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失败也要坚持原则

吴佩孚饱读圣贤之书,人称儒帅。一生坚守三条信念:不敛财、不纳妾、失意后不进租界。这三条他都做到了。在他失意后日本愿意给他提供资金枪械,扶持他东山再起,被他严词拒绝。吴佩孚下台后生活清苦,张学良经常接济他,但张学良丢失东三省后,他依然毫不留情地大骂张学良。日本在侵华过程中不断拉拢他,都被他断然拒绝,虽然身陷日占区,但决不跟日伪同流合污。

秀才算命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县人,出身小商人家庭。6岁时入私塾读书,14岁那年进入登州府水师营为学兵。兵事余暇他坚持读书自学,还特别喜欢研究术数《六壬大全》、《柳庄相术》、《李虚中命书》之类书籍。凭着刻苦自学的功力,22岁时(1896年)考上秀才。没想到中了秀才第二年因得罪当地一个豪绅,被革去功名,并且受到通缉,只得离乡背井,从山东来到北京,在街头设卦摊,以卜卦、算命为业营生。

这位青年术者在闹市设摊三日,无人问津,而旁边一个自称“小神仙”的中年盲人术者,却生意兴隆,应接不暇。看他口沫乱飞,不停地把钱放入口袋,肚子咕咕叫的吴佩孚气得咬牙,但是无可奈何。他暗中盘算,再坚持两天,如果仍旧没有生意,就只好另行设法了。

第四天上午,“小神仙”的摊前来了一条汉子,一把揪住他责问:“一个月前,我因为失物来问你。你说向东去寻,可以找到。我信你的胡言,花去了不少旅费,一直到了海边,哪见什么踪影。我且问你,为什么骗钱坑人?”那术者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地说:“有话好说,揪住我瞎子干什么。我记不起什么时候为你算过,即使是算过也可能你找得不够仔细,为什么怪我。”那汉子听了,一时说不上什么。这时候,旁观人群中有人打圆场,说“小神仙”在这里摆摊算命卜卦已经一年多了,算得准的还真不少,不要一味责怪他了。

那汉子只好悻悻地对盲者说,“我以后再也不会送钱给你了。”盲者听着,不作声。汉子一扭头,看到了近旁另有一个青年术士,疑迟了一下,慢慢地走过来,问:“我有东西不见,你能替我算出它的下落吗?”“可以。”“要多少钱?”“一块光洋。”“好,那就请你算一下。”说完,他摸出一枚银元,放到摊上。这时,周围来了一些人,都带着陌生而好奇的目光,看这位相貌轩昂的年轻术士的施为。

吴佩孚第一次做生意,不免有点紧张,但他在军营中待过,又曾中过秀才,而且术数方面又学问娴熟,所以显得很从容。他以钱代蓍,用三个顺治通宝的铜钱,放入课筒中,摇动之后倒在摊上,前后共六次,成了卦。

那卦是震变成归妹,是震卦六二爻,一个突变化。

吴佩孚一看,心中有了底,因为震卦六二爻爻辞是:“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曰得。”正是说失物。于是,他抬起头,对那汉子说,失物不用去找寻,七天之内,自会出现。那人听了,脸上显出将信将疑的神色。吴佩孚说:“放心好了,如果七天之中,东西找不回,我还你一块钱。”

万事开头难,一开了头,后面就能够接下去了。吴佩孚堂堂仪表,术数操作娴熟,说话又干脆而有气派,很快就减去了陌生、年轻的不利因素。他接连接待了几个要求占卜、算命的顾客,囊中也渐渐地有些分量了。

太阳渐渐当顶了,吴佩孚准备去吃饭,忽然看见那边匆匆来了一男一女,约摸30多岁年纪,那男的一脸悲愤,女的脸色苍白,快到近前,男人一个跨步直扑吴佩孚。那女的急忙在后面尖声叫着,不是他,是那个。于是那男子一把揪住了“小神仙”的衣领,抬手就是两个耳光,抽得盲者嘴边淌血,哇哇直叫。周围的人一下子拢了过来。那男子对周围的人扫了一眼,颤声说:“十年前我离家做生意,今天回家,一看,老婆已另嫁了人。问她是怎么一回事?她说,一直没收到信,一年前找这个人算命,他说我死在异乡客地了。于是,她在三天前另嫁了人。”这时候,女的一边哭一边说:“谁叫你一去那么多年,一直不来信,我才去给你算命了。”“怎么说不写信,这些年来,我请人写过七八封信寄回家,但一直没有收到回信。”那男的脖子上青筋暴起,带着哭声说。

那男的越说越气,挥起拳头打那“小神仙”,打得他抱着头,高叫救命。算命的本是靠一张嘴挣钱糊口,哪经得起打,不几下已倒在地上,口袋里的银元、铜钱多数滚落到了地上,有些人得到了实惠。也许是“得人钱财,与人消灾”的缘故,有几个人来拉扯那汉子劝说:“你老婆已经嫁了人,就是打死他也没有用了,何况又要吃官司,打也打了,气也出了,我们看就算了罢。”那汉子拗不过众人,想想也确是这么回事,于是停了手。就这样,盲者也已受了伤。

吴佩孚看了,倒抽一口冷气,心想算命、卜卦虽是谋生的手段,可是也着实要当心一点。那倒霉的盲者不知是算错了呢,还是八字原本就弄错了,正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呀,以后要引以为戒。

过了四天,一清早,吴佩孚摊位刚摆好,几天前那个占卜失物的汉子兴冲冲地来了。一见面,他就恭恭敬敬地作揖,连声说:“先生真是神仙了,我那失物是一张房产契约,被我喝醉了酒后随手塞在一本书中,昨晚上被我的女儿看到了。”吴佩孚听了,心中自然高兴,暗想《周易》还真有点道理,“震”变“兑”,兑是少女,难怪会被他女儿找到。嘴上谦逊地说:“我哪里够得上神仙,最多只能是‘半仙’。”汉子一脸真诚地对吴佩孚说:“先生,我叫张大山,住在大胜胡同三号四合院内,以后,您有事要帮忙,可以来找我。”又作了个揖,走了。

“先生,劳驾您算一个命。”吴佩孚抬头一看,是一个中年绅士模样的人。“请讲时辰。”

“咸丰七年,正月十七,丑时,是男的。”

吴佩孚翻了万年历,很快就排出了这时辰的八字:

丁巳年,壬寅月,庚子日,丁丑时

吴佩孚看了八字,觉得很好,略为运筹,组织一下,就开口说:“这命造很好,庚金生于春月,丁火正官两透,天干丁壬合,地支子丑合。主其人出身门庭颇高,一生富足,且富而有贵。其人中等身材,肤色白中略有青红色,不强壮,但没有疾病。”

“先生,您说得很对,这是我的八字,请您看看我的子息情况怎样。”

“您命中公郎颇是难得,但有千金,且女儿胜过男儿。”

“先生,又被您说准了,我正是只生有一女,再请说说不好的地方,君子问灾不问福。”绅士模样的人皱起眉头问。

“好,您如不见怪,我就直说了。这八字的祖上虽然荣显,但是不知为什么,您祖母却享不到具体的福。您青年时破过财,女儿的身体也不好。”

听到这里,那人一边点头一边急着问:“先生,再说说,我眼前的情况怎么样?”

吴佩孚看了他一眼,沉思片刻说:“您今年40岁,从四年前开始,烦恼不断,有人暗算您,口舌是非也很多。”

看那人眉头一动,吴佩孚接着往下说:“今年情况有好转,只是烦恼尚未过去,仍觉事事掣肘,翼翼小心,明年,烦恼仍会加剧,要过了后年才好。”

“先生,祸事会不会很严重,譬如说,我会不会吃官司?”

“不会的,全是虚惊,最多耗点小财。”

“您根据什么这样说?”

“36岁开始,您行‘戊戌’大运,枭神会同‘地网’(‘戌’为地网),所以心中惶惶然,不安而烦躁,祸皆由小人为祟。本来恐有牢狱之灾,幸而冲地网戌的‘辰’在命中居‘空亡’之地,所以能够化去灾祸。”

“太感激您了,您这么一说,我可就放心了。再请问我的寿限是多少?”

“您这命,其实寿限是很长的,只是您59岁(辛酉)那年有一关口,事事要小心提防着点。”

“多谢,多谢。这里是一点小意思,权作课金,日后再来相谢。”说完,那人取出10枚银元,放到摊上,去了。

闲来吴佩孚推算自己的命造,认为将来在军政界,大有作为,寿限也可过80,于是时时留心着。一年后,吴佩孚投入了淮军聂士成部,从最底层的士卒开始,踏上了戎马生涯的征途,一步一步地攀登着,一步一步地前进着。

洛阳祝寿

1924年,两湖巡阅使、直鲁豫巡阅副使、孚威上将军吴佩孚,统兵数十万,威震洛阳。这是他一生中的极盛时代。这年的4月3日(农历三月七日),吴佩孚在河南洛阳直鲁豫巡阅副使公署做50岁大寿。北洋政府首脑及各省军政要员和社会名流,都亲赴洛阳或派代表前来祝寿,送来了各种各样的寿礼。一时寿堂里摆满了寿帐和金银寿桃、宝石玉器等,不计其数。

寿堂门额上面写的是金字:“功高嵩岳”、“威震华夏”。寿堂内正中高悬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送的红字金漆横匾,写了“国家栋梁”四个大字。直鲁豫巡阅使曹锟派秘书长王毓芝送来对联:风云会际资兼文武,江汉朝宗澄清河洛。湖南省赵恒惕送的对联:洛阳三月花如锦,南极一星光烛天。寿堂楼外挂着湖北督军萧耀南送的五层高的炮仗。他不忘吴佩孚保荐出任湖北督军之恩,送来汉口法租界的功德里铺面、住宅50幢。长江上游总司令、第八师师长王汝勤送来五寸高的金八仙。陕西督军刘镇华送来80把万民伞。寿堂前面条桌上摆满了礼品,最惹人注目的是曹锟送的一对金寿桃。安徽省督军马联甲知道吴佩孚喜打麻将,特别定制了一副镶宝石的金麻将,作为寿礼送来,并附有发票。发票上写明由上海杨庆和代铸,售价80万银洋。山西督军阎锡山派赵戴文为代表,到洛阳祝寿,送来一部宋版《全唐诗》和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所写的小篆《十三经》全文。吴佩孚收到名贵书集,非常高兴,视为珍宝。吴佩孚去世后,他的螟蛉义子将两部书以20万元卖给日本古董商。

祝寿开始,吴佩孚身着陆军上将礼服,手握九狮宝刀。他先向大总统徐世昌送的横匾行三鞠躬礼后,转身站立,由各省代表、社会名流向吴佩孚行三鞠躬礼。礼毕,吴佩孚还礼一鞠躬退下,和前来祝寿的康有为到后堂换上长衫、马褂、瓜皮帽,然后两人携手入寿堂,细看康有为带来清逊帝溥仪送的寿礼,其中写有“国家柱石”的寿匾格外醒目。康有为这次专程来洛阳祝寿,特意写了对联:“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一半;虎视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其实他的真正目的是想说服吴佩孚,拥护君主立宪,支持溥仪复辟。他对联中的“牧野”,原系殷朝士兵倒戈的古地,暗示应倒戈复辟。吴佩孚一看当然明白,他向溥仪所送寿匾“国家柱石”,行了三跪和叩首的大礼,表示不忘故君。吴佩孚是前清秀才,有不忘根本的愿望,但对于要他领兵复辟、拥护君主立宪的要求,他拒绝了。康有为未能如愿,心中不满。临离洛阳又赠吴佩孚诗一首,诗中有“人居穴居扰上古,地成沙漠愧中华”之句,意在讽刺吴佩孚标榜“周礼”复古的主张。

最后来祝寿的是河南督军冯玉祥,他派两个士兵抬着一坛清水来。吴佩孚向冯玉祥行了礼笑道:“多谢、多谢!”冯玉祥说:“大帅寿日,玉祥来迟了,祝大帅身体健康,万寿无疆!”又说:“大帅,玉祥防地荒凉,力不从心,只送来一坛清水,聊表敬意!”

吴佩孚叫士兵打开坛盖,舀了一碗,喝了一口咽下,笑道:“焕章,好!君子之交淡如水,请进!”挽冯玉祥进入大厅。

政务处长白坚武走过来对吴佩孚说:“大帅50大寿,不能无诗。”吴佩孚兴奋地走到书案前,提笔写下《五十自寿》七绝一首:

欧亚风云千万变,英雄事业古今同。

花开上苑看三月,人在蓬莱经一峰。

保护故宫

北京故宫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皇宫。故宫,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在北京市中心,南北中轴线上。始建于明永乐年间,迄今已有近600年的历史,其间历经重建和改建,仍保持原有规模,是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建筑群。故宫造型庄重,布局严谨,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优秀传统和独特风格。紫禁城按功能分前朝与内廷。前朝以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为中心,是历代皇帝举行大典,召见大臣,办理政务的地方。三大殿建于三层汉白玉台基之上,体型宽阔,气势宏伟,雕梁画栋。三大殿又以太和殿最为壮观,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木结构建筑。内廷以乾清宫、交泰殿为主体,是皇帝办事和居住的场所。

1912年年初,民国国会参、众两院从南京迁到北京,在宣武门象坊桥前资政院旧址办公。因国会场地狭小,渐渐不敷使用。1923年,政府遂秘密计划将参、众两院迁往紫禁城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并将三大殿改造成日常办公及召开会议的场所。

这之后,北京政府即委托瑞典建筑师司达克进行故宫三大殿改造的设计。1923年4月1日,司达克提交了两个方案供选择。其主要原则是:移开原来占据太和殿中心的皇帝宝座,然后沿房屋轴线扇形布置议院的席位。同时,为了保持三大殿建筑的总体风貌和整个紫禁城的建筑格局,设计方案还计划在大殿东西两端院墙的北侧增建议院附属用房。

由于在刚刚结束的第一次直奉大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此时的吴佩孚正如日中天,权倾朝野。虽偏安洛阳,但大帅府依然车水马龙,高朋满座。1923年4月22日,是吴大帅五十大寿。虽然吴佩孚早已在报纸上刊登了“谢入洛宾客启”,但依然阻挡不住前来贺寿的人马。杯觥交错间,关于故宫改造的计划不经意间传入他的耳朵。

经过缜密的调查,吴佩孚进一步掌握了民国政府改造故宫三殿的详情。5月20日,他致电总统黎元洪、内阁总理张绍曾、内务总长高凌爵和财务总长张弧,强烈反对此事。

大总统钧鉴,国务院总理、内务部、财政部钧鉴:

顷据确报,北京密谋,决拆三殿,建西式议院,料不足则拆乾清宫以补足之,又迁各部机关于大内,而鬻各部署。卖五百年大栋木殿柱利一;鬻各部署利二;建新议院利三;建各新部署利四。倡议者处心积虑,无非冀遂中饱之私。查三殿规模闳丽,建明永乐世,垂今五百年矣。光绪十五年,太和门灾,补修之费,每柱糜国帑至五万。尝闻之欧西游归者,据云,百国宫殿,精美则有之,无有能比三殿之雄壮者。此不止中国之奇迹,实大地百国之瑰宝。欧美各国无不龂龂以保护古物为重,有此号为文明,反之则号为野蛮。其于帝殿教庙,尤为郑重。……若昏如吾国今日之举动,则久毁之矣。骤闻毁殿之讯,不禁感喟,此言虽未必信,而究非无因而至。若果拆毁,则中国永丧此巨工古物,重为万国所笑,即亦不计,亦何忍以数百年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维一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辛盼祷之至。

吴佩孚旁征博引,义正词严,痛陈拆三大殿之弊。其关注文化传承,呵护文明薪火的拳拳之情溢于言表。在那个战事连绵、兵燹盈野的年代,吴佩孚居然有此等的远见卓识,令人钦佩。难怪时人常以“秀才将军”称之。

吴大帅震怒,京城岂敢怠慢!5月25日,主持国会迁建的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代理审议长张伯烈、宪法起草委员长汤漪等致电吴佩孚,如实相告,称国会并无拆除三大殿改建西式议院之说,仅计划在三殿楹柱之间,增设议席及旁听席云云。

电报全文如下:

洛阳吴巡阅使鉴:顷阅各报,载公致府院专电,本保存三殿之旨,以立言,对于国会迁移之举,以为非是,各报且从而和之,力持异议。弟等读而疑之,以为果有此电,则必以告者过也。今日国中百度紊乱极矣。其为吾人讨论所及者,不过一二,未遑致议者,殆千百也。设此一二事,犹复闻异词,意见舛牾,贤如我公,卒不谅解。弟等以为决不至此。国会迁移三殿之意,弟等实共创之,用意所在,愿为公一述焉。一曰正视听以固国本。凡国之大事,如大总统之选举,及其就职宣誓,宪法之宣布或修正,与夫解释宪法之会议等,必于其国历史上最庄严闳丽之地行之,此古今中外所同也。法之费赛依王宫其王路易十四之所营也,而今则为法国国会会合之所,其明证也。民国二年,项城就总统职典,于太和殿行之,公所知也。然按诸总统选举法,大总统就职时之宣誓,实为出席国会之所,有事当然于国家固有会场行之。若项城时代之故事,则国会非接受誓言之主体,议员为参观就职之来宾,于法理至为背驰,斯又往事之足为反证者也。共和以来,清帝犹拥尊号,遗老因而生心,曩者帝制复辟之变,恐再见矣。如曰三殿当留,以有待国家一切大事,皆可于象坊桥行之,甚非所以别嫌明微之道也。二曰谋古建物之保存。凡建物莫不以获用而后存,以不用而就圮,此常理也。今之三殿荒废已久,其旁殿尤甚,倘不加以修葺,别无保存之法,自始议迄今,中外工程师所绘图案,不下十数,无一非就原有楹柱之间,增设议席,及旁听席而止。既无所用其拆,更不知何所谓毁也。不观乎天坛乎,在民国二年曾为宪法起草之会场矣。且附设办事处于其中矣。究竟此精美壮丽之建物,果有毫末之损否,其所以为焕然改观者,果足指为耗费国帑之举否。天坛如此,三殿可知。宪法起草会如此,国会可知。综计修理工程所费不过二十万左右,节省极矣。且闻当局拟以公开投标方法,估定其价格,中饱之弊当可杜绝。总而言之,国会两院将来当有新建筑,而一切两院会合时之所有事,则必于三殿行之,永为定制,垂诸无极。所以正名分,别嫌微,实为立国之常经,绝非不急之细务,悠悠之口,颠倒实事,故为危词,何足算也。临电神驰,惟希亮察。

从吴景濂等人的电报可以看出,国会已经雇用中外工程师绘制改建工程图纸,所绘图纸不下十数种。所谓“一切两院会合时之所有事,则必于三殿行之,永为定制,垂诸无极”,即参议院、众议院迁入三大殿已成定局。已经议定要在大殿修建议席及旁听席,且拟定工程投标方法及工程经费。可以想见,在三大殿施工,必然会对宫殿造成破坏。

当时,吴佩孚正值鼎盛时期,又深谙操纵舆论之道,更重要的是他站在爱国的立场,呼吁保护文物,理由堂堂正正,极具号召力。吴景濂等人的电报形同狡辩,不但未能端正视听,反而抖落出两院迁移三大殿的计划细节,舆论对其更加不利。国会两院迁移三大殿之议至此打住,再未有人提起。

迫于吴佩孚的压力,也由于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三大殿改造计划最终胎死腹中,“灵光巍然”的故宫三大殿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而今驻足故宫,除了应接不暇的旷世胜景,便是充斥耳鼓的宫闱秘史。谁还有雅兴静下心来去思考这满目锦绣背后的历史真实和现实关照,更无人会提及那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吴佩孚曾经的贡献。

智斗日本人

若没有日本人的入侵,在政坛上已经销声匿迹的吴佩孚原本是要在北京城里颐养天年的。可是,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打断了他的残梦。

1938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脱侵华困境,策动在中国成立汉奸政府,实行“以华制华”。日本人看好了两个一直与蒋介石有宿怨的中国人,一个是当朝二号人物汪精卫,另一个便是曾统兵百万的“在北洋军阀中,比较还像一个人”的吴佩孚。他们一方面拉拢汪精卫,一方面拼命引诱原北洋政府头面人物吴佩孚。

第一位说客是日本人大伯通贞,他受命进入北平,邀见吴佩孚,请吴出山担负“兴亚”大任。吴佩孚没有答应。随后日方又派更厉害的号称“东方劳伦斯”的中国通、日本著名特务头子土肥原,决心要把吴佩孚拉下水。土肥原亲自出马,三次登门拉拢吴佩孚,都被吴佩孚用巧妙的语言挡开了。

第一次,土肥原以下自居,一见面就哀求说:“请玉帅出来,救救我们日本。”吴佩孚哈哈大笑,说:“我自身尚不能救,焉能救人?”土肥原不欢而去。

第二次,土肥原开门见山地说:“请玉帅出来,调停中日和平。”吴佩孚顺势说:“好哇!请贵国天皇和我国蒋总司令双方来电,请我出面调停。当然可以。”这无疑是出了个难题,土肥原无以应对。

第三次,土肥原以高官为诱饵,劝说吴佩孚出山维持中日民族关系,并保证恢复吴往日的权势。土肥原说:“请玉帅出山,担任原职,维持中日民族问题。”吴佩孚摇摇头苦笑说:“现在根本谈不上出山。如要出山,请贵国人等一概退出中国,包括东北在内,可以吗?”

土肥原见有商量的余地,立即提出:“既然如此,就请您出面,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如何?”吴佩孚听后欣然点头同意。没多久,日本及沦陷区的报刊大量报道吴佩孚要召开记者招待会的信息。土肥原还派人为吴佩孚准备好了记者招待会的“讲稿”,并命令翻译不论吴佩孚是否按照讲稿说,都要按讲稿逐句进行翻译。

1939年3月30日,百余名中外记者拥向什锦花园。花园内戒备森严,进场的记者每位都发有一份中英日三种文字的“讲稿”。吴佩孚尚未开口,中外记者们已经读到了打印好的《吴氏对时局的意见》。一身中国绅士装束的吴佩孚在众人的簇拥下进入会场,并客气地向记者先鞠了一躬,然后仅瞥了一眼案前的“讲稿”,就开始作即席讲演。开场的讲话土肥原十分满意,可吴佩孚讲着讲着突然话锋一转,一字一句地说:“唯‘平’乃能‘和’,‘和’必基于‘平’。本人认为,中日和平,唯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自华北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之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交涉对手。”怕在场的日本人听不懂。吴佩孚又厉声令秘书“断乎不容更改”地将自己最后的“政治宣言”翻译成日语。会场的中外记者纷纷疾笔如飞地记下了吴佩孚最真实的讲话。随后吴佩孚把土肥原事先准备的“讲稿”从案前拿起来,狠狠地摔在地上,用力踩在脚下。土肥原气得浑身发抖,脸色蜡黄。吴佩孚巧妙地用记者招待会的形式,揭穿了土肥原散布的流言蜚语,粉碎了日本人的阴谋。

1938年12月的一天,什锦花园驶进了几辆小汽车,从车上下来几个身穿便装的日本人,领头的是吴佩孚的老朋友冈野增次郎。此人过去担任过吴佩孚的顾问,跟在他身后的便是接替土肥原的川本少将。川本对吴佩孚大加赞赏,并提出要拜吴为师的恳求,还以孝敬师母为名送给吴佩孚夫人一大笔钱。其实这是川本对吴实施的所谓“联络感情式”的拉拢方式。当时汪精卫已投靠日本,日本人提出了“汪主政,吴主军”的方略,所以继续对吴佩孚实施诱降。这次吴佩孚着急了,他连夜差人把钱退还了川本。

川本见此计失算,就又打起吴佩孚身边人的主意,但最终也没有结果。最后川本亲自出马劝老师出山,吴佩孚却说:“如欲和平,必须全面撤兵!”川本苦求说:“老师应该体谅弟子的苦衷,土肥原将军因您拒绝出山而受到一生最大的挫折。如今,厄运又将落在弟子头上,如果老师执意拒绝,弟子只有剖腹自杀,以谢天皇。”吴佩孚却说:“承你错爱,拜吾为师,却不见你读经问义,你我之间不过空有一层师生关系罢了。又何必以师徒之虚名相逼?”然后他又送川本一句孟子的话:“小国不可以敌大,寡国不可以敌众,弱国不可以敌强。中国国大、人多,日本终必失败,这就是我对中日战争最后的看法。”川本气得只说了一句话:“大帅会后悔的!”后来日本人以死威逼,不想一到吴的家里,吴佩孚就请他们看一样东西,原来是一具黑漆棺材,吴佩孚已经在上面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只空了年月日。日本人利诱威逼均告失败。

1939年底的一天。吴佩孚在吃饺子时,肉馅中的一根骨渣插进了牙缝,几天后便肿了起来,疼得吴佩孚捂着嘴巴,呻吟不止。12月4日下午3点钟,川本和日军医处长石田,以及吴的朋友齐燮元、符定一等人驱车来到什锦花园,当时还有一队日本宪兵,他们拒绝任何人进入什锦花园。

吴佩孚看到川本时,表情非常愤怒。就在这时,石田拉开皮包掏出钳子、钢条等。然后用力撬开吴的嘴望了一下说:“要动手术把脓放出来。”吴夫人及其仆人极力阻拦也没有结果,无奈吴夫人只好抱着吴的头,其子抱着脚,石田掏出一把狭长锋利的手术刀。这时,吴的五姑爷张瑞丰见状大喝道:“慢着!”川本气势汹汹地走过来问:“什么事?”张怒目问道:“为什么不打麻药?”一句话提醒了吴的妻子,她也大声抗议:“既然开刀,为什么不打麻药?”石田苦笑着在皮包内翻了半天,才找出针剂,并给吴注射了一支,然后又撬开吴的牙齿。当时张瑞丰亲眼看到,石田那把狭长锋利的手术刀并没有指向胀肿的牙龈,而是刺向了吴的喉咙。只听吴“啊”地一声惨叫,鲜血喷射出来。顷刻间,鲜血汩汩地向外流,吴佩孚怒视川本一眼,最后气绝身亡。

恪守“四不”

1932年,失魂落魄的吴佩孚离开成都,来到了北平。张学良给了“玉帅”好大的面子,亲率文武官员数百人到火车站迎候。从前门火车站到什锦花园,上百辆轿车排成了长龙,可谓盛极一时。张学良为吴佩孚安排了居所,并提供了可观的生活费,每月4000元。然而吴佩孚并不领情,当晚回访张学良,刚一坐定,就大发其火,责问张为什么沈阳事变不抵抗?保存实力作何用?张学良顾左右而言他。吴佩孚叹道:“国恨你不报,私仇你不报,真没出息!忘记了自己的国仇家恨,真是不忠不孝。”又说:“你不抗日,我帮你抗,我不是为名为利,我左手拿回东三省,右手交给你。你有仇不报,真是笑话!”

吴佩孚以自我标榜而著称于世。不论是得意之时,还是失意之际,他总是矜持自傲,孤芳自赏,最能体现其性格的就是他的“四不”。

吴佩孚蛰居北京时期,生活艰难,但他不为窘困所屈,撰写一副对联,挂在客厅,以明心迹。其对联为:

得意时清白乃止,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在这长联中,吴佩孚明确地表明了“四不”,即:不纳妾、不积金钱、不出洋、不走租界。

对于这“四不”,吴佩孚有些心虚的就是“不纳妾”。原来,吴佩孚与原配李夫人感情甚笃,但李夫人始终未育。依照当时的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在其母吴老太太的安排下,吴佩孚又娶了张氏为侧室,但对这事,他始终存有愧疚之意。后来,李夫人早逝,张夫人仍然没有生育,但吴再没有动过纳妾的念头。所以,“不纳妾”这一“不”,吴佩孚可以说基本上坚持了。

在“四不”中的“不积金钱”,吴佩孚终生贯彻。

是军阀就要敛财,吴佩孚也不例外。为了养活庞大的军队,他巧立名目,增捐加税,随意搜刮。直系军阀的穷兵黩武和专制统治,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然而,吴佩孚敛财是敛财,却没有中饱私囊,真正做到了“不积金钱”。1938年,吴佩孚曾经向他的秘书杨云史谈及:“早先家里有几亩薄田,现在中央又补助三千元,可以过得去了;这年头,过得去已经是福气了。”

“四不”中的“不出洋”,吴佩孚做到了。在当时,军阀混战连绵不断,今天你杀过来;明天我打过去。胜者攻城略地,大发横财;败者下野出洋,暂避锋芒,以期卷土重来。因此,战败出国已是军阀司空见惯的手法。在这种情况下,吴佩孚能坚持“不出洋”,实属不易。

在“四不”中,吴佩孚执行最坚决的当属“不走租界”。吴佩孚素以云长、武穆自诩,最重民族气节。他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凌,不管形势多么严峻,不愿依靠外国人,坚持“不走租界”。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军阀兵败如山倒。吴佩孚被倒戈的冯玉祥逼得穷途末路,只得退往天津,困于新火车站。其部属劝他遁入租界,稍做权宜之计。吴佩孚不肯违背自己的誓言,断然拒绝:“堂堂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焉可为之?”

1939年年底,吴佩孚牙槽感染发炎,危及生命,家里人请德国医生,经诊断,认为必须住院手术,并让其家人赶快送往东交民巷德国医院。而吴素有“不入租界”的誓言,德国医生只好叹息而去。他周围的人无不为此着急。当吴妻准备劝他去德国医院时,吴佩孚却先开口说:“你我夫妻一场,我的心意你不能说不了解,倘若你趁我昏迷不醒之际,把我送到东交民巷,那我们就不是夫妻了!”

吴佩孚自比关羽、岳飞,对贪官污吏向来痛恨,虽农家出身,但一生不置产、不贪污、不索贿、不受贿,廉洁自律、衣食俭朴,难能可贵。吴佩孚一生饮食起居简单,吃面食、米饭,每餐只喝少许山东黄酒和绍兴酒。1924年,从英国留学归国的钱昌照,曾记述与吴佩孚初次见面的情景:吴穿着布衣布鞋,白薯屑落了一身,招呼钱一起吃烤白薯,还大谈自己的做人哲学。1927年5月的一天,吴佩孚率卫队逃往四川经河南邓县构林关,受到当地头面人物的热情款待。面对满桌酒肉,吴佩孚却说:“免了吧!战火连绵,百姓不得温饱,我们还要这么多菜干什么?”只留下四个小菜,其余全叫人撤下。本来,吴佩孚定于第二天清早开拔,可地方士绅纷纷前来求字求诗,他大发雅兴,欣然应允,即席撰写了多首诗。谁也没有想到,弄文舞墨竟救了吴佩孚一命。当天上午,他的先头部队就中了河南悍匪索金娃的埋伏,连秘书长张煌言也被乱枪击毙,他却因大发雅兴推迟出发而得以幸免。1932年10月离开成都后,定居于北京什锦花园,主要靠张学良资助维持生计。后因“西安事变”张学良被囚,吴佩孚靠伪京津卫戍司令齐燮元接济,挂个有名无实的“顾问”,每月领“车马费”数千元,算解了吴佩孚的窘困。齐燮元原是他部下,吴佩孚接受这一照顾,可算做“袍泽之谊”,但无丝毫卖国之嫌。

吴佩孚当权后,前来跑官要官买官的亲朋好友络绎不绝。一次他亲下手谕:天、孚、道、云、龙五世永不叙用。这5个字都是蓬莱吴姓一系,一道手谕将自家亲戚攀附之路全堵死。吴佩孚有个老同学在别处多次当官,几次贪赃枉法被免职了,便到吴佩孚处求官。那天,吴佩孚不在,便写了个条子要求到河南当个县令。吴佩孚回家见到条子,提笔批道:“豫民何辜?”意思是河南老百姓有什么罪过?要你来害他们?吴佩孚手下有个老同事无能,吴给他安排了一个有职无权的闲差,整天无所事事。此人无聊之余想过过有职有权的瘾,便毛遂自荐,写下军令状,要求吴给他10万大军,保证平定南方革命党人,“然后释甲归田,以种树自娱”。吴佩孚知道这家伙是纸上谈兵式的蠢货,怎能赋予大任!就在军令状上批道“先去种树”,羞得那小子再不吭声。

不过也有“例外”。吴佩孚当兵时干的是勤务,一天送公文被巡警营一幕僚郭绪栋赏识,郭慧眼识才便拉关系走后门,推荐吴到保定武备学堂做了士官生,吴自此有了事业的起点。吴佩孚饱读四书五经,深明知恩图报。飞黄腾达后,念念不忘知遇之恩。在洛阳大帅府,除接待曹锟使者外,所有中外宾客吴佩孚一律不亲自迎送,唯独对郭礼遇有加,始终不渝。郭有烟瘾,吴有禁令,但特下手谕:“只许郭公过瘾,不准僚属破戒。”郭偶尔害病,吴衣不解带亲自服侍。后来,郭想衣锦还乡,吴保举郭做山东盐运使,嫌官小,郭闹了脾气,说:“难道我就不能当一任省长吗?”于是,吴又保荐郭做省长。郭继续“开价”:“我不做省长则已,要做就在山东本省露脸,这才光宗耀祖。”当吴大费周折为其谋到山东省长之位时,郭已沉疴不起,不久即撒手离世。吴死后,吴佩孚亲撰挽联: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弃下老母孤儿,有我完全负责任;义则为师,情则为友,嗣后军谋邦政,无君谁与共商量。其为人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