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最早的Mac团队：乔治•克罗、乔安娜•霍夫曼、伯勒尔•史密斯、安迪• 赫茨菲尔德、比尔•阿特金森，以及杰里• 马诺克）

安迪·赫茨菲尔德加入Mac团队后，另一名软件设计师巴德·特里布尔给他介绍了项目的基本情况，让他知道了还有大量工作尚未完成。乔布斯希望项目能在1982年1月之前完工，也就是说只有不到一年时间。“这太疯狂了，”赫茨菲尔德指出，“不可能的。”特里布尔说，乔布斯是不能接受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发生的。“能最好地形容这种情况的就是《星际迷航》里的一个术语”，特里布尔解释道，“史蒂夫拥有现实扭曲力场。”赫茨菲尔德有些疑惑，特里布尔便进一步解释道：“有他在的时候，现实都是可塑的。他能让任何人相信几乎任何事情。等他不在的时候，这种力场就会逐渐消失，但这种力场让我们很难作出符合实际的计划。”

特里布尔回忆说，自己是从《星际迷航》中著名的一集——“宇宙动物园”中学来的这个短语，“在那一集中，外星人通过极致的精神力量建造了新世界。”他说他使用这个短语既是一种称赞，也是一种警示。“陷入史蒂夫的扭曲力场中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但也正是这种力场让他可以真正地改变现实。”

起初，赫茨菲尔德认为特里布尔一定是夸张了。但在对乔布斯进行了两个星期的观察后，他有了切身感受。“现实扭曲力场是几种因素的混合物，其中包含了极富魅力的措辞风格、不屈的意志和让现实屈从于自己意图的热切渴望，”他说，“如果他的一个论点没能说服别人，他会娴熟地切换到另一个论点。有时候，他会突然把你的观点占为己有，甚至都不承认自己曾有过不同的想法，这会让你猝不及防。”

赫茨菲尔德还发现，没有人可以避开这股力量的影响。“让人惊奇的是，即使你敏锐地意识到了现实扭曲力场，它还是可以在你身上产生作用，”他说，“我们经常讨论有没有方法可以屏蔽这个力场，但一段时间之后，大多数人都放弃了，只能认为它是一种自然力量。”有一次乔布斯宣布，办公室冰箱里的苏打水都会被替换成奥德瓦拉（Odwalla）牌的有机橙汁和胡萝卜汁，之后团队里就有人制作了一批T恤，前面写着“现实扭曲力场”背后写着“它藏在果汁里！”

在某种程度上，称之为现实扭曲力场只是换了种好听的说法来描述乔布斯喜欢说谎的特性。但事实上，它是一种更复杂的掩饰行为。乔布斯会断言一些事情——可能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事件，或者是叙述一场会议上某人提出了一个观点——而完全不考虑事实是什么。这源自他对现实的有意蔑视，不光是对别人，也对他自己。“他可以欺骗他自己，”比尔·阿特金森说，“这就让他可以说服别人相信他的观点，因为他自己已经接受并吸收了这个观点。”

当然，很多人都会扭曲现实。当乔布斯这么做的时候，通常都是一种策略，为了实现某个目的。天性诚实的沃兹尼亚克就惊叹于这种力量的效果。“当他对于未来有一些不合常理的想法时，比如说告诉我，我能只用几天时间就设计出‘打砖块’游戏的时候，他的现实扭曲力场就会起作用。你意识到那是不现实的，但他就是有办法让它变为现实。”

当Mac团队的成员们陷入他的现实扭曲力场时，他们就好像被催眠了一样。“他让我想起了拉斯普京，”黛比·科尔曼（Debi Coleman）说，“他会死死地盯着你，眼睛一眨都不眨。哪怕他端给你一杯毒药，你也会乖乖地喝下去。”但是，和沃兹尼亚克一样，她也认为现实扭曲力场是充满力量的：它让乔布斯激励自己的团队，在掌握的资源远不及施乐及IBM的情况下，改变了计算机产业的进程。“那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扭曲，”她说，“你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你并没有意识到它是不可能完成的。”

现实扭曲力场的根源在于乔布斯内心深处不可动摇的信念：世界上的规则都不适用于他。这在他身上是有迹可循的：小时候，他就经常可以让现实屈服于自己的欲望。但他认为自己可以无视规则的信念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深深植根于他性格中的叛逆与固执。他觉得自己很特别：他是被上天选中并受到启示的。“他认为有一些人是很特别的——比如他自己、爱因斯坦、甘地以及他在印度遇到的那些导师——而他就是其中之一，”赫茨菲尔德说，“他跟克里斯安讲过这些。有一次他甚至暗示我，他是受到过上天启示的。这些话就像是从尼采口中说出来的。”乔布斯从没有研究过尼采，但他的天性与尼采的一些思想不谋而合：对权力的渴望，以及“超人”（Uberman）的特殊本性。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写道：“精神现在拥有了自己的意志；被世界所驱逐的人，终于赢得了自己的世界！”如果现实与乔布斯的意愿不一致的话，他就会忽略现实，他的女儿丽萨出生时他就是这么做的；多年以后，当他第一次被诊断患上了癌症时，他也是这么做的。即使平时一些小小的叛逆行为，比如汽车不装牌照，或是将车停在残疾人停车位上，他也表现得好像完全不受规则和现实的约束。

乔布斯的世界观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对人或物进行分类时，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人要么就是“受到过启示的”，要么就是“饭桶”；人们的工作成果要么是“最棒的”，要么就是“完全的垃圾”。Mac的设计师比尔·阿特金森在这样的二分法中获得的总是积极的评价，他有如下描述：

在史蒂夫手下工作太难了，因为“神”与“白痴”之间的两极分化太严重了。如果你是神，你就是高高在上，存在于神坛上的，绝不能犯错误。我们当中被认为是神的那些人，比如说我，都知道自己实际上也是凡人，我们也会作出糟糕的工程决定，也会像任何人一样吃饭放屁，所以我们总是害怕会被赶下神坛。而那些被认为是白痴的，他们其实也是辛勤工作的杰出工程师，但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永远都得不到赏识，永远无法摆脱白痴的身份。

但这样的分类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尤其是当乔布斯的看法是关于想法而不是关于人的时候，他有时会很快推翻自己先前的结论。特里布尔在向赫茨菲尔德介绍现实扭曲力场时，特别叮嘱他：乔布斯就像高压交流电一样善变。“他告诉你某样东西是糟糕的或者绝妙的，并不代表他明天还会这么想，”特里布尔解释说，“如果你告诉他一个新想法，他通常会告诉你他认为这个想法很愚蠢。但之后，如果他真的喜欢上了这个想法，一个星期之后，他会找到你，然后把你的想法再提出来，就好像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一样。”

这种脚尖旋转技巧的大胆程度，即便是迪亚吉列夫看了，也会眼花缭乱。布鲁斯·霍恩是和特斯勒一起从施乐PARC跳槽到苹果的程序员，他就亲历了多次这样的事情。“某一天，我会跟他提一个自己的想法，他会说那太疯狂了，”霍恩说，“到下一周，他会跑过来跟我说：‘嘿！我有个很棒的主意’——而那正是我的主意！我跟他说：‘史蒂夫，一个星期之前我就跟你说过这个了。’他就会说：‘知道了知道了。’然后继续讲下去。”

乔布斯的大脑电路中似乎缺少了一个装置，这个装置可以调节在他脑中闪现的冲动观点的峰值。于是，在跟他打交道的过程中，Mac团队运用了音频上的一个概念——低通滤波器。在乔布斯向大家输入观点时，他们学会了将他的高频信号的振幅减小。如此一来就可以平滑地输出数据集，并且为他不断变化的态度提供一个让人不那么紧张的平均值。“几个周期后，”赫茨菲尔德说，“我们就学会了怎样低通过滤他的信号，以及如何不对他的极端态度作出反应。”

乔布斯做出这些极端的行为是因为他缺乏情感上的敏感性吗？不，恰恰相反。他的情感理解能力是超强的。他有着不可思议的阅人能力，可以看出他人心理上的优势、弱点以及不安全感。他能在别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直击对方心灵最深处。他凭直觉就能看出一个人是在说谎还是真的知道一些事情。这让他成为了哄骗、安抚、劝说、奉承、威胁他人的大师。“他就是有这种神奇的力量，能准确地知道你的弱点是什么，怎样能让你觉得自己很渺小，怎样能让你畏缩，”霍夫曼说，“这是那些极富魅力、知道如何操纵别人的人身上的共同特质。你知道他能摧毁你，这就让你感觉自己变弱了，你渴望得到他的认可，然后他就可以把你推上神坛并彻底拥有你。”

这样也有一些好处。那些没有被摧毁的人都变得更为强大。他们能更好地完成工作，既是出于畏惧，又是渴望取悦他，也是意识到自己身上背负着这样的期待。“他的行为可以让你在情感上饱受折磨，但如果你能挺过去，它就能起到积极的作用。”霍夫曼说。有时候，你可以对抗乔布斯的力量，这样的话不但可以幸存下来，还能茁壮成长。但这并不总能成功，拉斯金尝试过，短时间内他成功了，但之后还是被摧毁了。但如果你很自信而且你是正确的，如果乔布斯审视你一番后认为你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就会很尊重你。多年来，无论是在他的私人生活还是职业生涯中，他的核心圈子里集中的都是真正的强者，而不是馅媚者。

Mac团队也深知这一点。从1981年开始，他们每年都会将一个奖项颁发给最能勇敢面对乔布斯的人。这个奖在一定程度上是个玩笑，但也有认真的意思，乔布斯知道这个奖并且还很喜欢它。第一年，该奖被授予了乔安娜·霍夫曼。她来自一个东欧难民家庭，脾气和意志都很强硬。比如，有一天，她发现乔布斯以一种完全扭曲事实的方式更改了她的市场规划。她愤怒地冲向他的办公室。她回忆说；“在我上楼梯的时候，我就告诉他的助理，我要拿把刀插进他的心脏。”公司的法律顾问阿尔·艾森施塔特（Al Eisemtat）跑过来制止了她。“但史蒂夫听我说完后作出了让步。”

霍夫曼在1982年再一次赢得了这个奖项。“我记得我当时很羡慕乔安娜，因为她敢于面对史蒂夫，而我却没那个胆子。”那一年加入Mac团队的黛比·科尔曼说，“然后，1983年，我赢得了那个奖项。我认识到，我必须坚守自己的信念，乔布斯也很尊重这种做法。从那以后我开始得到晋升。”最终，她成为了制造部门的负责人。

一天，乔布斯冲进了阿特金森手下一名工程师的小隔间，说出了自己常说的那句话：“这是狗屎。”阿特金森回忆说：“那个家伙回答：‘不，这其实是最好的方法。’然后他向史蒂夫解释了自己在工程方面作的一些权衡。”乔布斯败下阵来。阿特金森告诉他的团队，乔布斯的话不能照字面理解，需要转化一下。“我们把‘这是狗屎’解读为一个问句，它真实的意思是‘告诉我，这为什么是最好的方法？’”但这个故事的结尾让阿特金森也觉得很有教育意义。最终，那名工程师找到了一个更好的方法，来实现乔布斯之前指责的那个功能。“正因为史蒂夫挑战了他，他才找到了更好的方法。”阿特金森说，“这意味着，你可以反驳他的意见，但也应该认真听他说的话，因为他通常都是正确的。”

乔布斯这种带刺的行为，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两种因素的驱使：一是他的完美主义，二就是，他无法容忍那些为了让产品及时面世或为了压缩成本而作出合理（甚至明智）妥协的人。“他不会在产品上作出妥协，”阿特金森说，“他是个控制欲极强的完美主义者。如果哪个人不愿意把产品做到完美，那他就是笨蛋。”举例来说，1981年的西海岸计算机展销会上，亚当·奥斯本（Adam Osbome）发布了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便携式个人电脑。它并不出众——屏幕只有5英寸、内存也不大——但运行状况尚可。正如奥斯本那句著名的宣言：“够用就好，多出来的功能都是浪费。”乔布斯认为这整个想法都是可怕的，好几天的时间里他都在嘲笑奥斯本。“这家伙就是不明白，”他走在苹果公司的走廊里还反复骂道，“他不是在创造艺术品，而是在制造垃圾。”

一天，乔布斯走进了拉里·凯尼恩（Larry Kenyon）的办公隔间，他是负责麦金塔电脑操作系统的工程师，乔布斯抱怨说开机启动时间太长了。凯尼恩开始解释，但乔布斯打断了他。他问道：“如果能救人一命的话，你愿意想办法让启动时间缩短10秒钟吗？”凯尼恩说也许可以。乔布斯于是走到一块白板前开始演示，如果有500万人使用Mac，而每天开机都要多用10秒钟，那加起来每年就要浪费大约3亿分钟，而3亿分钟相当于至少100个人的终身寿命。“这番话让拉里十分震惊，几周过后，乔布斯再来看的时候，启动时间缩短了28秒，”阿特金森回忆说，“史蒂夫能看到宏观层面，从而激励别人工作。”

受到乔布斯的影响，麦金塔团队也充满激情地要制造一台完美的产品，而不仅仅是可以赚钱的产品。“乔布斯认为自己是艺术家，他鼓励设计团队的人把自己也当成艺术家，”赫茨菲尔德说，“我们的目标从来都不是打败竞争对手，或者是狠赚一笔，而是做出最好的产品，甚至比最好的还要好一点儿。”乔布斯还带着团队去曼哈顿的大都会博物馆参观蒂芙尼的玻璃制品展览，因为他觉得，大家可以从路易斯·蒂芙尼（Louis Tiffany）创造出可以量产的伟大艺术品这个例子中获益匪浅。“我们谈论道，这些玻璃制品并不都是路易斯·蒂芙尼亲手制作的，但他成功地将自己的设计传授给了别人，”巴德·特里布尔回忆道，“我们对自己说，‘既然我们要制造产品，何不也把它做得漂亮点儿呢？’”

他所有这些暴躁、恶劣的行为都是必要的吗？也许不是，而且这些行为也并不都是合乎情理的。还有其他方式可以激励他的团队。尽管麦金塔电脑后来被证明是一件伟大的产品，但由于乔布斯的鲁莽干预，它的生产进度已远远落后，预算也严重超支。受到残酷对待的员工在感情上也很受伤，大多数人都已心力交瘁。“史蒂夫用不着让员工如此恐惧也可以为团队作出他的贡献，”沃兹尼亚克说，“我喜欢更加耐心一点儿，不要有那么多矛盾冲突。我觉得一家公司可以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果麦金塔项目是以我的方式运行的话，事情可能会一团糟。但我想，如果能把我们两人的风格中和一下的话，结果会比只用史蒂夫的方式要好一点儿。”

然而，乔布斯的行事风格也有其优势。它给苹果的员工们注入了持久的热情，让他们去创造革命性的产品，也让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完成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他们制作了T恤，上面写着“我爱每周工作90个小时”。出于对乔布斯的畏惧以及想取悦他的强烈愿望，他们的工作都超出了自己的预想。虽然乔布斯禁止团队为了降低Mac成本或是赶进度而在产品上作出让步，但这也同时阻止了一些看似合理实则粗劣的折中方案。

“多年以来，我认识到，当你拥有真正优秀的人才时，你不必对他们太纵容，”乔布斯后来解释说，“你期待他们做出好成绩，你就能让他们做出好成绩。最初的Mac团队让我知道，最顶级的人才喜欢一起工作，而且他们是不能容忍平庸的作品的。你到那个Mac团队里随便找个人问问。他们会告诉你，那些痛苦都是值得的。”

大多数人确实这么认为。“他会在开会的时候大喊：‘你这个蠢货，你从来就没有把事情做对过。’”黛比·科尔曼回忆道，“类似的事情好像每个小时都会发生。但我还是认为，能够和他并肩作战，我真的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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