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月２１日午夜过后不久，奥托·斯科尔兹内便完全控制了本德勒大街，陆军总司令部的日常事务又重新得以进行。他在施道芬堡的保险柜里发现了起义的详情，下令逮捕了一大批军官。

在宣传部，戈培尔和希姆莱正在审问一批将军，包括弗洛姆在内。将军们得到的礼遇，喝到了酒，抽到了雪茄，有些将军，例如科茨弗莱契，在被证明无辜后还获准回家。凌晨４时，调查结束。戈培尔满脸笑容从办公室走出来。“先生们”，他宣布，“叛乱已经结束了。”他送希姆莱上车，与他的老对手长时间握手告别。然后，他便回到楼上，用自己的丰功伟绩去款待他的心腹。戈培尔得意忘形，蹲在桌子上，倚靠着一尊元首的半身铜像。“这是一个纯化心灵的风暴”，他说。“今天下午可怕的消息传来时，谁敢想象，这一切竟能如此神速地结束，而且结束得如此漂亮？”这真是不折不扣的奇迹。希特勒倘若死了，人民便会说是上帝的审判。“后果会无法估计。因为，在历史上，只有事实才能作为证据。这次呢，它们在我们这一边。”因此，应该指示报界将此次阴谋事件贬低。

在“狼穴”，鲍曼仍在向地方长官发指示。凌晨３时４０分，他通知他们“叛乱可以认为已经结束”。上午１１时３５分，他转达了希姆莱的紧急请求，“你们应立即停止向态度暧昧甚至应列为公开的敌对分子的军官们独立采取行动。”换言之，他自己握有恢复秩序和彻底进行调查的全权。实际上，他业已建立起了由１１个处４００名官员组成的机构，对此事进行仔细调查。

在巴黎，克鲁格的参谋长——在法国的两名强有力的党卫军官员奥伯格和克诺森的合作下——正竭力掩盖克鲁格和施图尔纳格尔的罪证。但是，在得到回柏林报到的命令后，不久前还是“光明之城”（巴黎）的铁腕人物的施图尔纳格尔，以为一切均已无望，竟不坐飞机，而于那天上午乘小汽车冒雨回柏林。他要司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场经过——狄埃里堡，阿尔贡森林，以及１９１６年许多达姆旋塔特特种兵团的老同志血染沙场的地方色当。整个下午，他都在感伤的途中，最后走下车来“散散步”。在默兹运河附近，他消失在一个小山丘后。不欠，司机便听到一声枪响——也许是两声。他在运河里找到了这位将军——浮在水上，脸朝天。施图尔纳格尔虽然没有死，但自杀未遂一举，却证明他无疑有罪。他注定要被绞死。

在“狼穴”，希特勒头部所受之伤显然不轻。他的右耳失聪，双眼不断向右方跳动。当晚，他在外边漫步时，两次走离了路。卡尔·勃兰特医生要他卧床休息几天，但元首不听。“不可能的。”他要做的工作太多了。另外，让外国客人看见一个如此健康的人竟然卧床，这会是荒谬可笑的。

次日，尽管耳痛不止，他坚持到邻近的一家陆军医院去探望受伤的军官们。两人濒临死亡。施蒙特将军伤势严重。希特勒非常关切，向两位海军人士（他们同住一室）普卡梅尔和阿斯曼倾诉衷肠。他坐在阿斯曼的床沿，对他们成了此次阴谋的受害者表示遗憾。“这些先生们惦念的是我，只有我。”然而，他再次奇迹般地死里逃生。“这是命运要我完成分配给我的任务的一个迹象。难道你们不这样认为吗？”他说，７月２０日，这天“只能证实这个信念，即，上帝唤我去领导德国人民——不是向最后失败而是朝最后胜利前进。”

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希特勒的耳痛也越来越厉害；莫雷尔医生只好请范·埃肯教授前来。他是柏林有名的眼耳鼻喉专家，１９３５年曾给元首的喉咙动过手术。由于这位教授不在家，只好从邻近一家陆军医院请个眼耳鼻喉专家来。他是埃文·吉辛医生，在自己开业前曾在埃肯教授的医疗室工作过两年，医术也颇高明。吉辛医生发现，元首的耳膜已经破裂，内耳也受到破坏。但，他说，如果中耳不发炎，情况就不会变得很严重。

正在此时，莫雷尔医生气呼呼地来了。在尖锐地斥责吉辛，说他未首先向他报到，生硬地对他说，“一个军官只能向他的上级报到，而不是向一名文官报到。”希特勒虽然听不太清楚他们在吵什么，却注意到了莫雷尔的怒气。“得啦，我亲爱的教授，别再吵啦”，他抚慰着。“吉辛当过范·埃肯的助手，他告诉我，如果流血不止，明天他便给我施个小手术，灸灸耳膜。”莫雷尔先生说要打一支止血针，却又不太愿意派人去柏林取药，因为药方是他的对手开的。

希特勒虽然坚信他的右耳再也听不到东西了，但他的情绪还相当不错。他还像鸡吃食似的用打字机给“小丫头”写信——这是他对爱娃·勃劳恩的爱称。这封信还有被炸后的兵营的一幅草图。他告诉她，他很好，只是有点累。“我希望能早日回来，把我交给你，好让我休息休息。我非常需要安静。”

她立刻回了信（用的是有她的姓名之第一个字母组成图案的信纸），说她很是忧郁。”得悉你险遭暗算，我痛不欲生。”

她声言，如他身遭不测，她就活不下去。“从我们初遇时起，我就立誓跟随你走遍天涯海角，即使死后也是如此。你知道，我的整个生命的意义就在于爱你。”

７月２３日，盖世太保的调查人员偶然在一间被炸毁的房屋废墟中发现了不少日记，证明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及其他重要官员与此次政变有关。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以及前经济部长沙希特被捕。开始时，希特勒怎么也不相信，如此高级的人物——且又如此众多！——竟会与政变有关。他原以为只有一小撮卖国者；上述发现无疑是对他这个信念的一个打击，而他也因此受到伤害。“我生活中充满了忧愁，是如此沉重”，他对特劳德尔·容格说，“只有一死才能解脱。”另一个秘书听见他在斥责自己的爱犬，原因是它不听话：“看我，看我的眼睛。你是否像我的将军们一样，也是个叛徒？”

次日上午，他在形势分析会上宣布，英国人支持过施道芬堡，他试图让听众相信，搞阴谋的人并不是很多。“重要的是要向全世界宣布，军官团的绝大部分人都与这些猪猡们无关。”应在报上强调，本德勒大街的指挥官们，拒绝与一小撮叛徒同流合污，当场处决了４名叛徒。“我太像是个心理学家了”，他说，“居然看不到有一只神手，在对我们最有利的时刻，把身上带着炸弹的人引到这里来。如果我和所有人员都被炸死，那才是真正的灾难呢。”

根据希特勒的指示，戈培尔向全国发表了广播演说。这篇讲话很精彩，既激烈地指出此次事件的教训，又激动人心。

他把施道芬堡描述成一个魔王，跟他走的不过是一小撮军官而已，根本不能代表整个陆军。他攻击施道芬堡，说他与西方盟国勾结，共同密谋。他举出４条证据：在他们的报纸中，不断提到有一群德国将军在反对希特勒；使用了一枚英制炸弹；施道芬堡与英国贵族的关系；在炸弹爆炸的消息传到伦敦后，伦敦报界希望德国不日便将垮台。

向地方长官作的报告表明，戈培尔的宣传有效地动员了人民。例如，在不伦瑞克的一家医院里，病人们自发地将元首的每幅画像都饰以鲜花。在许多城市里还组织了表忠游行。

在中学里，教师们对学生们说，此次谋反解释了德国为何会在非洲和俄国在军事上失利的原因；是叛逆们在捣乱，使元首的命令达不到各师。

７月２５日，范·埃肯医生从柏林前来，受到了元首的热烈欢迎。元首自己预言，由于有着诸多烦恼，他“只能再活２至３年”。只有一点值得欣慰：到那时，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余下的工作可由别人继续去做了。他痛苦地坐在椅子上，详细地诉说了他的症状。

具有良好记忆力并为此感到自豪的吉辛医生，偷偷地将希特勒的话全记在一个黄色的袖珍日历上。为了不使别人看懂他的笔记，他用暗语书写，用了拉丁文，还用了只有自己能懂的符号。范·埃肯教授证实，吉辛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是正确的。但元首拒绝最少卧床一周的建议。“你们预谋好了，要把我变成病人！”

次日，希特勒向吉辛诉说，他的左耳依然内出血，要他再灸一下——不管有多痛苦。”我已不觉得痛了”，他想了想后说，“痛苦能使人变得坚强。”一分钟后，他便证明了这点：有个副官送来了关于暗杀事件的报告。“是呀”，他一边翻阅一边说。“真没想到赫尔道夫竟是这样一个流氓。”他发誓“要将那些叛徒斩草除根”，还骂施道芬堡是个懦夫。“至少他也要有提着他那个手提箱站在我身旁的勇气。用子弹结果他，这实在是太便宜他了。”

两天后，希特勒自诉失眠。吉辛建议，取消每晚的茶会；希特勒回答说，他已试过了，更难睡着。“我得先放松一下，谈谈别的事情。不然，我面前还会出现总参谋部的那些地图，我的脑子还在不断活动。我得花上几个小时才能消除这些幻影。如果把灯开着，我可把每个集团军的准确位置标出来。我知道每个师的位置在哪里——就这样，一小时一小时地下去，直到我入睡，但这已是五六点钟了。我知道这对我的健康不利，但这个习惯我又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