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岭南撑起一片天

从名不见经传的小兵,到粤军总司令,陈济棠只用了短短的十几年。当他掌控广东军政大权,成为雄霸一方的“南天王”时,还未到40岁。他跌宕起伏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在陈济棠时代,广州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在文化上,陈济棠主张复古读经。他下台后避居香港,当日本入侵香港时,他坚决不当汉奸,化装成厨子逃回重庆,在国家危亡之际,表现了中国人的气节。

治粤怪事

1931年,陈济棠在广东站稳脚跟后,不断扩充实力,最终独揽广东军政大权,成为“南天王”。

到了1934年,蒋介石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以使国民行为合乎礼义廉耻,适于现代生存,配做现代国民。

陈济棠表面很响应,但实际上另搞一套,他要求全省推行读经,讲三纲五常,推行祭祀孔子、关羽、岳飞活动,目的是要百姓老实听话,文武官吏要像关、岳那样讲忠义,实即忠于自己。这样子,奇事便陆续出来了。

先是第一集团军舰队司令张之英提议禁止夏日男女同场游泳,并转令广东省会公安局实施。泳场因此用木板隔成两半,以实现分泳。

这样的事由一个舰队司令提出,岂不可怪!原来陈济棠是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而张是其老部下,自然心领神会,积极配合了。

跟着,省河督配局局长郑日东,也向政府建议禁止男女挽臂同行,还写了一篇妙文细说理由,文中说:既禁男女同泳,则亦应禁同行,不应严于水而宽于陆。又说女子袒胸露臂,实为“肉诱”。凡此恶习,有害党国前途,故应禁止云云。

1935年4月,陈济棠以总司令身份向广东省政治研究会提议禁止妇女奇装异服,并列出衣着标准如下:

旗袍最长不得拖至脚踝,最短必须过膝。衣领最高不得超过二寸,最低不得低于五分。袖子最长不得超过手指,最短也要过了肘关节。旗袍开衩不得过高,最高只可过膝盖以上三寸。

穿旗袍时,要穿过膝长的内裤。

穿短衣者,衣长要盖过臀部三寸,衣身不得绷紧贴体,须稍宽松。

裤子不得太短,最短也要过膝盖以下四寸。如穿裙子,裙身也要过膝盖以下四寸。

穿旗袍出户外时,不得赤足穿鞋。

是年8月,广东政治研究会除通过此提案外,又通过一项荒唐的男女界限议案,规定如下:

禁止男女同车;禁止男女同食(无论官署、家庭、茶楼、酒馆,一律禁止男女同食)。女人须待男人食毕,方可进食;禁止男女同住(旅馆一律禁止男女同住一室);禁止军人、人民同行;电影院禁止开映男女共演之影片。

省会公安局长何荦是陈的心腹,执行起来自然特别起劲。他宣布由8月1日至10日为宣传期,除在电台播放规定外,又派女宣传队员到戏院、剧场演讲。并以白布上书“取缔奇装异服,9月1日强制执行”的标语,分悬于马路及公共汽车上。

又召集缝衣店及洋服店店主到公安局签署保证书,保证不为顾客制作违反标准的服装。

到了9月1日,正式执行,公安局派出男女检查队,以太平、靖海、陈塘、永汉、宝华等分局管辖的地段为重点,多派人手,检查公共汽车及戏院剧场。其中以洪德分局查得最严,在大基头一带不论客车、行人,均予检查不漏。

从当天报纸对两宗违例事件的报道,可以略窥一二。上午11时,19岁少女林玉卿身穿黑纱,罩以内袍,隐露肌肉。脚穿白皮鞋,未着袜。眼戴黑眼镜,佩心口针。与未婚夫刘某拍拖,行至高第街口时,被段警干涉。玉卿不服,反谓警察理人闲事,干涉自由。最后被带返分局处理。

到晚上11点左右,少妇黄周氏,29岁,台山人。身穿丝质白绸蝴蝶装,配以腰带,脚穿黄皮通花鞋,不穿袜。两手指甲染红。带同女仆到新华戏院看完电影,行到中山五路与中华北路口时,被警察干涉带返分局处理。

这些做法,明显是针对女性的。扰攘了几天后,有记者前往十八甫、高第路、永汉路一带热闹地方观察,发现过往行人,男性占十分之七八,女性只占十分之二,且均是年过三十的人,年轻女性,都不愿上街了。扰民行为,可见一斑。

到了1936年,何荦还不死心,鉴于去年闹了不少笑话,今年他做了两项改进:一是培训了一批专职的女性劝导员,上街劝谕;二是成立专门的所谓风纪警察巡逻队,加强巡查。遇有违例者,即在其身上盖上违反服装规定的印记。这一来又惹出麻烦了。某日,一位公务员的妻子在路上被风纪警察逮着,随即将违纪的蓝印盖于该妇旗袍的乳房部位,这一举动太过荒唐,一时舆论大哗,广州妇女协会亦斥此举侮辱妇女过甚,要求改用女警检查。当局自知犯了众怒,悄悄撤销了风纪警察的巡逻,对禁令也不敢再坚持了。

不过舆论并没有放过他们,不断有反对意见和嘲讽,有一报纸说:真正的艳装妖妇,是坐在小汽车里的,她旁边是贵人,还有卫士,那又从何劝谕、谁去制止呢?

取缔“奇装异服”运动虎头蛇尾,笑话不断。到1936年7月,陈济棠反蒋失败,被迫下野,这场闹剧终于结束。

驱逐胡适

1935年元旦,胡适乘船南下,接受香港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这是胡适接受的第一个名誉博士头衔,其意义在于其影响从学院延及社会之事实,得到了追加的象征性认可。以后,胡适按预定计划游历了粤、桂两地。适之博士游目游心之余,一逮到机会就要“卖膏药”,这是他“历史癖”、“考据癖”之外的第三种癖好,即“演说癖”。

为巩固自己的统治,陈济棠在广东大力推行尊孔读经。他在西南政务委员会提出尊孔的议案:孔子为百世之师,关岳为忠义之表,以道德格民者,宜祀孔子,以忠义率民者,宜礼关岳。提议恢复祭拜孔子、关帝和岳武穆王的祀典,并且由广东省的民政厅和教育厅会同订立祭仪细目,呈准实行。陈济棠还在中小学推行读经教育。他指示广东省教育厅颁布《广东省中小学经训实施办法》,要求全省小学一年级起要粗明经义,高小至初中分四年读完《四书》,高中以上读《五经》,而读《孝经》则从小学至高中一以贯之。凡已采用《国文》课本的学校,一律加插“活页文选”的古文,作为补充教材。他亲编《新公民课本》,课本的第一课赫然印着“陈总司令爱我,我爱陈总司令”12个大字。

陈济棠宣称“我粤以孝治天下”,还组织成立提倡传统道德、阐扬国学精华的“明德社”,由其兄陈维周和社会党党魁张君劢、张东荪主持,邀请谢幼伟、牟宗三等著名新“儒士”担任导师,申明要重建“为政以德,德治天下”的理念;编写历代贤臣、名宦行状的《官人模范录》,在政府官员中,倡行明德修身,要求大家终日惕厉,不忘官箴;又开办学海书院,完全照搬当年张之洞办学的一套制度,以研究周易、礼制、道德经、孔子、孟子、宋明理学、曾国藩文集为课程。

因了这种种强硬的举措,1935年的广州城里到处弥漫着尊孔复古的气息。这一切,都让胡适这位一直高举民主科学旗帜的新文化运动领袖深为忧虑。他决心要把一剂“新膏药”送给陈济棠这位头脑发热的旧军阀。

一到广州,胡适就感觉到在广州“卖膏药”不是那么容易的。

本来,胡适在广州的活动早已安排好,除了原定在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各演讲两次之外,还有第一女子中学、青年会、欧美同学会等。中山大学邹鲁校长早已发出布告,停课两天,让学生听胡适的演讲。青年会头天下午开始卖听讲券,一个下午就卖出了2000多张。

1月9日早晨,胡适踏上广州码头。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吴康、教授朱谦之,地方法院院长陈达材等老朋友和一些闻讯而来的记者前往迎接。正在寒暄之时,一位老朋友托人送来一封信,要胡适立即拆看,上面写道:兄此次来粤,诸须谨慎。

胡适在新亚酒店住下后,翻了翻广州报纸,才知道8日下午西南政务会议开会,声讨他在香港华侨教育会演说公然反对广东读经政策的“罪行”。这时候,吴康也派人送了一信来,信上说:适晤邹海滨(邹鲁)先生云,此间党部对先生在港言论不满,拟劝先生今日快车离省,暂勿演讲,以免发生纠纷。

可是,胡适不愿意就这样离开。恰好陈达材先生问他要不要看看广州当局,他表示:“林云陔主席是旧交,我应该去看看他。”于是,陈达材陪同他去省政府拜会了当时的省政府主席林云陔。林云陔见面后向胡适大谈广东省政府的三年建设计划,又问胡适要不要见陈总司令。胡适说:“很好!”陈达材去打电话,一会儿回来说,陈司令本来今早要给出发剿匪的军队做训话,为了与胡适谈话特意推迟出发。

胡适与陈达材进了在省政府隔壁的总司令部,在会客室坐了一会儿,陈济棠出来了。他操着广东口音的官腔,很不客气地说:“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他滔滔不绝地解说他的两大政纲:第一是生产建设,第二是做人。他说:“‘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要到本国古文化里去寻求。这就是我主张读经祀孔的理论。”他演说了足足半个多钟头。

胡适静听他说完了,才答道:“依我的看法,伯南先生的主张和我的主张只有一点不同。我们都要那个‘本’,所不同的是:伯南先生要的是‘二本’,我要的是‘一本’。生产建设须要科学,做人须要读经祀孔,这是‘二本’之学。我个人的看法是: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这是‘一本’之学。”

陈济棠很严厉地睁着两眼,大声说:“你们都是忘本!难道我们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吗?”

胡适说:“五千年的老祖宗,当然也有知道做人的。但就绝大多数的老祖宗说来,他们在许多方面实在够不上做我们‘做人’的榜样。举一个很浅的例子来说罢。女人裹小足,裹到骨头折断,这是全世界的野蛮民族都没有的残酷风俗。然而我们的老祖宗居然行了一千多年。大圣大贤,两位程夫子都没有抗议过。这难道是做人的好榜样?”

陈济棠似乎很生气,但也不能反驳胡适。他只能骂现存中国的教育,说“都是亡国的教育”;他又说,现在中国人学的科学,都是皮毛,都没有“本”,所以都学不到人家的科学精神,所以都不能创造。胡适听后,忍不住告诉他:他实在不知道中国这20年中的科学工作。现在中国的科学家也有能做有价值的贡献的了,并且这些第一流的科学家又都有很高明的道德。

谈到读经的问题,胡适说他并不反对古经典的研究,但不赞成一班不懂得古书的人假借经典来做复古运动。所以他打算在中山大学讲讲“怎样读经”,和年轻人谈谈研究古经典的方法。这时,陈济棠回过头去望着陈达材,脸上做出一种很难看的狞笑。

既然不能演讲,胡适只好游览了黄花岗、观音山、鱼珠炮台、六榕寺、镇海楼、中山纪念堂和纪念碑,还游览了已作为第一中学的广雅书院旧址。胡适盛赞康奈尔大学校友吕彦直设计的中山纪念堂,认为“图案简单而雄浑,为彦直生平最成功的建筑,远胜于中山陵的图案”。

在路上,胡适对友人说:“广州的武人政客未免太笨了,我若在广州演讲,大家也许来看热闹,也许来看看胡适是个什么样子;我说的话,他们也许可以懂得五六成;人看见了,话听完了,大家散了,也就完了。演讲的影响不过如此。可我不演讲,影响反大得多了。因为广州的少年人都不能不想想为什么胡适之在广州不讲演。我的最大辩才至多能使他们想想一两个问题,我不演讲却可以让他们想到无数的问题,陈伯南不是替胡适之宣传他的‘不言之教’了?”

胡适在广州玩了两天半,1月11日下午,乘坐西南航空公司“长庚”机离开广州,飞往广西梧州。

荒诞迷信

陈济棠一生笃信阴阳命相、堪舆卜算之术,并以之为行为准绳,因此产生许多荒唐滑稽的笑话。

陈济棠的迷信荒诞有家学渊源。他发迹前就受母亲、两个哥哥以及妻子的影响,已很迷信。长兄陈济华,有残疾,从术士法师学医卜星相之学,颇有心得。陈济棠曾在他开设的私塾中读书,耳濡目染,幼年即迷信。五哥陈济湘(又名陈维周),精通算卦之道,是家乡防城县有名的术士,陈济棠对他言听计从。妻子莫秀英更是以她肚脐上的“砂痣”,与陈济棠的“砂掌”相配,而看中当时只是一个连长的陈济棠。

陈济棠既好风水,一时间广东形成“看风水热”。著名术士翁半玄,到广东防城县八宝顶(陈济棠故乡)看风水后说:“陈家这口风水在葬后100年,发出广东第一人,陈老总有今日地位,正是这风水的缘故。”这话传到陈济棠那里,他重赏翁半玄,并聘翁为“大术士”。翁半玄为陈济棠看相,说他是“九五之尊”的面相,行动甚似“狮毑形”。又说,八宝顶的陈家祖坟,只能发出广东第一人,如要大发,必须另找福地。于是陈济棠命翁半玄,遍访广东名山大川,寻找“福地”。

这时另一位看风水的术士温香远,在广西花县芙蓉嶂查访洪秀全的祖坟,遍找不着,只有温姓墓地。问到一位老人,老人说温姓墓地即为洪家祖坟。当年洪秀全兵败,洪族担心“灭九族,掘祖坟”,特将洪姓改为“温”,隐名改姓居于此。温香远看了风水,认为洪姓祖坟葬高了,故在洪氏祖坟周围另选一穴,雇石匠把岩石削平,铺上草皮。翌年春天,草色青青,整个墓穴十分美观,好似在“活龙口”上。他又把当地古老相传的风水歌谣广为宣传。此事被翁半玄得知,立即赶来花县,并怂恿陈济棠买下这块宝地。陈信以为真,花了3万元向温香远买下,又拨巨款营造阴宅。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联合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以抗日反蒋为由的“两广事变”,其个人动机竟与相面不无关系。蒋介石在1934年3月,对江西苏区第四次“围剿”失败。回到南京后,他决定抽调陈济棠的粤军从南路围攻红军,电令陈济棠派代表到南京商谈。陈济棠派了他的五哥陈维周,想借机看一看蒋介石的“相”。陈维周相了蒋的“面”,随后又跑到浙江奉化溪口看了蒋家祖坟的风水。回到广州后,他对陈济棠说,老蒋断难过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这一关,他非死即伤,如我们积聚力量,整军经武,举兵北上,可获全功,到时就能统一天下。陈济棠居然深信不疑,决定举兵反蒋。

举兵之初,陈济棠下令布置几处神坛,规定官兵都要“歃血盟誓”。神坛前一排长桌,焚香燃烛,桌上放着许多装了半杯鸡血的小酒杯,神坛左侧是象征蒋介石的一个草人。参加盟誓的官兵须在晚间赶到神坛前,侍卫先将每人用黑纱布遮住双眼,引至神坛前,行三鞠躬礼,然后揭开纱布。监誓员给每人发一张印好的誓词,各人在纸上签名后,由监誓员带头宣读誓词,然后各饮鸡血酒,依次走到神坛前,拿起木剑向“草人”连劈三剑,表示反蒋决心。宣誓者离开前还要高呼“拥护陈总司令”等口号。

部队行将北上,陈济棠让翁半玄卜了一卦,卦中有“机不可失”四字,陈济棠信心大增,举兵直向江西、湖南。哪知举兵不久,陈济棠耗费巨资、苦心经营的空军大队40架飞机在蒋介石的收买下一起飞往南昌,投奔南京政府。这时陈济棠又命翁半玄再卜一卦,卦中还是“机不可失”,原来卦中的“机”字,不是时机成熟的“机”,而是飞机的“机”。不久后,陈济棠倚之为心腹股肱的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经蒋介石收买,第一个通电拥蒋。师长李汉魂、邓龙光、缪培南、张达等有的通电辞职,有的不辞而别。蒋介石兵不血刃,只用一个半月时间就平息了“两广事变”,陈济棠就此下野。

香港脱险

1936年7月,反蒋失败后的陈济棠从广州跑到香港。8月,他赴欧洲考察了一年。回国后,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等职。

被蒋介石踢出国民党实力圈的陈济棠,已成为一个政治玩物或摆设。但是,在蒋氏圈内已无所作为的陈济棠,在全国抗战的新形势下,他不为敌方的利禄所动,坚持抗日立场,表现出难能可贵的民族气节。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的时候,陈济棠因妻子莫秀英在香港肾病复发,向国民政府请假赴港料理妻病。

1938年12月,力主对日“和平”即投降的汪精卫从重庆逃至越南后,香港很快就盛传所谓陈济棠的“主张”与汪精卫相同的种种谣言。

为此,路透社记者采访陈济棠说:“本社得到消息,汪(精卫)与陈将军均主张与日媾和。如果仅汪一人主张,影响不大,倘将军亦主和,则情势当不同矣,究竟将军之主张为何?请有以见告。”

陈济棠听罢愕然,答称:“余素主张抗日,君等如非健忘,当可复案。今日人招招进攻,岂有主和之理?”并告知这位记者,“明日余当至余所创办之德明中学发表演说,阐明主张彻底抗日立场。”

虽然陈济棠的抗日态度表述得十分清楚,并且果真到德明中学发表抗日演说。但是在此演说之后,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依然数次造访陈济棠,希望陈济棠和她一同站在对日媾和的阵线上。只因陈济棠知其来意非善,把陈璧君屡屡拒于门外。

1941年7月19日,陈济棠又接到有关莫秀英病重的香港来电,为此,他再度请假从重庆到港为妻治病。

但妻病未愈,12月8日,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军侵占了香港。这时,香港再次盛传有关陈济棠“变节”的谣言,有的说陈济棠已经在广州发表对日媾和演讲,甚至有言陈济棠已经投奔南京汪伪政权。

当时的南京汪伪政府在香港沦陷后,又派遣陈璧君、褚民谊、林柏生、陈君慧等,前往香港九龙地区“抚慰”滞留在那里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和已被日军扣押的重庆要员。陈济棠也被汪伪政府列为能够“汇合”于日汪“和平运动”的“军政界有力人物”的名单中。

陈济棠也说:“香港已全告陷落,自此余遂置身于敌人势力范围之下矣,日本人索余益急,危机四伏,随时有被捕之虞。”

很快,陈济棠的好友沈以甘果然来告:“汪已派伪广东民政厅长某(在香港)到处寻访,谓汪渴欲公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这一消息,使陈济棠决心逃出香港,奔赴国民政府统治区。

由于陈济棠“深知如在港为日军所获,必将被迫与汪伪政权合流,而为其所利用”,之前就曾电请蒋介石并获允准派遣飞机前来九龙,接他全家回重庆。不料所派飞机在粤北南雄失事,且九龙的启德机场也为日军侵占,使“乘机赴渝之举,乃告绝望”。

12月18日,日军由九龙往港岛渡海,战火延及港岛的铜锣湾,陈济棠判断“香港决难久守”;他的妻子莫秀英也说:“日寇欲得子以为傀儡者必甚于他人,子晚节将何以自全?”劝他迅速化装逃难。

病妻之嘱,使陈济棠在感激之余,坚定了出逃的决心,随即把莫秀英和子女托付亲信江茂森。

经与朋友沈以甘、邓瑞人等相商,决定由邓瑞人所属盐业公司职员林绍荣负责带领陈济棠出逃。19日化装下山时,陈济棠对子女说:“有人问我行踪,可言我于12日(即日军占领启德机场的前一天)乘飞机到重庆去矣。”

陈济棠还安慰莫秀英:“余昔日历险已多,均能履险如夷,此行决无危险,汝可安心。”并告诉她,为安全起见,这次出行暂改乳名“何养”,并决定先至云咸街华侨中学暂住数日,等待“停战三天”时再行外逃。

而就在陈济棠做出逃准备时,其妻莫秀英和长女陈佩馨、幼子陈得宁等所藏防空洞上的住宅,中炮起火,“几乎全葬烈焰中”,令陈济棠“惊慰交感”。

12月27日,香港完全沦陷后的第三天,陈济棠为安全而迁居邓瑞人之侄开设于中环的兴发祥号。由于兴发祥号条件简陋,床铺无垫褥,陈济棠腰部受寒剧痛,连饮食也不能起来。陈济棠虽然认识许多在港名医,但为了保守秘密,他忍痛不医。后林绍荣也得此病,经治痊愈,陈济棠也用此方治疗,疼痛终于停止。

此外,陈济棠也做好“舍生存义”的思想准备,请林绍荣取来鸦片“钱余”,准备在必要时服食,以“成仁取义”;同时找来算命书和卜卦龟壳,假装星相算命术士,以掩人耳目。

但就在这个时候,又有旧友二人来访,相劝隐匿香港,必要时可出面维持香港大局。来意明确,企图借陈济棠的名声为日本维持对港统治,以与南京伪政权相呼应。陈济棠对此二位不速之客明确表示:革命者只有走直线,不能走曲线。言毕,便向他们出示所藏鸦片,表明抗日之志不可夺的决心,使他们扫兴而去。

陈济棠因行踪已经暴露,被迫再次转移于一卖粥的小店租其斗室暂避。身居港岛的陈济棠,急着过九龙入粤,但是,日本兵每日都在枪击渡海出逃的人,使陈济棠终于打消经九龙回内地的念头。

1942年1月9日晚,林绍荣对陈济棠说:“汝如能耐苦者,可由西环坐小船赴大澳,总较渡九龙被日人枪杀为佳。”

急于离港的陈济棠,完全同意林绍荣所提逃出香港的新路线。10日,林绍荣亲往西环侦察情况,果然不见有日军守备,陈济棠获悉,高兴万分。次日凌晨四点半,即在林绍荣的陪同与保护下,踏上离港之路。

由住处至西环的15里步行中,陈济棠见到沿途都是持证购米者(当时日本人规定每日每人配给六两四钱大米),接踵延绵达数里,不时可见体弱者晕倒在路侧,陈济棠对此感叹不已。

上午7时,陈济棠抵达西环的码头,但出乎意料地见到两名日本宪兵持枪在岸边对上船的人搜身。于是,林绍荣在前,陈济棠随后,均未化装,俨如主仆。日本宪兵先搜陈济棠身,只见兴发祥名片一张和鸦片一盒,别无他物,以为是黑社会中人物,挥手而去。

再搜林绍荣身时,拿走他20元港币后,也放行了。如此顺利过关,陈、林二人同样出乎所料。

从日军枪口下逃生的陈济棠,急急与林绍荣走下小船离港。陈济棠后来得知,他们走后的第二天,日军即为搜捕他们所要捕获的人,而禁止任何人员从各口岸外出,真是大幸。