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最密切的盟友也末日来临。自施科尔兹内救他脱脸后，墨索里尼便在考虑用某种“意大利的政治解决办法”，去结束这场灾难性的战争。他派遣他的儿子维多里奥，带着与西方开展谈判的口头建议，去找米兰的总主教。梵蒂冈将此建议及时转给了盟国——但遭拒绝。

墨索里尼未将此举告诉希特勒，因他近来与他联系很少。他也不向记者们隐瞒他的观点：他不同意希特勒向俄国发动的“夸大狂式的”进攻。他承认，他不过是德国的阶下囚罢了。他自己的运星已经损落。４月２５日，他离开米兰（他的车队只有１０辆车），前往北面，最后一次与其忠心耿耿的“黑衣队”见面。车队中有一辆“阿尔法——罗密欧”牌小车，挂的是西班牙的车牌，里边坐着的是他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我只认命”，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不知道我会怎样，但我不能对我的命运提出疑问。”墨索里尼未带妻子同行，把包括丘吉尔来信在内的全部文件交给了她。他希望，这些文件能使她与孩子们一起安全地通过边境。“如果他们阻挡你或伤害你”，他说，“你就叫他们将你交给英国人。”

２６日拂晓，墨索里尼一行沿着科莫湖西岸（尽管天下着毛毛雨，这湖光山色仍美不胜收）弯弯曲曲的道路北上。车行２５英里后，他们在一家旅馆中歇息，等待３０００名黑衣队员前来与他们汇合。但一个也没有前来；次日，他们只好继续北上。他们在东戈附近被游击队俘获，游击队中出现了两派：一派主张立刻将这些法西斯分子处死；另一派则主张将他们交给盟国。双方发生了争吵。４月２８日，米兰来了３名行刑队员，把这一问题解决了。他们用手提机枪射杀了墨索里尼和克拉拉·贝塔西。

到了那天上午，东线的德军已几乎全部解体。部队的指挥员也几乎公开叛变。例如，曼特菲尔的第三装甲军，违抗希特勒坚决抵抗的命令，边打边朝西面退却。他的目标是向英美两国投降。

军事组织的解体在地堡内也很明显了。拂晓，鲍曼、克莱勃斯和布格道夫３人醉后争得脸红脖子粗。“９个月前，我是怀着所有理想，全力接受现在这个任务的”，布格道夫吼道，“我一而再再而三试图将陆军与党协调起来。”因此，他说，他的同事们都鄙视他，甚至说他背叛。“今天看来，这些指责都是有道理的。我完全徒劳了。我的理想放错了地方。不仅如此，我既幼稚又愚蠢！”

克莱勃斯原要他安静下来，但室内的喊声已将睡在隔壁房间的两名副官吵醒。他们听见布格道夫的怒吼，把试图妥协的克莱勃斯喊得哑口无言。“放开我好了，汉斯——这一切我都得说！也许，再过４８小时这些话就说不了啦……既忠诚又富有理想的青年军官们，已成千上万地死了。为了什么？为祖国？不！他们为你而死！”布格道夫把攻击矛头转向鲍曼。

他吼道，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牺牲了，为的是让党员能够往上爬。“为了你的奢侈的生活，为了你的权力欲。你毁灭了我们的古老文化，毁灭了我们日耳曼民族！这是你犯下的弥天大罪！”

“亲爱的老兄”，鲍曼安抚他说，“你可不要人身攻击。即使别人已中饱私囊，你也拿不了我去负责。这，我可凭着一切圣物起誓。小心伤了身体，我的朋友！”在隔壁房内，两个偷听者听见了碰杯声。之后，便无声无息了。

整个上午，威德林将军都在悉心制订突围出柏林的计划——分成三个梯队突围。显然，俄国人很快就要冲进总理府了。“瘦皮猴卡尔”满有把握，认为在晚间的军事会议上定能得到希特勒的批准。所以，他命令所有指挥官于深夜到地堡内报到。

戈培尔夫人在给她与前夫生的儿子写信——儿子已成了盟军的俘虏。她告诉他，纳粹主义的“光荣理想”已成泡影，“我一生中所认识到的美好的、崇高的东西也与之一起付诸东流。”没有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是不值得在里边生存的。她把６个孩子带到地堡内的原因就在于此。孩子们太高贵了，失败后的生活是不值得他们去过的，“仁慈的上帝会明白我为何不让他们去过这种生活的原因的……让我的上帝给我力量去尽我最后的也是最困难的责任吧。”鲍曼也在给妻子发电报说，“一切都完了”，他已没有希望了。她应立即离开贝希特斯加登，带着孩子们和五六个绑架来的小孩，前往蒂罗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