才干，凸显出的是老僧王的糊涂与无能。要搁在以往，朝廷更喜欢老僧王的这种糊涂，所有人全都糊涂才好，你糊涂了，我才能坐在龙椅上，恣意快活。可现在，面对着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挑战，糊涂的老僧王，已经不太适应这个需要智者的时代。

既然不再需要像老僧王这样的糊涂蛋，朝廷当然也就不会客气，无缘无故地接连下旨训斥。也就是说，两宫太后越看老僧王越不顺眼。

老僧王正费尽心力与新捻子交战，将这支可怕的武装力量，阻挡在京畿门户之外。无缘无故，突然挨两宫太后的破口大骂，老僧王他委屈啊。

老僧王流着眼泪想，我不就是糊涂点儿吗？我糊涂又怎么了？可是我爱国呀。这两宫太后，还讲不讲道理，怎么可以骂像我这样一个爱国糊涂蛋呢？

悲愤之下，老僧王把心一横牙一咬，我不活了，我死给你们看。

史载，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四日，僧王僧格林沁于山东菏泽一带，仅率了轻骑部队，狂追西捻军张总愚部，追击到了高楼寨，陷入新捻军的重重埋伏之中。陈国瑞揪住他的马羁，让僧王掉头快逃，可是僧王已经铁了心，率轻骑向不计其数的捻子发起了自杀式冲锋。他很快死于乱军之中，其尸身被义子陈国瑞潜入背回。

老僧王僧格林沁之死，可以说是朝廷官方导致的结果。朝廷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已经确信了曾国藩等汉臣的智慧与忠诚。既然如此，僧格林沁的利用价值就迅速降低，终至除名。

说到底，都怪曾夫子硬是不做皇帝，连累降低了老僧王的利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