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曾国藩的和光同尘和曾国荃的求田问舍 第三节 曾国荃在天京到底捞了多少油水

谈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接触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曾国荃在天京大劫中到底收获了多少?

曾国荃是南京之劫的罪魁祸首,这是他百口莫辩的事实。

太平天国经营多年的“天京”,金银如山,财货似海。这是攻城前所有人的预期。南京有无圣库,诸人说法不一。假使如曾国藩转述李秀成语,“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伪朝官兵向无俸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这只能说明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天国政权由洪氏嫡系掌管,“圣库”的性质已经由“公帑”变为“私藏”,而不能由此证明经过长期围困的天京城内已经没有财货了。

事实上,太平天国战争就是晚清中国南方社会的一次财富大转移:“第一个阶段是太平天国在征战的过程中大量聚敛财富,东南一带的社会财富除毁于战乱的以外,其余大部分都被太平天国囊括而去。”圣库虽然空虚,诸将府中却往往金银似海。我们只看李秀成一个例子。

李秀成拥有私产的确切数目无法计算,但在他的《自述》中有些脉络可寻。他在《自述》中曾多次讲到从他手中支出的钱粮数。这些支出,有的难以判断是公是私,仅将明显属于他私财的有具体数目两笔银钱珍宝账,列举如下:

同治二年秋在天京城中,李秀成以银米救济贫者。“开造册者七万余,穷苦人家各发洋钱二十元,米二担,俱到保堰领取。有力之人,即去保堰领米,无力之家,各自领银作些小买卖救急。”以每人领二十元计算,七万余人就是十四万余元。

与此同时,李秀成因为要离开天京赴苏州,天王不许他走,后来花钱买通上下得准出京:“主及朝臣要我助饷银十万,方准我行。后不得已,将合家首饰以及银两交十万。”

从这两笔支出,就可以推算出他的财产是相当可观的。此外,他在天京和苏州城内尚各有一座王府。天京明瓦廊的忠王府史料记载“规模颇宏”,而苏州忠王府则至今仍然是名冠苏南的著名园林。当时率领淮军攻占苏州以后住进忠王府的李鸿章也惊叹“忠王府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说其花园戏台“花园三四所,戏台两三座,平生所未见之境也。”李秀成从1859年夏季封为忠王到1861年底占有苏、浙两省大片地区,不过两年时间,即迅速致富。太平天国后期高官的腐化与军纪之败坏可见一斑。我们很难相信,除李秀成外,南京城内外那些将领都是清廉之辈。事实上,在战火纷飞之际,许多太平军将领都效仿李秀成,在各自的驻地营造安乐窝。许多府第虽已被破坏了,但从遗迹上仍可看出当时的豪华程度。比如江苏金坛、傈阳以及浙江绍兴、金华等地所发现的王府遗迹都相当可观。

事实上,在入城之前,湘军将帅都明确知道这是湘军最大也是最后的一次发财机会,百战艰辛,都为了这一刻,军官们渴望再暴富一次,士兵们则渴望捞足一生的资本。“但愿多得金,还乡愿已足。”湘军上上下下对此都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在此之前,之所以坚拒李鸿章来援,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担心李部来与他们争抢财物。曾国藩在致李鸿章信中就这样说:“恐……城下之日或争财物。”曾国荃对全军的这种心理状态,当然了如指掌。

事实上,早在发动总攻之前,在财富冲动之下,全军编制已乱,号令不行,连曾国荃都控制不住。人人争相入城,不是为了杀敌立功,而是怕赶不上这空前绝后的盛宴:

时中军亲兵传令出六成队,留四成守营,而兵勇贪破城功利,皆违令赴前敌,中军至无一人。中丞(曾国荃)派营务处易良虎司后事,其意见与诸兵勇同,竟不过问。

破城前即已人心汹涌如此,破城之后的情形自然可以想见。而曾国荃对这股凶暴的贪婪之潮完全听之任之,此际所部欠饷极多,他想以此作为对湘乡老乡最后的报偿,甚至当赵烈文劝他整顿纪律时,他居然发了脾气:

傍晚闻各军入城后,贪掠夺,颇乱伍。余又见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括,甚至各棚厮役皆去,担负相属于道。余恐事中变,劝中丞再出镇压。中丞时乏甚,闻言意颇忤,张目曰:“君欲余何往?”余曰:“闻缺口甚大,恐当亲往堵御。”中丞摇首不答。

后来虽然在赵烈文的极力坚持下,贴出了禁杀告示,但谁都知道这只是表面文章,根本无人执行。

湘军的抢劫行为是从上到下,从内到外,遍及曾国荃部几乎所有成员。诸位高级将领们首先做出了极鲜明的示范:

中丞禁杀良民,掳掠妇女,煌煌告示,遍于城中,无如各统领彭毓橘、易良虎、彭椿年、萧孚泗、张诗日等惟知掠夺,绝不奉行……又萧孚泗在伪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赀,即纵火烧屋以灭迹。伪忠酋系方山民人陶大兰缚送伊营内,伊既掠美,禀称派队擒获,中丞亦不深究。本地之民一文不赏亦可矣,萧又疑忠酋有存项在其家,派队将其家属全数缚至营中,邻里亦被牵曳,逼讯存款,至合村遗民空村窜匿。所恨中丞厚待各将,而破城之日,全军掠夺,无一人顾全大局。

连曾国荃的幕府文案也乘机抢掠:

是日文案委员有至城(者),见人幼子甫八岁,貌清秀,强夺之归。其母追哭数里,鞭逐之。余诸委员无大无小争购贼物,各贮一箱,终日交相夸示,不以为厌,惟见余至,则倾身障之。

长官如此,普通士兵的疯狂掠杀当然更如虎添翼,以致其情状惨绝人伦:

计破城后,精壮长毛除抗拒时被斩杀外,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担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后即行纵放,城上四面缒下老广贼匪不知若干。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

城中遍掘坟墓求金。

这场大劫难持续时间很长,直到一个多月后,南京城内仍然纷乱不止,湘军甚至互相劫掠:

城中各军尚纷乱不止,兵勇互相掠夺,时有杀伤。本地人有自泰州挈眷来者,兵勇利其妻财,指为余党,搂(掳)其妇女,括其囊箧而去。

经过一个多月的大烧大杀大抢,每个无名小卒全都发了横财。他们不仅将城内的金银财物洗劫一空,甚至连建筑物上的木料也拆下来,从城墙上吊出,用船运回湖南。“泊船水西门,见城上吊出木料、器具纷纷。”顿时整个长江中千船百舸,联樯而上,满载从天京抢来的财物妇女,日夜不停地向湖南行驶。

直到同治四年春,回湘的船队在长江上还连绵不绝。湖南一位读书人杨恩寿在长江上见到衣锦还乡的湘军将士的船只,仍惊愕于其财富之多,气派之大:

邻舟有客声,自言凯撤从江东,桅杆簇簇连艨艟,前列五色纛,后列八宝骢;左拥二八姬,右拥十五童;船头低压雪白镪,船尾饱载赤廑铜,敷腴意气何豪雄!旁有小弁夸是翁:是翁福命郭令公,生平从未习战攻。习战攻,必终凶,何如高垒坚壁死不出,待贼自遁尾贼踪。岂知贼势亦疲癃,久据孤城城已空,饥餐树皮食人肉,猛兽落阱鱼釜中,一时涣散如沙虫;大军乃得振旆入,捷书飞奏红旗红。吁嗟乎,杀运终,贼技穷,将军静坐成奇功!奇功成亦何从容,十年方博茅土封。

经过这场大劫掠,“江宁货尽入军中”,太平天国惨淡经营十余年,其转移到天京的大量财富,大多都成了湘军的囊中之物。而曾国荃“老饕”之名从此满天下。有野史说:

闻忠襄于此中获资数千万。除报效若干外,其余悉辇于家。

天京之战,曾国荃一战成名,不过所成却是贪名恶名大于功名美名。以前安庆等抢劫,知闻者尚局限于当地和湘军内部。对曾国荃“良田美宅”的评品指摘,则多来自其湘乡老家。这一次不同了。湘军由南京运输战利品回湖南这一情景,距离既远,时间又长,数量又是如此巨大,为长江上下诸省人民所共见。由于南京地位的重要,朝廷还特意派出重臣,到南京明察暗访。“朝廷……派富(明阿)将军来,托言查看旗城,其实僧王有信,令其访查忠酋真伪及城内各事。泊船水西门,见城上吊出木料、器具纷纷,颇有违言。”湘军的行径,一时哄传遍及全国,直至上达“天听”。

关于曾国荃在此次抢劫中的收获,经过重重传说渲染,达到令人无法相信的程度。

一说天京城破后,曾国荃得部下所献明珠一串,其珠“大于指顶,悬之项下,则晶莹的铄,光射须眉。珠凡一百零八颗,配以背云之类,改作朝珠”。

又说:“(曾国荃)于天王府获东珠一挂,大如指顶,圆若弹丸,数之,得百余颗;诚稀世之宝也。又获一翡翠西瓜,大于栲栳,裂一缝,黑斑如子,红质如瓤,朗润鲜明,殆无其匹。识者曰:‘此圆明园物也。’”

这些传说有鼻子有眼,更有种种如同身见的细节,更增加了其流传的魅力。但是这类传说漏洞太多。比如这个“翡翠西瓜”就做了太多野史传说的道具,从和财宝到曾国荃赃物再到慈禧棺中,我们不能不说这些野史的作者想象力太差了些。

那么,曾国荃在南京大劫掠中到底有没有暴富呢?

让我们还是继续来看赵烈文的说法。赵烈文当时由曾国藩派驻曾国荃军中“督导工作”,湘军屠城之惨状他记得非常真实,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的下述陈述是假的:

同治六年六月十七日,曾国藩与赵烈文言及沅师收城时事。师云:“本地人尚知感激,若非各营统领猎取无厌,岂非万全美事。”余云:“沅师已实无所沾,但前后左右无一人对得住沅师耳。”师云:“沅浦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内之人,事体安得不糟,见闻安得不陋。”

同治六年七月二十日,他和曾国藩聊起曾国荃攻天京后的事。“谈问沅师收城时事。余曰,沅师坐左右之人累之耳,其实子女玉帛无所与也。”

按这种说法,虽然部下后来向他进贡,必不能免,但当时曾国荃本人并没有直接把手伸向子女玉帛。因此,曾国荃在天京之劫中虽有所收获,但绝不是湘军中收获最多之人。

除了赵烈文以外,还有一些人为曾国荃辩解,他们所言,大抵也有说服力。比如说此为“诬蔑不经之词。其兄弟皆总师多历年所,而国荃甲子(指同治三年)乞病归,倾所储,置田屋,实不过银三万而已。其姻娅曹襄纪为予言之最详,湘绮先生亦谓曾氏昆季皆非富”。

确实,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不能轻易套在曾国荃头上,因为仅凭合法收入,曾国荃就可以把他的家产说得很清楚。曾国荃自咸丰七年至同治三年,都是湘军重要统帅,如果按前文所算年收入五千四百两计,六年收入三万二千四百两。这与“国荃甲子乞病归,倾所储,置田屋,实不过银三万而已”相符合。

至于人传曾国荃家产百万,那已经是他担任总督多年之后的事了。徐珂在《清稗类抄》中说:“湘乡两曾之富,文正逊于忠襄,世所知也。然忠襄资财亦不及百万,不若近今疆吏之筮仕数年可致千万也。(徐)花农(琪)兄之次女杏文适忠襄之嫡长孙慕陶侍郎,尝言:‘忠襄身后,仅有田六千亩,长沙屋二所,湘乡屋一所。’”

《曾国藩年谱》载,曾家原有土地一百余亩。太平天国失败后,曾国荃“号有田百顷”。郭嵩焘在驳斥王运《湘军志》时说过:“曾国荃亦无百顷田。”百顷为一万亩,不过百顷,则其田产不过几千亩。

说曾国荃资财不及百万,乃是指一生的积蓄而言。带兵六年之后,他还当过数任巡抚,以及接近七年(光绪十年至十六年)的两江总督,其收入亦极可观。按照当时大家流传的关于总督一级每年陋规收入的算法,所得当在二百万以上。相比郭嵩焘从广东离任,行李船六十只,我们确实不能说曾国荃贪污得很厉害。

近代名人小传上还进行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辩解:

国荃官鄂抚,至即劾官文提用公款,时文势方煊赫,使己亦有贪行,安敢为此?其后文党佛尔国眷劾荃,亦不及是事,可知传说之诬。

也就是说,曾国荃在任湖北巡抚时曾经弹劾官文挪用公款的事。当时官文势力很大,如果曾国荃自己手脚不干净,他怎么敢以此为突破口攻击官文?其后官文的党羽佛尔国眷弹劾曾国荃,也没说曾国荃贪污。由此可知传说之不实。

通观以上数层,我们可以确定,曾国荃虽然放纵部下抢掠,但自己在天京之劫中的收获并不是特别巨大。平心而论,曾国荃毕竟是曾国藩的弟弟,也以“读书人”自居。虽然对曾国藩的话每多违抗,但如果说他贪婪到不顾名节,丧心病狂,也不可想象。

那么为什么关于曾九暴富的传说会满天飞并且如此有鼻子有眼呢?

其中一个原因是曾国荃那屡屡为曾国藩所批评的粗豪作风。

曾国藩曾对赵烈文讲过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咸丰七年,他乡居在家。纪泽之妻病,其母自省城来视,同时还要买高丽参。曾家人说,乡僻无上药,既自省垣来,何反求之下邑耶?对曰,省中高丽参已为九大人买尽。他初不信,派人探问,则果有其事。老九在省买高丽参数十斤,临行装一竹箱,令人担负而走,人被创者,则令嚼参以渣敷创上,亦不知何处得此海上方!

曾国藩多次批评曾国荃不拘小节,做事太拙,太过露财,容易贻人口实。比如为了造屋,他强买百姓家的大树,花钱不少,结怨也多。“吾乡中无大木,有必坟树。或屋舍旁多年之物,人藉以为荫,多不愿卖。余弟已必给重价为之,使令者则从而武断之。树皆松木,油多易蠹,非屋材,人间值一缗者,往往至二十缗,复载怨而归。”

曾国藩又说,曾国荃买田得地,强求整片结方,如若曾家田地中夹有他姓田地,必重价购致,“不愿则强之”,“大遗口舌”。曾国藩感慨地说:“故湘中宦成归者如李石湖、罗素溪辈买田何啻数倍舍弟,而人皆不以为言。舍弟则大遗口舌,其巧拙何盖有如天壤者。”

怎奈不论曾国藩怎么苦劝,曾国荃就是不改,以致其贪名早已为湘军上下所知。这些传闻也通过种种途径,传到朝中那些关注湘军一举一动的人耳中。天京城破之后,曾国荃又做出这样一件骇人听闻之事:“尝见沅师专弁入京,以八百金购笺纸,京中为之沸然。”

花八百两银子买几张信纸,这事,确实也只有曾国荃能做得出来。而仅凭这一桩事,曾国荃的贪名,就可以为京中名公巨卿们所确认了。所以曾国荃所获恶评极多,“世谓其既克江宁,洪杨军中货尽为所有”。

第二个原因是曾国荃的凶残。曾国荃赖以成名的法宝是“用钱如海,杀人如麻”。湘军在天京的大屠杀,不过是曾国荃部一贯作风的沿继,因为南京这座名城而更广为人知而已。相当多的人对曾国荃的作风早已痛恨入骨,比如那个以刚正闻名的彭玉麟就曾建议曾国藩大义灭亲,杀掉曾国荃。由此可见曾国荃的恶名如何深重。

无论如何,天京之劫后,曾国荃的贪名恶名已经遍及天下,上至朝廷,下至百姓,都对他充满恶感。李鸿章说:“沅翁百战艰苦,而得此地,乃至妇孺怨诅。”

曾国藩提醒他注意名誉的那些规劝,此时看来成了先见之明。多年积累的不佳名声,此时放大成“漫天箕口复纵横”。早在天京之劫前,朝廷对他印象就很不好。同治二年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后,本有单折奏事之权,但当他上奏军情时,居然遭到朝廷的批驳,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不准单折奏事,以后如有事,仍由曾国藩转奏,此事给了他一个大大的难堪。攻陷南京后,他当天夜里就兴兴头头上奏报捷,满以为会讨到头奖,不料又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这显然是朝廷节外生枝,有意苛求。事情并不到此为止,数日之后,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无疑是说,曾国荃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寥寥数语,已经暗伏杀机。

特别是处死李秀成之后,“群言益欢,争指目曾国荃”,大家都纷纷讥评曾国荃。“国荃自悲艰苦负时谤,诸宿将如多隆阿、杨岳斌、彭玉麟、鲍超等欲告去,人辄疑与国荃不和,且言江宁货尽入军中,左宗棠、沈葆桢每上奏,多镌讥江南军。”曾国荃心情极差,而老将多隆阿等人欲告退时,人们都疑心是与曾国荃不和,纷纷传扬曾国荃在金陵发了多少财。左宗棠、沈葆桢上奏之时,也屡屡批评曾国荃部的军纪。朝廷因此想令曾国荃离开军营,又不想让他赴浙江巡抚任。

这几次硬钉子,碰得暴脾气的曾国荃大病一场。曾国藩只好替他奏请开缺,回乡调理。奏折一上,朝廷立刻批准,这又给了曾国荃一次严重打击。当曾国藩移驻江宁那天,曾国荃当着满堂宾客的面,大发怨言,使曾国藩狼狈万状,无地自容。后来对赵烈文回忆那天事说:“三年秋,吾进此城行署之日,舍弟甫解浙抚任,不平见于辞色。时会者盈庭,吾直无地置面目。”

不过,曾经几度政海沉浮,曾国荃终于明白了老兄的苦心。我们阅读曾国荃家书,可以明显发现,从同治五年参劾官文闯了祸之后,他给曾国藩的信件,从文字到精神,都恭顺了许多。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致曾国藩信中说:

承示引退之念宜熄,天道忌二宜儆,不肯认错宜改,自当切记儆省。

六年正月初九日又说:

前日奉初二日手示,训诲肫详。悔字一诀,吉之所由生也。能站得住之谓立,能行得通之谓达,切实浅近,令人易于玩味。兄去年信内,随时指点一二语,弟犹漫然不甚介意。今于忧患之后,一经提醒,始知一字一珠,均早诰诫于事端未发之先也。

同治六年正月初十信,则大谈黄老,竟是一副乃兄口吻:

近观世事,即色即空,旋生旋灭。老氏祸倚于福,福伏于祸之说,与圣人悔吝吉凶之理,互相发明,争竞之心稍平。而自强之焰亦渐减矣。进境乎,抑弥退乎?不自得而主,亦不得而知也。仍求兄随时策励为叩。

经过数次重大挫折,再回想起曾国藩的重重教诲,曾国荃为人处事风格亦发生一大变化,这一变化颇类于曾国藩的中年变法。然而毕竟修养功夫相去太远,所以他学曾国藩,可谓肖虎不成反类犬。曾国藩之变,是由纯阳至刚成为刚柔相济,以刚为主,如同好钢淬过火,变得更加锋利。而曾国荃却是由鲁莽、操切而变为圆滑、退缩,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变成一个不思进取、明哲保身的老官僚,成天求神问卜,不干正事。他晚岁任两江总督,以清静无为为旨,对外自称“卧治”,人称“国荃晚任江督,软滑不治事,诚无足称”。

不过这种作风显然十分适合于晚清的政治环境,翁同因此认为,曾国荃对官场对人生的思考都很深刻,对他评价极高,他在《日记》中称曾国荃:“其学有根柢,再见而益信畏友也。吾弗如远甚。”他认为曾国荃所宗乃是老庄:“沅甫之学,老庄也。然依于孔孟,其言曰‘抱一守中’,又曰‘止念息心’,又曰‘收视反听,是为聪明’,其养生曰‘神水华池,时时致念’,其为政曰‘顺民心’,其处世曰‘恕’,其临事曰‘简’,其用兵皆依乎此而已”,“其人似偏于柔,其学则贯彻汉、宋,侪辈中无此人也”。从翁同的描述来看,除了“偏于柔”之外,曾国荃简直成了曾国藩的翻版。曾国荃晚年写信给侄子曾纪泽,也认为是兄长的教导,使自己找到了与官场相安的途径:

余昔日自作聪明,间或背文正公之教训而私智自逞,往往不能妥叶。今稍符于众议者,实皆恪守懿训而弗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